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海外流亡十年 主张建立美式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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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伤痕累累的梁启超
郭世佑 最近，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主办的“香山论坛”邀我专程主讲“一个真实的梁启超”，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中山毕竟不是梁启超的故乡，而是近代反清革命先行者孙逸仙的家园，从新会茶坑走出的梁启超恰恰是孙公生前很讨厌的论敌。我有点佩服主办方的雅量，同时也担心，对于长期被教科书渲染、嘲笑的所谓 “保皇派”与“变色龙”梁启超，究竟会有多少中山市民感兴趣？更何况，中山的地域很小，当晚还撞上港星谭咏麟的专场歌会，能有几个愿意抛开娱乐的愉悦与狂欢，选择枯燥乏味的学术讲座呢？ 还是没想到，到场听众虽不及北京的三味书屋或高校校园那么爆满，但热情不减，好几位法大毕业的学子还准备了鲜花，像亲友团一样相约而来，另有听众从深圳、广州、东莞、珠海等地赶来，除了听讲，还请求签名与合影。两天之后，我还收到一位听众转来的信息：“前晚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的讲座在中山市图书馆举行，恰巧当晚有谭咏麟的演唱会，朋友送给我三张票，说真的，我丝毫没有犹豫过，带着十岁的儿子径直去了图书馆。感受是：如果把平时的会议和继续教育都换成郭老师的讲座，那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当然，这种想法过于奢侈。” 看来，中山市民对梁启超的宽容与期待，要比心胸狭窄的国民党胜强多了。当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都是元勋做派，盛气凌人，百般嘲讽曾经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尽量给他难堪，生怕让他分享民国的荣耀。1925年中山先生病故时，梁启超不计前嫌在先，亲临祭悼，张继等人却气势汹汹地围攻在后，还要抱拳打人。4年之后，任公撒手尘寰，北京、上海等地都有盛大的哀悼活动，追念这位“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的民权主义启蒙第一人，惟有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格外冷清，胡汉民就坚决反对褒奖那个曾经让他们倾巢难敌的“中国之新民”。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移居重庆，为了嘉奖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们，才不好意思独遗口碑甚佳的梁启超，让梁氏搭个便车，沾点北洋政要的光。 恕我直言，至今为止，我们的教科书过于看重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却相对忽略建设层面的历史贡献，还喜欢用“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把复杂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二分化。二分化就是简单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不是爱国的，就是卖国的，不是进步的，就是落后的，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神话革命者，丑化、矮化、妖化或愚化非革命者，此类叙事所显露的历史观倒是同国民党的正统史观很合拍，后者就把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新生当做国民党的专利，神化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史，贬低他人，连非兴中会系统的黄兴、宋教仁与华兴会都曾成为冷落的对象。 前人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来衡量“大丈夫”的“三不朽”，能在这三方面都有建树的人其实不多。认真审视梁启超五十六个春秋的生命历程，参照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则不难发现，梁任公不仅是一位开启风气的启蒙思想家与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是一位矢志报国的政治活动家，一位德才兼备的智者。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既低估了研究的难度，也看轻了他的分量。 就立德而言，如果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要员相比，梁启超的为人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了。在那家国受欺的艰难岁月，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他讲是非，明大义，轻名利，重感情，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光明磊落，善解人意是他的常态，在某些关键时刻，则以平淡朴实的大手笔写实爱的海洋，他的宽容使他人为之逊色，人间为之添彩。他除了谢绝檀香山华侨小姐何惠珍的执著爱情、善待成见很深的刻薄师长康有为，还能包容协和医院对他的手术事故，竭力阻拦家人起诉协和，从容地告别人世，连身内之物都能如此看轻，这恐怕不是绝大多数革命家与思想家所能做到的吧。他虽娶王桂荃为偏房，那完全是夫人李蕙仙的安排，而且两房和睦，子女无猜，都与梁启超平等待人的人格感召有关，他还为国家储备了三个院士。家庭的融洽，不仅妻妾成群的乃师康有为不可比肩，恐怕连革命元勋孙中山、黄兴的家属也难达到。 就立功而言，且不说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也不说他与蔡锷将军师徒俩是怎么掀起反袁护国高潮、捍卫民国新国体的，即便是晚清最后十年，无论是推翻清朝，还是建立民国，都不能完全绕过梁启超的贡献。历史的真相已经很清楚，清朝的垮台并非革命党人单枪匹马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张謇为首的君宪党人，以及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联合行动所得，正是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摄政王载沣镇压下去之后，请愿者们绝望与转向，才使清朝统治者变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加上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临门一脚，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得以定局。 不仅如此，只要不是纠缠于“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的形式区别而忽略“立宪”的实质与“民权”的同一性，那么，就近代民权主义的内涵与理论建构而言，梁启超比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说得更多，更透彻，更具有系统性与说服力。连同盟会会员林伯渠也记得，他是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才受到鼓舞，走上反清之路的。郭沫若也承认：“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国人常以泛道德主义的眼光看待梁氏思想的多变，其实，他的多变是学者型的变，不是政客式的变，是不断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还可以讨论，却不是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并非人品的问题。 至于立言，梁启超的贡献更是多方面的。除了唤起民权，推动政治革命之功，他还是“史学革命”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也是近代新闻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拓荒者，更是首屈一指的报人与时评家，其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捷、语言之犀利，文采之飞扬，举世难有其匹矣。 长期以来，对于光彩照人的梁启超，我们的教科书与历史宣传确实把他矮化和妖化太多，伤痕累累。明年2月就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国民了解和理解他，吾等责无旁贷，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曾承诺浙大与法大的弟子，等我退休之后，有点空闲，就为梁启超写一个电影剧本，现在却添了一份忧思：全国人民都不大读书了，何况影视明星，谁能扮演梁任公呢？ 《法治周末》2012年3月27日，略有删节，编者改题为《还原真实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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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树山 梁启超为在中国实现宪政奋斗了大半生，最后以失败告终。正统的历史言说把他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国情，失败是必然的，对他的政治评价基本是负面的。从早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到后来的共产党，这种评价一以贯之。历史已经前进了百余年，中国的宪政理想至今尚未实现，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路径艰困而充满曲折的变数，重温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仍使人感到历史前行脚步的滞缓和趔趄，一个世纪之后，似乎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同一种困境和同一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的宪政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的虚君共和和后来依靠袁、段等人的民主共和。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梁氏都是大声疾呼，积极奔走，包括为人诟病的入阁和参与修宪等实际政治活动，为他的宪政理想倾其全力，但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这些失败叠加起来，就是梁氏一生政治活动的结果。 戊戌变法的历史国人耳熟能详，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及满清权贵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和既得利益发动政变而归于失败。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是非，后人的评价没有歧异，认为康、梁等人的变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富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给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梁启超逃亡国外之后，对清王朝的腐败和顽固深感失望，一度产生过革命的思想，比较同情和接近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的以民族革命相号召的“民党”，因此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在这期间，他支持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秘密的反清活动，这些活动尽管有暴力反抗的实质，打出的旗号却是“勤王”即拥护光绪皇帝（因此使主张民族革命最烈的章太炎愤而与之绝），这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矛盾性。后来，在康有为的激烈批评下，梁启超通过研究西方诸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教训和经验，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认为，西方各先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煽动和激起民族仇恨无助于立宪政治的实现。他是被清王朝迫害追杀而流亡异国的所谓“异见分子”，从个人的恩仇来说，他比任何人都仇恨这些异族的统治者、对朝廷的黑暗、腐败和顽固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切的了解。既然朝廷“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他为何还要主张君主立宪呢？在这一点上，恰恰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性。他把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分为“国体”和“政体”两部分，认为“国体”只是一种形式，而“政体”才是实质，中国需要改良的是“政体”，即实现立宪政治。这取决于两点：“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此话是梁氏在袁世凯称帝野心已彰，与袁分道扬镳时说的一段话，我认为实在是精辟之极。打倒了皇帝，统治者换了名号，换了一拨人，他叫总统还是叫什么，如果没有拥护和实行宪政的诚意，当然还要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如果有像英国那样开明的君主，主动出让权力给议会和由此产生的政府，那么即使“国体”上维护君主的名号和位置又有何不可？推翻君主，改变国体，只是更换了统治者，如果他不拥护宪政，他仍然是不叫皇帝的皇帝（自认为专制既久，威权日重，连皇帝的名号也要要，必求实至而名归，如袁世凯），甚至比君主时代更加专制和黑暗。梁启超在阐述君主立宪的主张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政体于其上，此吾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国体），天下重器也，置重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之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政体，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建设，实在应该在和平的、渐进的状态下进行，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如果德宗（光绪）不死，当是最理想的立宪之君主。宪政既行，自上而下，再洞启民智，实行公民教育，由臣民而国民，由国民而公民（梁氏后来有办公民教育学校的动议），那么，中国即可成为政治上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于国于民，皆为大幸。所谓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并不能将国家引向宪政和民主之路，这已为世界近现代史及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毋庸多议。 这种主张，由于清王朝专制、腐败和顽固而引发革命，终于化为泡影。辛亥革命造成的国体更变，并没有流多少血，这是中华民族之幸。后来的正统论者认为流血太少，所以革命不彻底，才有袁世凯专制称帝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的乱象。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并不能换来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现代政体，反倒陷入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恐怖。这种恐怖的专制，比北洋军阀政府更残酷和黑暗。民国早期，任何一个总统（哪怕是贿选的曹锟）上台之后，都要先考虑修宪和恢复国会，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言论和出版、结社的自由空间很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发声的通道多且顺畅。但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我们知道的，只有血腥镇压不同声音的“白色恐怖”。袁世凯专制嘴脸暴露时，梁启超就十分痛切地说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制，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我们的民族并非不能倾听智者的声音，但是需要一个平和的理性的让人民能够从容选择的环境。当革命大潮汹涌澎湃之际，更多的是激荡回旋、泥沙俱下、大哄大闹、暴烈血腥的狂欢，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遮蔽和湮灭，代替人民选择的是站在潮头的领袖人物，直到这狂潮把他推到专制的权位上，人民失去了自由，整个民族缚上了更多的绳索。痛定思痛，更多的苦难，更残暴的恶行使人民睁开眼睛的时候，历史已在歧路上颠踬了太久太久。 辛亥革命在武昌清军中几个革命党仓促起事后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迫和平逊位（和法国大革命不同，没有皇帝、皇后和皇族显贵上断头台），起码上形式上结束了延续三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现在来看，正因为它没有流更多的血，没有更残酷的暴力，它应该算一次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因为它和历代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它不是王朝的鼎革，而是新制度的诞生，它的遗产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继承。把清王朝自身衰朽没落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置而勿论，从共和制度能够迅速取代在治统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政治来说，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功不可没。不必说二十世纪初十多年来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使中国世代在帝王统治下懵懂的臣民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种制度，没有皇帝，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组成政府，通过权力制衡约束官吏，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发出声音，这已使他们由惊愕、欣喜而产生憧憬，这已经形成了共和制度的民意基础。而且，梁启超虽然身在异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政治的实践活动。远的不说，在辛亥革命前，他和国内许多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准政党组织政闻社，为革命前后宪政的运行准备了大批的人才。清政府迫于形势为行宪而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大部分骨干和精英分子都是政闻社的人，而他们实际的领袖就是梁启超。政闻社除了编辑报刊宣传宪政思想外，还开展了敦促和运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政闻社被禁后，很多社员都进了各省咨议局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咨议局最大的举动就是清末敦促速开国会的联合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就它在中国宪政史上的意义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是明末清流东林党的朝野反对派“士气”展示，它完全是一次基于宪政立场上的现代政治举动。这次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举动，彰显了议员们和专制政治决裂的决心，同时表现了宪法政治中必须抱持的清明的理性。愤怒而不超越界限，决不诉诸破坏性的暴力。梁启超在这次行动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从梁启超那里得到了很多及时的指导和舆论上的呼应。后来，清王朝的顽固和愚蠢使民意代表彻底失望，请愿的咨议局议员离京前已经站到了王朝的对立面。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已和清王朝正面较量的四川湖北等省率先独立，接着，长江中下游以及内地数省咨议局先后宣布独立，数千年王朝政治走到了尽头，共和的基础才算奠定。从本质上说，辛亥革命是立宪政治的胜利而非暴力攘夺的结果，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实践是起了根本性和决定作用的。对此，辛亥前后身在风潮中的立宪党人徐佛苏有很明确的认识，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时，说：“革命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划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政府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收获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追根究源，何以如此？“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说到底，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制度的确立就他的远因和基础来说，是梁启超多年来对宪政思想的宣传和实践的结果。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制度革命。在原有的“国体”之上培养和建立新的“政体”。亦可形象地比喻为“旧瓶装新酒”。这样，可以使国家免遭动乱，人民少受荼毒。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通过暴力攫夺的政权和领袖人物可以将民族引向宪政之路。辛亥革命之后，他有虚君共和的主张，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不接受他的主张，而袁世凯已和清王朝离心离德，并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这个主张很快归于失败。为此，他对清王朝的顽固和颟顸，饮鸩速死，自甘取亡，真是痛心疾首：“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初度。”他对满清统治者的仇恨并不比革命党稍逊分毫，但满清朝廷犹如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却不保，不如借其以为宪政的过渡。一旦宪政实行，权力归于国会，那么，专制统治者就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作恶的可能。这个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完全在于朝廷不肯交出专制的权力，没有立宪的诚意，最后激发革命。革命这头嗜血的怪兽生出的儿子成了更专制的暴君。 梁启超公开的政党活动是回国后参加了共和党（后来和统一、民主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并任该党理事。但他很快就对袁世凯黑暗统治下的政党活动表示了失望，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该党的宗旨时，痛切地指出，共和党的敌人是腐败政治和乱暴政治，与这两大敌人作战，共和党力所不逮。以袁世凯为首的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而成立，虽然对这个政府无一能满意者，但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我们只能尽政党之责，对政府“严重监督”，待正式政府成立，徐图改造不良之政治。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如此，则国家之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乱暴派好像和腐败派绝不相容，其实他们的位置完全可以互换，乱暴而腐败，腐败而乱暴，两派狼狈为奸，人民更受痛苦，国事愈不可问。这些言论，申述的还是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意即在宪政政治的框架内行使政党监督之责，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的乱局。政治的改造应该走积极稳健的道路，但并非无原则，一旦有野心家企图破坏共和制度，梁启超就会不顾身家性命，与之作殊死的搏斗。他历经险阻，策动倒袁和参与反张勋复辟已载于史册，就他当时的影响和实际作用来说，对于再造共和，梁启超居功厥伟。 数千年帝王专制制度完结的民国初期，旧制度的腐尸在散发臭气，共和制度运行相当艰难。梁启超参与高层政治运作，深感腐败和乱暴政治对宪政的威胁，他感到贯彻自己的宪政主张举步维艰。而且，最腐败最丑恶最无耻的的秽行在政治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没落专制的腐尸招引来的大多是蛆虫和苍蝇。梁启超感到窒息和无比的痛苦，他说自己的本性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他痛斥当时的社会为“五浊恶世”，决心激流勇退，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但是梁启超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士”了，他是一个满怀理想并一生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的退不是消极意义的“独善其身”，做一个与现实社会绝缘的“隐士”。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政治热情至死未曾消泯，他退出现实政治，是要从事社会教育，为在中国造就一个公民社会做出他的贡献。他引述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上来。退出现实政治之后，何以报国？1915年，他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改良政治，首先要改良社会：“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没有顺应时代，有民主和宪政意识的政治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社会好比土壤，政治是其上的根株，“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拄”。所以，对丑恶政治失望之后，不必颓废丧气，完全可以去从事社会事业，搞教育和文化建设。退出实际的政治操作后，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主持宪政储才馆，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以及南北各地的讲学活动等都是为了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全而多元的公民社会，为宪政在中国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一个有影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也是他所能做到的。 宪政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协商和对权力的制约，在有着几千年帝王专制传统的中国，其主要特色是一旦权力在手，就要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从袁世凯到后来的蒋介石无不如此。梁启超对“乱暴”即极化政治始终怀有深切的恐惧和警惕，认为它带来的将是非人性的暴虐独裁和更严重的腐败。在他晚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取胜，他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覆灭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极大的隐忧。“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这决非中国之福，私有财产和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实行宪政。这种极化政治的表现是，摧残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做宣传费（养党人），近来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就更不用说了”。又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这种极化政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它的根子来自苏联。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请俄国人包罗廷来做顾问，梁启超认为国民党“其最大的致命伤，在不能脱离包罗廷、加伦的羁绊”，而返观俄国的现实，即可推断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所以，他断言道：“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对中国的祸乱苦难一日比一日深重，还是殷忧在心，不能自解，1927年，他的老师康有为病逝，他送上一幅挽联，其词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在他的晚年，对自己一生所抱持的宪政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已怀有非常黯然和悲观的心态了。 从戊戌变法至今，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过程或许还会历经险阻，经过漫长的岁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腐败”和“乱暴”两种势力的夹缝中奋斗和成长的，它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清明的政治理性。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梁漱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人生悲剧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其后的极化政治把一切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因素全部铲除，国家权力包揽一切和极端膨胀的结果，是人的自由的完全丧失，社会空间被彻底弥缝和堵塞，梁启超当年在社会方面努力的路子已被完全堵死了。改革开放以来，专横的国家权力从很多领域渐渐退缩（尽管不情愿），社会空间日益松动，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依然非常艰难。经过一轮历史循环之后，“腐败”（反对改革，靠权力聚敛财富的权贵）和“乱暴”（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头凶恶的怪兽仍然蹲伏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转型之路仍然面临险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以雅各宾专政为代表的绝对的政治极端主义，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因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已经被消化和改造，法国人民对大革命的大一统集权主义原则制约、抵制和瓦解的过程，使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从极化政治的格局中摆脱出来。中国不是法兰西。宪政有着不同的生成土壤，但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回顾和总结前人的探索，少走歧路甚至死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所系。 来源：《随笔》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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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的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所以为人之责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中国词章家有警语二句：“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寻常人有熟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数语者，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之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净。质而言之，即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 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譬如一家，大而教训其子弟，综核其财产；小而启闭其门户，洒扫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为谁？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以兄；夫诿之以妇，妇诿之于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一国之主人为谁？一国之人是也。西国之所以强者无他焉，一国之人各其主人之职而已。 中国则不然，入其国，问其主人为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与？是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与？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无主人之国，则奴仆人而弄之、盗贼从而夺之固宜。《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对于他人之空他人之国而旁观焉，犹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侠者之义，虽对于他家他园，亦不当旁观。今姑置勿论。）对于吾家国而旁观焉，不可言也。何也？我主人也。我尚旁观，而更望谁之代吾责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克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谓余人信，请征其流派。 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者有所谓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知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间有应做之事也。饮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其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恨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赋予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镪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 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吾命之为旁观派中之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此派者，殆不止三万万五千万人。然此又非徒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浑沌者，亦有号称能识字能治生之人而实大浑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数十万之官吏，应乡会岁科试数百万之士子，满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有十有九属于此派者。 二曰为我派。此派者，俗语所谓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无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高性能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若冯道当五季鼎沸之际，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者。虽然，不过以公众之事业，而计其一己之得害。若夫公众之利害，则彼始终旁观也。吾昔见日本报纸中，有一段最能摹写此辈情形者。其言曰： 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之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此实写出魑魅魍魉之情状，如禹鼎铸奸矣。推为我之敝，割数千里之地，赔数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门咫尺之地，而曾无所顾惜。何也？吾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数年无事，至一瞑目之后虽天翻地覆，非所问也。明知官场积习之当改，而必不肯改，吾衣人生观饭确定之所在也。明知学校科举之当变，而不肯变，吾子孙出身之所由也。 此派者，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元帅。一国中无论为官绅为士为商，其据要津握重权者，皆此辈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国联盟才智之士，皆走集于其旗下。而方在萌孵芽卵之少年子弟，转率仿效之，如麻疯肺病者传于子孙，故遗毒遍于天下。此为旁观者中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救，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 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吾人读波兰灭亡之记、埃及惨状之史，何尝不为之感叹！然无益于波兰埃及者，以吾固旁观也。吾人见菲律宾与美血战，何尝不为之惠民敬。然无助于菲律宾者，以吾固旁观也。所谓呜呼派者，何以异此？此派似无补于世界，亦无害于世界。虽然，灰国民之志气，阻将来之进步，其罪实为薄也。此派者，一国中号称名士者皆归之。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掊击。此最巧黠之术，而使勇者所以短气，怯者所以灰心也。岂直使人灰心短气而已！而将成之事，彼辈必以笑骂沮之。已成之事，彼辈能以笑骂败之。故彼辈者，世界之阴人也。 夫排斥人未尝不可，己有主义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主义，此西国政党不讳也。然彼笑骂派果有何主义乎？譬如孤舟遇风于大洋，彼辈骂风骂大洋骂孤舟，乃至遍骂同舟之人。若问此船当以何术可达彼岸乎？彼等瞠然无对也。何也？彼辈藉旁观以行笑骂，失旁观之地位，则无笑骂也。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为无可为之人也。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望己也。彼辈之意，以为一国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光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几许，英杰不知几许，我之一人，岂足轻重。推此派之极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国事望诸其余之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而互消之，则是四百兆人卒至实无一人也。 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夸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居。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在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饭者为我代食，欲不寝而使善睡者为我代寝，能乎否乎？且我虽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何言也。故暴弃者实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当必之词也。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无时也。且必如何然后为可以办事之时，岂有空形哉。办事者，无时而非可办之时，不办事者，无时而非不可办之时。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用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见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布满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乡愿之本色，而旁观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国之性质尽于是矣。其为派不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若是乎，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非旁观埏也。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以无一主人之国，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万鬼环瞰丰虎眈视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机时可为！六派之中，第一派不知责任之人，以下五派为不行责任之人。知而不行，与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犹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则是自绝于天地也。故吾责第一派之人犹浅。责下五派之人最深。 虽然，以阳明学知行合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民。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必极勇。猛虎在于后，虽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何也？彼确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无幸也。夫国亡种灭之惨酷，又岂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不举国之旁观埏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故友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虽箝其手箝其口，犹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块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观，面缚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 嗟呼，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无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闭房之妇，彼自顾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几年。固其于国也，有过客之观，其苟且以愉逸乐，袖手以终余年，因无足怪焉。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不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毋亦发于不忍旁观区区之苦心，不得不大专疾呼，以为我同胞四万万人告也。 旁观之仅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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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 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19世纪末20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解玺璋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 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胡适在1912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解玺璋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 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6ef80102du3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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