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

　　《梁启超传》在京发布 钱理群、刘再复等学者高度评价 　　 　　9月13日下午，学者解玺璋埋首四年创作的《梁启超传》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以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与会。学者们对这本书号称“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央视主持人阿丘担纲主持，活动吸引了上百位读者参加。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在《梁启超传》序言中，学者刘再复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社会价值，认为他“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各类关键性人物的关系”，因此“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 　　 　　《梁启超传》从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关系入手，以梁启超为轴心，横铺开来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作者解玺璋拨开了清末明初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局面，深入到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核，写作视角独特。刘再复认为：“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 　　 　　梁启超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通过办报、出版等形式，推动了古老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下的中国，和百年前梁启超所面临的时代一样，都面临各种思潮的交锋。作为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率。这也给梁启超研究赋予了更多的当代意义。 　　 　　《梁启超传》，呈现文明建构的历史 　　 　　传统历史教科认为，梁启超前半生革命，后半生倾向“保守”，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百年之后回过头来想，梁氏晚年所秉持的“保守主义”也好，“渐进式社会改良”也罢，或许才是真正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路径。作者详尽描述了梁启超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对他的选择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这本书并非就梁启超而说梁启超，解玺璋在这本书里面所想要呈现的是整个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这种恢弘的波澜气象，是此前的同题传记所不具有的。可以说，解玺璋用五十余万字重构了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内在脉络。他力图 “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传》刚一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除了学术界的热议外，在各大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量也创下同类图书新高，这表明读者对梁启超以及那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 　　 　　 　　精彩看点： 　　 　　梁启超九个子女个个人杰，秘诀何在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有三个院士——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目前唯一在世的少子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其他几个子女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有专长，可谓满门俊秀。这种奇迹的出现，和梁启超“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位学生就曾感叹道：“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 　　 　　梁启超在二十三岁就写过《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他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早期教育是关系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大事；而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就在教育，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面对九个个性迥异的子女，梁启超教育理念的核心是“爱”，他在给子女的信件里曾多次提到发自肺腑、纯真的爱才是造就人才的关键。从梁启超存留下来的大量家书可以看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不仅关怀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立身、立德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梁启超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其次，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要求子女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再次，要心地光明，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 　　 　　梁启超自身的性情、品格和眼界胸怀都非常人可比，他在家庭教育中也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求子女既要有胸怀天下的高远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辛勤浇灌多年后，才造就了满门俊秀的教育奇迹。 　　 　　民国初年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合作与决裂 　　 　　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成为维新派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见《梁启超传》之“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章）。1908年慈禧死后，梁启超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袁世凯被罢官后，海外维新党气势大振。但等到清朝气数已尽，民国前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反而由对抗走向了合作。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认为孙中山和黄兴革命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在目前的局势下，为了国家的统一，只能选择支持袁世凯。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者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政府。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经过多方博弈，袁世凯成为最后的胜出者，就任大总统。此时梁启超的观点也是：面对中国这样的局势，只有借助袁世凯，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宪政理想。而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地位。所以，梁启超在1912年9月归国受到“英雄般凯旋”的待遇，其中就有袁世凯所委派的专使。此后他组建进步党，选择与袁世凯结盟就任司法总长，也是上述动因（借助袁世凯实现宪政的理想）的直接反应。 　　 　　只可惜，梁启超在袁世凯身上所寄托的理想终究落空。及至袁世凯谋划称帝，梁启超抛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毫不犹豫地与弟子蔡锷等走上了反对帝制之路。 　　 　　谭嗣同绝命诗的真伪问题 　　 　　谭嗣同最为人所熟知的诗文应该是那首绝命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到底是谭嗣同所做，还是维新派为了宣传革命而伪作，历来多有争论。直到1995年，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在清末刑部官员唐烜的《留庵日钞》中，找到了谭嗣同这首诗戊戌年间的刑部抄本。 　　 　　唐烜1889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戊戌年间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大量事实，尤其是对戊戌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得非常详细。不过他记载的文本和通常传抄的版本略有出入：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些细节上的差异，或者是辗转传抄造成的，或者是梁启超所做的改动，但这首《狱中题壁》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梁启超证婚，大骂徐志摩陆小曼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之前，经妻兄张君劢介绍，结识梁启超，后来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此后他先后爱上林徽因与陆小曼，并与张幼仪离婚。历经坎坷之后，1926年10月3日，他与陆小曼举行了结婚典礼，梁启超是他们的证婚人——据说邀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是徐志摩的父亲坚持的。梁启超本人，对陆小曼离婚再嫁徐志摩是不赞同的，因此他在婚礼当场对徐志摩夫妇讲了一篇训词，将二人训斥了一番，并提出疑问“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婚礼后的第二天，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还提到“盼望他（指陆小曼）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 　　 　　谁能料想到，梁启超一语成谶。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山东济南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5岁。谁能说这事跟陆小曼毫无关系呢？ 　　 　　梁启超为何身后寂寞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享年五十六岁。古人云“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只能说是例外。他的弟子张其昀在梁启超下葬后就注意到“舆论界甚为冷淡”，他还担心“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怕在近代史上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他的预感并没有错，在梁启超生前国民党就对他多方限制，死后迟至1942年国民党才对他颁布了褒扬令，他的门生吴其昌读完之后百感交集，涕泗横流。 　　 　　 　　除了国民党掌权后刻意的压制、矮化之外，梁启超身后寂寞恐怕与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在一个鼓吹暴力革命的社会氛围里，改良主义必然会被视作异类而加以排斥。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梁启超的弟子像徐志摩、蒋百里、丁文江以及蔡锷等都早夭，其他弟子如徐中舒、王力、姜亮夫等都在学界享有大名，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影响甚小。这也是梁启超思想长期以来得不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重拾梁启超的政治遗产 　　 　　好在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2000年以后，梁启超的思想穿透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得到重视。龙应台就曾经写道“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们当下知识分子最关切的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的范围。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http://book.163.com/12/0914/16/8BCILOMS00923M2M.html

　　有人看到梁启超曾经主张君主立宪，对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很不理解，或者以为他已改弦易辙，更醉心于共和。他则声明，我只是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写了《各国宪法异同论》发表在《清议报》上。此时，距戊戌政变发生不足一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亦不久，严复所翻译之《群己权界论》尚未发表。在中国，即使知识界，对宪法、宪政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一无所知。所以，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在一般意义上普及了关于宪法和宪政的知识，同时，也在总结百日维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 　　 　　　　一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实行立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向清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恳请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他认为，中国的立宪可以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派重臣出洋考察、成立立法局，草定宪法、向国民解释和宣传各国宪法的相关知识、公布宪法草案，请全国士民展开讨论，并由全民公决。他预测这个时间需要20年。不管这个时间表是长是短，他一再提醒大家，由于日本已经“得风气之先”，顺应时势，实行立宪，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要迎头赶上，则不能不将立宪作为当务之急，“须臾不可缓”。 　　 　　　　他总结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所以失败的原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忽略了从制宪入手。他说：“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异同，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他希望清政府也能像日本这样，将立宪确定为基本国策，并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终有一天，中国也将以君主立宪国的新面目出现在东方。 　　 　　　　五年后，他的这套方案终于被清政府采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决定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显然是在梁启超的启发下做出的重大决策。有意思的是，这时的梁启超，其实是个清政府悬赏十万两白银通缉的“大逆不道”的罪犯。 　　 　　　　立宪非止一种，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前者以英、日为代表，后者以法、美为代表。梁看到，“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就不同了，以英国为例，“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佥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 　　 　　　　也就是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杜绝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权力欲望，并将每个人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不必因权力的更迭而引发动乱或流血冲突，国民的诉求和疾苦也有了伸张和落实的机会，从而使民怨得以化解。 　　 　　　　于是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而且是“永绝乱萌之政体也”。他希望当权者能看清时势，实行立宪，这样才能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免除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 　　　　实际上，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的几年里，梁启超一直在民间进行宪政的启蒙与宣传。光绪28年（1902），他写了《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章。 　　 　　　　同一年，他还创作了晚清第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篇所谓小说，纯是梁启超为了阐发他的宪政理想和见解，穿插几个人物于其间。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正是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政见的长篇辩论，整个第三回，1.6万余字，只写这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辩驳，你来我往，44次，在小说写作中也算作“至是而极”了。 　　 　　　　所以，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请梁启超代为起草考察宪政的报告，以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和请定国是的奏折，可谓找对了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这个绝大的秘密：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 　　 　　　　任公此信未记日期，徐佛苏多年后追记为“乙巳年”，即1905年,应该属于误记。不过，请一位流亡海外的朝廷要犯起草给朝廷的奏折，这样的奇闻恐怕只能发生在清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很显然，梁并不相信中国的立宪可以一蹴而就。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立宪应该有步骤地进行，既然日本前后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那么，“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这是因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在这里，制度建设和思想启蒙，应该表现为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没有绝对的谁先谁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他有一篇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文章，就是作于1906年初的《开明专制论》，此文一直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维护专制”的铁证。其实，细读此文就会发现，梁启超所谓“开明专制”，并非维护专制制度，而是希望在实行立宪之前能有一个预备期，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当然，“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如果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那么就应当承认，梁启超的主张自有其道理在。这个道理就在于对国民素质的认知，应该实事求是，对于国家社会组织的状况，亦应实事求是。 　　 　　　　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变化之速，却是梁启超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7月13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朝野上下都以谈立宪为时尚。梁启超也主动结束了与《民报》长达两年多的论战，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运动中去。他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例如何。” 　　 　　　　为此，他和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等筹划成立了政闻社，并出版《政论》杂志，鼓吹立宪，制造舆论。这时的梁启超俨然是立宪派的幕后导师和精神领袖。 　　 　　　　应当看到，清政府在关于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对形势的估计，与梁启超并无矛盾，其中讲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以上这一番说辞都是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反复讲过的，而且，清政府提出九年的预备时限，较之梁氏先前关于二十年的建议，至少缩短了一倍。但也许是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又为形势所迫，光绪三十三年（1907）6月之后，梁启超逐渐放弃了稳健的主张，转而要求速开国会，及时立宪。 　　　　三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初，梁启超对君主立宪仍然情有独钟。他在宣统三年（1911）9月16日冒险回国，就是看到了还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可能，还想为此而搏一搏。 　　　　梁启超说：“本初（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他还说：“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但南北双方的政治博弈不仅没给清皇室留下太多时间，也没给梁启超留下太多时间。他这次回国，几乎一事无成，很快就失望地回到日本。 　　　　这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尽管文章对于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与其它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做了非常详尽和深入的对比，认为前者最适宜于中国，并且详述其理由，但他对于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前景已经表示出深深的绝望。他在文章的结尾慷慨痛愤地说： 　　　　“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梁启超此时颇有些感伤，但也无可奈何。随着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临时约法》颁布，他选择了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但在政体方面，他希望能采取政党内阁制，以促进民主立宪的落实。 　　　　这期间他参与了进步党的创建，并依托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对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加以制衡。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 　　　　他从中外历史经验中看到，“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所以他选择了不甚满意之政府，勉予维持，而集中力量对付“祸国最烈之派”。于是便有了在二次革命期间对袁世凯的支持，有了在总统选举中力挺袁世凯，有了在国会中对国民党势力的排斥。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袁世凯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最终走到恢复帝制、黄袍加身的老路上去。 　　　　四 　　　　民国四年（1915）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使帝制运动公开化，梁启超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仅痛斥帝制之非，而且，借此机会阐明了他坚持立宪的态度：“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 　　　　很显然，梁启超是个坚定的超级立宪派，有人看到他曾经主张君主立宪，对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很不理解，或者以为他已改弦易辙，更醉心于共和。他则声明，我只是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他说：“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如果政论家一定要对国体问题说三道四，那他就是“不自量之甚也”。不仅政论家如此，政治家也应如此。“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主要的并不在于政治家的选择和政论家的鼓吹，而要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政治家或政论家都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国民，如果他们强行选择一种国体要国民接受，都可能给国家带来动乱和灾难。 　　　　他解释道：“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子，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民耳。复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 　　　　经过数年的社会震荡，国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喘息未定，不过，共和国体毕竟确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的。所以，梁启超绝不能容忍一班文人鼓吹第二次变更国体，更不能接受袁世凯要当皇帝的事实。 　　　　虽然梁启超一再表示“君主立宪”最适宜中国的国情，但既然共和国体已然既成事实，他宁肯选择“民主立宪”。他说：“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易，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真实且矛盾的心理活动，随后他与蔡锷等起兵反袁，与其说他功在再造共和、再造民国，不如说他心中的共和与民国，还是立宪的共和与民国，而并非专制的共和与民国。这一点，对当今的政治改革也有很多的启发。 　　　　解玺璋：1953年生于北京，学者，其著作《梁启超传》即将出版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2099131&time=2012-09-02&cl=106

　　刘再复 　　 　　三十年前，大约是1980年前后，我读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启超传》。那时新书很少，能见到这么一部传记，真是高兴，因此立即就买下阅读。可是读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甚至愤怒。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竟被传记作者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被描述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这部传记只是一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革命神圣”的思潮压倒一切，激进主义覆盖学术界，梁启超自然也成了“历史罪人”，受尽冤屈，受尽凌辱，受尽贬抑，受尽“革命大批判”。自从有了1980年的阅读经验之后，我再也不读其他新出的《梁启超传》了。因为我害怕会再次产生阅读的恐惧，只愿意独自沉浸在《饮冰室文集》里。尤其是在国外，我的阅读研究一直处于沉浸状态。我常说唯有在沉浸状态中，才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同样，因为沉浸于《饮冰室文集》中，所以我也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因有了三十年前的“恐惧”，此次阅读解玺璋的新著《梁启超传》，仍然“心有余悸”。没想到，一打开目录，就被他新的构架与写法所吸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谭嗣同”、“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袁世凯”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唐才常、杨度、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等，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这种传记构思与传记框架，与《史记》那种以“世家”、“列传”为历史之核的写法相似，但多了一个贯穿始末的主角中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络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 　　 　　翻过目录，进入文本，才知道此书竟达一千页(最初校样———编者注)。面对这样的长篇，我又生了畏惧，可是，一读进去，却放不下了。没想到，解玺璋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没想到的是，他的笔法竟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可称为“梁文体”。梁氏文体是中国古代文言文向中国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创造，可谓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梁文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变革。这种文体冲破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既冲破桐城派，也冲破章太炎、吴汝伦，力求明白畅达，再加上他自己于说理中掺入情感，“笔端常带情感”，便形成一种深入浅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文风，从而震撼了整个中国。解玺璋的千页大书，因为有“梁文体”支撑，又有梁氏那种把义理和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配合，便赢得古今两种语言韵味兼有。于是，愈读愈放不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竟把全书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谢谢你，玺璋兄，虽然我从未见过你，之前也从未读过你的文字，但此次拜读，却一阅倾心，觉得“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是深邃的，是有胆有识的。那个世界所展示的梁启超也是真实的，而且是丰富的、伟大的。 　　 　　常说历史是公平的。但要实现历史的公平并不那么简单，至少需要时间。梁启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痛斥、谩骂，死后又经受过谴责、嘲讽、贬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改革之风重新吹遍中华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风逐渐减退，梁启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国内评述梁启超的文章又如“风起云涌”，历史终于还给梁启超一点公道。 　　 　　2010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爱怨交织的往事》，表达了对胡绳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表示，我将用“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他商榷。他的中国近代史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量数百万册，影响巨大。我多次细读此书，受益匪浅，尤其是胡绳那种严谨而流畅的文字表述更是让我仰慕。可惜，全书的框架却有一个致命的根本性缺陷，这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单轨暴力革命史，丢失了“建构现代文明”这一重大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历史，变成一部片面残缺的单轨近代史。(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从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我们可以看到，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包括工艺器械建构、社会制度建构、思想文化建构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建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作了巨大贡献，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梁启超则功高盖世。他不仅研究、考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变革，其历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变革中充当急先锋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更是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说，他的启蒙广度(包括启蒙内容的广度和社会影响的广度)无人可比。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其价值在于它不仅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补救了胡绳近代史的缺陷。我们从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其中的斗争是多么壮烈，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中国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一脉。解著不是近代历史事件编年史，而是以梁启超为中轴的历史人物活动史(其实也包含着历史事件)。人是历史的载体，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也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过去常说“历史必然性”，其实，历史充满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不是机械运动，而是人的能动运作。解著摒弃章回体的编年写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纠葛为纵横骨架，这就把历史的偶然更真实地展示出来。展示中，不仅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有冷静公正的史识、有对历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还有布满全书叙述中的“历史肌理”，即历史血肉和历史的悲喜歌哭。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 　　 　　(1)他是一个既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 　　 　　(2)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有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页。如果写“康有为传”，就很难选择以传主及人物关系为基本构架的写法。因为康有为虽然比梁启超更有原创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专断、固执、主观，名声很大又霸气十足，远离“谦和”作风(谦和包容是中国最缺少的文化性格与文化情怀)，所以朋友很少，人际交往缺乏广度，更没有如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交往中所蕴含的如歌如泣的诗意。解玺璋正是敏锐地发现梁启超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性格，所以才选择“主客融合为一”的写法，并获得虽只写人物却覆盖大面积近代史的效果。毫无疑问，这种构思与写法是成功的。 　　 　　通过梁启超传的写作而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这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列文森。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的题目就叫做《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其内容也是通过对梁启超传的写作与生发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风貌。尽管列文森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这一著作却一直是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重要史学里程碑。他在书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评价梁启超的话：“如果一个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 　　 　　确乎如此，梁启超早已冲破专制囚笼，并遨游于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与大地中。梁氏的思想体系，充满自由点，少有固定点。有人因此而攻击他“善变”，其实，他的所谓“善变”，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破“我执”、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他那么敬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当康有为与张勋勾结一起妄图复辟帝制时，他能不改变一下“忠于老师”的角色吗？袁世凯“借助共和”而和平终结帝制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袁世凯“埋葬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则反戈一击，给袁氏以致命打击。这种变迁，在近代风云变幻多端的时代里，不正是唯国家利益为重，对个人面子不予计较的伟大人格表现吗？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 　　 　　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认为，梁启超在理念上认同西方的价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则认同中国的传统人文系统。这一论断可以涵盖梁启超的早期与中期，但是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他的生命进入后期即“踱进研究室”之后，他则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很难用“激进”、“保守”、“革命”、“反动”这些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判断。 　　 　　解著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这样的史书，不仅还以历史公平，而且也比较可靠。见到有此可读而可靠的书，能“不亦乐乎”？所以便在读后写了上述心得，以见证解玺璋兄的立传之功德。 　　 　　（本文为《梁启超传》序言） 　　 　　刘再复(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1941年出生于福建。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鲁迅研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先后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学校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http://www.21cbh.com/2012/nfcity_826/304479.html

　　　　◎解玺璋 　　 　　　　开始准备写《梁启超传》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两道坎儿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儿是历来对他的政治定性，另一道坎儿就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 　　 　　　　政治定性几乎成为多年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必由之路。梁启超头上就被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比一顶吓人，全不管这些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也不问给他戴的究竟是帽子还是桂冠。 　　 　　　　道德评价更是我们摧毁一个人的利器。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丧尽；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经常碰到朋友们问我，梁与袁世凯什么关系？他与安福系又是什么关系？他的研究系究竟怎么回事？这些质疑的背后，他们的潜台词，显然并不看好梁启超这个人。可见，那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终归蒙蔽了不少人。 　　 　　　　问题是如何才能迈过这两道坎儿？我知道，这并不很容易。但是，我所能做的，也只有从读书入手。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五遍，同时，有选择地读了《饮冰室合集》。虽然我在30年前上大学期间浏览过梁启超办的《时务报》，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毕竟很有限，理解得也很浅薄。那时仅为了写论文，内容则局限于梁的早期新闻实践。这一次就不同了，我要全面、完整地了解、认识梁这个人，书写他的整个人生，而究其一生，尽管只有短短的56年，但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历史潮流的漩涡，不仅在漩涡中挣扎、浮沉，而且，常常试图引领潮流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梁启超，也就读懂了近代中国。 　　 　　　　不过，读懂梁启超，是需要时间的，三五年不行，十年八年也不行，即使用了一生的精力做这一件事，也未必能够做得很好，也不敢说把梁启超读懂了。我只是半路出家，这几年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读梁启超，他的著作、文章，读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些篇章反复读过不止一两遍，但实事求是地说，离读懂梁启超还差得很远呢。我只能说，通过这几年的阅读，我离梁启超更近了，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和发现，增进了与他的感情。这已经很难得了，对我来说，这时的梁启超已经有了质感和体温，渐渐地在我心里生动起来，重新获得了早已逝去的他的生命。 　　 　　　　当然，要读懂梁启超，仅仅读梁启超是不够的，还要兼顾与他同一时代的许多人物，读他们的书，以及有关他们的书。康有为是他的老师，无论他们是分是合，康与梁始终纠缠在一起，不可能一刀两断。所以，读懂梁启超，第一个要读的，就是康有为，只有读了康有为，才能搞清楚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比如，读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我才明白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订“学规”与康有为的继承性关系；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记载了康与老师朱九江，以及万木草堂与礼山草堂之间的渊源，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就明白了有清一代的学术演变曾给康梁变法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除此之外，要准确把握戊戌政变之前的梁启超，不得不读的人和书还有很多，比如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唐才常、汪穰卿、陈宝箴、陈三立、张之洞、叶德辉、熊希龄等等，正反两个阵营的人，都不能不有所兼顾。 　　 　　　　事实上，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人，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梁启超与章太炎，他们在如何对待满清皇帝和权贵，以及如何对待孔教等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又不同于梁启超与孙中山，以及与张之洞、叶德辉等人的分歧，叶德辉编写《觉迷要录》，痛骂梁启超时，只有章太炎仗义执言，为梁启超辩诬。即使是在《民报》与梁启超论战时期，章太炎的态度与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等人亦有很大的不同。民国前十年的情形更加复杂，只有回到那个时代，设身处地地观察、思考人们的言行，才能比较准确地写出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这是我写作《梁启超传》最突出的感受之一。 　　 　　　　编辑补白：听“铁葫芦”图书的朋友说，解玺璋版《梁启超传》估计本月底、下月初发行。以前每每碰到解老师，总是打听“梁传”的进展情况。这回踏实了，掐着手指数着等着，我们先在此预热一番。 　　 　　http://bjyouth.ynet.com/3.1/1208/10/7365554.html

　　 人生什么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 　　 　　 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乃越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