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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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改革六十条”？因为，顶层与基层达成改革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阻力来自中间—积重难返的中间层，他们远比顶层保守又远比基层凶狠。所以，中国的改革，往往需要“顶层设计”—非如此而不能摧毁中层阻力。并且，顶层的设计必须在各领域各主题有足够明确的改革方针，否则就被中间层扭曲，用来维护或强化既得利益。 为什么改革动力只能源于基层和顶层？因为社会矛盾最终集结为顶层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中间厚重的官僚群体本质上只有压力上传和下达的功能。 事情当然远比上述的，复杂许多。例如，顶层的结构，我的观察，不是铁板一块，从来不是。尤其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规则政治而是人情基础上的政治，犹如中国的理从来不是“法理”而是宗法基础上的“情理”。所以，中层的利益派系必定要反映为顶层关系—“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常想的一项研究工作，与口述党史密切相关，采取的方法，称为“网络社会科学”方法。这样，我们可能更科学地描述权力结构及其代际变迁。 在很多年里，我记得第一版《美国与中国》的结尾处（但目前的版本都没有这一结尾），费正清写过一项预言：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最沉重包袱就是官僚政治的包袱，很难相信目前的政权能够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可惜，我始终找不到这段文字，以致我必须怀疑它是否存在过。好在它表述的这一判断，十分真切。例如，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费孝通和吴晗写过《皇权与绅权》，都可支持这一判断。尤其是皇权与绅权的探讨，让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乡绅阶层的消失极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官僚性。因为，绅权代表局部利益，以往的政治，有许多冲突着的局部利益，通过绅权上传至顶层。宗法基础消失之后，法律—它要求“齐一性”—倾向于取消局部利益，而齐一性的最佳执行者就是官僚—俾斯麦意义的“好官僚”（而不是贪腐官僚）。因此，中共改革需要破除的官僚阻力，远比以往的政权要强大许多。也因此，任何“六十条”，看起来都是必须的，比任何简约但符合“法”的消极本质的“十条”更符合中国政治状况。 最后，或许我要引述休谟政治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两害相争的时候，受害者受益较多。所以，与一种威胁相比，我们希望引入与它竞争的另一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