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挖掘机狠狠从共和国身上碾过去   童大焕       7月2日下午13:12，湖南省政府网红网以《村干部勾结黑势力，推土机碾死老村民（图片血腥，慎入）》为题，图文并举报道了一起惨不忍睹的血案，随后，很多纸媒体也做了报道。报道显示，2010年6月26日 上午9点50分，在广西资源县中峰乡车田湾村委干部程玉红利用干部身份，带来六个两牢人员及四名社会混混，故意用挖土机压死当地七旬村民王庆柏。据悉，早在半年前，程玉红就在白水安村的工程中打伤多名村民，性质恶劣，手段残忍。     虽然，有人媒体在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是因争揽工程而发生命案；虽然，截至笔者写稿时，开挖掘机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以故意杀人罪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但我们仍然要追问：开挖掘机的工人充其量是一个小喽罗，他哪里来的胆量、哪里来的仇恨，敢于将挖掘机的履带活生生从一个老人的身上碾过去？！而他的幕后指使者，究竟有什么能量，敢于如此胆大包天、如此嚣张横行？他——幕后指使者，又该、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     可以说，这台挖掘机，不是碾在活人的身上，而是碾在六十年共和国的肌体上！从画面看上去，死者与挖掘机的轮子不到 一米 远，死者几乎被碾平，与周边的黄土呈一平面。整个人就在推土机碾过的辙痕上。     这样的惨象，已经无法形诸笔墨。在这样的残忍和惨象面前，任何笔墨都是苍白、无力甚至轻佻的，只有图像本身，告诉我们，如此惨烈的现实，居然会发生在号称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的今天，发生在共和已经六十年的神州大地上！     多少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活跃着两个强盗：一是基层权力的黑社会化，二是基层权力的公司化。这两个强盗，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掠夺与荼毒民众，把和平的土地变成战场，把财富的创造变成掠夺。它，以及掌握着它的“他们”，只会成为仇恨和敌意的温床，支撑不起社会共和的蓝天。     从2003年9月15日 安徽池州市民朱正亮因为拆迁纠纷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始，全国各地因征地、拆迁、工程等问题的官民矛盾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尖锐，场面越来越血腥。河北定州血案、（广东汕尾惨案）、成都唐福珍案、辽宁张剑案等等，罄竹难书。     时至今日，连天子脚下的北京，也不时受到黑恶势力的干扰和胁迫。北京警方6月21日 表示，将重点打击插手农村地区基层政权，欺行霸市、控制市场以及非法讨债、从事“黄赌毒”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和黑恶势力犯罪。     4月18日，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街道办事处张家营村，当拆除“违建”的铲车直接开向孟建芬并将其碾死，另有一名村民重伤（4月23日 《新京报》）时，我不相信人类的历史，就是铁蹄和车轮不断从人身上碾过的历史；     6月28日，当因2009年在树上居住三个半月对抗拆迁而闻名的重庆“鸟人”陈茂国在奉节市法院受审，并被加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时候，我仍然不相信，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逻辑就是弱肉强食。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去，那些曾经征地、拆迁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那么我们一定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使一些原本同样从娘胎里出来的官人，慢慢地变成了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眼里只有钱而没有人的禽兽不如的东西？ 挖掘机！挖掘机就从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天空、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身上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它震耳欲聋，惊天动地。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房地产业已经形成投资依赖   童大焕—2010年7月5日《珠江晚报》     作者按：马光远在他的微博中说：经慎重考虑，收回对今年房价下跌30%的预期。未来如果宏观政策再次反复，房价重蹈2009年的覆辙将为期不远。如此，则不出五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惨烈将取代日本成为经济史上最经典的案例。（7月5日《新京报》）     我的判断是：内地楼市既不会重蹈2009年覆辙也不会重蹈日本覆辙。即使宏观政策再度宽松，也不可能宽松到2009年的程度。但是，内地楼市的“投资依赖”已经高度形成，购房人不要心存太多幻想。如果真想买房，最好不要错过本次调控的机会，今年七八月份会是一个较好时机。这个时候，不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都已经有了实质性的下降。     请参看笔者今年年初的文章：http://tdh318.blog.sohu.com/142558114.html       按照惯例于7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今年被提前到6月底召开，原因是今年二季度经济运行数据不再乐观。4月份人大财经委会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国务院六部门都参加了汇报，虽然六个部门提供的数据口径不同，但都认为一季度经济回升向好，开局良好，国民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的区间。但是，刚过了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一改第一季度高位运行的势头，各项经济数据纷纷掉头向下。考虑到政府对目前经济指标下滑的担忧，新经济刺激措施有可能卷土重来。（ 7月3日 《经济观察报》）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二季度各项经济数据纷纷掉头向下，与4月中旬以来“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紧密相关。去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房地产和汽车双双回调。与此同时，外需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也在回落。     很多抨击房地产市场的人们都把房地产市场排除在内需和实体经济之外，但一方面，房地产至少是内需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如中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所言：房地产是整个实体经济的买家。老百姓是房子的买家，也是实体经济的买家。     换句话说，房地产业牵涉到中国六十个左右的上下游实体经济产业，它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整个中国实体经济的最大容器。中国钢材市场将近百分之五十或者百分之四十几由房地产市场消化。如果房地产业不开工，就影响民工就业，甚至影响整个的就业问题。它会影响整个经济层面。房地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下降，如果能够有其他产业的上升补上，那么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也不大。     问题在于，房地产业的一枝独秀畸形繁荣，恰恰是因为其他行业不景气导致的！行政垄断和权力腐败已经从工商资本和收入悬殊两头灼烧城市高房价。工商资本方面，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如果房地产之外的实体经济领域行政垄断和行政过度管制导致的腐败、高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不解决，权力调配资源而不是真正的市场调配资源，那么，活跃工商经济、让工商资本停留在工商领域就是一个空想、一句空话。     而行政垄断和大量权力腐败导致的收入悬殊，则使城市商品房大部分成为投资品，在城市化背景和全球性通胀的双重夹击下，再高的房价也有人买单。经济学家盛洪在《垄断行业掠夺了多少财富》一文中写道：可以发现，只要一个产业存在垄断，全社会，包括国库和消费者，每年就可能有数千亿元的收入被侵夺；十个垄断产业就会转移走数万亿的收入。这相当于我国一年GDP的若干分之一，也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收入的不小份额被垄断部门侵夺。这部分巨大利益，按照垄断部门的内部规则分配。     可以说，经过了12年的城市住宅商品化历程之后，今日中国城市的商品住宅已经形成了高度的“投资依赖”，即大量依靠投资者支撑城市房地产市场。因此，本轮针对投资行为的“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一出台就立竿见影，楼市成交量急转直下。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国范围内现有房价下降一半，仍然是多数人买不起房。而如果房地产真的调控到那个程度，那么银行、政府收入和我国实体经济以及社会就业，都早已经到了不堪承受之重的地步！     因此，一切又问到问题的实质和原点上来：靠调控房价和控制房地产需求，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效果会适得其反。根本的问题是打破和拆分 “吃里扒外”（向国内民众攫取巨额垄断利润并向海外巨额分红）的行政垄断、减少政府管制和税费，还市场自由于工商资本，还利于民众，形成百姓收入增幅超越GDP增幅和财政收入增幅、超越通胀幅度和房价涨幅的历史新格局。除此之外，都是扬汤止沸不得要领。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取消治安队刻不容缓   童大焕—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7月1日，东莞长安上沙社区中南治安联防分队被指控在当地警方已要求释放的情况下，擅自拘押并粗暴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长达13个小时。逼供无成果，上沙治安队组长竟找来三名社会人员，在释放孙小飞后，对其进行围殴致其颅骨骨折，大脑严重出血，生命垂危。（7月6日《南方都市报》）     治安队类似暴行乃至于强奸、杀人等恶劣行径并不少见。此次警方的调查通报，更是佐证了一个事实：为了获得奖励，不少村级治安联防队员大搞暴力取证甚至与当地黑恶势力勾结，已成为严重影响当地治安的地方一霸。因此，取消治安联防队早已是一个无需讨论、只需壮士断腕痛下决心的问题。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初衷的治安联防队，到头来会成为危害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祸害。其实，即使今天立即取消和解散各地治安联防队，距离公安部下达用三年时间清退全体治安员的通知已整整六年，不是解散得太早，而是行动已太迟。     从治安队的人员组成及人员流动性等方面来看，治安联防队的“流寇”性质使它根本不具备“改善”和“改造”的可能，惟有取消和解散，才是法治之路，才是百姓之福，才是治本之策。     首先，正如警方介绍的，治安员招聘主要来自本地户籍的社会闲散人员，而稍微有点头脑，有点其他才能的人都不会去做治安员。其次，很多人本身就抱着捞钱的想法进治安队的，因此，维护治安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真正目的，以维护治安为由为自己捞钱才是他们的目标所向。第三，治安员队伍整体性、普遍性的急功近利，又加剧了这一行业的风险，使这一职业的稳定性变得更差，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行业的急功近利行为，使这一行业和职业陷于无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当中。     因此，它业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危害地方百姓安全和地方形象的一颗恶性肿瘤，非切除不可。     事实上，无论在何时、何地，类似于辅警或协警的治安联防队伍，本身并不能行使公安机关的职权，既无权擅自拘押，更无权行使暴力。而其职能，更多地是形成一种对潜在违法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同时对公安机会起到“了望哨”和“信息眼”的功能。     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确是遇到警力不足的矛盾，迫切需要辅警人员与正规警察一道，共同维护社会、社区治安，则必须充分吸收社会上的高素质人员参与，而不是走完全背道而驰的大量启用“滥仔”的道路！这方面，城管制度当与此同。在这方面，在一些西方国家，乃至于中国的香港地区，N G O参与维护公共安全工作，已经形成了良性的运转，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N G O参与社区维护的最大好处，是从社会各阶层中招募志愿者，人员基本素质得到保障，甚至吸引许多热心公益、德高望重的人参与，形成强大的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参与者的公益性目的也非常明确。改变了逐利性目的，文明、有序也将得到相应的保证。而它的功能，却丝毫不会因此而退化，甚至完全会因为其高素质的文明特征，而深得社区群众的拥护，进而与社区群众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更便于形成城市街区、社区无处不在的“治安的网”和“城市的眼”。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唐骏有义务公开回应造假质疑   童大焕—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从7月1日晚间开始，有“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在微博上发布了21条博文，逐条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学位、论文、专利发明和工作经历。     对于众皆期待的唐骏方面的回应，唐骏的助理李欣称，“一切都是空穴来风”， “唐骏不想回应，也不愿意将一个私人问题上升到公众事件，以免让方舟子达到炒作目的。”有网友表示，唐骏只要把自己的学历证书照片贴到网上，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李欣则表示，“你方舟子又不是执法机关，也不是唐骏的上司，唐骏有什么义务要把学历证展示给他看？”唐骏自己则回应记者说，“凭什么要回应他，他要是下次说我的结婚证和护照造假，是不是我也都要拿出来看？”（7月6日《京华时报》）     首先应该澄清一个问题，方舟子质疑唐骏“非为私仇，乃为公利”。如果一个在自我期许并且在现实社会中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被尊为“青年楷模”的人，却是用履历的造假来神化自己、给自己贴光环，这难道是社会可以容忍的一件事吗？作为公众人物，唐骏有义务就自己可能遭受的任何道德质疑公开向社会作出澄清或说明。同时，方舟子所质疑的，是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已经通过公开发行向全世界的读者宣告的事实，那么，唐骏固然没有义务向方舟子展示其学历证等证明资料，但是却有义务向全世界的读者公开展示相应的证明资料。在这方面，媒体显然有求真的义务和责任，唐骏方面也有配合媒体调查和报道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就是对众多读者的欺骗！     唐骏的助理李欣表示，如果媒体想核实，她可以报销机票和住宿，让媒体亲眼看一下，但不允许报道。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蛮横和无理的要求，是对公众知情权和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软抵制”。试想，如果不允许报道，只允许媒体记者“亲眼看一下”，那么记者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又干什么呢，是为了体验一下你唐骏方面“报销机票和住宿”的钱格外的大吗？     有人呼吁“英雄不问出处”。唐骏的助理李欣也强调“唐骏也不是靠学历吃饭的人。”问题是，英雄不问出处与履历造假是一杆子打不着的两码事，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人家也没问他要学历证明。你有能力是真，但是你自己告诉世界你有那么一大段“光辉历程”，那你就必须证明那“光辉历程”的真实性，否则，不仅你书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人品道德也将受到质疑。     再说，比如前不久靠一大堆虚假身份编造“张悟本神话”张悟本，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他有那么多拥趸，“能力明摆在那儿”，不必用履历身份证明呢？而他的“能力”和众多拥趸，又有多少是靠他虚构的“不凡身份”支撑起来的呢？     同样地，如果有那么些年轻人，跑到唐骏的公司来说：我没有文凭，但是我有能力。唐骏先生是否都会相信他们并一一给他们施展的舞台呢？再问，在唐骏的“一路辉煌”中，唐骏到底有没有拿“真的假文凭”或“假的真文凭”做敲门砖？     此外，方舟子还透露，他在7月2日下午曾接到过恐吓电话。那么，这个问题是请方舟子出示证据呢？还是由唐骏方面做解释？     人无信不立。履历造假与否，关系一个人的诚信问题，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希望唐骏方面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全面、公开、正面回应方舟子的质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有做贼心虚的人才会躲闪回避！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打工皇帝唐骏陷学历造假门 母校已被解散 http://msn.ynet.com/view.jsp?oid=67375213&pageno=1  

外强中干的世界最赚钱公司 垄断的官僚公司不可能真正有创新   童大焕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6月24日 召开的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表示，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很大差距。虽然125家中央企业中，有中石油这样的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可是数不出几个产品能排上全球第一，更找不出一个全球叫得响的品牌。（6月25日 《人民日报》）     想当年，国企“减员增效”的时候，我们倾全国之力向国企注资，又裁掉3200万员工（只剩4500万），然后又加强他们的行政垄断地位，他们坐在那里收钱，终于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全球最赚钱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国企的赚钱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却也大大提高了。同时，只占8%的垄断企业职工却连年拿着55%至60%的工资，且央企高管的收入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眼见着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     更让人憋气的是，同样是行政垄断的央企的股东，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H股股民当年收回成本，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而其后来在国内A股上市，每股发行价16.7元，平均每年分红却不到一角五分钱，内地A股股民100年都收不回老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我们的A股股民，反而折掉了60%的老本。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你当然可以说A股上市时，这些垄断公司的市值更高了，所以卖更高的价格理所当然。这个我们当然认同，不然A股股民当时也不会去买这些垄断国企的股票。但是，为什么同样是“一股”，海外H股股东每股分红却是A股股东的几十上百倍呢？我想不明白。不知道有关的垄断国企，以及负责监督国有资本、保障国民利益的国资委能否解释个清楚明白。     在这个技术立国、品牌立国的时代，单靠竭泽而渔式的垄断性攫取，当然不可能有持久的好日子。垄断性的攫取就像社会的癌细胞，在疯狂吞噬社会以自肥的同时，最终必然导致与社会这个原本健康的躯体“同归于尽”的命运。因此，有关监管部门似乎有了危机感。李荣融说，中央企业以技术进步求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工业新产品开发的技术约有70%属于外源性技术。国资委已明确，将优先在科技型上市公司探索股权激励机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选择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院所转制企业开展分红权试点，构建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长效激励机制。     但是，垄断从来都是与腐败低效画等号的，而技术创新往往需要长期、巨额的投入，从而大大影响垄断型企业的高管绩效，这与官僚化、短期化的垄断国企高管形成必然的利益冲突，在垄断+国企的双重体制下，怎么可能有一个良好的、鼓励技术创新的机制呢？     这就像我们劳民伤财地花了无数的国库银子，搞什么985工程，去争创什么国际一流大学，但在垄断的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下，我们怎么会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怎么会有真正的教育家办学呢？北大校长许智宏一退休，就公开宣布中国没有一流大学。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而这样的结局，其实从教育垄断中就早已注定了的。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