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

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一手垄断权力，一手与商业结盟。中国红十字会创造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存在模式。 (CFP/图) 郭美美，一个20岁女孩的网络炫富之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旋涡。在过去一个月内，这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到对红十字会这一官办慈善组织本身的反思。 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 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 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官办慈善的双重身份。为何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它对权力的垄断及与商业的结盟，是否符合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和价值观? 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 “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伊斯兰教国家，因宗教原因称为“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创立于1864年。其起源是缘于亨利·杜南发现战争的伤员和战俘无人救援，发起了这一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 Divid Pierre Marquet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和平时期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一共有三大组织：沿袭红会传统的战俘人道协助使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仍活跃在局部战争地区;各自独立的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体系;以及协调各国红会、组织跨国救援的红会国际联合会。 自建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从人道精神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但必须保持独立;且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渔利。 也即是说，从创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刻意与各种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保持距离，试图“中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为表示对红十字运动这一超然属性的支持，各国红十字会虽属于民间组织，其“名誉主席”却通常由国家元首或皇室代表担任。 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使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各国红十字会行使的主要职能。中国红会概莫能外。但在中国，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却已异化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 中国的公益组织分为三种，一种是基金会，又分为公募或非公募性质;一种是会员制社团;第三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红会属于第二种的人民团体，同类社团还有工会、妇联等。但红十字在行政体系的坐标中，实际却比一般事业单位更加“行政化”。因为它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按国家公务员的15级科层行政级别定级。比如红十字会会长享有副部级待遇，县红十字会则挂靠在卫生局下，为科级单位。 据中红会官网上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全国红会(不包括港澳台分会)共有编制人数7774人，其中专职人数为6745人。西南某县的一位红十字会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县红会主要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不怎么与上级红会打交道，和红十字基金会从未打过交道。每年，该县红会的活动经费大概数万元，“找每个理事单位报销一点就够了”。 而在法律形式上，红会面对社会募款又以公募基金的形式出现。既是政府又是慈善组织，“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十字会实际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历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了。而由于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就被计划经济时期“普照之光”给行政化了。“几十年之后，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现在要让它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王振耀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认为财政拨款不能随便交给民间组织去用，要保持对钱的控制力。”一位民间NGO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大道未开，小道就乱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 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真正有心做慈善的民间力量，则需要突破重重政策限制，到红总会去求情“拜衙门”，才能打通此道。这一制度安排被业内专家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 在其他国家，民间公益慈善的门槛远没有中国这么高。在很多国家，个人或家庭就可以发起注册一个基金会去募捐、行善。其信用完全依赖于它履行对捐款人承诺的程度。“在中国，大道未开，所以小道就乱了。”王振耀说。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这在中红会旗下红基会的逐年年报上也得到体现，其善款的投资收益连年为零;且账上的净资产总额已经由2007年的约1.5亿元，沉积至2009年的约7.7亿元。 红会掌握了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牌照，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一些商人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与红会合作，实际是看重红会背靠的大树。郭美美事件中，天略集团前员工即爆料说，天略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系统搭上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基金会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个别红总会的人下到地方，“就跟发改委官员似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为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中国引入国际上的现代基金会管理机制。1994年，中国红会直属基金——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但红十字总会原有的公募资格和公募牌照资源，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被同时取消。由此，中国有了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两个具有独立公募资格的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中，也属罕见。 而且，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红十字会比红基会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其直属分会和直属基金的设立只需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审批生效，无需基金会主管机构民政部批准。 历史遗留的监管空白地带，为红会公募牌照资源的自我繁殖和滥用留下了操作空间。眼下令中国红会身陷“郭美美”漩涡之中的根源，正在于此——围绕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红会直属专项基金周边的关联公司，可以通过种种曲径通幽的创新性运作，将本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公募资格进行商业变现。 对于此次中红会风波的成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其必然性：从公益组织管理来说，首先是对捐赠人负责，公益组织是受托于捐赠人而存在的。所以，捐赠人代表一定要进入核心层，任命信得过的管理者，监督管理层的运行。“今天中国许多公办慈善组织的最大问题，是负责人的任免与捐赠人无关。钱由捐赠人捐，任免由政府部门领导决定，组织负责人首先只对政府部门负责，而政府部门不可能了解捐赠人最内在的具体期望”。 谁来问责? 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Marquet先生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透明化运作”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的保证。这名热心的法国人动作夸张地捧起一本16开厚达578页的《201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舔着手指给记者翻看，“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我们都统计在此。”他说，“我不能把这一本送给你，因为我们要替捐款人节约成本，不过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在ICRC官网上查到。” ICRC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每年各国政府的资助，南方周末记者看到，2010年它获得了美国政府捐助的2.61783亿瑞士法郎，中国政府也捐助了59万瑞士法郎。 对捐款人透明，遵从捐款人的意志，对其负责，是现代公益慈善业的基石。“捐赠人满意不满意，这是公益慈善事业最高标准。”王振耀说。在此方面的制度安排上，中国红会显然还与国际同行有很大差距。 在中国红会现有机制中，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的告知;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对红会的另两笔资金来源(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进行审计;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红会年报，可以发现中红会的披露数据和红基会已发布的年报可谓简略到极致。 由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由于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受《基金会管理条例》制约，其信息披露比中红会规范，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每年3月份必须公布上一年的年报，时至7月，中红会仍没有披露2010年年报。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近年来，中红会系统不断被爆出“天价帐篷”、“万元午餐”等丑闻，与其内部长期不够透明、公开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红会不仅存在上述信息披露方面的不透明，其内部运作也给人打擦边球的不透明之感。比如中红会下直属的“百分之一”基金明明是非公募基金，却在其门户网站首页设有“我要捐赠”的链接。此为明显违规行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非公募基金“不得主动向不特定公众募款”。 万通基金会理事长李敬认为，中红会的不够透明，其主要原因是缺少问责的压力。“我们的公募没有形成市场，不会对公众负责，所以没有公众问责的压力存在，基本靠自律。长期如此就造成了内部问责机制的脆弱”。 相较而言，其它国家的红十字会一般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属于真正的民间组织，但也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会长由民间的理事选举产生，领取年薪。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台湾红会收到大量捐款，到4月6日已有17亿新台币进入其账户。但随后有媒体爆出，“3·11”大地震后一个月，台湾红会才拨了1700多万台币到日本，引起台湾民众的极大不满。“那段时间台湾媒体的封面报道都在质疑红会，要求会长下台。”国际NGO“透明国际”东亚区高级主任廖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的观点就是没观点。那么你说我什么立场？我的立场就是没立场。你要非说我要有观点有立场，那就是像堵车，回回都堵车。 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社会，“I have a dream”，这个理想的社会是个文明的、法治的、精确打击的、不伤及无辜的，或者不伤及有辜之人身上无辜部分的，那样一个精确的社会。 咱们这个现实情况下 ，我们这个法制，还不是说很能让人满意。这个监察机制还不是让群众很有信心。这个情况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个很两难的问题了。就是你怎么办？   视频： > > 1  查建英：郭美美事件体现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 > > 2  许子东：郭美美为反腐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 > 3  许子东：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人肉搜索公权力 > > 4  查建英：红十字会应公布所有善款的使用情况 > > 5  窦文涛：红十字会是不是变成了黑十字会 > > 6  窦文涛：很多网友就想听我骂一下红十字会   文字记录： > > 1 窦文涛（以下简称“窦”）： 査老师许久没来了，我也是。这个大病初愈，我发现这个观众朋友还是很想念我。也就是久病之后，上个礼拜闪光复出，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反响非常的强烈，骂声一片啊。因为我们说了“郭美美”。 我们“锵锵”现在有微博了，大家赶紧上去骂去。千言万语，我就是那么总结，骂的一句话就是说：要是不聊红十字会，聊什么郭美美炫富，聊什么人肉搜索，那你就都甭聊。连累得陈丹青老师，也挨骂。陈丹青老师的话呢，我给你总结，我断章取义啊，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一句话：挨骂。 他说什么呢？就是这种人肉搜索啊，让他联想起，他是过来人嘛，让他联想起文革。然后今天陈丹青老师打电话给我们，说他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多少人，有亲人，有朋友，有批判者，都有。 所以陈丹青老师委托我们，向大家报告，他现在正在奋笔疾书，他在这个星期五出版的《南方周末》上边（南周出街日期为每周四——编者注）发表文章——第一篇，然后下个礼拜五，在《南方周末》，还有第二篇。陈丹青老师会就大家对他的意见进行回应。而且他听说你们两位来，也建议你们两位可以批判批判他。 查建英（以下简称“查”）：还有来有往是吧？必须反批，然后我们再来评点。 窦：我跟你讲啊，我可以招认，倒也没人通知我们说红十字这事儿不能聊。的确是我这个人兴趣大于社会责任感。我看了这网上啊，确实是被这个郭美美的这种人肉搜索的现场直播，这种无穷的威力把我给震撼了。所以这件事在我心里的兴趣，当时我真的没了解到什么民意，我说：“诶哟！可以这么盯着一个人啊！”（郭美美）无所遁形，这件事引起我的感叹更大。 所以我就挑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我是不是也没把情况跟人家丹青老师介绍清楚，我也没给他说关键的一句话，就郭美美这个事儿是什么呢，要不是因为她报称什么红十字商会的什么总经理，没有这么样的狂涛骇浪。要不是人们对红十字会的这种嫌疑，也没这么大动静。   查：这肯定差别很大。比如我正好前些天在云南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等我回到北京听到这个的时候，焦点完全集中在红十字这方面。每一次在网上引起最大的反响，总是因为它性质连到了某个点，比如说慈善，官员，权力。反正总是跟权力有关系的。这样引起大家，就一下从炫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再加上这个更加刺激人的是不仅跟权力，而且跟慈善有关系，那你就把所有人对善的怀疑，对公益事业的怀疑，对以前的不透明立法，全搁一块儿了，炫富反而变成其次了。   > > 2 窦：而且许老师很多黑材料今天整的，专门穿了红衬衫。 许子东（以下简称“许”）：这个变化太快了，我看了一点都没用。我先回忆你们那期节目，有看过你们那期节目的朋友跟我说，“压力太大了，不让说啊。”说《三人行》避重就轻。 我说大概事情没那么复杂，可能陈丹青并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后情况，只是讲这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现在网上这个群众运动啊，它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任何事情它都可能有副作用。他（陈丹青）可能比较联系到以前的历史嘛，他就讲了一点副作用。但是现在网上就这次事件来说，这事件我也有关注，看下来第一个感慨就是——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是我对这次整个事情本身我现在有一个看法。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有一种猜想，我的猜想是操作出来的。 窦：谁操作出来的？ 许：比较有可能的是玛莎拉蒂操作出来的。整个这个事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郭美美、她的妈妈也被牵连，她现在的男友王军，所有叫王军的中国很多有钱人，所有姓郭的当官的都害怕。红十字、商业红十字，所有这些公司。   窦：还有一个，这个爱马仕的竞争对手策划的。他要把这个品牌彻底淹死掉。我对二奶没有歧视啊。 许：这个我跟你讲，这是福尔摩斯的基本原则，一件事情当中谁得益？ 窦：这个有人说，网上都是福尔摩斯。那么这些福尔摩斯他们都得益？ 许：他们不得益。他们就像你一样，他们的爱心、良心得到满足的时候，如果他同时他也在做生意，如果她同时也是什么领导的女儿。他一面看，在满足道德正义的时候，他心里也 害怕，因为会想：“咦！万一这样扫到我我怎么办？”   査：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二奶，真是可能是就是有点二。我不相信，照你那个说法，这个二奶也是关键的玛莎拉蒂的一个演员。 窦：现在是孔子曰，孔子不是孔老二嘛，孔子曰：见过二奶，没见过这么二的二奶。 许：我不同意。我的猜想，一是玛莎拉蒂精心策划的一个广告，所有的人都在配合它，我的第二个猜想是，郭美美是反贪局的卧底。她对于我们中国这个反腐防贪的事业，她做出的贡献是没有人能比的。她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各方面，这是卧底啊，这是潜伏啊你知道。 窦：许老师这个想法做得不错。但是说正经的啊许老师 许：我说的就是正经啊 窦：是，你说的很正经。 许：因为有人肯这样做，这不容易啊   > > 3 査：我先有个疑问，咱们三个其实跟丹青都可以算是文革中长大的。我在很多年前，七八年前，还没有微博的时候就刚开始有博客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开博客？” 我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说，我开一个博客等于就像贴张大字报让大家来围观。其实我在网上写日记，或者记一些文章，我等于是已经把我的某种文字，已经不是隐私了，不能叫它日记了对吧？你就是要大家来关注。 如果我真的有隐私意识的话，比如说，郭美美，她不像让大家知道的时候，她就不会把这些东西贴上去。所以在这点上，她的隐私部分已经被她自己交出去了。那么剩下的人肉搜索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比如你看到那个王军，叫什么博爱的，反正就是一个同事，跟红十字相关的人又出来说了，“这个王军确实是我们这的人”。然后王军又自己提供一个，说“我已经退出了，那个包是我买的”等等。 我认为这些都不涉及侵犯隐私啊，是你当事人自己提供出去的。无论你是为了炫富还是为了撇清。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些细节，虽然我告诉你，我最初对这种公众交流的反应和丹青是完全一样 的。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有点像贴张大字报，你需要注意力，人家注意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且这种事情不只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 我有时候发现，一个人在变成公众人物之外，他就失去了某些权利，隐私的权利。别人会揣出来很多，随便贴在上面。连你的信件，如果你的电子邮件，你转发几次就可以变成公众的了。   窦：我可能 是书呆子啊。我就觉得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觉得很无奈，就比方说，要没这个事，没这个人肉搜索，那么红十字会会不会有这个声明？ 最后会不会停这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查，对吧。 但是我又在想，包括有的贪官，要没有网络这么洁癖，最后怎么能暴露呢？可是我又在想，那要是冤枉了一个人呢？ 查：那下面的是关键啊。不是说香港这个廉政公署也要举报嘛。   许：你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假定，反贪促进国家政治民主，这个目标是对的，你们提的问题是 “ ‘守法’是否可以不顾？”，“是否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这个网上的群众运动就是目的正确，可不可以守法不顾。在这个程度上，我是一部分同意丹青的意见，我觉得不能够守法不顾。但另一部分，就这个事件来讲 ，它起的积极性是更大的。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下去。我们永远会面临一个目的跟手段的矛盾过程。 但另外一个层面就更实际，哪一些人肉搜索是合理的、合法的，哪一些是合理的 ，但不合法的。我觉得就是你查的对象是否涉及公权力，和你查的方法是否涉及公权力。 为什么大家觉得你查他的生活方式极其低俗，其实这个虽然满足大家的道德义愤，但你不太好认可。这是因为你只是在查一个女人的生活，就算她做二奶，就算她做三奶，就算她开什么名车，这都不值得你去查。但是你查到了红十字会，查到了政府，查到了什么什么，这是涉及公权力的一个话题，我们大家都有权利查。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我捐的钱，所以查得合理。 就是你查的对象涉及公权力，我们就有公共的权利来查，哪怕我是私人的。 第二，我查的时候是个人在我的网站通过公共的信息查。第一，有些飞机场上他一登机，就告诉别人他坐什么飞机，这个不对，因为你在利用公权力查。你是航空公司的职员，这个时候你是犯法的。 所以就算郭美美将来出了什么大问题，他们还可以告你，你航空公司违法，你这个职员违法。这是两个事情。他是大贪官，你在执法过程中，你就算是警察也有这时候不能滥用的权力。你抓坏人不能用坏的手段。 所以这里边是两个问题，一你的调查对象是否涉及公权力，现在大家觉得应该涉及。第二你的调查方法是不是运用公权力，这么多警察把她（郭美美）关起来到现在一字不吭（——据编者了解，新浪微博@平安北京 已于7月7日晚上，发布了郭美美的相关调查信息），群众想怎么办，我们当然要自己来查了，因为你涉及公权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是私人和公权力的关系。   > > 4 窦：我是想得简单，我也是个简单化的思维。我的简单化的思维倒不是说这件事儿，我是联想起一系列的事。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这成了一种民间的执法方式，在多起个案当中。 许：只要这个执法，这个事情是公共话题，民间就有这个权利。但是侦查过程你不能利用公权力。 窦：这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公安 许：我作为民众，我对政府的事务，如果它在管我们，我们有权利。但我不能用我的，比如我是个警察，我把我这个材料拿出来，你滥用你自己的权力。你再查人家滥用公权力，人家愤怒的不就是你拿我们大家捐的钱去包二奶吗？   查：说实话这个事情本来应该就是红十字会和任何一个慈善机构，本来它的正常程序当中就应该公布它所有善款的使用，包括这种比例。你看这件事引起一个很好的讨论。我希望的就是大家已经议论得非常乱了，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这个善款，他们自己管理（费）就用了5%，这太高了。因为他想这个善款是多巨大的一个（数字），那5%就太大了。 但实际上这里边有个概念。 比如说美国红十字会，它在“9·11”之后也有受到一些批评，之后它就说话没有效力等等。然后它就改善了，改善之后它公布出来，说“我们用的管理费是9%”。在这么大的一个非盈利机构里面，管理费9%，大家认为相当好了 ，得了表扬你知道。 所以这种时候你要分清楚，如果它有独立，但这一定要有独立的审计，不是我说我就用9%。 许：美国用9%，我们中国只用5%。 査：但是这里面有诸多的区分，比如说我们的红十字会和美国的红十字会不是，我们的红十字不是纯民间的，政府协助投入很多资金，就是说将近有40%的善款都是政府的。那这部分算不算管理费呢？   > > 5 窦：许老师最近和我一样，刚做完心脏检查。我就这么说啊，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做了十几年，我就落下一个心脏病来？我前一阵子这个病啊，用一个话来形容，叫“添了点儿堵”。我告诉你们，就是我觉得，几乎任何一个我们社会现在的激烈的话题啊，站在我这个位置上，最后的结果都是“添了点儿堵”。 你说我是什么观点？我跟你说， 我的观点就是没观点。那么你说我什么立场？我的立场就是没立场。你要非说我要有观点有立场，那就是像堵车，回回都堵车。 我跟大家讲实话，我不知道这个陈丹青老师在《南方周末》上会怎么写他这个观点。其实说他还挺捍卫他的观点，那我是捍卫他发表观点的权利了。我至少有一个部分，是同情他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这么讲，其实观众朋友，你们这样交我这个朋友，你们放心。我如果有错，你们可以批评教育，但是你可以相信，我说的是我当时想的。这就是当时想的，这怎么办，对吧？ 我半夜的时候在看这个郭美美，带着极大的兴趣，在看所有过程的时候，我也得承认——当然，我完全知道就是说，这个里边如果涉嫌到，假如她拿红十字会的钱炫富，假如有人拿红十字会的钱包二奶。这些事情那就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必须得，不用说了。 但是呢，我再觉得这个女的犯贱，这个女的太二，觉得红十字会假如真的这样。 许：不该这样指责她，我觉得对郭美美真的不该这样子。这个男人犯的错，对一个小女子这样，大家出气，我觉得不应该。更不要说她是卧底。 窦： 我就说像这种情况，你哪怕这些事情得以证实的话，那红十字确实在我心目中肯定失职。但是呢，我一方面 这么想，这些理由刚刚说了，另一方面我得说句真话，不管怎么着咱们要是一个什么组织，咱们开会，说“他黑！咱们要弄他！人肉搜索他！挖他的隐私，公布他QQ号码，身份证号码，他家里人，他家庭住址！在哪！” 哪怕你们说得热血沸腾啊，我会说，我会保留意见。或者说，你们干，我不干。那么就是说你们挖出来，我可以谴责，但是我不会做这种事（人肉搜索）。   > > 6 窦：咱们录像的时候，我们这个锵锵微博一直跟网友互动。他们说其实很多网友啊没别人说的那么复杂，他们就想听听你骂一下红十字会。说你就骂一下。 许：这个网友不能这么说。我们不能，红十字会做了很多好事情，肯定是做了很多好事情。 査：但是可能本能的反应也是就不想让这种事情变成特别情绪化的一种。   窦：我觉得我是书呆子，你知道吗， 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社会，“I have a dream”，这个理想的社会是个文明的、法治的、精确打击的、不伤及无辜的，或者不伤及有辜之人身上无辜部分的，那样一个精确的社会。 我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的想象。 那么按照我的这种想象，我会认为罪犯也有他的人权，那么有合法的司法程序去刑侦。一个人在未被定罪之前，把整个的侦查过程全部公开，那么最后如果查下来，这个人所犯之罪不当他所受之罚的话，我一样觉得心里边。所以我得心脏病了。 许：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有追查的人被人死亡恐吓你知道吗？ 窦：所以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说添堵了。 咱们这个现实情况下 ，我们这个法制，还不是说很能让人满意。这个监察机制还不是让群众很有信心。这个情况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个很两难的问题了。就是你怎么办？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卫视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