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热钱正在逃出中国

新京报:外汇占款四年来首度下降   本报讯 (记者苏曼丽)欧债危机或已经引发热钱回流欧美。央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5.4869万亿元,较9月份减少248.92亿元,这是2007年12月以来外汇占款首次下降。   但专家表示,我国仍然存在资本项目管制,热钱集中大量流出不太可能。   报告称10月1800亿热钱流出   央行数据显示,10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5.4869万亿元,据此计算,当月外汇占款下降了248.92亿元,而9月则新增2473亿元。中国前次单月外汇占款下降在2007年12月,当月下降额约2300亿元。   此前因人民币升值和美元疲软令中国面临巨大的“热钱”流入压力,今年前九个月,月均新增外汇占款约3258亿元,较去年月均新增2720亿元继续扩大。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微博)表示,月度外汇占款减少确实罕见,2007年出现此情况是因为财政部用特别国债注资中投所致。   数据显示,10月,中国贸易顺差为170.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83.34亿美元,两者之和约1600亿元。中金公司在最新策略周报中估计,10月热钱的流出规模约1800亿元。   欧美经济动荡“吸走”热钱   赵庆明分析认为,10月份外汇占款减少与国际上看空中国经济,尤其是9月末香港人民币NDF报价出现逆转等因素有关,导致居民更倾向于持有外汇和积极购汇。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因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着陆”、地方债风险的担忧,国际资本可能正流向美元资产寻求避险,而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贬值预期使得一些投机资本逃离中国,这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减少。   中金报告指出,考虑到外需放缓、美元走强以及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已不大,外汇占款未来将出现趋势性的减少。赵庆明也预测,未来几个月仍有可能出现外汇占款净减少,但由于我国仍然存在资本项目管制,所谓的热钱流出不太可能大量集中发生。 —————- Hot Money’s Hurried Exit from China More signs of bearish sentiment on China, this time from cross border capital flows. Data released Monday showed China’s banks were net sellers of foreign currency in October (in Chinese). That’s unusual because China’s trade surplus, combined with inflows of direct investment, mean the mainland’s banks are almost always net buyers of foreign currency. Indeed, the numbers normally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e surplus, banks are buying up speculative capital flowing into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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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11122】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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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胡平:国际关注是帮倒忙吗

唯色注:胡平先生这篇文章让我深有感触。 藏人连续自焚,以自焚抗议中共压迫,而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是非常重要,但不少人一不理解、二认为无用、三认为国际关注会帮倒忙…且别转移话题,在被压迫者捍卫尊严之时,在藏人为了尊严而斗争之时,每个人的良心很重要,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很重要。 因此转载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文章中的黑体部分是我所加。 这张图片来自Facebook,火焰中的藏人是在11月3日自焚的尼众班丹曲措,她是第十二位自焚的境内藏人。 国际关注是帮倒忙吗 文/胡平 内容简介:在大多数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英雄行为大都是社会性行为;它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11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中国媒体人陈敏的文章《中国为什么不肯倾听》。陈敏批评美国政客在陈光诚事件上帮倒忙,因为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权力,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让步。 按照陈敏的观点,如果美国在例如中美人权对话等关门会谈中提出陈光诚的问题,效果可能还更好些。然而我敢说,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想必曾经多次以不公开的方式向中国方面提出过陈光诚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 陈敏认为,外部压力只会使中国政府死硬到底。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陈敏大概就该批评西方媒体了,因为西方媒体发表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消息,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压力。 记得在2007年山西黑窑事件曝光后,陈敏讲过这样一段话。 陈敏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陈敏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陈敏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完全理解陈敏的无奈。我知道,在今日中国,尽管群体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二十万起,但实际上,面对权势集团的压迫与剥夺,绝大多数受害民众采取的态度是逆来顺受,因为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敢于起来从事维权抗争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由于今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们投入维权抗争,风险大而收益小。事实上,在大多数维权抗争中,参加者们都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往往遭到压制和蒙受额外的物质损失。倘若人们仅仅依据个人利害得失行事,那么他们多半就不会投入这样的抗争。可见,抗争者之所以起来抗争,必定是有着另外一些东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气,那就是尊严、自尊。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补偿或改善处境,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尊严,为了坚持正义。 陈敏批评西方政客考虑自己利益多,设身处地为受害者(陈光诚)考虑得少,但是,陈敏是否认真思考过,像陈光诚这样的受害者到底需要什么呢?必须看到,陈光诚之为陈光诚,就在于他不只是受害者,他更是抗争者。正如维权人士胡佳所说:陈光诚“从2005持续至今六年,他的脊梁就是不肯弯。这不是他的错。志愿者前往龙潭探访,国际社会频繁关切,这些都冲击着强权者的意志。我觉得去的人太少了,国际关注还是力度不够。” 我想,胡佳并不是认定如果去探望的人多一点、国际关注的力度大一点,陈光诚的处境就一定会好转,只是,作为陈光诚的好朋友,作为有着类似经历和遭遇的维权人士,胡佳深知,陈光诚是在为尊严为正义而抗争,因此,陈光诚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道义支持。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这种要求承认的欲望,才更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福山讲到,把要求承认的愿望视为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出自黑格尔,但是,“形成承认基础的概念却并非黑格尔的发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和一种大家都熟悉的人类性格有关。”只不过在不同的哲学家笔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为欲望,一为理性,一为气概。在这里,气概便是要求承认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基维弗里说人追求光荣,霍布斯说人的骄傲和虚荣,卢梭说人的自尊,汉弥尔顿说爱声名,麦迪逊说雄心,尼采是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所谓“红脸颊的野兽”,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词语都是指一种大体共同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说法,譬如“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气”、“血性”、“精神”等等。这种东西显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既不能还原为欲望,也不能还原为理性。 举个例子,强盗抢走了我们的财物,我们不仅会难过——因为我们的利益遭受了损失,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遭受了损失——而且我们还会愤慨,这就和我们自己不小心丢失了财物不一样。产生愤慨的原因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可见人决不是仅仅计较利益的动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这两件事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感到屈辱,我们忍不住想还击。还击的目的不一定是自卫,因为对方可能并没有进一步伤害的意向;还击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容他人随便否定。我们明知在还击的过程中,自己免不了还会多挨几拳,“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即便最后打赢了,也只会为自己的身体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奋起还击,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人只考虑利害,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挨了一拳后极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败对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可是我们却甘愿再挨几拳也要还击,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从打败的对方身上得到什么物质利益。自己挨打,我们会产生还击的冲动;见到别人挨打,我们也会同样产生还击的冲动——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有人不慎落水,我们会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无辜挨打,我们会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两者都出于同情心,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多一种愤慨之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乃至极大的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价值的。所谓自尊心,就是指对这种价值的主体性确认,它同时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别人对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旨在否认我的价值,我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迫于别人的压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众人见到了我没出息的表现,我就会感到羞耻;如果我抗拒压力,宁可付出欲望或利益的代价也要坚持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光荣,而且也会受到众人的称誉和肯定。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是人性中的人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也才能理解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多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你的承认。至于说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对中国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媒体人安替说得很到位。安替说:“我不同意笑蜀同学,老外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既然中国崛起了,横竖你们没办法影响中国,所以请你们站直了,坚守你们自己价值观,别做一些让中国人民看不起的妥协事情,让人觉得钱能买你们的良心。”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描述了四川的六四政治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非人待遇,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北京监狱的六四政治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四川地处偏远,廖亦武他们远远没有北京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领袖那么出名,因此他们受到的国际关注就稀薄得多。可见,在大多数(不是全部)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再说, 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了苦而大家都不知道不关心,怕的是被世界所忽略所遗忘。因为,英雄行为大都是社会性行为;它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由于中国政府自恃其崛起而更加蛮横,西方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很可能对来自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压力更是置若罔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应该降低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调门,相反,民主国家必须大力加强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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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尼日利亚记者眼里的中国“集中营”

在调查记者Emmanuel的报道里,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工业“集中营”,这也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和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敌意   【财新网】(特派记者 赵何娟 发自尼日利亚)“我觉得你讲的应该不普遍,也不是中国公司的普遍现象,是偏见吗?”我说。   “这非常普遍,这绝对在我们国家是极为普遍的。中国难道不也这样吗?”他说。   “中国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人当’奴工’,超时加班很普遍,那你说说,为何你们国家不对此进行处罚呢?”我问。   “国家有法律,他们不遵守,还对工人以开除相要挟。”他说。   他叫Emmanuel,是尼日利亚的一名调查记者。他坚持,他所记录的中国工厂现实,真实而残酷。   我们认识于非洲调查记者论坛上,在看到他所作的尼日利亚中国工厂“奴工”报道之后,我觉得难以置信。   (一)   因为报道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工厂“奴工”和尼日利亚劳工保护的问题,Emmanuel在本国,乃至非洲都赢得了一定声誉。在他的报道里,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工业“集中营”(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Camps)。当然,这也不只是他的形容,同样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   那里,高墙树立,生产从来不停工,环境恶劣,工人严重缺乏休息,没有保护,上厕所还要跟合作者协商轮流上,工人不能正常出入。那里,疾病高发,工伤频发,老板不负责任,随便打骂、罚站,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   我仍无法想象也不相信。   他出示了更多的工人断指断肢的照片。   那些展示着残肢的工人照片,让我想起了当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部著名电视剧,《外来妹》以及那个命运多舛的女孩,阿芳。但那是,20年多前。   我告诉他,现在在中国,“奴工”问题,更集中在西部和中部一些落后地区,这并不合法,也很少正规大企业敢这么做;全国工厂会有很多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加班超时,工人工伤缺乏保护、工作空气、噪音、辐射等环境污染的保护不够好,尘肺病等职业病等,这也都是中国媒体关注的问题,可我认为离“奴工”甚远。   “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工作,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吗?”我问他。   “是的,无法自由出入和活动,有的都要站一整天,连坐都不允许。”他说。   “在特殊流程线上工作的工人,难道连基本的保护装备都没有吗?比如防切割手指、防辐射等的装备或者仪器设计。安全操作的培训也没有吗?”我问他。   “没有,我了解到的情况大多是没有。”他说,为此,他曾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与暗访。   在尼日利亚的一份报纸上,大字标题赫然登上头条“Slave labour”,讲的却是中国工厂,旁边的配图是一幅工人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面容憔悴,高举左手,左手上是已被整齐切断的四个断指。而报道更称,像他这样失去手指、失去胳膊的工人正越来越多。   (二)   我后来听说,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还专门为当地媒体不断对中国工厂的负面报道出面协调,认为本地媒体过分妖魔化中国公司,比较过分。而这也可能导致本地人的反华情绪。就在前不久,中国还在尼日利亚宣布了一个更大的建厂计划。   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简单,但沟壑还在拉大,Emmanuel所说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属实。   “很多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除了在向你讨钱或者你要给他付钱的时候,”一个中国企业的派驻人员说。   “那为什么不给他们上足够的保险,不给他们更好地生产环境,不让他们感觉在你这工作更有尊严?”我据理力争。   “你想得太简单了。尼日利亚,很多工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不仅中国公司,所有的公司在那种地方都那么干,中国公司本来就胜在价格战,成本提高就意味着亏损,意味着死。”   “谁完全按人道主义那套规则来,谁先倒闭。”   令人惊讶的是,尼日利亚劳工法,相比其他很多非洲国家,都没有给予弱势劳工以更严格的保护。“老板想辞退就可以辞退你,只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连理由都不需要,因此,工人们其实对老板更多是敢怒不敢言。”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人口超过1.5亿,大多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失业率高达50%以上,国家首脑和政府机构人员更替频繁,大多不抱理想与热情。   尼日利亚出口奴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来又一度成为非洲输出“童工”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如今他们已明确禁止了童工和“奴工”买卖,但其实在当地的黑市中仍然不少见。尼日利亚的“童奴”(Child slave labor)买卖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因为其不仅往非洲输出,也已部分输出到了美洲与欧洲。   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类似,因贫穷和人口红利富足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一言难尽。   “我不能提供保险,你们谁愿意来干,就干,不愿意来就拉倒。”很多中国老板也许一开始还比较规矩,时间长了反而逐渐意识到,中国作为外资,当地人能进入中资公司工作已机会难得,不交保险又如何?   “我其实更愿意给中国大公司做,本地老板从来不给加班费。”一个尼日利亚的司机说。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本地人的管理有的更为苛刻。他的本地老板一天给他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工资,而如果有中方公司要租用他老板公司的车子,付出的加班工资也是给到他公司,但他的老板并不会多给他。   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长期优势地位,造成了很多中国企业主的优势心理,以及更多当地民众的敌意,“中国人很容易成为抢劫和敲诈的对象。”   尼日利亚一家中国铝合金公司老板的妻子从尼日利亚回国,在机场,海关人员要求她出示“黄皮书”(即已注射黄热病等传染性疾病疫苗的证明书),被告知在机场办一个黄皮书需要1000本地币,她身上只有500,她又在机场四处找人借了500。   当她问海关人员在机场哪里可以注射疫苗办那个黄皮书时,海关人员收过1000元当地币,就立刻放进自己口袋,然后又掏出一张纸壳,随便写了一段话,就放她过去了。原来,他要的不是“黄皮书”,而是钱。而1000元当地币也就相当于几十元人民币吧。   尼日利亚机场有两个入口,中间有一段大概至少500米的距离,雨天,一个中国小老板要从其中一个入口入,警察说,“不行,你必须从另一个入口进”。   “可下着雨,你能让我从里面通过吗?不然,从外面走过去,我就要淋雨了。”   “不行,我就喜欢看中国人在雨里面走。”   不得已,他又掏出了点钱给警察。   “腐败也能藏着点吗?”中国小老板一路骂骂咧咧。   每个人都似乎都更多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各自面临现实的不同,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一致的沟通,真的很难。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9/07 — 尼日利亚央行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2010/08/15 — 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 2010/06/23 — 再补充说点非洲 2010/04/27 — hopeful:原来在非洲是怎么干的,大老评价评价 2011/11/19 — 策略武經:中國未來(至少半年)貨幣政策猜想 2011/11/19 — 下血本了:中国大打“经济牌”争取东盟 2011/11/19 — 慕容雪村:把野兽关进笼子 2011/11/19 — 宋石男:重建圆明园是个馊点子 2011/11/19 — 《纽约时报》笑蜀:中国为什么就不听? 2011/11/19 —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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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光诚! | 高文超 @gaowenchao 部分推文

读了笑蜀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谈陈光诚事件的文章,我想说,当局胡作非为源自权力的傲慢,公民的抗争至少提醒当局,这个国家有人敢反对它;如果依笑蜀所言,体谅和迁就当局,只会助长权力的傲慢。不受制约的傲慢权力,什么疯狂事都可能做,每一个公民都可能被当作陈光诚对待,包括体贴当局的笑蜀先生。 ( 原文 ) 看陈光诚不是为救助他,而是自我救赎,尝试反抗,尝试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克服内心的恐惧,学习爱一个因正直而遭受暴政迫害的人。极权主义要摧毁人性。公民在反抗中,富有温情和包容心,意志也越发坚强。在反抗中,人成为人,获得做人的尊严。 ( 原文 ) 知识分子有一种危险,把自己揣摩到的“圣意”,作为必须迁就的既定事实,在此基础之上来思考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绕弯回避了问题。 ( 原文 ) 高文超 @gaowenchao 在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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