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核心提示：一位邻座乘客对陈光诚的建议。作者在回美国的班机上正好坐在陈的后座，通过对陈的观察，他的建议：陈在对中国和美国发表评论时要三思。在中国，他是被炒作的政治素材，而到美国后他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原文： Advice for Chen Guangcheng, From a Fellow Passenger 发表：2012年5月22日 作者：丹尼尔·钟（DANIEL C. CHU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星期六晚上，我从中国出差返回美国。我乘坐的航班很不寻常，因为机上有另一名乘客离开他的国家前往我的国家。他就是陈光诚。 我的座位就在陈光诚一家及其美国随行人员背后的那一排。这位失明的维权人士获准前往美国的纽约大学学习法律。我暗想，如果有机会，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其实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随行人员不像陈的两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会不时地从座位上跳起来，让周围的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我想他们肯定会阻止别人跟他说话。）我猜其他乘客也在琢磨同样的问题；陈和家人下飞机时，联航UA88航班机舱内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我想告诉陈的第一件事是，在公开发表关于美国和中国的言论之前，请三思。在中国，他是知名人权律师和异见分子，他的观点无疑会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而在美国，他或许与我已故的父亲钟开莱没有太多不同。我父亲1944年靠奖学金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数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后来像陈一样失明。即便借助电视和互联网，他起初也不太可能充分了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建议？因为我担心陈及其家人会被奥巴马政府或者两党政客用作政治弹药，鼓吹”美国多么了不起，中国多么糟糕”的论调。在美国谋求围绕商务、环境、战略和其他无数议题与中国合作/竞争时，我们频频听到这种说法。 30年来，我频繁前往中国出差和休假，看到这个国家实现了引人瞩目的变革，使大批人口脱离了贫困。我家的亲戚原本住在简陋的农舍里，烧煤做饭和取暖，没有电话，使用不洁净的水。如今，他们搬进了现代化（如果简单地按美国标准衡量的话）的公寓。 1975年，青少年时代的我第一次去中国。尼克松和基辛格着手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我父亲引领了中美学者之间最早的数学讨论。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渐渐丧失视力（但并未丧失给中国学生授课的热情），我陪同他与文革后幸存的老朋友见面。至于我自己，在美国最高法院做过书记之后，我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就在民主抗议被镇压之前的几个月。 尽管烟雾弥漫，城市衰败，民工长期处于贫困中，还有其他问题，但我觉得从总体来看，中国人比过去幸福。他们越来越注意到为经济改革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有时感到很遗憾，但又觉得利大于弊。当陈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我希望他的话能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是长是短，作为观察家和批评者，陈都有责任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给予他的关注（如同对其他知名异见人士一样，外界对他的关注也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陈对中国的政治和政府提出了清晰的、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最好能思考一下我们美国人面临的类似障碍，或许还能为我们指点一二。无论在选举政治还是企业管理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世袭”太子党”。虽然我们的空气污染程度较轻，但显然未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减缓全球变暖尽一分力。尽管我们的媒体是独立的，但更关注约翰·爱德华兹案等八卦新闻，而不是金钱在选举筹款和立法程序中的腐蚀作用。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政府系统较少出现贿赂和公开搞裙带关系的问题，但从诸多方面看，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受到”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和公共部门官僚机构的支配。这些机构远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铁板一块，但却同样极具影响力且不负责任。中国政府确实是专制的，但因为有能力分析、争论然后采取行动解决扶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靠借债实现的。我们多样化的社会确实伟大，但政治机能不良（政治中心日渐消失，民选代表无法围绕紧急问题达成共同立场，气势汹汹的大话压倒了理智）的问题正日益造成弊端。 陈来到美国是好事。他对中国的看法可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未来。如果尴尬的外交事件能成为促进讨论和了解的途径，那将是一次奇怪但可喜的胜利。无论如何，在今后数十年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对全球事务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我们以往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使移民融入美国，以及我们的国家对变革的开放态度。如今，我们需要动用这种优势和开放态度，帮助美国融入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也许，陈可以帮我们一点忙。 Daniel C. Chung 为投资管理公司Fred Alger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投资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中国现在的改革要继续，要深化，甚至有人说要再改革，那么，改革的突破口在那里？人们见仁见智，有“顶层设计”，有“县级开花”，有“选举落实”，有“法治完善”，有“国企改革”，有“政府职能转变”，有“信息公开”，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人权保障。简单的说，或非理论化的说，如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诉求按照人权要求获得解决，中国的改革就成功了一大半。再具体一点说，如果中国现在每年上千万人的上访或权利诉求能够按照人权要求获得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制度化的解决机制，中国的改革也成功了一大半。为什么？ 　　一，人权保障是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核心和交集 　　中国经济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代，是经济发展权力由政府手中转移到社会个体手中的过程。有人说，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这话没错，经济改革从本质上看，是把因实行公有制与计划体制被剥夺了的个人经济权力还给人民，核心是人权回归和人权保障。但我们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把市场当作代替计划的一种方法或手段上的变革。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主体。所以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 　　经济改革要深化下去，市场体制要最终建立，关键是人民的经济权力能否得到落实和保障，比如投资自由权不受各种有形无形门框限制，迁徙权不受户籍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财产权不在发展的口号下受到侵害，择业权不因体制的人事政策（比如编制等等）而被扭曲，等等。没有人的经济权力和权利的落实，经济要素特别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法形成，市场机制无从建成，市场效率不能体现。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改革分别称作政府职能转换，户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但本质上就是人权回归和人权保障。经济改革要突破要深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人权保障。 　　政治改革的核心是约束政府权力，如何约束？实际上有两个内容。一是减少政府权力，使政府权力限于处理公共事务，在此基础上，才有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内容，即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目前我们理论上实践上都混淆了，起码是模糊了这两部分的区别，讨论和实践的方向都是权力制衡，包括用选票去制衡。所以我们一说政治改革，首先想到的是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这些从促使权力运用的合理性角度出发是对的。但中国现在的体制，不单是权力运用不合理，最重要的是政府权力过大。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不仅权力制衡因为过于复杂而难以设计，而且由于监督过于琐碎而难于复盖。即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权力掌管者，对他的权力运用仍难实行制衡和监督。在权力过大并难于实现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民主选举，就有可能成为追逐权力的一场游戏。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减少政府权力，但如何去减少哩？ 　　权利与权力，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大部分权力的扩张，正是以人权的缩减为前提，是建立在侵害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人权的伸张，同时也是政府权力的减少。比如，有了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就没有了民众的投资自由权，保障了民众的投资自由权，同时也就减少了政府审批权。再比如，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本身就意味政府或政府体系（包括村委会）土地处理权的减少，土地产权的私有和保障，就是政府权力的缩减。显然，通过公民权利的赋于和保障，正是减少政府权力的有效途径。公民权利不可侵犯，可以构成政府权力扩张的有力屏障。所以中国目前政治改革的核心，也是人权保障。 　　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社会的自我均衡机制。很多社会矛盾，是政府不宜也无力去处理的。比如，企业中资本与工人的矛盾，政府可以用一些法律来规范资本的行为底线，如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但劳资的主要矛盾，即利益矛盾（如工资的高低），政府便不宜也无力去处理。在企业中，由资本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资本手中，资本相对强势而工人相对弱势，所以赋于工人建立自已工会组织和抗议罢工的政治权利，可以弥补工人经济权利的不足，使劳资博弈更为平等，大部分的利益矛盾可以不通过政府的干预，而通过劳资平等的博弈得以不断的消解。所以赋于工人结社权和罢工权，就是建立企业利益分配的自我均衡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不是政府管理社会方法上的变革，也不是简单的社会事务由社会去办。核心是通过公民权利的确立，使社会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利的平等而相互制约，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利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只有当社会矛盾超出法律底线时，政府才进行干预。显然，社会改革是要建立社会的自我均衡机制，其核心也是人权赋予和人权保障。 　　我们把改革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是外表形式上的区分。从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核心看，都是人权的赋于和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或许所要求的人权赋于和保障，有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很模糊，比如自由迁徙权既是政治权利也是经济权利），但都是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内涵和交集。我们常说改革是系统工程，系统的联系点，其实就是人权保障。所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个先搞，那个后搞，难以也不宜进行先后顺序的区分。保障人权，既是经济改革，又是政治和社会改革。人权不能得以实现和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人权保障是改革的核心内容和突破口。 　　二：维权就是改革 　　我们总是把维权与稳定联系起来。比如，“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其思路是把维权当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维权是为了维稳。实际上，维权就是改革。 　　维权的胜利，就是改革的成功。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脱离集体走单干，是要求个人权利。什么权利？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已的劳动成果直接归自已所有的收益权，集体经济制度剥夺了农民的这些经济权利。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是放权，从农民的角度看，这是争权或维权。农村承包制的实行，既是改革，也是农民维权的胜利。自由的讨生活求富裕，是人天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斗私批修”的思想禁铟和富即罪恶的阶级斗争，压制了人最自然的权利。从“斗私批修”到“恭喜发财”，允许发财致富，保护私有财产，是人自然权利的回归和实现，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孙志刚死于收容制度，全国人民起来维权，不仅为孙志刚呜不平，也是为自已争权利，收容制度的废弃，是人民维权的胜利，也是法律制度改革的成功。乌坎农民争土地处理权和收益权，声势浩大，不屈不挠，在高层的理性回应下，不仅争得经济权利，而且争得民主权利，村民自治的真正实行，既是村民维权的胜利，也是基层民主改革的成功。 　　维权的深化，就是改革的深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冤假错案平反，仅是民众自我保护和政府主动纠错，摘帽子和恢复工作，就是平反的实现。现在的冤假错案平反，不仅要求摘帽子，还要求赔偿和追究责任，这是维权的深化，也是制度通过改革日趋走向文明的深化。垄断侵害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垄断利润来自对消费者的盘剥，同时垄断也是建立市场机制的大敌，是摧毁市场效率的杀手，所以反垄断是民众一种更高形式的间接维权，也是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要求思想自由，是民众维权的深化和发展，而思想自由是创新的基础，人们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之权利，就是打破束缚创新桎梏之改革。中国要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成功，甚至关键也不是进行所谓的科技体制改革就能成功——比如科究所是放在企业还是政府。创新的关键是废除权力和宗教式意识形态对思想的禁铟。人们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权利的任重道远，就是建造国家创新力的任重道远。 　　维权的艰难，就是改革的艰难。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是人民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表现，同时也是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独立”候选人的被压制，既是维权的失败，也是改革的失败。人们抗强制拆迁，是争财产权，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是争能够自由讨价还价的权利，而自由的讨价还价，是土地买卖市场化的核心，是土地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强制拆迁是强买强卖，所以拆迁户与政府的对抗，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抗。拆迁户维权的艰难，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律师的维权难，也是法治改革的难。法治不仅要有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平衡。律师通过查事实，讲法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正是权利平衡在司法实践领域的体现。律师工作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甚至受到打压，就是法治改革的艰难。李庄事件之所以成为标杆性事件，就是李庄维权的进退，便是法治改革的进退。 　　维权的停滞，就是改革的停滞。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得不到政府管理和制度变革的回应，当政府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截访和压制民众的权利诉求时，人权伸张走向停滞，改革也就走向停滞。如果吃了毒奶粉的结石宝宝的维权受到压制，制度化的责任追究无从建立和有效运行，改革已死，毒食品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武钢保卫处的官员，把一个不是精神病的人强送精神病院，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放人，而责任人没有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使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判例时，改革已死，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只是制订一个人事招录的制度，标榜如何如何公正，就谓之为改革，没有参与招录人员的维权，或这种维权并无效果，改革已死，制度只是好看却不中用的装饰，改革则变成一场文字游戏。如果工人的罢工不能得到合法性的承认，劳资的权利平等无法实现，企业内的利益均衡机制无从建立，改革已死，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只是一句空话。 　　维权的动力，就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从来就不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人民。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改革动力的不竭来源。农民进城打工，子弟不能上学，或上学有困难，政府提供给市民的服务不能惠及农民，农民要求平等，既是权利的诉求，也是对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诉求。自由的表达，根植于人的天性，“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思想和文化，而是所有人出于本性的追求，人民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与打压言论自由的“跨省追捕”和“以言获罪”进行斗争，既是维权，也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有人说，现在改革已无动力，是指官员已无动力，实际上，人民维权动力一直没有消失，改革的动力当然也就没有消失。维权浪潮的一波又一波，就是改革要求的一波又一波。 　　所以，维权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维权。改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改革设计和研究，也不需要浩如烟海的脱离实践的制度制订，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府在制度上管理上互动性的回应，就是改革过程。李洪林为所谓“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上书邓小平请求平反，邓小平回应指示胡耀邦办，并导致“公安六条”的废止，就是一个表面上没有称为改革，实际上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权回归的改革过程。 　　三：改革的歧途 　　一旦改革脱离人权保障这一核心时，改革便走入歧途。 　　比如，农村承包制本质上是农民经济权利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但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人权的落实，所以权利赋于并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户籍制度仍然对农民迁徙权构成约束。当农村承包制解除了行政式集体经济制度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束缚，并带来农业生产取得发展时，农村改革止步。不完善的农民权利，限制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力的自由流动受到压制，改革走入岐途。如果当初在实行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土地产权私有化，土地市场得以建立，何来现在因土地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强制拆迁，如土地腐败。如果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一进入城市打工，就能够取得与市民平等的权利，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就能与工业化的过程同步进行，何来现在“农民工”的称谓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如春运难题。特别是，迁徙权不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和土地产权私有，两者的相互结合，可以清除三大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力）中二大要素土地流转和劳力流动的潜在阻碍，土地劳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就可以建立。而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改革便无法成功。 　　再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工人权利没有得到赋于与有力保障，政府一声令下，几千万工人就下了岗，这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企业中，也很难想象。企业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工人权利的赋于可以构成对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其它权力（包括关闭企业的权力）的有力约束。而国企工人权利的赋于和保障，可以构成对政府权力的有力约束。中国号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却是政府的附属。当工人面临失业时，却没有保障自已权利的组织和手段。工人权利的丢失，不但使工人利益受损，积累诸多社会问题，还使政府作为所有者，在处置国有资产时，失去制衡。如果企业中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维权，可以迫使政府在处置国有资产时，充分考虑工人的利益，因而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这正如在土地没有私有化之前，一个不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有可能贱卖土地，而一个由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决不会贱卖土地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改革是要使国企摆脱行政控制，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本质上是赋于企业权力和权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层面的改革，它要求国企：一不受行政控制和庇护，二有自已的利益激励，三企业家的脱颖而出是市场的选择。囿于国企所有者缺位或模糊的特征，政府指令的管理层购买不单是这种购买不合理，有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而且不能使国企达到上述要求。首先，政府任命的管理层是官员而很难是企业家，或者只是政府指定的“企业家”。由于管理层是政府任命，企业既不能摆脱行政控制也会寻求行政庇护。其次，从利益激励的角度看，在所有者模糊的条件下，工人就业的利益比管理层的利益更接近企业利益。工人比管理层甚至比政府官员（因为官员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更不愿意企业倒台。所以，赋于工人选举和聘用管理者的权力，更能使国企接近市场主体的定位，更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也更容易切断企业与政府的行政联系。显然，工人权利的缺失，使国企改革全面失败，不但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国企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典型特点表现在与政府的关系上，经济上虽然独立，行政上却依然依附。国企改革是政府对国企既要甩经济包袱，又不想失去控制，因而从给钱变为不给钱而给政策。而政府政策对国企的倾钭，更使公平的市场秩序无从建立。 　　如果我们比较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明显具有政府放权，民众增权的特征，它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而九十年代至今的改革，民众增权明显停滞，改革多是政府管理方式上的变革。甚至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口号下，强化政府主导，民众权利有某种程度的缩减。比如山西等地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等。这与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不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