童大焕

必须追问跨桥事件中的人祸因素   童大焕       7月24日下午5时20分，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汤营村伊河汤营大桥整体垮塌，桥上众多过桥和滞留人员不幸落入水中。截至26日下午6时，至少4000名昼夜“拉网”搜救的人员已救出6名落水群众，发现至少37具遗体，目前仍有19名群众下落不明。（7月27日《大河报》）     每当事故发生，责任人总是第一时间把它归结于天灾，诚如栾川县交通局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大桥本身设计得早，根基是自重力式的，不像孔桩桥基牢固。洪水来临时，河里漂浮着很多上游下泄的树木。由于树木阻塞桥孔下泄水面，导致洪水对桥冲击很大，瞬间垮塌。然而，中国老百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经典的生活经验总结，似乎可以适用到任何一次大型灾难事故上。     跨桥事故24日下午发生后，河南栾川县委、县政府25日就向市委、市政府作出登报道歉和检查信，可谓神速。但信中却没有对当地民众片言只语的歉意与安抚。可见即使灾难当前，一些官员眼里塞满的仍是“权力”，而未见得是百姓的安危与万家忧乐。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座整体跨塌的大桥，去年就因为部分坍塌，曾进行过维修。当时，桥面还增加了汉白玉栏杆，铺设了新的柏油路面，但是没有对桥基进行加固。真正是“绣花枕头一包草”。记者实地探访的景象，让人惊呆：整座大桥全垮塌在河中，只剩下拱形桥基。桥两头的汉白玉栏杆仍存，柏油路面很新。垮塌的桥面未见有钢筋。 再就是，跨桥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动员全县上下全面排查各类事故隐患。特别是尾矿库、水库、桥梁、河道、松动山体等容易发生灾害的地方，要求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措施，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故。为什么有关部门在此类问题上一点预见性都没有呢？今年汛期来临，当地政府对这座桥的潜在危害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说没有任何“预见”是不对的。这座桥本身，桥北头本来就有一座提示牌，啥年修的，啥年维修过。可后来，这块提示牌竟然在桥塌后被人摘走了。为什么要摘走？只能说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心虚罢了。为什么心虚？责任没有及时落实到位，应预见而未预见，玩忽职守罢了。     从汉白玉栏杆的设计，到大桥整体垮塌时桥上有众多滞留人员的情况看，该桥除了具有通行功能，还具有景观和休闲观光功能。只是如今，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恨，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座兼具通行和观光功能、人们很容易在其上滞留的大桥，其设计、施工、建设、维护和管理如此了草，情何以堪？     想当年，重庆纂江跨桥案，由于一副县长在涉案跨桥工程中受贿超过十万元，被处以极刑。我们当然不希望，每一次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都牵出令人不堪回首的腐败案件；我们更不希望，在每一次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后面的重大伤亡之上，又叠加因腐败而不得不追加的人命伤亡；我们尤其不希望，总是只有在因腐败和渎职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后才来问责。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痛心疾首地去追问、去追查，在每一次重大安全和责任事故后面，到底有多少腐败因子、有多少渎职因素？惟有不留漏洞的追查与问责，才能告慰那些无辜的亡灵和我们这些侥幸的生者：这人间，即使“正道”已不存于某些人的心中，但我们的制度，我们社会的主流，仍然在艰难地维护、修补这样的正道。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童大焕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三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1978年代，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我国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党、政、军机关幼儿园大量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近。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政府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各地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养成教育，任何人都需要，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从家庭培养孩子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入城市以后，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对孩子实行无人照看的“放养”，而多数城市新移民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高昂的幼教费用，政府及时承担起“为社会、为国家养育人口”的责任亦是当务之急。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惟独政府垄断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要多少，面积要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而且产权不明，使得民办教育机构不敢放开手脚。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是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要八年半时间，孩子可等不及啊！再说，北京每年还有60多万的新增人口；未来一二十年，全国范围内，大中城市平均每年新增人口也都在1%以上。再说，在偌大个北京城，这么大的投入却只集中于30所学校，孩子们就近入学理想又何以实现？     用市场化的力量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百姓最该坚持的两类投资   童大焕       既然谈了中国百姓最该远离的两类投资（股票、古董），就应该有破有立，谈谈中国百姓最该坚持的两类投资。     不用说，我第一主张要坚持的是房产，尤其是中心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产。     很多人认为目前全国范围内商品房价格都过高，因此买房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但放在一个大时代大历史的背景下看，也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看法。事实上，“房价过高”的问题从1989年就开始了，当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了一则关于房地产的新闻评论——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21年来，“房价过高”的言论从未间断过，但房价的整体走势却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过去近200年间，由于消灭了天花，以及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水平也水涨船高，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零年时全球人口为2.3亿，到1820年增加到10.4亿，平均年增长为0.08%。而近180年来人口从10.4亿增加到65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1975—2003年间平均为1.6%；2003—2005年为1.1%）。而过去10年和未来2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将不小于1%，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将不小于3%（如北京2009年常住人口在2千万左右，但机械增长的人口就高达65万）。人口聚集必然带来财富的高度聚集和财富增速的加快，在“小富进城，大富进京”的历史潮流中，切不可以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准来作为衡量当地房价的尺度，而是大城市房价由外来富裕者支撑，小城市房价由“衣锦还乡”者支撑。     从历史长河看，房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相对下降的。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主要原因是科技的发展。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是3倍），同样的时间内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有3倍），但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     今天中国内地的高房价最终也将由通胀来买单。截止到2010年5月底，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为8.6万亿美元，中国的M2到5月底达到了惊人的66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现在新的汇率大概接近10万亿美元，比美国还高。而我们GDP只有美国三分之一，美国有14万亿美元，我们只有5万亿美元。房价不可能大幅下降，而是通过通货膨胀后的工资、收入上调缓解。全社会的货币贬值，将最终为房地产买单。     不要指望政府能够强力打压房价。如果强力打压必将误伤整个经济。2010年4月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严控第三套房和外地户籍人口购房，结果是，二季度中国经济各项经济数据纷纷掉头向下！说房地产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也好，说房地产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最大买家、房地产是中国支柱产业也好，这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性的选择，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可以左右的。时势终归比人强。     在中外历史上都没有前例的最大规模的高密度城市化（人口高度向大城市集中）过程中，如果能够“大隐隐于市”，在中心城市的中心区域，或者在稀缺的名山胜水区域按揭拥有一两套房子，在未来二十年内带给你的回报，可能远远超出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像。     当然，如果你抱定了决心一有钱就衣锦还乡，非得要花很低的代价在老家盖个没有产权的乡间别墅，那么你今天貌似登上一艘豪华游轮，但你买的可能是一张异常昂贵的泰坦尼克号船票！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城市化巨变中，注定有一些乡村和小城镇是要迅速衰落的。     除了房产，另一类投资是珠宝，尤其是高级珠宝，它们包含钻石、翡翠、和田玉、红蓝宝石等的中高级品种。珠宝投资的回报空间甚至要大于房地产。原因有几个方面：1、这些天然矿物不可能像房子一样按着图纸设计生产，产品的珍稀性天然存在；2、比起房地产，它们的资金门槛更低，同时不像书画艺术品和古董一样深奥，且可以通过仪器鉴定，同时，其日常装饰等效果远甚于古董和书画。3、进入城市生活的人将迅速告别简单的温饱需求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4、也许是人性的贪婪，也许是珠宝具有夺人心魄的力量，一旦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且爱上了珠宝，往往会出现进多出少、收藏多于流通的现象，导致珠宝行业微妙的供小于求使价格走高。     2003年以来，七年多时间里，房价平均上涨3到5倍，算上2成首付、8成按揭的银行杠杆效应，投资回报最高为15到25倍。同期，一只3万元翡翠手镯涨到100万元，3万元一公斤的翡翠原料涨到80万元且成色没有当初的好。这么看，翡翠的回报约为27至33倍。     犹太人的经商史也许可以反证珠宝行业的潜力。据统计，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0.3%，但美国的百万（美元）富翁中有20%是犹太人；要进入1999年《福布斯》这个排行榜，至少需要6.25亿美元净资产。而在所有400大富豪中，犹太人占23%，前50大富豪中，犹太人占36%。那么，犹太人最热衷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呢？它们是：金融股票业；珠宝、零售业；电影电视业；新闻出版业；服装美容业；电脑业；房地产业；玩具制造业。其中，金融、珠宝、零售是其永不衰落的三大传统产业。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民建官拆”应该有历史性的终结   童大焕—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       因为被一些媒体耸人听闻地称为“最牛违建”，西安南郊北山门口村13户村民将仅有的七分宅基地凑在一起、在夹缝中建设的23层高楼，目前遭遇到被令立即停工的命运。（2010年7月21日《新京报》）     在我看来，这13户村民在7分地上的建设行为，是一种“向空中要宅基地”的自救行为。因为报道显示，到2008年该村进行宅基地分配时，只剩下最后七分地，却还有13户村民没有宅基地。既然不能按常规在平面上要土地，就只能非常规地向空中要土地。我想，农民的这一点权利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农民自建、合资或联合引进资金建设房屋用于自住、出租或长租，虽然不一定像西安这个“史上最牛”那么引人注目，但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却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也是经济自由的基本表现。     但是我们以往的管理规定，墨守成规，坚持认为农民在自有土地和宅基地上建设住房，不能用于出租、转让等商业行为。进而导致各地的小产权房层出不穷，甚至时常演出“民建官拆”的尖锐矛盾。     这个问题多年来始终僵持不下，双方各有损伤：政府损伤的是权威和信誉，而村民或乡村一级组织损伤的则是财富。而更多的小产权房或者“违章建筑”却在城市化的风风雨雨中顽强地屹立不倒。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对于农民自建房来说，也当作如是观。即使现有的法律法规全部不动，不必更改，农民建房可以解释为“有法可依”。因为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是允许农民在自有宅基地和建设用地上兴办“乡镇企业”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房地产经营就不是乡镇企业，按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权利法则，在自有土地上自建房需要的不是严厉禁止（事实是禁而不止）而是严格规范。     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看，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房屋的自我开发，对于降低城市化成本、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可以降低房屋价格和租金，让底层进城百姓和新毕业农村大学生们在城市有立锥之地、喘息空间，从而获得足够的上升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它可以自我解决城市化地区农民的就业问题；同时，它还可以给未来政府留下源源不断的稳定税源——对于那些非一次性出让70年土地使用权上的房屋，政府可以试行物业税。为政府留税源，为底层留空间，为后代留安宁，为社会留自由。而不是所有利益都要地方政府独得、所有财富都要由这代人一次用光，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呢？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