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的缘起   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13 年内部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的发起人，我想谈一谈我对金融四十人论坛同仁为什么应当积极参加深化改革总体方案的研讨工作的理解。 去年 11 月的十八大郑重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改革目标确定以后要做的，就应该是制定改 革的总体规划了。正如去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要在 2013 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 图、时间表”。 有些人认为，所谓“顶层设计”指的是由顶层官员进行的设计，因此是只跟顶层官员有关的事情。这种看法看来是一种误解。所谓“顶层设计”，是指对经济 社会这个大系统的顶层进行的设计。这显然是和我们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关的事情。全体公民都应当参与到其中，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现在中央负责进行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工作班子已经建立和开始工作。我们作为经济和金融的专业人士，更是义不容辞，要从学者的角度，根据自己的研究提 出独立的意见。据我的观察，许多现任官员对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也并非没有不满和困惑，但是因为身在其中而往往找不到解决之道。学者们的意见也会对他们提出改 革方案有所启发和帮助。 现在矛盾积累，经济社会体制需要改革的方面很多，改革的总体规划不可能面面俱到，胡子眉毛一把抓。四面出击，结果只会分散精力，甚至弄得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根源的基础上，筛选出最为关键和相互关系最为紧密的改革项目，提出对所谓“最小一揽 子”配套改革方案的建议。 财税改革：向地方放权应谨慎 对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人具有共识，这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事权”）不对称。但是，对于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提出的办法却有很大的分歧。 一种意见是向地方进一步下放财政资源。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建立类似于欧盟的地方分权财政体制。如果把欧盟看成一个国家，各个盟员国就相当于我国的地方政府。他们主张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使它们的收入权能够同事权相匹配，弥补支出。 不过在我看来，用欧盟来比喻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不恰当的，因为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制度。而这一点正是欧元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进一步下放财政资源，使之能够满足地方的支出需要，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方面，现在从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构成看，中央的份额不到 20% ，地方的份额超过 80% ，中央没有多少财力可以下放。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存在一定问题，许多地方因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加上楼堂馆所使财力短绌，给多少钱恐怕都满足不了需要。 改革以来，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向地方放权就是改革，向中央收权就是保守。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假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正常，而中央政府的行为不正常。其实由于政府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都存在职能错位的问题。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存在“公司化”的现象，即所谓“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把整个地区当成一个企业来管理。但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独立的企业，也不受股东和董事会的约束。于是就产生出种种弊端来。 香港大学的许成钢教授在美国《经济文献》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目前体制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分权式的威权主义政府”，依靠威权追求自身利益，即政绩的最大化。 这种追求政绩最大化的投资冲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旧型城镇化的造城运动。 在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上，城镇化是一个在市场引导下的自然演进过程，它的基本作用是通过人的集聚提高经济效率。但在现阶段中国的体制下，城镇 化却是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和表现出政绩。结果是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造成了土地和投资的大量浪费，建成的城市运营效率一般也很低，有的甚至成了 “空城”或“鬼城”。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一些地方城建投资成了无底洞，不仅大大超过自身的财政能力，而且超过了本地 GDP 。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从哪里来？除了卖地，就是大量举债。所以地方债务迅速膨胀，甚至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满足地方预算的支出需要，恐怕是不合适的。 在我看来，另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更好一些，这就是按照所谓“财政联邦制”的原则，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财政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财政提供。 具体来说，第一，将部分支出责任，例如，义务教育经费、公检法支出等上收中央；第二，开征新税种，提高地方在共享税中的分成比例，增加地方本级收入来源；第三，规范转移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重视运营与市场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基金的行政管理和基金的经营运用分开，但是没有做到。 2002 年辽宁的钼矿事件发生以后， 朱镕基总理请刘遵义教授做了一个方案，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这个基金虽然建立了，但只是作为国家财政的特殊后备。 2004 年美国专家彼得·戴蒙德 教授等访华，重提此事，但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没有形成文件，虽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确实想在这种分开的条件下成为代理职工管理他们的个人账户的机构。 我看应当把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我很赞成支付标准跟缴费挂钩的观点。要真正落实到每个人，而不是用平均数一概而论。关于名义账户制和做实个人账户的问题。马丁·费尔德斯坦主张做实个人账户，戴蒙德建议中国仿效北欧，实行名义账户制。我比较赞同后者。 对医疗的性质，上届政府已经基本确定。虽然用了一个比较柔和的词，叫做“公益性”，实际上要说的是“公共品”。现在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医 疗既然是公共品，就应当由国家包起来；另一方面，国家又没有那么多钱。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需要动员民间资源投入医疗领域。这样，政府就把自己置于一种非常 尴尬的境地。对于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争论，要从问题本身入手，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医疗资金的筹措和医疗服务的提供 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开：基本医疗资金应该由政府负责保证，医疗服务则要通过市场提供。当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处理好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文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本人审核）

（11 月 6 日下午，由温州市工商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主办温商论坛（第十讲）暨中欧 EMBA 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着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受邀来温，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经济速度的放缓。温州地方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它在过去十几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问题现在逐渐的暴露出来了，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把它称之为结构性衰退。衰退它用词的含义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要负增长，而是增长速度的放慢。结构性衰退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周期系衰退有根本的区别，周期性衰退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现在天气冷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你熬两三个月气候自然转暖，你扛一阵也就过去了。而结构性衰退和周期性衰退它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不能够纠正结构性的扭曲，衰退将持续较长时间，它不能自动恢复，必须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要观点。 OK 。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什么？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从数字上非常明显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每年增长 20% ，消费每年增长不到 10% ，两者相差一倍，或者投资增长率是消费的两倍。这样带来什么结果？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投资的增长长期地领先于消费的增长，就使得生产能力的形成超前了社会需求，结果是过剩产能，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就是过剩产能。你去看一下哪个行业产能不过剩，全都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危害是什么？恶性竞争、价格不断下跌，因为产能过剩大家都是发愁自己的产品怎么卖出去，于是在市场上恶性竞争，所以互相比赛降价，降价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最后发生亏损，亏损的时间长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出问题，而企业一旦倒闭银行坏账大量出现。 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看上去就是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社会购买力跟不上，整个全社会供应能力的增加。哪里产能不过剩，传统的制造业全都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建筑材料、电解铝、煤化工、发电量、发电设备、多晶硅、风电设备、造纸、印刷、造船、航运、化肥、电视、冰箱、手机等，没有一个不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传统制造业通通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些产能所用的银行贷款就无法偿还，那银行坏账是必然的，银行现在老做手脚，把坏账藏着，各种各样的猫腻，过桥贷款等等，无非是忽悠上级，说坏账率双降。还双降呢！应该是“霜降”，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坏账率双降，应该是双升。为什么双降？造假账，忽悠领导。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了，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才增长，现在面对过剩产能企业不敢投资了，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放慢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衰退，是由于结构失衡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样的结构性衰退，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应该是拉动内需，在 2009 年的时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 4 万亿，其实根本不止 4 万亿，大概投入的资源有 10 几万亿。这 10 万亿的资源投入中主力军是银行，财政投入大概也就一两万亿，其余的都是银行，所以银行今天不出坏账事情就很奇怪了，那中国还真是地球上非常特殊的国家。如此大规模仓促的投资、项目的上马，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和风险的评估居然没有坏账，这个难以现象。 我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给企业带来了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以为强大的政府可以人为的制造经济景气，跟着政府冲进去了，现在被套了没人给你解套。跟着政府投光伏的、投风电的现在什么情况？全都被套了，所以基本的经济规律你是不可以违反的，你要是违反了一定受到惩罚。 4 万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体的运行事态，在这里我们没有用 GDP ，为什么没有用大家都知道，现在连领导都不用 GDP 了，我们为什么要用 GDP ，外国记者问领导，“你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你看什么呢？”领导说我不看 GDP ，我看三个指标，第一叫发电量；第二叫铁路货运总量；第三叫中长期贷款，这就是后来着名的“克强指数”，这是克强总理观察中国经济所用的指标，所以我们要听领导的话，才用“克强指数”，而不用统计局的 GDP 。 发电量非常清楚，深谷是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高峰是 4 万亿。 4 万亿实际上是十几万亿，只维持了几个季度的繁荣，经济就一路下滑，所以不要迷信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把自己的事做好，根据市场基本的规律来安排企业的发展，不要听政府说什么，要听消费者说什么。当然你要知道政府它想干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对经济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中，你完全忽视政府的政策也不太可能，但是不要把企业的经营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挂起钩来。 一路下滑滑到了二次探底的谷底，二次探底出现在去年的下半年，二次探底以后政府又急了，又来了一轮“ 4 万亿 2.0 ”，“ 4 万亿 2.0 ”大家知道的不多，为什么啊？因为这一次是转到地下了，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去，发改委不知不觉中几千亿的项目就批出去了，资本市场不知不觉若干万亿的资金放出去了，于是“ 4 万亿 2.0 ”持续到今天大家感觉到的所谓企稳，现在官方、民间宏观经济用的词不是 2009 年的强劲反弹了，而是回落企稳。那我们知道这企稳是假的，它是“ 4 万亿 2.0 ”的作用，七八月份一直延续到九十月份，各位感觉日子好过了一点，原因是“ 4 万亿 2.0 ”的余威以及最近在房地产上的放松，所以让大家感觉到似乎又过去了。没有，只要结构性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任何反弹和企稳都是暂时的，所以我在等着三次探底，三次什么探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同样的结构性的分析，我知道欧洲经济会继续下滑，滑到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会继续下滑，因为它的结构性没有解决，它的过度负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过剩产能问题刚开始被官方所承认，于是政府又制定这规划那规划来消除过剩产能，我想说你们还是定规划吗，过剩产能全是你规划出来的，现在你又来规划扫除过剩产能，你放一把火现在又来积极的救火。铁路货运总量的趋势跟发电量完全一样，不用我解释，大家一看就知道，最近铁路货运总量虽然有一点点反弹，但还是负增长，只不过负增长比以前小了一点，仍然是一路下滑，挡不住。 下面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结构性失衡，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那就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居民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的失衡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既然是投资增长两倍于消费，那我们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是不是投资主体收入增长超过消费主体的收入增长，带着这样的猜测看了一下数据，发现果然如此。在这个经济中投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消费的主体是居民，那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里用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间投资主体的投入确实在上升，而消费主体的居民收入在下降。当然居民收入的下降我在这里讲的是相对下降，而不是绝对的下降，我想强调这个概念。什么叫相对下降？就是在总收入的份额中下降，就是它的增长率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 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 1993 年到 2007 年收入分配占 GDP 的比重，居民的份额从 63% 降到 52% ，降了 11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消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而企业的收入从 20% 微升到 22% ，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政府的收入从 17% 上升到 26% ，所以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猜想，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是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投资主体（政府和企业），而不利于消费主体（居民）。 下面就要谈对策了，怎么去调整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府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企业只是微升，居民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对策是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减少政府的收入份额。三中全会会讨论这个提议吗？有人仍然抱有信心，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也没接到会议通知，如果有幸去列席的话我要提出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要全面的实质性减税，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掌握这么多资源全是浪费掉的，而且它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你要减政府的税，你去问问政府恐怕没有一个官员会同意，官员会瞪大眼睛说：“教授你说什么，减税？我们现在钱还不够花呢，怎么可能减税啊，我们现在离开土地财政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领导，你知道不知道，正因为土地财政，你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为什么土地财政会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什么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政府一手低价从居民和农民那里征地，而且低价供给企业去投资、去扩张，同时高价在市场上拍卖商业用地。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拿走了，主要是政府拿走了，政府把土地增值收益拿走投资去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农民、居民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在这个收入方面居民、农民拿不到市场价格，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对什么不利？对消费不利。 所以你看结构性的失衡到最后一项一项地去分析，你就能够找到我们将来改革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对策刚才已经讲了，要全面减税。要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对策？土地供应的市场化。那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提出的方案从农民土地确权开始，就是确定农民土地的权益，然后在确定土地权益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动土地制度，现在集体用地的经营权进入市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第三步是什么？土地私有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使得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和居民获得更高的比率，有助于消费。 当然，这个土地改革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你看一看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都是在土地权益产生的纠纷，最后矛盾激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所以你为了其他的目标，你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你为了扭转结构性失衡，都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外，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的过度管制也使得投资越来越重，消费越来越轻，什么管制？利率管制，利率是政府管制的。当然在贷款方面现在全放开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政府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以便向企业、向政府、向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什么？鼓励投资，而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受损的是居民，居民的储蓄收入因此而减少，居民的收入减少了当然对消费不利。不仅在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就在股票市场上政府也是压低融资成本， A 股市场上的市盈率是 20 倍、 30 倍，创业板上市发行率是 50 倍，如果发行市盈率 20 倍， 20 倍是什么意思？ 20 倍就是用 1 块钱的盈利融资融 20 块，那企业的融资成本是 5% ，所以市盈率的倒数大致来讲，不严格，市盈率的倒数就是融资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这也是我不愿意谈三中全会的一个原因。所以对策都是有的，你要开放，金融行业要开放，医疗卫生要开放。现在一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就说医改失败了，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这是哪门子的医改，还没改就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改革造成的，还没改革就说失败了，失败什么啊，你根本就没改革，现在 80% 、 90% 的医疗资源全是国有的，民间有资金、有人力就是进不去。问题在于政府过度管制、供应严重不足，凡是能投资的地方产能全过剩，全是不过剩的地方都不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今天没有办法再一一讲了。小结一下，你要开放，改革开放这两大国策你要继续下下去，但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 30 年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仅是因为小平那样的领袖人物不再有了，而且改革的阻力大大超过小平时代，这个改革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如果我们改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结构性的扭曲长时期存在不能矫正，于是经济长期在衰退中。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各位自己思考一下可能性有多大，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全面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和政府管理性行业开放，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估计一下， 30% 的概率你比我还乐观，我们自己估计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冬天有多长，这个冬天有多冷，自己就可以知道了。 但这不是说冬天这么长、这么冷就不干事了，研判宏观经济并不是说大家什么都不干了，正像我们看天气预报一样，今天刮风下雨你就不出门了？不对，不是这逻辑，今天刮风下雨照样出门，但是要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带把雨伞就完了。冬天很长、冬天很冷，做好准备，准备什么？棉衣、干粮。棉衣、干粮就是你的现金流，好好把你的现金守住，一切以现金为基础来进行规划，没有现金回流的项目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碰，除非我能看到这个项目能产生收益，我才投资。把自己的现金流守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很多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你们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我也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你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你总要生存下去。 改变自己怎么改？谨慎经营。这个时候不要再想你的资产在今后两三年翻几番，别再做这个梦了，这属于过时的中国梦。面对现实，在这个冬天中，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第一要务是活着，只要你活着，过了这个冬天春天来的时候自然有你一份，到明年我再来温州的时候，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依然活着，谢谢大家！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那个时候咱们再来探讨经济、再来探讨企业，咱们再一块来打场球。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写了关键词，果然丢失了。这次不写关键词，试试看。可以通过，然后再增加关键词，再试试。不错，通过了。那么，我继续写。读书杂志，我很早已中断了阅读这份杂志。昨晚我们在朗润园聚会，座谈的主题是“正义与人生”，而且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陈嘉映主持，引子，是我新写的这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请了老友王焱、张静、景跃进和周濂。朗润园万众楼周围全是铁架子，装修，粉刷，充满着油漆味，加上昨晚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30，重度？令人窒息，即便如此，会场里坐满了人，说是媒体发布会，却没有见到什么媒体记者，可能他们实在听不懂我们几位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主办机构，这一次，是腾讯文化书院+世纪文景。签到的时候，文化书院在门口桌子上摆着一本来宾签名册，请我写几行字或赠言之类。呵呵，我哪里能写字？无奈，写了自己的名字“丁丁”，本想画一套符号的，时间紧迫，放弃了。今晨想起来，还是要为腾讯文化书院和世纪文景画这样一套符号，见附图： 这张图的标题是：怀特海命题的另一种表达。知道的同学，可以读懂，还有更深的意思。不知道的，只好等我以后再解释。      关键是，王焱带了一册《读书》（2013年11月号）送我，因为里面有一篇我为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写的书评。王焱重新主持《读书》，可能是在汪晖和黄平几年前突然离开或“被离开”之后。总之，这一次，我开始重读这本熟悉的杂志，又一次有了亲切感，如同1978年至1998年那段时间的亲切感。办杂志，如果主持人坚持要将杂志里塞满陌生的语言，当然就让读者感觉陌生，从而销量不可避免要迅速下降。现在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或者至少，我自己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当初三联书店突然更换《读书》编辑部的主要编辑。我感谢王焱，让读书不再陌生。      首先推荐这一期最后一篇文章，作者是戴燕。文字真好，读起来确实是白话文，但每一字每一标点都很考究。读了这篇文章，尽管我不是中文系出身，却立刻在“共享资料”主页下载了几十本“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戴燕编辑的三种，都在里面了。      其次推荐钱理群的文章，是这一期杂志的第三篇“精神流浪汉”的传统与命运。老钱写的，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名保安，文学的业余爱好者。      回来解释上面这张图。怀特海命题是：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所以，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理解（understanding），表达（expression），重要性（importance）。这也是怀特海《Modes of Thought》的第一部分“creative impulse”的三章的标题。这本小册子始终没有令我满意的译本，虽然，国内已有三个不同译本（华夏的、天津教育的、商务的）。或许，这三个译本，刘放桐先生的（商务的）最好。       感受到的重要性，首先需要一套语言来概括。采取何种语言，实在太重要，以致有些西方思想者相信语言是“本体性的”。凡神秘主义者都不会相信语言与感受是同一的，因为大量的感受，尤其是神秘感受，无法用语言概括，也因此，这些感受被认为是神秘的。不论如何，重要性感受，若要有某种永久性，必须找到能够概括自己的语言，这就是那张图左下角的集合——全部可能的人类语言。然后，试着以某一语言表达的重要性，这是算子Phi的意思，它使感受到的重要性得以映射到全体可能表达的集合里。注意，表达与可观测性之间有密切联系。如果表达不可观测，表达究竟是否表达了？就成为一个问题。可观测，任何满足某一可观测性质P的元素x，这是那张图上方集合的意思。从表达的集合，有一个映射Psi，使被表达的能够被理解而且被至少两位主体理解，否则怎样是“共识”呢？右下角的集合是一切可能的共识的集合。从这里，有一个映射（算子）根据共识来修正关于重要性的感受。        微信，包括腾讯的、新浪的和网易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本质而言，我用上面这张图来表示，就是寻求表达重要性感受的算子，也就是上述的映射Phi、Psi、Miu。这篇文字，我送给“微信”——或许这是最接近上图所示的那种社会交往方式？

这是我在朗润园“正义与人生”的座谈会上回答周濂的问题时，想着应另行发挥一番的议题。周濂第一个发言，非常精彩，提出了两个“小问题”与我探讨。其中一个问题引发于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表现的对福利政策的正面评论（当然还有经济学家通常要有的负面评论）。我回答这一问题时，特别介绍了福利政策的动力学过程：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失业救济、以及弱势群体的种种困境）难以从市场经济（更何况中国还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得到满足，姑且称为“市场失灵”，从而有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能（但中国的政府也失灵），不过，旨在满足个人发展基本条件的福利政策，是公共的财政负担，公平与效率之间当然有权衡，过分的福利政策，如两德合并时期我所见到的那样，基本上，40%的东德人“失业”（自愿失业）是因为失业救济几乎等于就业收入。试想想，中国人怎么就在三十多年里如此富裕，归根结底是由于市场激励了几亿颗头脑努力学习生产性的知识（而不是“非生产性的知识”）。我当工人的时代，厂里的工人每天有效工作时间不过一小时，其余时间无所事事，我领导工人学习小组整天读书，那算是正业，不是无所事事。学习小组所学知识，当然也不直接就是生产性知识，“批林批孔”，研究《人民日报》社论，算是头脑训练，间接地，是一种生产性的知识（人力资本）。福利政策不可太多，要充分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提供基本的发展条件，尽可能广泛地帮助劳动者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政策制定者有足够的实践智慧，及时调整福利政策的强度和结构，可有很好的社会发展效应。反观中国的情况，主要是偏激的两极思维方式，要么完全福利化，人人平等地陷于贫困状态，要么完全取消福利政策，贫富悬殊，而且教育普遍失败，故而相当普遍地，先致富的人，为富而不仁。      从周濂引出的话题，我想继续发挥。现在的人口红利，我认为已经完全消失或已经转为人口黑利。我的论证是这样的：人口老龄化固然是一项核心的因素，使人口红利在各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逐渐消失，并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在中国加速消失。但是更强烈的作用来自劳动者经济行为模式的变迁，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增加。其实，只要观察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观察一年左右，我们不难意识到，由于农民工的家乡状况的改善，衣食住行水电通讯，这些物质条件一旦可以满足“温饱”需求，情感需求立刻凸显为日常生活的主题，春节回家，十一回家，五一回家，或者，最正常的人情世故，就是长期在家里生活——所谓“家庭”，如果有收入的话。于是，行为的均衡模式是每年在外面少工作两个月。几亿人，每年减少劳动供给两个月，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福利范围的扩展还将进一步减少劳动供给（例如，家庭保姆之为一种职业将完全消失），这才是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经济原因（劳动行为学的原因）。      也因此，数年前，我在大众媒体突然发表几篇文章呼吁普遍增加劳动工资。因为，改革三十年，由于执政党的“身份幻觉”，中国的劳动组织始终不能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劳资谈判机制之为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始终缺失。我呼吁执政党放弃身份幻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必须落实的身份转换），因为它早已不再是劳动阶级的代言人而且也早应超越阶级斗争时期的意识形态从而能够在目前政治体制内代表（协调）一切阶级而不是个别阶级。      如果我们拒绝上述转换，就只好等待市场规律的惩罚。这种惩罚已经降临，例如，基础劳动工资的报复性增长，以每年大约15%以上的速度，从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迅速衰落——因为来不及调整生产的技术结构（况且职业教育极大落后）。这些直接惩罚之外，还有更严厉的间接惩罚：劳动力多年来只能停滞于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因为他们的收入比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住房费用的增长慢得多。于是，个体发展的机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群体，正义问题凸显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间接惩罚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因为，就现代生产函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与承载先进技术的资本品，二者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互补性而不是互替性。我们用两层次生产函数来刻画这样的投入产出关系，在第一层次，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构成互补的一种投入，称为复合的K，然后，在第二层次，复合的K与自然资源，二者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互替性而不是古典的互补性。不如此，就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地球生态-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经济发展的最终议题”（参阅二十年前我写的同名文章）。      简单的结语：劳动力供给将迅速减少，主要不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增长引发的劳动供给行为模式变迁。于是，劳动工资已经开始报复性增长并将延续一代人（至“70后”退休），直到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至少三分之二（西方各国的数据），而目前仅占三分之一。就收入平等测度而言，大约要使基尼系数从目前的接近0.6下降到大约0.35这样的水平，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同一产业之内最高收入（的5%人群）与最低收入（的5%人群）之间的差别，应如日本这样（约三十倍），而不是如美国那样（约一百倍）。要实现这样的经济转型，前提，如上所述，必须是政治体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