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创新与标准化 时间：2012-07-05　来源： 作者：汪丁丁 浏览：85次 我要评论( 0 ) 　字号： T 我们还可以将上述见解运用于学术领域，草莓卖家预先设想草莓买家可能有怎样的标准，类似地，学术的标准要由卖家预先替买家设想。这里，卖家是学术作 者，而买家是包括其他学术作者在内的一切其他人。但学术毕竟不是草莓。一件学术作品，必须在特定的学术传统之内才有意义和价值。学术传统主要是由传统内的 权威学者和权威之间的持续对话来维系和传承的。 谁是学术权威？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各种传统价值与各种现代价值错综复杂地互替与互补的时期。我们常将权威分类为二：其一是内在 的，其二是外在的。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的权威，是内在的。人们因为既定规则或强力威胁而遵守的权威，是外在的。根据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述，现实世界的任何 权威，如同创新与标准化的关系一样，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内在的遵守（领袖感召力），也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外在的遵守（官僚化的制度力量）。 我们可以想象，这两种类型的权威依照不同比例组合，对应于学术繁荣的程度，呈现为一条彩虹曲线。中国目前如此普遍的学术腐败，首先意味着承担学术传 统维护功能的权威们的失职，其次意味着中国学术标准的外在权威太强而内在权威太弱。最荒唐的是，由于研究经费多年以来由政府垄断，大多数学术权威要么是政 府权威的代理人，要么干脆就是官僚。 何种品质构成内在学术权威？人格魅力当然重要，这是内在权威通有的要素；另一要素是学术判断力，学术权威必须能够判断学术传统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凡能够准确预见未来10～20年学术发展方向的学者，常可在学术传统内确立权威地位。而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者只要对未来几年的学术演变路径提出准确判 断，就可确立自己的内在权威。 当然，在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买家和卖家都很少为他人设想，那就根本不会有上述这些麻烦，卖家可以禁止买家挑选——爱买不买，即经济学教科书里的 “All-or-None”交易方式。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论你有何种文明程度，交易机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在文明程度太低的社会里只有最粗略的交易， 而那些更精细的交易将无法实现。 测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直观而言，就是看那里的人们是否相互之间更“Thoughtful”（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思想）。地球上有许多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有竞争。演化至今，我们看到的社会，多数是文明的。因为更精细的交易，其实有更大的利益，所以，更文明比更不文明要好。 下一篇： 转刘瑜新作 贵族范儿

很难说谎言与知识是一对范畴，但我认为它们是。因为，谎言即不真，而知识，这里有些困难的论证，姑且不顾这些论证，而常人都相信，知识是关于真的陈述。否则，我们就要承认，知识是关于不真的陈述。其实，这是更正确的关于知识的定义（否证的，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只适合获取否证的知识）。不论如何，我从常人的知识定义开始，知识是关于真的陈述，故而，知识与谎言，是一对范畴。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一套谎言，你一定相信那是知识而非谎言。说你相信一套谎言的，是另一人，一名公正无偏且具有同情心的旁观者（这是斯密的专用语言）。我引入斯密的旁观者术语，是要暗示我写这篇博客文章的主旨，与上两篇关于谎言和谣言的经济学引论是一致的，要揭示一种关于谎言或知识的社会科学原理。根据我尚未表达的这一原理，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一套陈述是否为谎言或知识。换句话说，知识不是客观的，它首先依赖于它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这样的权力结构，根据 Michael Mann的社会理论，以及根据我在前两篇文章里介绍的各家学说，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有三套：经济的权力、政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这三套权力网络的叠加，就是“社会”，现实社会（不是抽象社会）。福柯写“知识考古学”的初衷，依我推测，也是要揭示这些权力网络如何塑造着人类的知识体系。先写这一开端，稍后继续。抱歉，从酒店到百年城星巴克咖啡，很短的距离，没想到有了这120多人点击，继续写。     费孝通和吴晗，1948年，有一本书，我也多次介绍过，《皇权与绅权》。费老写了前面的三章，其中有一套命题，我称为“费孝通命题”，大意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你就积累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在我的搜狐博客刚开始写的那段时间，读者可以自己查阅，我写了不少知识理论方面的文章，为要说服仍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网友，后来网上的经验多了，我才明白，在虚拟社会里，根本不必如此认真。      继续写，2011年，克里普克（Saul Kripke）出版了他的文选第一卷。以“模态逻辑”名世，他被逻辑学家推荐给我时，就只有一句话：“真正的天才”。我也就是被这句话吸引着，始终关注他的言论。第一卷，书名就很吸引人“哲学的麻烦”（Philosophical Troubles）。第一部分让我愿意继续读，标题是“关于知识的两个悖论”。其中有一段很通俗，也是很古老的问题，询问我们如何能确信我们“知道”什么。我有一段克里普克在纽约一次庆祝他六十大寿的演讲，给我印象很深，因为他的嗓音特别奇特，似乎发不出任何清楚的声音。我只好猜他讲话的内容，这样一位神童，六十岁的时候，怎样讲话？回来说他的文选卷一这段文字，这一次他举例说：你相信你知道我擅长模态逻辑，不过，有一天我很悲伤地告诉你，那些文章都是别人写的，我只不过签字发表而已。我那些论文的真正作者是“施密特”，而且我甚至给你看了施密特的手稿。于是，你开始相信以前你相信的其实不真，只要我坚持反复这样地说服你，你的新信念将越来越坚定。那么，我们如何确信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推测许多熟悉知识理论的读者将顺着克里普克的讲述，联想到一个解答：我们确信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的，具有某种程度的“主体间客观性”。我联想到的是海撒尼（Harsanyi）在 Amartiya Sen 1982年主编的一本文集里的文章，阐述他自己的伦理学体系，即“规则功利主义”为何优于其它三种体系（康德的、斯密的、边沁的）。在这篇文章里，海撒尼需要使用斯密的“公正无偏、充分知情、具有同情心的旁观者”假设，他并且指出，这一假设其实基于休谟的“相似性原理”。休谟表达过这样的命题：我们所知的全部，似乎可以归结为“相似的原因导致相似的结果”。基于休谟的这一命题，Gilboa and Schmeidler 确立了一套似乎有希望取代新古典经济学预期效用函数的理论“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自他们1995年在QJE发表这篇文章以来，这套理论对我始终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有限理性假设至今导致的唯一的公理化体系。海撒尼在论证相似性原理时写了一段文字，大意是，根本而言，一个只有我自己和几十亿机器人的世界，与一个我自己和其他人类的世界，我们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无法有经验的区分，我们无从判断哪一个世界是机器人和我的世界，因此我们之所以相信这是一个由人类而不是由我和机器人构成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相似性原理。我认为，这是关于“主体间客观性”与相似性原理的最通俗介绍。     继续讨论知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知道什么，主要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人相信我们知道的什么。这样的主体间客观性的感受越强烈，我们就越信我们的知识。这恰好是克里普克的故事的用意，要怀疑这一论证的有效性。在这里，我的论述与我关于谎言或谣言的论述有关联。如果我们有了强烈的主体间客观性，难道我们相信是真相的，不可以是谎言或谣言？凡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体会，于是，他们一定很怀疑上述的论证。那么，我们如何相信我们知道什么？等一等，我回来继续写。我出去转了一圈，发现“百年城”的生意远不如以往，大概这是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缩写。基于主体间客观性的知识，或基于休谟的“因果性联想”的知识，可疑。但我的知识告诉我，不基于休谟这一原理的知识，更不可信。庄生梦蝶，如果他重复同样的梦，就是知识而非幻觉。重复的次数，以及这些重复体验之间的相似程度，决定了他的信的程度。科学，以及其它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关于真相的而不是假象的，都基于休谟的这一原则。其他人的体验，或主体间客观性，其实是假设他人体验与我的体验之间有很高的相似性，故可等价于我的重复体验。我想结束这篇博客文章，故而，必须跳跃到我的结论：于是，一个人关于他知道什么的信念是否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生活的那一社会里许多人的类似信念是否真。经历过那样十年谎言的中国人，大多知道谎言重复足够多次就是真理。不要忘记，克里普克演讲的题目是关于知识的“悖论”。如果仅有上述的结论，就没有悖论了。关于知识的悖论，根本在于，我知道其他一切人都相信我不相信的什么，此时，我根据什么不相信？唯一的确证，来自我的亲身体验。我知道那是谎言，虽然我周围没有人相信那是谎言。这一体验，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有过。这样，我介绍了知识和谎言之间的悖论关系，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再写一句：自由，于是成为整体之事。你想通过知识获得自由，你必须让你所在的人群整体获得自由，通过知识而不是谎言。 下一篇： 中国需要何种学术标准 —丁丁—经理世界文章

几天前，世纪文景的几位老友到当代商城鼎泰丰与我和小李相聚，按照出版人聚会惯例，带来几本书和几册《文景》。我是这份期刊的老作者，几乎从创刊号就为它撰稿，很关注它的近况，回家就将这几期文景放在显著位置（就是最容易随手翻阅的地方）。我的闲暇阅读，很细致，如果是期刊杂志，常从最后一页开始读。我的体会，这是一种老练的阅读习惯。街头报亭摆放的那些大众杂志，只有极少数，编辑部是当真要以“完美主义”而不是以金钱和市场为己任的。我特意询问老友宏俊，为何我在街头报亭从未见过文景杂志。他的答复令人满意，符合我的预期。阅读，在中国人均收入的目前阶段（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总要在年均5000美元以上），早应进入小众化甚至个性化的“精致时期”却因教育的普遍失败而至今不能。对于阅读和食物（reading and eating），熟悉我的朋友们都晓得，我很难忍受哪怕一丝一毫的粗制滥造。我从最后一页开始阅读，立刻被这一期的文景杂志吸引，不能释卷。这一版面有两篇专栏文章，“谈鬼消夏”和“清谈聊斋”，文风都是平实入微但时见学问功底的那种。继续从后向前阅读，我就遇到了王晓渔的“阅读报告”，与它相邻的一篇是“社会”，两篇文稿都引自“独立阅读”。王晓渔论述的主题，是政治的，与我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关系密切，诱使我的阅读跳过了“社会”，直奔“尊严”、“良心”和“民主”。第二次有机会在家里闲暇阅读，我又拿起文景，这一次我从第一页开始读了。巫鸿、艺术史、老百姓的当代艺术，这是这篇封面文章最吸引我的三个关键词。办刊物的方针有两类，其一是从核心议题展开的叙述，其二是鸟瞰全景的叙述。封面文章，是第一类方针的体现。这组文章编辑细致，包括名家巫鸿和老百姓宋东（这组艺术作品的主人）的通信，还包括名家陆智昌和张铎（这组艺术作品的中文出版编辑）的通信，十分感人。第三次阅读，我被伯林的三封信和伯林与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彻夜交谈深深地感动了。让我多写几句：每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都是关键体验的事件系列。体验是对事件的体验，关键，因为全部事件在主观体验当中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私人显著性的”，其二是“私人不显著的”。后者，例如，某星球在数百光年之外的毁灭，大多数人类个体没有切身感受，从而没有情绪的波动。凡不带有情感冲击力的事件，通常只带来“知识”，不带来精神的成长。我们的心灵生活，需要的是一系列情感冲击。哪怕你和最亲密朋友的一次小争吵，对你精神成长的意义，或许不低于你读懂广义相对论。我读伯林的信和他与那位女诗人交谈的报道，体验到的就是我称之为“情感冲击”。以我的脑科学和心理学知识，我明白这是足可带来精神成长的阅读事件，对我个人而言（任何精神都只能是私人的）。先写这些，我恐怕网上写作常要担心的那种丢失文字的事件发生。 下一篇： 什么是根本的问题

我的新作，通常是在半年或一年前写好，交给杂志，等候发表。编辑因杂志风格而改变我的文稿标题，是常事。这篇文稿发表时的标题是“通才是怎样炼成的”，不是我的风格。但原文标题是什么，一时我也想不起来，于是修改了编辑的标题，以适合我自己的风格。我写这篇文稿，缘起于和马英举的一次谈话。他是我在北大的行为经济学课程助教，也是我多年前在浙大公开演讲时的数学系学生，多年后，他考入CCER，师从巫和懋研究博弈论和金融学，现在去了美国，在UCLA读博。英举的阅读，广博且细致。例如，他以数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身份组织了哲学读书会。由此，他和我的阅读范围多有重合，当然就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在专业化的时代，怎样培养自己成为通才从而不会遗忘或迷失了“根本问题”。这是英举始终关心的议题，只要有机会问，他总要将话题引到这里。我发表这篇文稿，是受他这一问题的激发，也是因为很舍不得他出远门。说到通才，我总要联想到顾炎武。他的学生在《日知录》序言里写过：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其术足以……其言足以……，是谓通儒。相比而言，俗儒的特点是不懂得如何从细节通达天下和人生的根本问题。 通才如何炼成 时间：2012-08-21　来源： 作者：汪丁丁 浏览：92次 我要评论( 0 ) 　字号： T  |  T 写这一主题，最好的开篇是引用我写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位研究生的信：……你在西方的学习，年轻时，脑内的神经元网络有极强能力建立各类知识在细节之间的神经元连接。所以，首先当然是勤奋，其次是广泛。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称为“博闻强记”。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注重各类知识的细节。例如，罗素在庞加莱那本书的英译序言里特别指出，博闻强记的学者很多（因为这是“学者”的定义），但庞加莱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并且注重细节（熟悉细节，这是“专家”的定义）。难得的，就是同时熟悉细节和广泛的知识。我出国时已经32岁，记忆力远不如年轻时那样“过目不忘”，但仍比现在强许多倍。我反省自己记忆力的演变过程，总的趋势是由具体的场景演变为抽象的关系。我指的，是“场景记忆”，随着岁数增加，这部分可读取的记忆在全部可读取的记忆里占有的比重很可能越来越小。各类知识之间的抽象关系，随着岁数的增加，越来越清晰。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我意识到，细节，特别关键。如果在最初（年轻时）不很熟悉各类知识内部的细节，那么，抽象关系就停留在“抽象”层面，不能（在中年或晚年）获得直观呈现。 读了这段文字，我相信，一些读者已全然明白我下面要展开的思路，不必继续读这篇文章。恰好我主持的跨学科教育实验，在期末考试时出现了一些困惑。学生们的这些困惑是否可以缓解，与他们能否理解我这篇文章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跨学科教育的主旨之一是“贯通各类知识”，它的另一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 人类知识原本是贯通一体的，中西皆然。贯通一体的知识裂为百科，流布天下，成为相互分离的专业知识，在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中国则更晚，是西学东渐之后的事情。于是，现在的大学知识，只能陈列为一系列课程。也是追随西方反思，中国教育界近年试着讲授“通识”课程。不过，以我的观察，目前流行的通识教育远远不是跨学科教育。因为，那些通识课程仍是分离的知识而非贯通的知识，甚至也不表现出试图贯通人类知识的倾向。 我们即将或已经进入的时代，被称为“知识时代”。这一时代的劳动者，德鲁克称为“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知识劳动者的主要技能不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协调不同专业知识的能力。为了培养这种能力，根据教育界领袖们的建议，二十一世纪各国教育的主旨正在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培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由于专业化的局限性，知识劳动者怎样可以判断他专业之外的任何一项知识是“新的”呢？所以要有跨学科教育，成为对专业教育至关重要的补充。 在跨学科教育视角下，人类知识是贯通一体的，只不过因为专业化的缘故，每一专业的学生为应付考试，只熟悉整体的某一局部。事实上，每一个人，以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去追逐无限多的知识。那么，如何培养知识劳动者？跨学科教育不同于专业化的教育，根本在于它只呈现一系列模块化的整体知识而不要求学生深入到任一模块内部去熟悉知识的细节。这样，学生在跨学科教室里学习的，是一幅知识地图。同时，学生在专业课程的教室里学习知识地图的某一模块内部的细节。例如，我主持的是“行为金融学”实验教育，我必须安排足够多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但由于这一实验同时还是跨学科教育实验，所以我必须减少一些金融学专业课程，为了增加一些跨学科课程。 如果教学方法仍是专业化的，那么，跨学科课程永远收效甚微。所以，培养知识劳动者，我们首先要培养跨学科教师。知识在跨学科教师的头脑里呈现为整体，是消失了细节的整体，是由许多知识模块联接而成的整体。一名教师的跨学科能力，在他讲授某一知识模块内部的细节问题时，可获得充分表现。不同于专业化的教师，细节问题，在跨学科教师的讲授中，处处表现出通向其他知识模块的冲动。 怎样培养优秀的跨学科教师呢？我开篇引用的那封信表明，要从青年（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贯通）甚至童年（如果不仅是知识的而且还有人生的贯通）开始培养。因为，脑内神经元网络通常随年龄增加而渐渐地“官僚化”，从而更适合某一专业而不适合跨学科。又如开篇所述，记忆力的趋势是从具象的场景记忆渐渐转为抽象关系的感悟。如果你在脑的青年时期不努力学习各类知识模块内部的细节，那么，这些知识模块之间的联系，对你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老师告诉你的那些联系，而不能成为你有直观感悟的知识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细节，你将很难感悟模块之间的联系，于是你仍是一名专家而非通才。 下一篇： 推荐《文景》杂志2012年第8期

我写了五个“关键词”（标签），基本上，写出了我的感受。下面贴的，是8月23日我在博客日记里提到的可缩放数十倍至百倍的知识地图，在行为经济学课堂的运用，由于图形尺寸限制，只能压缩，贴在下面： 环绕地图，有一个粗箭头，沿箭头方向阅读这张地图，即可看到课程展开的顺序。将地图放大足够倍数，可见到细节，尤其是2012年以来发表的文献摘要和我写在旁边的注记。借助这样的知识地图，我和出版社正在探讨一种可在知识爆炸时代持续更新教科书或讲义的方式。对选课的同学而言，这项新教学方法的优势在于，随着课程的展开和课堂上师生对话的深入，我每天都要补充文字和文献，例如，从上一讲到今天，这张地图，在助教的服务器上，更新了至少五次，也就是，“第六版”。听课的同学，不必有课堂笔记，只要及时下载这张不断更新的地图。 干脆，如法炮制，我贴在下面今年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地图： 这幅地图的尺寸，已达到iPad2这一款软件（pen & paper）的极限（大约23MB）。超过这一极限后，几乎无法写入更多文字，因为退出太频繁，太耽误时间。 下一篇： 怎样成为通才 丁丁新作 2012年脑科学文献的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