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中国意在控制流动人口

核心提示:北京接连关闭并强拆了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这是地方财政驱动的土地征收行动,但更多的学生家长和观察者认为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做法。 原文链接: China Takes Aim at Rural Influx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表时间:2011年8月2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地平线”翻译 【图:在北京一所被拆毁的学校外的家长们。多所北京民工子弟学校最近都被关闭了,数以千计学生会因此难以上学。原文配图】 北京――谢振清花了12年时间将一排破旧不堪的老房改造成了红星子弟学校,这是一所低成本的民办学校,接纳了1400名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民工子弟。就在本月,只不过短短的几个钟头后,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将它夷为平地,仅剩残渣瓦砾。 “政府的这种做法简直没有良心,”身为红星学校校长的谢振清不无愤慨地说道,她的学生的家长们正争相赶在周四,新学年到来之际为孩子们寻找新的学校。 “我不会再搞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红星学校属于北京30所条件欠佳的违规自办学校之一,在官方展开的一场据宣称是针对安全和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校舍的整治运动中,近几周以来,这些学校已经接连被夷平或是关闭。总计有三万余名学生在今夏失去了上学的教室。知情人士警告说,首都还有另外130所无牌学校中有许多可能会成为下一批遭清洗的对象。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包括北京市政府为了填充金库而表现出无止境的卖地热情。红星学校曾经的校址现在已经被售价高昂的高层公寓楼盘和一个新地铁站所包围。 但有学校管理者、家长和许多北京人认为暴力强拆只是一种想要控制外来人口的做法。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在首都1,960万居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腹地的农村,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00万。 诸如此类的数据令执政的共产党感到忧心,他们对这些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们来到北京表示特别厌恶,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它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有问题,但如红星这样的自办学校往往是低技能民工的子女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资格享有法定的北京居民才可获得的免费公共教育。这些民工被广泛地蔑称为”外地人”,干着廉价的体力活,是他们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富裕阶层有充分的条件下馆子,聘请全职保姆,以及在像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地方搭乘新修的地铁线。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愿看到那种贫困,但没有这些民工所付出的廉价劳动,他们也无法生存,”研究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陈金永(Kam Wing Chan)这么说。 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和自身的恐惧――靠的是一套可追溯至毛时代的内部户口登记制度,这样一来,一个人要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将得和其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地挂钩。正如其名所示,户籍制度在许多中国城市造就了两个阶层:有法定居住权的那些人和没有的那些人。 陈金永说,虽然城市化被列入为共产党制定的最新的中国五年经济规划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若不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预计未来15年搬迁到城市的2.5亿农村移民可能会成为造成社会动荡的源头之一。 “拥有那么多二等公民的中国城市将会危险重重,”他说道。 获得一座城市的居留许可,也就是户口,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针对那些钱财不菲或有着高层社会关系的人,所以这些苦苦挣扎的农村移民就只能生活在一片灰色地带,在这里,看病得自掏腰包,住的是脏乱不堪的租屋,孩子们上学要到未注册的学校,最幸运的也不过得到质量平平的教育。即便他们能负担得起一套房产的首付,谜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和繁琐的银行贷款规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农村户口的人会被排挤于住房市场之外,。 在读完中学后所面临的挑战更令人心寒,这个时候,这些民工子弟要么得返回父母家乡去念高中,这样就得和父母分开生活,要么辍学。 “这是一个残酷且不公的制度,它阻断了人们追求梦想的道路,”倡导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研究员宋英权(音)这么说道。 政策制定者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讨论有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但除了在上海、重庆、成都和少数的几个二线城市进行了有限的试点,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长久以来都拒绝采取行动。 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如工厂老板,他们希望这些民工维持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和劳动力的廉价;阻力也来自都市精英,他们害怕如果居住条件放宽,更大规模的农村移民将会蜂拥而至。但最难以克服的阻力也许是来自地方政府,若这些移民同法定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地方政府就得考虑替他们负担医疗、教育及其他福利开支。 在去年的一次罕见的有协调的抗议中,全国十多份报纸联合发表了一篇共同社论,呼吁政府开启棘手的户籍改革进程。社论宣称:”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然而,在几小时之内,社论就被从这些报社的网站上被删除,几名编辑受到了处罚。 自此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一直不愿站出来就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事实上,在采写本文时,有六名专家拒绝了就此问题发表评论。有愿意讨论此问题的其他专家警告说,户籍制度的现状将引发中国领导层极力避免的局面。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通胀让大城市移民本就微薄的收入进一步缩水,许多民工正表现得越来越愤愤不平。 “目前环境下运行的制度只是在制造不稳定因素,”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专家贾西津这么说道。 “城乡居民共同建设了我们的国家,都是纳税人。但他们并没有平等地获得福利。这种不公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主管教育的官员们坚持认为,关闭北京这些民工子弟学校是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家长却就关闭的时间点和没有替代方案提出了质疑。有些家长,特别是已经不止一次被迫转校的孩子的家长,已经身心俱疲,说要么把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将他们送给亲戚代养。 “如果官员不想让我们的小孩在首都上学,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真正所属的地方,”一名受废品的外来人员说道,他在这个月将他的两个已到学龄阶段的孩子送回了河南省。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毫无尊严地在这里生活。” 【左图:被称为《中国人最不想看到的漫画》在网络上流传。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可是,更多的家庭发誓要留在北京。两周前,当深受打击的父母们和他们的孩子聚集在之前学校的断壁残垣前面,当地报纸争相以镜头捕捉他们的绝望之情。交织在一起的众怒还反映在了新闻媒体对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慈善项目的报道上,耗资3亿美元在非洲修建1,000所学校。 这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也促使了在几个区的教育官员放宽了禁止非户籍学生进入北京公立学校的限制。尽管如此,许多家长抱怨补救措施不足或难以实现,并说在2006年一连串的学校被拆事件后所作出的承诺最后被证明只是空头支票。 【右图:李海欣(音)是一名教师,已同丈夫在北京生活了11年,他们现在正在为儿子找寻新学校。原文配图】 32岁的李海欣(音)是红星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她六岁的儿子也在此就读,她说当儿子亲眼看到课桌椅和学生艺术作品被埋葬于一堆残砖碎瓦中时,他受到了惊吓,静静地站立在那里。虽然她现在失业了,李海欣说,她即使借钱也要设法把他送到一所费用更高,但依法登记了的私立学校去,不会让孩子在政府承诺作为替代方案的临时校舍里上学了。 “这只是在玩花样,”她谈到了这场针对非法学校的行动。 “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们只是想要将我们赶出这座城市。”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王子与贫民 《纽约时报》争议四起的北京城中村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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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越南拥抱昔日敌人

核心提示:越南新任外交部长范平明的父亲曾参与抗美战争,但他现在却要努力提升越美关系。 原文: Vietnam Embraces an Old Enemy 作者:ALBERT R. HUNT (彭博社) 发表:2011年8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河内——范平明的父亲曾为了让美国人滚出越南而战,但他本人现在却努力工作以提升这两个曾经是昔日敌人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兴趣。   越南希望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影响力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平衡该地区的超级大国——中国。范先生是新任外交部长,他的父亲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艰苦抗战中是胡志明共产主义政权中的一份子;后来,在越南与中国起冲突的时候,他是外交部长。 “人们很难想象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发展的有多迅速”,52岁的范先生在河内说。     “邦交正常化16年后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与在几乎所有方面建立起友好关系的新阶段。” 美国并未完全抹去越战的痛苦,然而遭受更多磨难的越南人,却开始拥抱他们的老对手。 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在加强,美国是越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两国亦有常规武器贸易的合同,这个月两国签署了首份关于军用药品的防务合约。去年,越南官员在一艘驱逐舰上约翰.麦凯恩号上参观了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这首驱逐舰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父亲和爷爷两位舰队司令的名字命名。麦凯恩本人则在战争中于河内被俘了6年。 现在,外交部长说,两国正在讨论将他们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说,这将对地区稳定很有好处,也符合越南的“多边策略。             这位越南最高外交官强调,这些行为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多边对话和鼓励美国介入地区安全形势都不是北京希望看到的。     越南拥有与中国斗争的长期历史。最近一次战争爆发于1979年,最后演变成一场跨境入侵。越南人知道中国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超级大国,并且也打算与这个毗邻的大块头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紧张态势仍存。最近越南爆发了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尽管河内政府因害怕民族主义热潮会失控,希望能阻止示威。 尽管有共同利益,越美关系依然很复杂。   越南不确定美国会对亚洲做长期承诺,官员们也私下抱怨该地区对于华盛顿来说优先度较低。在一个7月21日播出的美国电视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主持的一小时访谈中,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伦(Thomas E. Donilon)对中国长篇大论,却未提到越南。       范先生说他希望美国的政策能“更有持续性”,应该“更多关注“东南亚。更麻烦的是其与越南在人权和政治权利上的政策持续[与美国有]摩擦。         (越南)已经有所进步,尤其是在宗教自由的领域里。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一位越战老兵,在不久前对河内的一次访问中说,当他二十年前在越南首次参加天主教仪式的时候,只有几个信徒。几年前,在他参加的圣诞集会中有了两千人参与。然而在过去几年内仍然有数十个不同政见者被投入监狱,对新闻媒体的镇压亦是常态也屡见不鲜。     这些记录都比中国的强。然而政治现实是,人口为9000万民众、国民生产总值为1020亿的越南和中国巨人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     至少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担忧着越来越自信的中国表现出来的进攻性,希望能与越南加深联盟关系。他们指望着以外交部长范为代表的新一代,他仍然保有着”少年时代在炸弹落下时冲向掩体“的记忆。成年后,他在美国麻州的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政策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华盛顿越南大使馆待过几年。     在接下来几年里两国关系的深度将取决于越南经济、法律和政治系统的发展情况。在共产党对私有企业比二十年前放宽了一些之后,得到了令人震惊的回报。人均收入达到了1200美元,几乎是25年前的10倍,该国亦完全加入了全球经济共同体内。美国的外资投入达到了100亿美元,不多但是增长迅速。英特尔和雪佛莱等公司的投资是其中的主体。 然而,经济始终主要由廉价的劳动力所驱动。共产党官僚扼杀着创业精神。腐败非常猖獗。尽管范先生说遏制腐败是政权的“首要任务”,但他也承认,这“很难”。 矛盾依然存在:越南的人均因特网使用在这一地区中是最高的,文盲率也相对较低;然而其教育系统很落后。     一些不多的闪光点包括位于胡志明市,隶属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规模不大的公共政策中心。这是哈佛的越南计划之一,由汤姆・维勒利(Tom Vallely)执导,他是一名越战老兵,把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改善美越关系上。   几年前,中心发表了一项关于越南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它概括了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所有特点——透明,腐败少,优质的医疗和卫生系统,可靠的政治结构——这些在越南都很缺乏。 “根据定义,以廉价劳动作为竞争力的国家无法走出低收入的状态”,这份报告说。     诸如外交部长这样的年轻领导人面对着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     其中最大的一些挑战包括:在保持与隔壁的超级大国的关系和增强与华盛顿联系的微妙的边界上游走;以及迅速肃清腐败,改善哈佛研究斥为极糟的教育系统。       外交部长说他很欢迎这样一种有意思的可能性:哈佛,那个培养了诸多越战“中坚分子”的学府,可能会领导建立一流的越南大学。 相关阅读: 译者专题:南海风云 辛迪加项目 小池百合子 中国留给越南的教训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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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中国意在控制流动人口

核心提示:北京接连关闭并强拆了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这是地方财政驱动的土地征收行动,但更多的学生家长和观察者认为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做法。 原文链接: China Takes Aim at Rural Influx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ANDREW JACOBS 发表时间:2011年8月2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地平线”翻译 【图:在北京一所被拆毁的学校外的家长们。多所北京民工子弟学校最近都被关闭了,数以千计学生会因此难以上学。原文配图】 北京――谢振清花了12年时间将一排破旧不堪的老房改造成了红星子弟学校,这是一所低成本的民办学校,接纳了1400名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民工子弟。就在本月,只不过短短的几个钟头后,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将它夷为平地,仅剩残渣瓦砾。 “政府的这种做法简直没有良心,”身为红星学校校长的谢振清不无愤慨地说道,她的学生的家长们正争相赶在周四,新学年到来之际为孩子们寻找新的学校。 “我不会再搞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红星学校属于北京30所条件欠佳的违规自办学校之一,在官方展开的一场据宣称是针对安全和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校舍的整治运动中,近几周以来,这些学校已经接连被夷平或是关闭。总计有三万余名学生在今夏失去了上学的教室。知情人士警告说,首都还有另外130所无牌学校中有许多可能会成为下一批遭清洗的对象。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包括北京市政府为了填充金库而表现出无止境的卖地热情。红星学校曾经的校址现在已经被售价高昂的高层公寓楼盘和一个新地铁站所包围。 但有学校管理者、家长和许多北京人认为暴力强拆只是一种想要控制外来人口的做法。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在首都1,960万居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腹地的农村,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00万。 诸如此类的数据令执政的共产党感到忧心,他们对这些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们来到北京表示特别厌恶,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它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有问题,但如红星这样的自办学校往往是低技能民工的子女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资格享有法定的北京居民才可获得的免费公共教育。这些民工被广泛地蔑称为”外地人”,干着廉价的体力活,是他们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富裕阶层有充分的条件下馆子,聘请全职保姆,以及在像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地方搭乘新修的地铁线。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愿看到那种贫困,但没有这些民工所付出的廉价劳动,他们也无法生存,”研究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陈金永(Kam Wing Chan)这么说。 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和自身的恐惧――靠的是一套可追溯至毛时代的内部户口登记制度,这样一来,一个人要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将得和其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地挂钩。正如其名所示,户籍制度在许多中国城市造就了两个阶层:有法定居住权的那些人和没有的那些人。 陈金永说,虽然城市化被列入为共产党制定的最新的中国五年经济规划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若不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预计未来15年搬迁到城市的2.5亿农村移民可能会成为造成社会动荡的源头之一。 “拥有那么多二等公民的中国城市将会危险重重,”他说道。 获得一座城市的居留许可,也就是户口,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针对那些钱财不菲或有着高层社会关系的人,所以这些苦苦挣扎的农村移民就只能生活在一片灰色地带,在这里,看病得自掏腰包,住的是脏乱不堪的租屋,孩子们上学要到未注册的学校,最幸运的也不过得到质量平平的教育。即便他们能负担得起一套房产的首付,谜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和繁琐的银行贷款规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农村户口的人会被排挤于住房市场之外,。 在读完中学后所面临的挑战更令人心寒,这个时候,这些民工子弟要么得返回父母家乡去念高中,这样就得和父母分开生活,要么辍学。 “这是一个残酷且不公的制度,它阻断了人们追求梦想的道路,”倡导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研究员宋英权(音)这么说道。 政策制定者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讨论有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但除了在上海、重庆、成都和少数的几个二线城市进行了有限的试点,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长久以来都拒绝采取行动。 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如工厂老板,他们希望这些民工维持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和劳动力的廉价;阻力也来自都市精英,他们害怕如果居住条件放宽,更大规模的农村移民将会蜂拥而至。但最难以克服的阻力也许是来自地方政府,若这些移民同法定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地方政府就得考虑替他们负担医疗、教育及其他福利开支。 在去年的一次罕见的有协调的抗议中,全国十多份报纸联合发表了一篇共同社论,呼吁政府开启棘手的户籍改革进程。社论宣称:”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然而,在几小时之内,社论就被从这些报社的网站上被删除,几名编辑受到了处罚。 自此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一直不愿站出来就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事实上,在采写本文时,有六名专家拒绝了就此问题发表评论。有愿意讨论此问题的其他专家警告说,户籍制度的现状将引发中国领导层极力避免的局面。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通胀让大城市移民本就微薄的收入进一步缩水,许多民工正表现得越来越愤愤不平。 “目前环境下运行的制度只是在制造不稳定因素,”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专家贾西津这么说道。 “城乡居民共同建设了我们的国家,都是纳税人。但他们并没有平等地获得福利。这种不公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主管教育的官员们坚持认为,关闭北京这些民工子弟学校是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家长却就关闭的时间点和没有替代方案提出了质疑。有些家长,特别是已经不止一次被迫转校的孩子的家长,已经身心俱疲,说要么把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将他们送给亲戚代养。 “如果官员不想让我们的小孩在首都上学,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真正所属的地方,”一名受废品的外来人员说道,他在这个月将他的两个已到学龄阶段的孩子送回了河南省。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毫无尊严地在这里生活。” 【左图:被称为《中国人最不想看到的漫画》在网络上流传。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可是,更多的家庭发誓要留在北京。两周前,当深受打击的父母们和他们的孩子聚集在之前学校的断壁残垣前面,当地报纸争相以镜头捕捉他们的绝望之情。交织在一起的众怒还反映在了新闻媒体对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慈善项目的报道上,耗资3亿美元在非洲修建1,000所学校。 这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也促使了在几个区的教育官员放宽了禁止非户籍学生进入北京公立学校的限制。尽管如此,许多家长抱怨补救措施不足或难以实现,并说在2006年一连串的学校被拆事件后所作出的承诺最后被证明只是空头支票。 【右图:李海欣(音)是一名教师,已同丈夫在北京生活了11年,他们现在正在为儿子找寻新学校。原文配图】 32岁的李海欣(音)是红星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她六岁的儿子也在此就读,她说当儿子亲眼看到课桌椅和学生艺术作品被埋葬于一堆残砖碎瓦中时,他受到了惊吓,静静地站立在那里。虽然她现在失业了,李海欣说,她即使借钱也要设法把他送到一所费用更高,但依法登记了的私立学校去,不会让孩子在政府承诺作为替代方案的临时校舍里上学了。 “这只是在玩花样,”她谈到了这场针对非法学校的行动。 “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们只是想要将我们赶出这座城市。”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王子与贫民 《纽约时报》争议四起的北京城中村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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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在揭开高铁事故的实情方面,微博侵蚀了中国的审查制度_

核心提示:微博能对抗审查机器吗?从本次动车事故之后的表现看来它有这种潜力。 原文: In Baring Facts of Train Crash, Blogs Erode China Censorship 作者: MICHAEL WINES and SHARON LaFRANIERE 发表:2011年7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Sim Chi Yin为“纽约时报”拍摄】 在中国的一个网吧。上周的一起高铁事故触发了数百万条微博消息。 发自北京——“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的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周六晚上发在新浪微博上的这条预言性的消息这么说。 这短短的几句是年轻女孩@Smm_苗的一条微博。但五天后,这场暴风雨依然在中国的网络上刮着,并在政府官僚、审查机器和国营媒体的脚下激起涟漪。 那个女孩看见的那辆正沿着浙江省温州的铁轨前行的列车在数分钟后就被另外一辆从后面追尾,造成40人死亡,191人受伤。从那时起,中国的两大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平台对这起悲剧发布了令人吃惊的2600万条消息,这些内容中有些迫使尴尬的官员们不得不收回成命。这些消息中既有铁道部的强烈的蔑视,也有政府解释的怀疑,还有公民和职业记者的专业报道。 和本周快速、综合的微博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铁道部的搪塞说辞,而铁道部已经深陷受贿丑闻之中。这些说辞不过是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和国家电视台的通常表现的小小范例而已,它们只是浅尝辄止地报道了一些关于获救儿童的故事,而且姗姗来迟,结果只能让位于那些谨慎地反映了公众不满的报道。 虽然微博之前就揭出过丑闻和爆炸新闻,这一周微博的表现可能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台亮相的标志,即使它面对着政府想控制互联的影响的种种努力。 虽然不是所有的微博帖子都能在网络上畅通无阻,但是负责监控政府的审查机器还是让大多数的帖子得以发出。许多专家说他们已骑虎难下。微博这种比审查机器的反应更快的特性,让它不那么容易受控。微博平台如雨后春笋地普及开来,又让控制它们成了一件棘手的事。 周六的动车惨剧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一事件又在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他们都精通计算机,买得起动车车票,对官方的宣传本来就深为怀疑。 而周六的国营电视台在晚间报道的又是挪威的大规模屠杀,一名乘客在撞车事故发生后四分钟,在微博上报告了停电和“两次强烈的碰撞。”9分钟后,另一名乘客发布了求救微博,它被转发了100,000次:“孩子们都在车厢里大哭!这儿没有一名乘务员!”两个小时后,一则呼吁捐血的微博迅速让当地医院挤满了捐献者。 接着各种反馈开始大量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因素?”一个浙江省的高级官员蔡奇发微博说,“该谁来买单?铁道部门应该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深刻教训。”(注:此为蔡奇微博原文。) 一名湖北省的微博博主说,“我刚刚观看了在温州的火车相撞事故的新闻,但我觉得我还是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可信了。我觉得连天气预报我的没法相信了。还有什么是我们能相信的吗?” 微博对政府本身的影响是体现微博影响力的最确凿无误的标志。 上周末,温州的官僚下令,当地律师不经允许,不许接受受害者家属的案件委托。在微博曝光了这一消息后,他们撤回了成命并道歉。 铁路工人们很快就在事故现场将追尾的车的第一节车厢掩埋了。周一,网上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在掩埋真相,之后,他们又把车头挖了出来,并带到温州去做分析。,国营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指出,他们满足了“许多网友”的要求。 “我把这称为微博革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新闻和通信方面的教授展江在上周四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的一年,微博,尤其是新浪和腾讯,在报道方面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要作用,特别在突发新闻上。” 少数的报纸和杂志不仅将它们对撞车事故的深挖出来的调查报道发表在纸媒上,也张贴到微博上,这样数百万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此一来就可以持续地对抗审查制度。还有数以百计的更传统一些的国营媒体也如法炮制。 即使是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有自己的微博服务。但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两大微博。新浪控股有限公司的新浪微博,拥有1.4亿用户,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和其他微博用户相比,他们在时事方面更感兴趣。腾讯公司的微博有2亿用户,他们则通常更年轻,也更喜欢社交。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微博“山寨”了西方的同类服务:将每条微博的字数限制在了140个以内(不过在中文里,每个字都可以表达更多的意思)。发微博也被称为“织围脖”,因为这个词听起来象“围脖”。 但中外微博也有差异。一个人可以评论别人的微博,变成一种对话。用户也可以在自己的微博中附带图片和其他文件,这一功能很有效果:上周四,喜欢验证事实的博主们张贴了温家宝总理最近的官方活动的照片,以驳斥他在温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生病了,所以不能更早一些到达事故现场的说法。 虽然西方的社交网络如Twitter和Facebook都被屏蔽了,但它们的中文类似应用却在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有者同意政府的监测和审查——也许还因为中国政府一旦担心出现反应,就可以将其关闭。关于高铁惨剧的大量信息看起来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官方许可(译注:这种许可显然已经在上周六晚上被彻底关闭,详见“译者”的 动车相撞事故专题 ):许多分析家认为,政府觉得微博是个虚拟的蒸汽阀门,可以让公民以安全的方式发泄不满。 根据一名因担心透露此信息而被解职,所以保持匿名的腾讯网络编辑的说法,一旦有需要,微博也的确有数十个电子开关可以稀释、隐藏或删除[令当局]讨厌的帖子。然而,微博也在和审查机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我们公司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我们公司必须采取主动,以保障我们的空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和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甚至专门的审查者也发现微博很难被约束。政府的看守可以通过寻找如“人权”和“抗议”这样的关键词自动删除一些帖子。但正如Twitter一样,能够立即转发给数十人意味着审查命令在执行之前,信息就可以传播。 并且总是有截屏来保存那些已被删除的帖子,比如中国最著名的演员葛优的这条微博: “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会有无数花圈。而死了多少个百姓,只有不停的和谐。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会说全国哀痛。而死了多少老百姓,也不会有句道歉。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会有高规格下葬,而死了多少个老百姓,只有冰冷的数字。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有不停的表彰,而死了多少个老百姓,只有渐渐地遗忘。”(注:录自葛优被删除的微博原文。) Jonathan Ansfield对此文有贡献,Adam Century, Li Mia, Li Bibo 和 Edy Yin 对研究有贡献 相关阅读: “译者”的“动车相撞事故专题”最新进展更新:范徐丽泰回应牵头人大提案要求;教育部前发言人给王勇平的信;“后动车”时间;给大陆媒体的“香港家书” ;微祭奠……点击 这里 查看,墙内可见,支持iPad和iPhone阅读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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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北京扩大网监范围 许多WIFI用户将停用

核心提示:新出台的规定要求酒吧、餐馆、酒店和书店都安装价格为两万元的网络监控软件,此举导致众多商家取消了网络服务,有些是出于经济原因,有些则明确拒绝成为政府的监控系统的一部分。 原文: China Steps Up Web Monitoring, Driving Many Wifi Users Away 作者:Andrew Jacobs 时间:2011年7月25日 本文参考了“东西网”上的同来源 译文 ,“译者”志愿者对该版本译文做了二次校对和补译。 【图:周一,北京一家咖啡厅的顾客在上网,该咖啡厅尚未被新条例影响。】 北京——新出台的规定要求酒吧、餐馆、酒店和书店都安装成本昂贵的网络监控软件,此举导致众多商家取消了网络服务,给北京热衷于边品尝拿铁和绿茶边盯着网络、玩游戏的网迷们浇了一盆冷水。 这款价值2万元(折合3100美元)的软件能够让公安局了解这些在餐馆、咖啡厅或者私人学校上网者的身份,并且监察他们的网络活动。不按规定提供无约束网络服务的商家将会被罚款1.5万元(折合2300美元),以及面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 一家以可丽饼、华夫饼为特色,店里还以养着几只昏昏欲睡的猫而出名的L’Infusion咖啡厅的老板王波(音)说,“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这一政策很不公平,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控制信息的传播。”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新措施是否仅仅局限于北京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带已经受到了新规定的影响。但是这些措施暗示,因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部分是借助了网络的力量,公安官员们毫不迟疑地要增强控制力度。 中国已经对网络进行了最为严格的监管。去年,政府“和谐”了超过一百万的网站,虽然大部分为色情网站,但其中也包括了Facebook、Twitter、YouTube 和 Evite。近期的规定也给架设非企业性质的私人网站增加了难度。 谈到搜索引擎和微博,中宣部指示的实际执行者会过滤中共认为威胁到了国家稳定或其声誉的关键词和话题,在中国大多数上班族上网的公共网吧,顾客们必须出示国家颁发的证件才能上网。 看上去,新举措是为了消除所谓的“互联网管理”漏洞。这一漏洞让那些拥有笔记本和iPad的大学生们和外国人,还有嬉皮士的和失业者们在网吧和休闲吧以相对的匿名方式上网,消磨日子。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组成了影响力极大的微博前沿,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人进行信息交流传递的方式,这种改变不时会让官员们感到害怕。 “老实说,我在家或者上班的时候都能上网,但是有时候在一个舒适的地方上上网确实感觉不错,”28岁从事广告销售的王芳(音)说。王芳经常在库布里克的皮椅子上处理公事。库布里克咖啡屋也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拔了网线,而没有买新的监控软件。咖啡厅经理说,没有了网络,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再来这,Wi-Fi被关闭后,这里的生意已经跌了三成。 截止至星期一,东城公安局对此并未回应或置评。但是根据其公开通知,这些措施是为了打击罪犯,防止他们通过互联网来实施“敲诈、走私、赌博、传播负面新闻和电脑病毒”。通知上写着,这些不法活动“不仅损害了政府和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给一些商家造成了经济损失。” 该软件的研发商上海雨人软件公司拒绝讨论产品是如何运行的,但是据公司的一名职员说,软件已经送达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们手里。根据政府网站公开的中标声明,雨人公司为此获得了31万美元的收入。 一位表示已经取消了免费无线网络服务的书店老板说,她这么做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她说,“我拒绝成为奥威尔书中的那种监控系统的一部分,帮助一个希望监控客人们如何使用网络的政府强迫我的顾客公开他们的身份。”她害怕公开姓名或者店名,以防引起政府的注意。 在星期一进行的一个约有12户商家参与的调查中,没有人表示打算购买该软件,该软件可以同时监控100位用户。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个经济问题。一间名为Sand Pebbles Lounge的墨西哥餐厅老板Ray Heng 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店,同一时间不过只有两、三个用户,对像星巴克和麦当劳来说这款软件可能有意义。“ 正如其他几位商家老板一样,Ray说他希望政府对新规定的热情能很快消散。他说,事实上,他并没有计划立即停用免费无线网络。Ray 说:“我们对顾客上网并无任何意见,有意见的是政府,如果他们希望我们安装这款软件,那么他们应该负担费用。“ Adam Century 对此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中国简报》中国反制信息革命的调适手段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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