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怎样推销糖果 2012年07月13日 11:32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政府还可以叫停钼铜项目来稳定民众情绪，但万一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 果真不那么严重，而仅仅由于决策缺乏透明和民主而被叫停，这岂不是政府与民众的“双输”？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民 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打骂时，经常听到“我这都是为你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纳闷：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 为他好，那什么是不为他好呢？为他好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也许“家长式政府”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 已经变化了，今天的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与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 间的矛盾。■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上一篇： 关于谣言的经济学 下一篇： 感人至深的两篇文章 –转贴在杜老百岁生日之前

      Edward Glaeser，是芝加哥学派训练的哈佛经济学教授，他和Acemoglu都是1967年生，二人之间的学术差异或“争论”，是最近十年关于“民主”、“独裁”、“教育”、“增长”这些关键词的焦点（我在解释未来八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介绍过这场争论）。Daron Acemoglu是土耳其出生，LSE训练的MIT经济学教授，学术明星，2011年至2012年他发表和即将发表的论文，几乎囊括全部最好的经济学期刊（我希望读者明白我的意思）。我这篇博客日记，主角是Glaeser（简称“G”）。虽然，我心里总是惦记着Acemoglu（简称“A”）。         2003年，G写了一篇论文“心理学与市场”，批评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捍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从这篇论文，读者很容易导出一项命题：某甲传播谣言的成本低于效用，则某甲倾向于传谣给某乙，而若某乙传谣的成本仍低于效用，则某乙倾向于传谣给某丙，……依此类推，这就是谣言的经济学原理。关键是，在哪些场合，例如，在中国社会，这一原理适用于何种情境？我刚刚转贴了刘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里的文章是接着那篇文章写的。如果政府不愿意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或是只公开那些民众难以理解的过程（专业的），则民众倾向于传谣，或谣言倾向于广泛传播。这里，需要有一项假设，如果民众十分信任政府，则上述原理不适用。谁家的儿子一天到晚怀疑自己母亲陷害自己呢？可是，我们所处的恰好是信任危机的时代，政府和市场，都有信任危机。此时，若要有效遏制谣言，我们就要使信息公开到足以使传谣者的边际效用低于边际成本。天津火，北京水，……事件总会发生，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则是：公开信息。        2009年10月30日《Science》，A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探讨人类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是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而是人类社会之间相比较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根据他熟悉的数千年文明史，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长期而言，首先依赖于“产权”结构，此处，应采用洛克的“广义产权”定义： life, liberty, possessions，并考察“代际人口”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产权激励是否足够强烈，这里涉及的，是诺齐克与罗尔斯的对话。兄弟二人，一人勤奋，一人懒惰，并依次遗传他们的生活习惯，致使二人的子孙后代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终于引发普遍的“均贫富”呼吁。诺齐克认为，在这一故事里的均贫富呼吁，是不正义的。而这类不正义的行为，弱化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激励，最终导致全体贫困。长期史的考察，A的结论远比上述故事复杂，因为产权是一套结构而不是一个概念。例如，他注意到，有些社会更愿意保护与土地相关的产权而不愿意保护与人力相关的产权，那么，与那些更愿意保护人力资本产权的社会相比，如果技术进步的路径恰好更依赖于人力资本，这些只倚重土地资本的社会就开始落后。这当然也意味着，如果技术进步路径恰好更倚重于物质资本，则不保护人力资本产权，未必导致落后。总之，带有一套结构的产权，长期而言，究竟怎样激励一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与积累，可以借助仿真，帮助我们理解。仿真的重镇，以前是密西根大学，现在是哈佛大学，也就是 Martin Nowak 领导的小组。不仅有计算机仿真，更重要的，还有真实社会网络的考察与仿真研究。中国的刘军（这一位是在黑龙江的），在社会网络的经验研究方面，以我的阅读而言，国内领先，可参阅他的乡村社会网络研究以及2009年的著作《整体社会网络分析及UCINET软件使用说明》（上海世纪集团出版）。      提到社会网络，读者马上要想到“社会资本”的研究。不错，2000年，G发表了一篇论文，批评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我开篇指出了，他是芝加哥学派训练的经济学家，与A的LSE训练完全不同。说到LSE的传统，我们立即联想到它的院长Robins（就是定义了现代经济学之为“研究有限手段在无穷多目的之间理性配置的科学”的那位），英国的经济学传统，基本上就是马歇尔的，不是芝加哥的，虽然，芝加哥学派传承的也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马歇尔同情社会主义运动，鼓励扶助劳工的经济学研究，并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批评那些对劳工缺乏同情心的经济学研究。LSE不仅招聘了哈耶克，而且招聘了希克斯，还有卡尔多这样的基本就是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经济学会主席。总之，关注社会制度，是英国的经济学传统。受那里的思维训练影响，A的口号是“institutions matter”，这也是诺斯和威廉姆森的口号。继续谈G的那篇论文，他考察的结论是，经济学家可以重新定义“社会资本”概念。因为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例如，他发现，积累社会资本的激励，与该社会里个人的年龄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这一激励先是随着年龄增加，到大约50岁以后，随年龄减弱。对许多老人而言，这一激励完全消失。这一结论，完全符合，例如，Modigliani 关于储蓄和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说到财富的特殊形态“资本”的积累，读者不可避免要想到人力资本积累有强烈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效应，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见解。数据，下图（这是根据103国1985年数据整理绘制的散点图，取自下面引述的A的论文）： 不过，2000年，A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结尾，否证了芝加哥学派的这一见解。根据他的研究，每一年学校教育的回报率始终是4%至6%，并且，没有统计显著的外部效应。我推测，从这一年开始，A和G，开始了他们的论战。      在以后的十年里，G论证说，哪怕你是一位独裁者，为了获取经济发展的好处，如果你懂得人力资本与人均生产率的上图所示的强烈正比关系，你将不得不推进你的子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为这一积累提供足够的激励。然后呢？G和哈佛名家Shleifer，2006年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里得到结论：然后，教育的一项副产品是受教育者参与民主政治的个人成本迅速降低，于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推翻独裁者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大。他们的结论是，“民主需要教育”（就是他们这篇论文的标题）。A当然要批评，他在2008年AER发表论文，批评世界银行扶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基础是“现代化幻觉”，根据这一幻觉，只要人均收入增加，就必定导致民主化。这是因为，在人均收入增加与教育水平上升之间，有强烈的正比关系。如前述，教育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颠覆独裁者。现在，A提出一张长期的图： 这是他根据五百年历史整理的数据的散点图，我增加了一条红色虚线，为了表现A批评的现代化幻觉确实与红色虚线不符。上图，人均收入在500年间的变动，与社会民主化指标之间，黑色直线表示正比关系，红色虚线表示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许多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确实伴随人均收入而上升，但也有许多社会的独裁程度伴随人均收入而上升。因此，现代化（发展经济并提高人均收入）是一种“幻觉”。     这是A的一贯思路，制度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是英国经济学传统。为什么坏制度可以长期存在？这一传统里的学者，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美国人素来不关注这类问题，因为他们的历史里没有这类问题。回到中国社会，改革初期，我记得盛洪在《读书》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我们都不喜欢的制度？”这就是英国经济学传统里的问题意识。制度演化，是可以“锁入”的，诺斯早已关注这一现象。美国人相信竞争，于是他们回答：只要竞争足够激烈，任何制度都趋同—同样地好。诺斯不信，因为他是经济史家，他有许多反例。     我们也有反例。其实，制度的好或坏，常常取决于许多偶然因素。假如邓小平没有第三次机会返回政坛，假如中国领导人不能在农村改革纲要的核心部分达成共识，假如那些农村一号文件的起草者们没有杜润生的领导，假如杜老当年没有受过邓子恢的熏陶，……。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偶然（黑天鹅事件）。吴敬琏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收录了一份凤阳小岗村支部当年议决的“生死状”：假如“包产到户”遭到政治清算，我们的后代，由村民集体抚养。这类语言，不生活在那个时代，很难体会其中的悲壮与无奈。我说“无奈”，因为，在小岗村支部的壮举之前，我们知道，发生过许多次民间的壮举，但政局依旧，故那些壮举都被残酷地“清算”了。在苏联，清算，意味着“家破人亡”，那时，中国人走的是苏联道路。所以，我们庆幸一系列偶然，我们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受益者。     那么，谣言呢？读者自己应能结束我这篇文章啦。谣言的功能，依赖于社会制度，尤其依赖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最好的情况下，谣言自行消失。在通常情况下，社会在一段时期内有能力容忍谣言的传播，然后，谣言自行消失。在最坏情况下，例如孔飞力在《招魂》里描写的那种谣言，在这些情况下，谣言可能获得颠覆性的力量，它被视为洪水猛兽。这里，仍是A写了一篇论文，2011年发表的，探讨“观念在社会网络里的传播和社会的学习过程”，结论是：如果一个社会网络里的舆论完全被少数“意识形态领袖”控制，也就是说，这些意识形态领袖特别顽固，他们不会受到其它观念的影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观念。那么，长期而言，在这一社会网络里的意识形态领袖将被他们自己观念中的谬误引导到毫无挽救余地的绝境之中。因为，这是王小波早就描写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社会怎样医治意识形态“顽固”症？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化。不要忘记A的警告，制度不能自动走入民主化的路径，偶然，一系列偶然，但致命的事件，定义为“黑天鹅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八年的命运，我们希望看到一些这样的事件。 下一篇： 转贴刘瑜新作 —打他是为他好 骂他是为他好 不闻不问也是为他好 那么怎样是不为他好呢

关于谎言的经济学，其实是我早就关注的议题，或许始自我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他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 ——我写过，他与杜威在这一点上有本质不同。所以，罗素和杜威“五四”时期在中国知识界境遇也不同，那时，“新文化运动”是主流，故我们不待见罗素，我们追随杜威和胡适。若罗素和杜威现在到中国来，很可能境遇相反。不论如何，罗素还是列举了西方的中国观察者最普遍列举的三项道德问题：1）贪婪，2）怯懦，3）冷漠。……为要准确，我特意找来罗素原文，从第11节引用他对我们的表扬如下（梁漱溟也曾引用这一段文字）： If any nation in the world could ever be “too proud to fight,” that nation would be China. The natural Chinese attitude is one of tolerance and friendliness, showing courtesy and expecting it in return.

刘翔、体育精神、罗素和中国文化 丁丁记于2012年8月7日，思享家丁丁博客 虽然我很反感媒体渲染刘翔，但看到他跌倒，还是很伤心。他才29岁，背了这样重的期望，似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他然后单脚跳回第四赛道（他的），再象 征性地跳到终点。解说员和记者都在哭，而且之后并不道歉（缺乏新闻专业训练）。体育精神，本质上不承认民族主义。罗素说，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首要就是体 育精神。我读这段文字时，不很理解，其实现在也还不能有切肤的理解。我们的体育，不是一种“精神”，或者，改变为“竞赛”的精神而不是体育的精神。姑且不 辨析国家兴办体育的弊端和好处，我认为也有好处。罗素崇尚中国文化，我上一篇博客写了。罗素批评西方文化，主要的理由，他解释过，就是西方的精神，包括体 育精神，太注重“竞争”，以致两次世界大战，险些自取灭亡。罗素很悲观，他推测西方世界迟早要自取灭亡。后来的事情，他没有见过，六十年代日本经济扩张， 西方人开始研究和学习日本文化，包括大批的禅师和瑜伽，以及东方生活方式，都在西方流行并且现在带着西方专业化的精神又传回到东方。这些趋势，罗素若见 到，可能改写他对西方命运的预测。 今晨读了网友的评论和顺着评论读了两位网友文章，觉着他们更敢说。不过我还是顺着我的态度继续写：罗素没有见到的场景之一，发生在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我的美国老师笑而不评，讲了他的孙子和孙子同学的一段对话：孙子同学说，你可以是班里最好的（you can be the best）。孙子说，“why?” （为啥要是最好的）孙子同学说“why not?”（为啥不做最好的）。孙子的同学是越南移民的儿子。他们两位的岁数，那时大约10岁，小学生。美国老师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儿子是夏威夷 大学的教授，儿子的儿子因为喜欢好莱坞明星在夏威夷和世界各地创办的咖啡馆，所以在那里的停车场看场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就是刚才对话的主角。家 族本位的文化，一个人只是家族谱系的单元。个人本位的文化，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于是，在个人本位的文化里，社会有很高的“纵向流动性”。因为，指不定哪位 孙子不愿意在大学做教授，就变了看场子的。可是那位越南儿子以及他的儿子，或许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并世代传承。我记得十年前我有篇文章“自由迁徙是后工业社 会的最终议题”，谈到这类问题。比现在更好的社会，允许自由迁徙。这样，孙子迁徙到与他的价值观更接近的社区，越南移民的儿子迁徙到与他的价值观更接近的 社区，诸如此类。当然，我还有一篇文章，专讲“梯伯特定理”的问题。这样的自由迁徙，梯伯特推测可以达到帕累托有效的一般均衡。这一推测，其实特别难以证 明，学术界至今也没有证明他的“定理”。不仅如此，还有负面效应。就是“谢林模型”显示的“种族隔离”均衡，谢林是2005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位。自由迁徙 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穷人喜欢穷人，富人喜欢富人，中产喜欢中产。但两极分化这样的社会，没有谁当真喜欢，对吗？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我们都不喜欢的社会 制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哈耶克的推测，应研究这类问题，而不是研究GDP或什么指标的百分点变动。谢林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引入了只能按照哈耶克的见解 被称为“涌现秩序”的那种“均衡”。 别急，我还要写结局呢，先进城一趟，回来继续写。……在星巴克了，从“理性选择”模型，给定“环境不确定性”，决策的长期视角（例如贝克尔使用的“王朝效 用”函数的最大化），可能比短期视角（例如我的美国老师的孙子那样的个人主义视角），有更高的理性程度。换句话说，家庭本位的文化，与个人本位的文化相 比，“效率”更高。不过，关键因素是环境不确定性。从“海纳模型”，如果相对于应付环境不确定性的要求而言，人类的理性能力特别低，也就是“C-D gap”特别高的意思，那么，生存概率更高的种族，应当是那些循规蹈矩的而不是那些勇于创新的。直观而言，家庭本位的个人，更少创新机会。所以，如果生存 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概率几乎肯定比西方人的高。可是，更关键的因素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近代以来，越来越依赖于人类自己的活 动。例如“西力东渐”，引致咱们中国人生存环境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纳模型，如果需要拓展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论文选题，它的扩展方向就应 当是让环境不确定性内生于海纳模型，这样才有“演化”。海纳的本意，其实是演化。我们需要想象的是，如果不确定性内生，例如，依赖于“选择”的行为，那 么，应是许多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产生的不确定性。可否将这一思路引入博弈论框架呢？在博弈论框架里，我们假设“完备理性”，这一假设必须改为“有限理性”， 这当然很难。不论如何，理性程度不如中国人高的西方人，他们的个人主义行为，一方面让他们有远比中国人多的创新机会从而技术进步速率极高，这样先进的技术 和团队又转化为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于是极大增加了中国人生存的环境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中国人普遍模仿西方的个人主义策略，也确实因此增加了个体生存的 概率。至于家庭本位的文化是否随之变为个人本位的，我无法推测。不过，研究情感脑的时候，我注意到，情感方式极难在短期内改变。家庭伦理，是一套情感方 式。被西方人改变了的环境，它的实质是“后现代知识状况”：也就是说，人类知识不再有整体可言，它被细致的分工和专业化逐渐切割为无数碎片。这样，不可能 有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哪怕是天才家族）可能掌握知识整体。社会因此成为高风险社会（日常生活依赖于无数分工环节及其风险），行为主体的生存概率于是依赖于 它采取的生存策略是否适应这样的“知识社会”。 长期而言，在上述的那种特殊的“知识社会”里，生物群体可以有两类生存策略（参阅威尔逊《新的综合》或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K-策略和R-策略。脊 椎动物是K-策略的采用者，昆虫是R-策略的采用者。R-策略的生存，依赖于偶然性，高风险环境里，可以有大量的偶然性，生物个体的智能水平极低（不需要 高）。K-策略的生存，或者演化方向，似乎依赖于越来越高的个体智能，例如人类这样的大脑。这样的思路，于是让我很难判断，K-策略的演化方向，是由西方 的还是由中国的策略代表。我有一位老朋友，他坚信，中国人的生存，是“三叶虫”方式。他是诗人，发表这样的议论，可以理解。 总之，在创新与保守之间，每一群体有一些最佳混合，偶然采取了这些最佳策略的群体（物种），可能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关键是，这些混合策略是否最佳，依赖于 内生变量，而不是外在于物种的活动。怎么办？既是未解的理论问题，也是未解的人类问题。可想象的未来，例如，未来一千年，人类各族群之间有充分的混合，结 果是“西方”和“中国”都不再有显著的文化特征。那时，如果可以有那时的话，人类的生存策略可能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 下一篇： 关于谎言的经济学

贵族范儿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8月13日 |  评论（ 5 ） 　　 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在我之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道理我外婆都知道，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研究”？何况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21世纪了还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石康君还在微博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简直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能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是臭不可闻的“公知”才谈的事。 　　在各种肯定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这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 　　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能不能弄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强拆，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明天发生的事情是城管打人，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挑战，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城管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你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 　　最近广电总局刚发布电视剧制作方面的“六点要求”——不能夸大家庭矛盾、不应改编网游云云。面对这样的禁令，我想自由这个话题远未过时；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也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你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味，对不起，你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任你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这个治国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我并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打仗时也身先士卒，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品味，把懦弱当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上一篇： 中国需要何种学术标准 —丁丁—经理世界文章 下一篇： 刘翔、体育精神、罗素和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