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适

　　邱立本 　　 　　中國主旋律大片《建黨偉業》二零一一年推出，紀念中國共產黨九十歲生日。但讓人意外的是，這片子展現胡適在中共建黨歷史上，竟然有重要的地位，顛覆了過去胡適是「人民公敵」的形象。 　　 　　為何胡適這位自由主義大師，還會和中共的建黨過程息息相關？這部全球華人都關注的電影，娛樂性很高，不是某些網民所痛批的紅色主旋律。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去意識形態的電影，用愛國主義與明星來包裝，星光燦爛。 　　 　　最耐人尋味的，是找帥哥港星吳彥祖來演胡適，戲分不少，並且還特別強調，毛澤東是胡適的學生，在北大旁聽胡適的課。 　　 　　黨史專家說，這都是還原史實，而關鍵是片子強調愛國主義，花了很多篇幅來講五四運動。這將中共建黨的歷史縱深推到更早。清末和清帝退位的場面都交代了，就是要埋下一條主線：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關鍵是由愛國知識分子來主導。 　　 　　其實胡適在一九四九年時，還被中共列為戰犯，全力通緝，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後來被迫和父親劃清界線，反右時自殺身亡。如今中共在銀幕上將胡適奉為座上賓，列為最高領袖毛澤東的老師，也在全球華人觀眾的心中，為胡適平反了。 　　 　　這就是新聞，也是這電影所釋放的訊息：自由主義大師胡適，還是毛澤東的思想啟蒙者之一，兩岸也就沒有什麼可以爭持了。 　　 　　而胡適還由帥哥吳彥祖來演，與那些北大的漂亮女生辯論白話文與文言誰更好。有些觀眾問：這劇情是瞎掰的嗎？ 　　 　　學者的研究發現：這也不是完全虛構，但時間不是五四時代，而是三十年代，可見這電影是穿越的風格，可以張飛殺岳飛，時空交錯。 　　 　　這電影其實是半部國民黨的建黨偉業。從開頭的陶成章和宋教仁遇刺，都是國民黨的大事，但如今卻由共產黨來敘述，國民黨人看了，真是情何以堪。 　　 　　觀眾會問：難道共產黨的建黨偉業，偷了國民黨的歷史？其實這不是偷，而是爭奪歷史的話語權和詮釋權。但到底是誰贏了？初看是共產黨大勝，因為它可以拍了大家都愛看的好萊塢式的建黨偉業，但從國民黨來看，則是胡適路線的勝利。 　　 　　什麼是胡適路線？胡適提倡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路線，揮別了意識形態，也不再談建黨時的階級鬥爭和苦大仇深。 　　 　　這肯定超越了那些左派的教條，不受去年薄熙來唱紅歌的風潮所影響。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鋒，這部電影暗藏了這條胡適路線，肯定為中國的改革派打氣。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何兵公然諷刺說﹕「今天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這真是一針見血，也顯示改革派敢於面對歷史真相，在嬉笑怒罵之後，要為當下的困局尋找制度的出路。 　　 　　http://qiuliben.blog.ifeng.com/article/18856367.html

　　作者：赵映林 　　 　　1962年2月24日，著名学者胡适不堪重负，带着欢娱和不尽的遗恨溘然长逝，终年71岁。 　　据台湾《中央日报》这一段时间的连续报道，我们得知，胡适逝世的次日，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6月27日，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似乎是盖棺论定了。然而，就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这又是为什么呢？个中缘由，读完本文也就恍然大悟了。 　　 　　客居纽约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蒋介石则一厢情愿希望胡适能为其活动美援。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同时也不免悲上心头，虽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他意料中的事情。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在纽约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并“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蒋廷黻想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拟拥胡为党魁。胡适对人说：“我不反对他组党，但我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绝不参加，更谈不上做党魁”。胡适这种“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使中国自由党流产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东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东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这下胡适可遭殃了。胡适1949年到美国，全部存款2000美元，坐吃山空，何来钱雇保姆？于是胡适只好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倒烟灰缸、化冰箱的冰，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变过去外出有车、家事有佣人的生活条件。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 　　 　　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1万多美元的讲座，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他不愿吃嗟来之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所以他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大陆有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美国的日子里，胡适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水经注》，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学术界原来对此案几乎一直是确认不疑的。胡适穷追20年的时间，用了数百个证据，澄清了这一不实之案。这桩学术公案经胡适的考证后，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祖望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了戴震的书；全祖望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的结论对后人的研究帮助颇大，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湮没的。 　　 　　1951年12月17日，胡适已60周岁了。这天纽约的天气极冷，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在车厢里，暗自沉思，年过花甲，又患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于是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遂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中国思想史》的下卷；第二笔债是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半部分；第三笔债完成《水经注》校本的考证；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胡适最终由于众多的社会活动而未能完全了却“生日决议案” 所规定的研究和撰述计划。 　　 　　胡适客居美国，并未忘记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其爱国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浓烈。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政府不顾历史事实的种种说法，胡适极为愤慨。几年后，他为司徒雷登的《在中国五十年记》作序时，还对此耿耿于怀，责难美国“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指罗斯福与斯大林妥协签定的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指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所以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读了White 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 　　 　　回到台湾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此前他曾4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2月26日他随父母赴台，1895年1月随母离台回到上海。其间牙牙学语的胡适在台南住了9个月，在台东住了1年多。因为这段经历，后来胡适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湾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第二次是1949年3月，他受蒋介石委托准备去美国活动美援。这月的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27日还由傅斯年、黄朝琴陪同到中山堂作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讲演。月底返回上海。 　　 　　第三次是1952年11月，他在这月的19日从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机场受到蒋经国、何联奎（代表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迎接。他在机场被欢迎的人群和大批记者包围着。朋友们争相握手，记者们抢拍镜头，被挤得寸步难行。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晚上，蒋介石在府邸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这次回台是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讲学。这些话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印行。讲演之余，胡适出席了各类宴会、茶话会，访问了在台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并和一些著名学者就《水经注》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了切磋。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休息与享受了”。他在和30多位中学校长座谈时，提出中学应减少必修课，提倡选修课，“让学生们自己去摸索他们的兴趣”。这是胡适改革中学教育的最重要设想。12月26日，胡适到郑成功祠献花圈，又到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凭吊幼时故居遗迹。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简陋木楼，是原台南“巡道署”唯一的遗址。1893年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住在这小楼的附近。在仅存的小楼前留影后，胡适种了一株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60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父老兄弟姐妹欢迎，敬记谢意。”又为永福国民学校家长会题词：“游子归来”。嗣后，他又到了台东的旧居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1953年1月17日胡适经日本返美。 　　 　　第四次到台湾是1954年2月18日，4月5日离台回美。胡适这次回台，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说，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么能挑起“总统”的担子？表示“原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臣，不愿居官”。 　　 　　1957年2月17日胡适以胃溃疡病重，在纽约医院将胃割去60%，到3月10日出院。这次病得不轻，所以6月4日他便写下英文遗嘱：身后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捐给北京大学；一切手稿、论文和身边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如有遗产则给子孙们平分。 　　 　　这年的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为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而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允就的很多，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1958年4月8日，在外流浪了9年零3天的胡适终于回台湾定居了。 　　 　　大陆批胡及台湾讨胡 　　 　　大陆批判胡适，始于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直到1957年反右才开始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阵线而免遭恶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里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同胡思杜如出一辙。）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但胡适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批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的两批资料（指大陆批判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是一个深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刊物，主张在台湾实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从1951年6月开始，该刊物因经常登载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文论而处于逆境。这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军政机关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自由中国》受到压制，胡适十分不满，他给雷震写信表示全力支持这篇“获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是《自由中国》的招牌！”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都是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195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刊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其中有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的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刊物出版后，引起广泛反响，印行至七版之多，仍供不应求。这下大大触犯了蒋氏，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发文，对《自由中国》发起围剿。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时，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会。蒋在讲话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仪，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管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 　　 　　胡适从1958年4月回台定居接任“中研院院长” 之职，到1962年2月去世，在台湾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3年又10个月。其间因操劳过度，引发心脏病4次，住院治疗休养达5个月155天。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每天必须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才能上床休息，工作时间长达18至20个小时。回台后胡适有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是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二是在政治上为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作不懈的斗争。 　　 　　由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起草的“发展学术，培植人才”计划，经胡适最终改定为《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草案”中，胡适指出“近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所以国家缺乏现代的科学基础；二是大量的科学人才因待遇低而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缺乏科学研究人才的危机。胡适针对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经胡适的努力，“行政院”在1958年8月全部通过，1959年初正式公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此后，胡适为这一纲领的实施呕尽心血，终于使这一科学发展计划得以贯彻。 　　 　　一方面台湾的经济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现代文明国家的民主与自由，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就导致了胡适与蒋介石的冲突的不可避免。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选择。胡适对蒋介石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奉劝国民党“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跟胡适遥相呼应的《自由中国》在这期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文章，使当局浑身不自在。到蒋当选后，又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穷追不舍。雷震进而酝酿组织新党——中国民主党。到此，国民党终于彻底撕下假民主的面具，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中国民主党也因此寒流而遭摧残。当雷案发生，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此后，他面见蒋介石为雷震辩白。又同友人为争取特赦雷震而努力，但都无效果。1961年7月26日是雷震65岁生日，大病了56天的胡适为狱中的雷震题诗祝寿，表彰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 　　 　　1961年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的70周岁生日。台北文化界200余人为他签名祝寿。他的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可是他未等病愈便坚持要出院筹备在次年2月召开的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下午5时，胡适亲自主持院士酒会。酒会上胡适见人才济济一堂，十分高兴，便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副院长”李济发言，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新院士发言。胡适表示赞赏吴大猷的画，但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1955年，胡适曾说：“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民知道的。”他还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对祖国大陆，不是毫无眷恋之情的。 　　 　　（原载《民国春秋》1992年第六期。2012年初补记：胡适手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为国民党政府所全盘接受，从而为台湾的科学技术指明了发展途径，奠定了制度基础，形成良好的科研环境，经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工作，1986年李远哲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年是胡适先生（1891.12.17—1962.2.24）诞生121周年，也是先生去世50周年纪念。去年12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博士在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时感概：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的“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改革开放时期的“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这话听来虽然不太顺耳，但却道出了实情。这也是我们今天重寻胡适历程的意义。 　　 　　　　胡适先生有很多亮丽的头衔，如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等等。但我认为先生首先是一位静水流深的燃灯者，与鲁迅先生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个都不宽恕”的冷峻相比，我认为胡适先生的平淡充和更具人格魅力、更让人高山景仰。 　　 　　　　不过，尽管胡适先生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大师级学者，却又不是高居云端、可望不可及的人物。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也是后来北大学术泰斗级的人物季羡林先生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开篇就是：“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50年前的事了。”对季羡林先生而言，胡适先生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也是足可引为知己的良友。但自61年前一别，两人再未相见。1999年等到季先生终于可以跨过海峡造访台湾，与胡先生已是天人之隔。胡、季之间，既有人文传统之赓续，也有政治隔阂之痛切。你看，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学生对师尊的称谓，这样的先生你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尊崇他、膺服他。 　　 　　　　我对胡适先生的印象，除了认为他是一位思想家外，首先我还感到他是一位人格极其伟大的人物。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就披露了这样一则轶事： 　　 　　　　1927年，胡适先生在上海买得一部古钞本《石头记》，这是一册海内外人士艳称乐道的申戌本。此本虽然只有残存的十六回本，而它出现于人世却为红学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境界，说是石破天惊，乃至是开天辟地，也不为过。这是因为它第一次让读者晓悟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原貌，与坊间久已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程高本”（指程伟元和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苏州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绣像红楼梦》，世称程高本）大大不同。1947年秋，当时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周汝昌初涉红学研究，当其文在报端发表后，胡适先生不耻下问，立即写信给以响应。尽管两人学术地位有“云泥”之隔，但是书来信往，讨论切磋，毫无介蒂。胡适先生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以平等的态度相待，真率关切，字里行间没有做作的气味。就是这样普通的学术交流关系，当周汝昌冒昧地提出想借胡适先生珍藏的这部价值连城、无价之珍的《石头记》时，先生即慷慨地借给了他，而此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之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周汝昌先生半个世纪后回忆此事时说：“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也许有人会说：胡先生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于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钞。” 　　 　　　　这样的敦厚长者、谦谦君子，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回到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 　　 　　　　1922年5月，以胡适为核心，十几个为政府欠薪困扰的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各自贡献薪金的百分之五，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在该报的第二期，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梁漱溟、陶知行、丁文江、高一涵、陶孟如（履恭）、王伯秋、胡适等十六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心观点是以所谓“好政府”为政治建设的目标。这一后来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的宣言，实际上是由胡适发起和起草的，一问世即轰动全国舆论界，并引发一场“好政府主义”的讨论。胡适具体阐释了“好政府”的含义：在消极方面是能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一是能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是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但是他的这种实际上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思想的“好政府主义”最终在现实政治面前是碰了壁的。这将在后面谈到。 　　 　　　　胡适一生称赞最多的哲人，是他的老师杜威。胡适的这种赞誉，是从心里的敬重。先生说：“他（杜威）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1919年4月27日，胡适先生邀请在日本讲学的杜威先生来华访问。杜威先生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苏州、扬州、无锡、济南、徐州、福州、厦门等地作过近60场演讲，演讲的内容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公民教育》等，诚为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的启蒙之旅。如5月3日和4日，在江苏教育会会场，杜威先后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胡适先生后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有过这样的断言： 　　 　　　　“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句预言初听了似乎太武断了。但是我们可以举两个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干百倍吗？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很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利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武器。 　　 　　　　（2）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殊料60年后当代中国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开启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并由此终结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问题，省去许多无意识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做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杜威先生虽去了，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国内敬爱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于推行他所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使历史的观念与实验的态度渐渐的变成思想界的风尚与习惯，那时候，这种哲学的影响之大，恐怕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也还推测不完呢。 　　 　　　　因为这两种理由，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当然，从学理上看，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先生说：“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来全世界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确实被胡适先生言中了。民主政治即使千回百转，永远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而这种民主政治，在胡适先生看来，就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的权利是自由”。可以说，容忍与自由是胡适思想的核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925年，先生在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写道：“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不过，遗憾的是，胡适先生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却有水滴石穿之功。台湾极权体制的解体、民主政治的发展，虽说在胡适先生生前都没有实现，其思想源头还得上溯到先生，雷震、殷海光、李敖这些胡门弟子都是播火者。而且胡适先生不仅广为张扬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同时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与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但蒋介石日记中仍称胡适先生为“诤友”，先生逝世后，蒋公送了一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二、“价值重估”的当代意义 　　 　　　　在西方哲人中，胡适先生除了对他的老师杜威顶礼膜拜外，再就是超人尼采对他颇有影响。他十分欣赏尼采的一个观点：“价值重估”。但是，胡适先生推崇的“价值重估”，不是狂飙突进，摧枯拉朽，而是走的一条和风细雨、以公正平缓的口吻、科学的理性，来建立新的文化秩序之路。 　　 　　　　“价值重估”，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存疑。年轻马克思曾说过：“我怀疑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我们看到抛向空中的石头掉回地面，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地球上，我们选择的参照物也是地球。假若我们置身于另一星球，看到的可能是地球飘向石头。动态的、辩证的、唯物的观照事物，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静态的，也许就是火山爆发后的死寂。 　　 　　　　可直至如今，僵化的、教条的思想禁锢仍随处可见。尽管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古与今、中与外的一系列教训和挑战昭示我们，改革不能“重用不重体”、“变器不变道”。真正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创新。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再一次忧心重重地指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政治体制改革呼吁了这么多年，为何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我认为首先就是观念上没有突破。如果不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抱残守缺、墨守陈规，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变，那就只能回到秦皇汉武时代。顾准、李慎之、李锐、谢韬、杜光、杜导正、朱厚泽等这些“两头真”的老同志（“两头真”归纳者杨继绳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历史学家朱学勤认为：“‘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敞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援意识’，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为当代“价值重估”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启蒙。我们，是中国公民的一分子，对于理想的重建，即使虽不能至，但应心向往之。温总理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要时时激荡于心。 　　 　　　　当然，“价值重估”不会是波澜不惊，它甚至是一个化蛹为蝶的痛苦过程，这从思想家王若水的人生剪影中可见端倪。 　　 　　　　1954年12月28日王若水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对胡适与杜威大加伐挞。文章开篇就是：“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胡适唱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调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这件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当时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和胡适勾结在一起，参与了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和公开活动。这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就是胡适称之为“良师益友”的杜威。 　　 　　　　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捧他是“西方文明的救主和保卫者”“人类心灵的伟大领袖”。他的学说在中国曾起过不小的影响。但杜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大棍子”政策的拥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竭力主张美国参加这场帝国主义的火并。多少年来，他一直捏造着“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弥天大谎。他鼓吹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好战论调。尤其不应当忽视的，是他还公然支持过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他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学者的政治面目，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的“良师益友”的面目。” 　　 　　　　但是，30年后，王若水的思想彻底转向了，摒弃了阶级斗争钢刀利剑，高扬人道主义大旗，其否定之否定的心路历程，谁说不是“价值重估”的现实标本呢？其重建个人价值的理念，同样能在胡适先生那里找到源头。先生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早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样的民主政治宣言何等畅快淋漓！ 　　 　　　　三、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 　　 　　　　社会的转型发展究竟要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1922年春夏之际的“好政府主义”讨论在理论层面上结束后，很快就付诸实践。是年9月，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吴佩孚等支持下，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那么一个“好人政治”能否产生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呢，历史证明这样的“好政府主义”是失败的。当年“好人内阁”上台，手中并无行政实权，一切都得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脸色行事，尤其是开罪了另一个直系军阀曹锟后，曹便勾结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诬陷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对奥借款中有纳贿行为，将罗非法逮捕，迫使王宠惠内阁全体辞职。 　　 　　　　所以，社会进步到底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鸡与蛋的关系。没有先进的文化为内涵，制度设计再好，也不过是贴个标签而已。正如胡适先生1924年在给友人李书华等人信中指出：“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80年后，法学家江平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有人以日韩以及台湾的民主政治后来居上说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认为那恰好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文化观念上的突破所结出的硕果。因此像日本内阁首相走马灯式的换，但他的民主制度根基不会动摇；台湾地区选举热热闹闹，可民众的社会生活依然稳定，依然安居乐业。 　　 　　　　当代著名学者、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尽管对胡适先生有所抵牾，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胡先生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变，主要是因为，他领会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确有智慧。”此外，李慎之先生曾在给舒芜的一封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中，比较过胡适与鲁迅最大的不同：“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可见，李慎之先生也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离开了充盈的文化内涵，再好的制度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资中筠先生曾两度谈到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一次是发表于《随笔》杂志2008年第二期，标题为《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一次是2008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演讲，标题为《制度与文化》，年初与岁尾两篇内容相关的论题，但关键词前后掉了个头。我认为这至少表露了两点，一是资先生十分注重社会改良的文化与制度建设问题，二是文化与制度究竟孰重孰轻真的很难把握。资先生年初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但在岁尾的演讲中坦承：“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可到了后来资先生的观点又有了鲜明的改变，那就是2011年11月5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时明确提出“现实困境都因制度而起，不是文化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资先生这场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化复兴与启蒙”，主要是针对国情特殊论和所谓抵制西化的问题而言的。 　　 　　　　也就是在凤凰卫视这场演讲中，资先生还特地援引了一段西哲的话：“穆勒的《论自由》里头，有一条说得很清楚，他先是说人要有信仰自由，那么它是不可剥夺的，它是天赋的，你没办法剥夺它。但是他自由了以后，有了信仰自由以后，他要说出来，所以他就应该有言论自由，他有了言论自由以后，他又要传播，他希望他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所以呢就有出版自由；他要写东西嘛，要发表的自由；完了之后呢，一些同样理念的人，希望在一起，能够联合起来做成一件事情，这就有了结社的自由。”那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四大自由，到底是文化层面的还是制度层面的，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化作支撑，即使有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也可能是挂在墙上的一幅风景画。 　　 　　　　资先生强调：“所有这些价值观里头，最基本的是自由，我认为。有了自由之后，就要要求平等。所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是必须要有平等的。……如何来保障这种平等的权利，用什么制度来保障？人们就发现，到目前为止，试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到目前为止，被称为民主的制度，先笼统地说民主，其实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形式），是比较最适宜，最能够保障这种平等权利的。”所以，制度只能说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一种保障。 　　 　　　　当然，文化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1999年12月底，身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在面对议员关于文化是什么的质询时，她想到的回答是：“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南京青年学者范泓认为：“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可说是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自由民主运动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胡适先生在制度建设上立足于宪政民主的诉求，在文化建设上终身都在宣传言论自由。他在《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言时说：“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舆论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的。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构，地方的立法机构，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但是，知易行难，更难的是内心深处真正的文化认同。 　　 　　　　仍是季羡林先生在台祭扫胡适陵园时所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如今，世上己无胡适之，我们后学对于先生只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而，先生那种“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永远是我们仿效的榜样，先生一生为自由主义呼吁、呐喊、抗争的姿态，永远是我们努力前行的指路明灯。当年雷震《自由中国》案后，当有人问及胡适先生对此事的反应时，先生满怀深情地慨然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回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由的溪水是谁都拦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终会到来。我们相信，伴随胡适先生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薪火相传，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宪政的涓涓溪流，一定会汇成滔滔江河，中国这艘时代巨轮一定会驶出“历史的三峡”。“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来源: 共识网 |

　　陈致：说到胡适，您最后考证说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不是假的。说他在哥伦比亚通过答辩了，说他是拿到博士学位的，只是迟了一些是吧？ 　　 　　余英时：这件事本是无中生有，唯一的关键是他的论文印本迟了十年才交上去。1917年他已完成了一切有关的考试。 　　 　　陈致：那您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没有后续的讨论？ 　　 　　余英时：至少我没有看到新的讨论。我的新发现是胡适在最后口试前几天给女友韦莲司写信，说杜威对他的论文称赞备至。这是绝对性证据，他不可能口试通不过。而且据Morton White的自传，1938到1942年他在哥大读哲学博士，那时还是老传统，哥大的考试和修课都很松，最宜于有天分的人自由发挥。这是胡适的背景。 　　 　　陈致：就是您引的给韦莲司的信？ 　　 　　余英时：给韦莲司的信没有人用过，我是第一次在那封信里发现的。他自己日记里记口试的事说“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那就是通过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有人造谣。 　　 　　陈致：这件事最先是梅光迪开始的是吧？ 　　 　　余英时：最先是梅光迪。那是1920年左右。那时候朱经农在美国写信告诉胡适说你赶快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说你是骗人的。实际上当时不但是哥伦比亚，其他学校像约翰（Johns Hopkins）都是这个规矩，论文非印成书，交一百本，不能算完成。像你的论文现在才出版，如果你在那个时候的话，就现在才能拿博士学位，说你这七年来博士学位都没通过，你说这合理吗？这个规定到1940年代才取消的。那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念完了以后，都是要到处想办法，有的是自己花钱把论文印出来。冯友兰也是在他的论文在商务出版以后才拿到博士学位的。但胡适从早年起便有许多学敌和政敌，骂他已成风气。1950年回台北，还有人写《胡适与国运》，大陆上更是骂得轰轰烈烈。好在他毫不在乎，心理似乎未受太大的干扰。 　　 　　陈致：是因为他太出风头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反过来好像也一样，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余英时：他的“文学革命”一出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我们现在感受不到了。当时做过武汉大学和安徽大学校长的王抚五（星拱），曾经写诗送给胡适说：“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所以他当然招忌了。我也曾经引过郁达夫当年写的信，就怕胡适不理他。姓名是用英文写的，很有意思。他说，你要不理我和我的尊严很有关系。 　　 　　陈致：是有意思。郁达夫也是个气质型的人，很情绪化，确实是诗人。 　　 　　余英时：后来他和胡适为翻译问题有过争论。争过之后他倒对胡适没有什么芥蒂。政敌对胡适比较残酷，大陆不是在猛批胡适吗？他最后几年去台北，便有人主张把胡适空投到大陆去。 　　 　　陈致：这个用心比较狠毒。 　　 　　余英时：学术界老派学者也觉得胡适是眼中钉。张东荪的哥哥张尔田，就是《玉溪生年谱会笺》的作者，他最恨胡适。他和陈援庵是好朋友，他说陈援庵，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适作序？说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所以当时恨胡适的人恨得牙痒痒的。 　　 　　陈致：胡适心胸应该比较宽，他对后学特别好是吧？ 　　 　　余英时：是啊。他自觉地认定走“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路。他开了路，别人继续做，做得比他好，他高兴极了。《顾颉刚日记》台湾马上要出来了。日记里面就说胡适认为他最大的光荣就是他提出来的方法论，顾颉刚运用到古史方面那么有成绩。他绝不怕顾颉刚成绩超过自己，这是胡适最大的好处。他也帮助了很多人！我上次跟你讲过吧，他在美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进账，他自己讲演得来的钱。一个是出账，交给他秘书，记着中国的美国的学生有困难，他要救济的。一笔两百元三百元这样的，他自己再也不提了。包括后来搞台独的彭明敏。 　　 　　陈致：胡适也帮助过彭明敏？ 　　 　　余英时：1950年代他在加拿大念书，胡适给他的学校寄去了一两千元。他那时候在纽约并没有很多钱。彭明敏是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假得来的。所以不管你怎么骂胡适，他有他了不得的地方，至少在提携后进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陈致：而且他在学术上也是相当独立的，也讲自由之精神的。 　　 　　余英时：把自由主义的香火在中国保存下来，他的功绩最大。他在1930年代就跟丁文江、蒋廷黻他们主张新的专制不一样。丁、蒋他们也不一定拥戴蒋介石，只是说中国只有专制才会有力量。胡适认为中国历来专制是假的，力量是凝聚不起来的。他说要有每个人都要有声音、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他说民主是一个幼儿园的制度，并不需要高深的研究院。他说在美看投票，很多人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我受过很高的教育，可是我对民主的认识便比不上美国教育不高的选民。他认为，如果说民主一定要有很好的教育，这是不通的。这是他坚持的地方。他坚持民主制度因为这是和平转移政权的唯一方式。如果不民主，每一次政权的更换都要流血。所以整体上看，胡适在学术思想上有“开风气”的大功；对中国学术研究，他个人的成绩有限。但在提倡现代价值方面，如自由、民主、容忍等等，他的贡献到今天还未完全失效。这是很可悲的。给你说一个掌故，1980年代初在美国有一个讨论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上，台湾来了几十人，大陆也来了几十人，其中领队的是胡绳。你认识他吗？ 　　 　　陈致：我不认识，但是知道胡绳。他是社科院院长。 　　 　　余英时：后来他们访问我们耶鲁，我们招待他们吃饭，说到胡适，胡绳就笑着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是反对他的，但学术上是尊敬他的。”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早就被人超过了，但政治上还没有被人超过。”他也很有风度，没有和我争了。我虽然是开玩笑，但也有点儿让他下不来台，但是观点还是要说出来的。现在大陆的学者研究胡适的兴趣还是很高，也偏重在现代价值与政治思想方面。我最近还刚刚给一本研究胡适政治思想的书写了一篇序。 　　 　　陈致：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余英时：是南京的一位青年学人。可见胡适讲自由主义对大陆仍有影响，在台湾更是这样。《自由中国》杂志就是跟胡适有关，后来台湾的自由主义和反对党的出现都跟胡适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胡适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实际历史都受到他的影响。不是他提倡白话文，白话不会那么流行，五四运动都搞不起来，杂志都不会有那么多，也不会搞出那么大的读者群来。所以他在思想史上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传统的经师型人物。但是受“暴得大名”之累，找他的人太多，便没有时间治学了。 　　 　　陈致：他人缘太好了也是很麻烦的事。 　　 　　余英时：但他最爱好的还是做学问，一生以学人自居。初回国在北大教书，发现学生中旧学比他好的不少，如顾颉刚和傅斯年，他日夜用功。1930年代国难临头，他的国际及政治活动太多。不过从《日记》看，他还是不停地阅读。四十多岁写《说儒》以后，就很难做学问了。1942年大使卸任后，他谢绝一切教书，想恢复做学问的能力，所以接受了美国学术联合会的资助，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种种考证。但1943年11月便陷入《水经注》一案，从此未能脱身。晚年去台北仍搞此案，但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对立，麻烦太多。 　　 　　陈致：他敢跟蒋介石唱对台，这个不容易。 　　 　　余英时：他在就职中研院院长时，当众说：“总统错了！”私下更是侃侃而谈的。我最后引的他日记里的一段，他说的话是很重的。郭沫若看不起胡适之，他见了毛泽东敢说这样的话吗？所以要看风格，要看这些地方。所以尽管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了不得，像我的老师都讨厌他，但是二十世纪真能继承“以道抗势”的传统的，他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陈致：“五四”反传统的这些人传统的涵养非常好，跟后来不太一样，后来反传统不了解传统的很多。 　　 　　余英时：那当然。像陈独秀在文字学和旧诗方面就很有造诣，他为人也光明磊落。 　　 　　陈致：对，很有造诣。他专门写过文字学的《实庵字说》。 　　 　　余英时：他早期修养好极了，诗也非常好！我记得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到四川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很动人，叫“贯休入蜀惟余钵，老去无依生事微”。他吃饭都发生困难，但决不接受蒋介石的一个钱。陈独秀的风格是了不得的。他后来完全从中国共产党里面跳出来了。因为早期中国古典的训练，西方的思想的训练，让他接受的理念相当广。他不会长期被马列主义罩住。1930年代在南京监狱，他便称赞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孟子的“民为贵”等思想。可见他心中仍主张以中国儒家的思想和现代价值互相沟通。“五四”时打倒孔家店是针对现实而发。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很相近。胡适晚年（1960）一篇著名英文讲词“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陈致：这不是和陈寅恪的预言差不多吗？ 　　 　　余英时：确是相去不太远。所以陈寅恪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政治与思想上，他也可以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适之先生： 　　 　　　　1962年2月24日，先生突然撒手西去，倏忽50年过去了！1999、2005，两次到台湾，均住在台北南港幽静的中央研究院内。每天早晚在小河边上、先生的故居周围和您永远安息的山岗上漫步，总会想起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默默和先生对话。 　　 　　　　被歪曲的文化纲领 　　 　　　　新文化运动中，您登高一呼群山应。但思想家的心灵总有不易为人理解的一角，而人们的思虑总是千差万别。误解、曲解，伴随你生前身后。 　　 　　　　当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席卷大地之际，不少人追问：陈独秀、胡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各人的说法大同小异，您说的最为完整：新思潮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1。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纲领。可是，多元社会总会意见纷纭。 　　 　　　　至今仍不断有人批评您“全盘性反传统”！传统，您当然反了。专制，三纲，不反，怎么得了！我不理解的是，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您擦亮了多少蒙尘珍珠吗？白话小说，历代中国思想史，您无疑是王国维先生以后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开创者之一。多少继起的研究者沿着您开创的道路戴上博士方帽和拿到教授职位；又有多少大众从您激活的传统中受惠！面对传统文化研究和出版高度繁荣的局面，为什么有些人还要瞎嚷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呢？ 　　 　　　　他们混淆历史时段，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为与北洋时期混为一谈了。前者奉行的是《共产党宣言》宣示的基本原理：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 　　 　　　　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依托国家强制力，坚定地推行两个决裂。传统文化及其载体，从典籍、文物到知识阶层都备受摧残。 　　 　　　　北洋时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进入20年代，陈独秀因其好走极端的性格而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变为支持侵犯言论自由的政治人物；幸得有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仍然枝繁叶茂，自由的火炬没有熄灭。把主旨和后果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搅成一锅浆糊，与正常的思想史研究不搭界。 　　 　　　　说到底，民族主义太强大了。戴上有色眼镜，一个完整的文化纲领被割裂，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学术高潮被贬斥！“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3提出这个主张的前提，无非是坦率承认中国落后了，必须吸纳他国的先进文明特别是先进方法，用于研究过去，创建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现代学术蓬勃兴起，“再造文明”的脚步异常坚实。不幸，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遭受过严重挫折的国家说来，披着爱国主义华丽外衣的狭隘民族主义煽情，仍有广阔的市场。时至二十一世纪，有些人竟然把输入现代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摧毁传统文化的灾难，而古代中国却成了黄金世界！ 　　 　　　　早在1911年，王国维先生就指出：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 4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彷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 　　 　　　　优秀文化是滋润万物的春风。与其喧哗扰攘，毋宁安静地阅读和思考。先生的书在大陆早已解禁，但愿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下来细细读您的书。 　　 　　　　前提是正视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而眼下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关键在朝野各方不愿面对现实，老爱自我麻醉，自觉不自觉为现代文明进入设置障碍。 　　 　　　　关节点上的忠告 　　 　　　　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生改变20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尖锐抨击了政坛乱象，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大历史转折关头，先生发出的忠告。 　　 　　　　第一次是1922年5月14日，各报发表先生起草并由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当前则“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南北两方早日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 5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3日，包括先生和蔡元培等二百多各界人士致电孙文，劝告他践行和徐世昌同时辞职的诺言，实现和平统一：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 6 　　 　　　　这是自由主义者表达的和平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善良愿望。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6月16日陈炯明所部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南北内战也会应声停止。各界人士的注意力相应地会集中于宪政、法治和公开的政府建设。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无非是要求孙文履行诺言不要当那个没有法理根据的大总统，停止内战，让广东休养生息，建设模范省。 　　 　　　　残酷的现实是支配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奉系、皖系、国民党组成的三角联盟在角力。直系曹锟、吴佩孚他们和孙文都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 　　 　　　　和平统一、建设法治国家的希望在联省自治运动。 　　 　　　　先生的洞见是推动各省自治，扩大省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裁军阀的基本制度。省议会天然要维护本省民众的利益，反对军阀穷兵黩武。先生以当时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要发行700万公债，被江苏省议会否决为例，说明“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因此，“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7 　　 　　　　事隔多年后，一些人把联省自治的主张说成是把军阀割据合法化，不管论者主观动机如何，实质不过是为国民党沉迷武力统一，建立全国范围的党国体制辩护罢了。 　　 　　　　第二次敲响警钟是1929-1930年间，外敌入侵的前夜，先生作狮子吼： 　　 　　　　1.立即实行宪政。 　　 　　　　2.集中力量铲除五大仇敌： 　　 　　　　“我们要打倒五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8 　　 　　　　前三个仇敌是落后，没有什么人会从中得利。后两个仇敌实质是少数人非法获利，多数人恨之入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铲除五鬼，问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列入铲除对象！这可与当时的激进青年不惜为之捐躯的诉求背道而驰了。 　　 　　　　回首话当年，资本主义确实反不得。就这一条而言，共产党人应该感谢您。共产主义运动是天然的左翼；最可怕的是左中之左。你的朋友陈独秀成了中共的领袖，在他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 　　 　　　　“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9 　　 　　　　这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主要错误的思想渊源。经济领域一误再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明里暗中视为要消灭的对象。在文化领域，知识阶层被划入资产阶级！古今中外长期把知识阶层作为异己力量，致力于“改造”和打击他们的十分罕见，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却成了常态！所谓“黄色知识分子”，后来名号变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随意制造的帽子往别人头上一戴，就有了可以随时践踏的原罪。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有些人却还要横刀立马，听不进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明见，老以“复辟资本主义”和“西化”为斩除异己的藉口！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从村夫到清流，把自家的困境归咎于洋鬼子，已经成了无法根绝的传染病！ 　　 　　　　针对把吴佩孚、张作霖分别说成是受英美和日本操纵的，先生举出事实反驳后得出一个结论： 　　 　　　　“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10 　　 　　　　整整90年过去了，历史写下的记录是： 　　 　　　　1.吴佩孚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非常鲜明：“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不管威逼利诱，坚决不出任伪职。1939年逝世后，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沈阳变起，撄怀国难，恒以精忠自励。燕京被陷，处境益艰。敌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胁利诱，层出不穷，犹能勉全所守，终始弗渝，凛然为国家民族增重。高风亮节，中外同钦！”《大公报》则称赞“其气节之高，操守之坚，尤可谓中国旧军人之最后一个典型。” 11盖棺论定，哪里有一丝一毫走狗气息？张作霖在东北，不能不敷衍日本侵略者，但骨子里反对日本侵略，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处处讲证据的先生，显然比从公式出发的人高出一筹。 　　 　　　　2.先生一语中的，揭示中国的症结在内部。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分化了。除日本外，大都赞成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放弃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本来是团结各方，实行宪政，推行民主，告别野蛮、贫困的大好时机，却被内部纷争断送，从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机会。 　　 　　　　五鬼论曾被误解为不敢触及制度。这个论调忽视了在提出五鬼论的同时，先生高张人权大旗，要求立即实行宪政。从北洋时期至蒋介石当政，先生唇焦舌敝说的是唯有宪政才是通向文明和富裕的康庄大道。困难不在民众素质不高，而在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官员不守法，应该进政治幼稚园学习！先生说的都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常识，但只有有巨大勇气的智者才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直言不讳。 　　 　　　　先驱的智慧 　　 　　　　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仍在中华大地顽强较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非常惊奇，一有风吹草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喧嚣仍会在大陆震荡！这些人是催眠师，要人们赶快入睡，梦中没有制度缺陷，更没有势不可挡的全球一体化大潮。 　　 　　　　此刻我突然想起，先生曾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天上地下，众声喧哗，醒来的人越来越多。山洪，谁挡得住呢？ 　　 　　　　后学 袁伟时上 　　 　　　　2012年3月24日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2年4月（下）第20~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