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

　　梁启超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的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所以为人之责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中国词章家有警语二句：“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寻常人有熟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数语者，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之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净。质而言之，即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 　　 　　　　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譬如一家，大而教训其子弟，综核其财产；小而启闭其门户，洒扫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为谁？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以兄；夫诿之以妇，妇诿之于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一国之主人为谁？一国之人是也。西国之所以强者无他焉，一国之人各其主人之职而已。 　　 　　　　中国则不然，入其国，问其主人为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与？是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与？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无主人之国，则奴仆人而弄之、盗贼从而夺之固宜。《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对于他人之空他人之国而旁观焉，犹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侠者之义，虽对于他家他园，亦不当旁观。今姑置勿论。）对于吾家国而旁观焉，不可言也。何也？我主人也。我尚旁观，而更望谁之代吾责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克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谓余人信，请征其流派。 　　 　　　　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者有所谓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知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间有应做之事也。饮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其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恨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赋予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镪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 　　 　　　　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吾命之为旁观派中之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此派者，殆不止三万万五千万人。然此又非徒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浑沌者，亦有号称能识字能治生之人而实大浑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数十万之官吏，应乡会岁科试数百万之士子，满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有十有九属于此派者。 　　 　　　　二曰为我派。此派者，俗语所谓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无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高性能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若冯道当五季鼎沸之际，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者。虽然，不过以公众之事业，而计其一己之得害。若夫公众之利害，则彼始终旁观也。吾昔见日本报纸中，有一段最能摹写此辈情形者。其言曰： 　　 　　　　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之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此实写出魑魅魍魉之情状，如禹鼎铸奸矣。推为我之敝，割数千里之地，赔数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门咫尺之地，而曾无所顾惜。何也？吾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数年无事，至一瞑目之后虽天翻地覆，非所问也。明知官场积习之当改，而必不肯改，吾衣人生观饭确定之所在也。明知学校科举之当变，而不肯变，吾子孙出身之所由也。 　　 　　　　此派者，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元帅。一国中无论为官绅为士为商，其据要津握重权者，皆此辈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国联盟才智之士，皆走集于其旗下。而方在萌孵芽卵之少年子弟，转率仿效之，如麻疯肺病者传于子孙，故遗毒遍于天下。此为旁观者中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救，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 　　 　　　　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吾人读波兰灭亡之记、埃及惨状之史，何尝不为之感叹！然无益于波兰埃及者，以吾固旁观也。吾人见菲律宾与美血战，何尝不为之惠民敬。然无助于菲律宾者，以吾固旁观也。所谓呜呼派者，何以异此？此派似无补于世界，亦无害于世界。虽然，灰国民之志气，阻将来之进步，其罪实为薄也。此派者，一国中号称名士者皆归之。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掊击。此最巧黠之术，而使勇者所以短气，怯者所以灰心也。岂直使人灰心短气而已！而将成之事，彼辈必以笑骂沮之。已成之事，彼辈能以笑骂败之。故彼辈者，世界之阴人也。 　　 　　　　夫排斥人未尝不可，己有主义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主义，此西国政党不讳也。然彼笑骂派果有何主义乎？譬如孤舟遇风于大洋，彼辈骂风骂大洋骂孤舟，乃至遍骂同舟之人。若问此船当以何术可达彼岸乎？彼等瞠然无对也。何也？彼辈藉旁观以行笑骂，失旁观之地位，则无笑骂也。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为无可为之人也。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望己也。彼辈之意，以为一国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光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几许，英杰不知几许，我之一人，岂足轻重。推此派之极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国事望诸其余之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而互消之，则是四百兆人卒至实无一人也。 　　 　　　　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夸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居。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在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饭者为我代食，欲不寝而使善睡者为我代寝，能乎否乎？且我虽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何言也。故暴弃者实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当必之词也。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无时也。且必如何然后为可以办事之时，岂有空形哉。办事者，无时而非可办之时，不办事者，无时而非不可办之时。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用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见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布满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乡愿之本色，而旁观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国之性质尽于是矣。其为派不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若是乎，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非旁观埏也。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以无一主人之国，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万鬼环瞰丰虎眈视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机时可为！六派之中，第一派不知责任之人，以下五派为不行责任之人。知而不行，与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犹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则是自绝于天地也。故吾责第一派之人犹浅。责下五派之人最深。 　　 　　　　虽然，以阳明学知行合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民。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必极勇。猛虎在于后，虽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何也？彼确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无幸也。夫国亡种灭之惨酷，又岂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不举国之旁观埏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故友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虽箝其手箝其口，犹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块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观，面缚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 　　 　　　　嗟呼，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无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闭房之妇，彼自顾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几年。固其于国也，有过客之观，其苟且以愉逸乐，袖手以终余年，因无足怪焉。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不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毋亦发于不忍旁观区区之苦心，不得不大专疾呼，以为我同胞四万万人告也。 　　 　　　　旁观之仅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谓也。 　　

解玺璋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 　　 　　 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19世纪末20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解玺璋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 　　 　　 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胡适在1912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解玺璋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 　　 　　 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6ef80102du3b.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