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我本姓张，仨月大送亲舅收养承祀改了姓，生父四四年才十四岁，便顶替被撞死的爷爷到日本人铁路做工

我此前没有听说过倪玉兰。这位漂亮、坚毅的女律师，1978年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在中文系获本科学位，后来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学位。她年轻时在鲜花花丛中笑容满面的照片，我们许多人的相册中都有相同的一张。1986年开始她从事律师工作，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而如今的倪玉兰只能在轮椅上坐着，而且露宿街头——在朋友的资助下，她们夫妇在皇城根遗址公园支起了帐篷，那就是她的生活和工作天地。她是这部新近完成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的主角，导演何杨。 何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在北京电视台做纪录片栏目的编辑。2003年秋天，是何杨找到我，介绍了胡杰先生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说几句。当然我们对于受害者抱有天然的同情心。那些人们无缘无故祸从天降，生命受到巨大戕害，家庭财产被扫荡一空，在火车上睡觉被人突然戳几刀，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遭遇撞车，报纸上经常登有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无辜的不幸者投去关注，表明我们身上人性的力量尚存，当我们体验到同情时，是对于我们自身人性的肯定。同情是我们作为人的“底线情感”。 然而有另外一些人，她/他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她/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中的行动者，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远非无动于衷，而是向来积极投入和热心参与。某种灾难的降临，甚至是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引起的，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是因为他们的争取、抗争、不屈——他们以自己的行为，释放了极富意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因此，在她/他们承受着自己行为结果的同时，这个世界也因为她/他们，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赋予新的光彩。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英雄”。 英雄有看得见的行为。她/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表现出慷慨大度，她/他给予这个世界的，远非这个世界提供给他们的要多得多。我们对于英雄，所能报之的，就不仅是同情，而是尊重和敬重。如果说，同情触及我们身上柔弱的部分，那么，尊重和敬重这类情感，便焕发了我们身上富有力量的部分，召唤着我们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决心、期待、向往和行动。 而倪玉兰就是这样的当代女英雄。因此，当我们传颂倪玉兰的故事，不仅是她如何经历了酷刑，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之后，绳子还要往上拉，只听得“肋骨嘎巴嘎巴响”；不仅是她被人用膝盖死命挤压她身上的各个穴位，表面上不露痕迹，但是却疼痛得让人生不如死；不仅是她被摔碎的水杯割大腿根，“它是很钝的，不像刀子一割就是一个口子，他割了我很多次”，她说，乃至很多年之后才能痊愈；也不仅是她最终被打得腿萎缩，至今无法站立。那是2002年的事情。 片中的倪玉兰律师对着镜头清晰地记得申奥成功是在2001年7月13日，接着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拆迁。2002年4月23日拆到西城区大四条55号赵家，赵是倪律师的邻居，作为街坊她与很多人都去声援了。倪律师在人群中拿了一部相机，悄悄地在一定距离之外进行拍摄。拿着机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在众多声援的人们中，只有她一人被抓进派出所。本来说是治安拘留十天，可是一直没有放她，直至2002年11月27日，她因为“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一年，同时吊销律师执照。 2010年6月3日下午，我去皇城根遗址公园看望了倪玉兰律师，她告诉我，这个所谓“妨碍公务罪”写在字面上的指证有两条，一条是“在拍摄现场拍照”，另一条是“扰乱办公秩序”（即在办公室大喊大叫）。后一条即是前面所说的，在对她施行酷刑时，她疼痛难当，只有大声喊出自己的痛苦。难道一个人在经历非人的痛苦时，不允许叫出声来？面对这么一个柔弱的美丽女人，需要什么样的心肠，什么样的铁手，才能够打得下去？被她“扰乱”的这个“办公室”，不是她自己要来的，她不可能自己跑到某个公共机构去妨碍别人的公务，而是有人将她从街坊邻居的拆迁现场捉到了这里。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性，如此挥动拳头、大动干戈，这有什么威风而言呢？ 这个为之让路的“奥运”早已经举办完了，那些因为奥运而遭遇强拆人们的痛苦，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因为拆迁引起的矛盾在今天越演越烈，引起了民众更为广泛的不安和抗议。但是不能因为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淡化和忘却。实际情况是，正是因为更早时候人们的容忍，觉得那些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有人甚至会觉得为奥运所做的一切事情和任何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事情一点点发展成为今天这样。 从此倪玉兰的噩运就开始了。03年刑满释放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不平遭遇上访。她从一名“律师”，进而成为“维权律师”，进而成为“访民”。而她又是一名特殊的访民，她是他们当中精通法律、有智慧、有见识的一位，因而赢得了众多访民的信任和爱戴，她替他们出主意，帮助他们理性地、和平地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固然会招来进一步的记恨，被说成是“出馊主意”。 2008年，倪玉兰位于西城区的家遭到了数次强拆，倪玉兰再次被弄到派出所，对她的殴打、虐待仍在继续。我不想重复倪律师的全部遭罪，如果将它们写下来，我自己就要再承受一遍，这个令人痛苦。影片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叙述，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不能回避的是后来导致她再度入狱的原因：在她已经被警察拽掉裤子的情况下，一名警察当着她的面掏出了生殖器，把尿撒到她身上。她不能喊“警察耍流氓”，只能喊“警察打人”。来人之后，这个警察反称她“踢打警察”，因为这一条，她又被判入狱两年，今年4月份才从监狱出来。片中的导演也是采访者何杨问道：这个人需要拐杖才能够站立，她怎么可能将警察踢伤？ 同样又是“妨碍公务罪”！这个罪名放在别处，可以令当别论；然而放在倪玉兰律师这里，这甚至不是对于她的惩罚，而是对于她的加冕——这位女公民除了与警察起冲突外，她在其余一切方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纯洁无瑕的。她两次被带到派出所都是在邻居和自家的被拆迁现场。无论如何，倪律师在家园被拆的现场，都不构成“犯罪”，不构成法律惩处她的理由，不构成让她去坐牢。拍照能算吗？那么余下来，她主要的“犯罪”地点，便是在派出所里？而堂堂“派出所”，怎么会成为公民触犯法律的场所呢？怎么会成为这么危险的地方，致使一个公民不止一次地在此获罪？ 这个倪玉兰特别了不起。她的“妨碍公务罪”，换句话来说，是对加在她身上非人做法的抵抗，是不屈服于那些不讲理的势力，那么，她就是“不服从”的罪、“不低头”的罪、“不配合”的罪。她丝毫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他人，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她只是被认为对警察（及他们所要执行的公务）构成了“危害”。一句话，小小倪玉兰，是因为与穿制服警察的“犯难”，才将“罪犯”二字烙在了自己身上。 她告诉我，08年被收进监狱时，作为“囚犯”她们要给管教写信，称对方为“尊敬的警官”，她却写道，“我是被称作罪犯的，倪玉兰，我本无罪”。与以往每回一样，这再一次给她带来不服从的惩罚。她的拐杖被拿走，多次被迫在地上爬行，受到当众羞辱。“假如你不是这样做，他们便不会那样对你，对不对？”我问。她第一次表现出茫然的神情，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倪玉兰，她的父亲是1949年前学法律的，母亲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她的丈夫是一位退休中学老师，目前始终守候在她身边。她的女儿在读大学，孩子也跟着受了不少罪。——不，前面说过，我不说倪玉兰的受罪，不说她的痛苦。她是一个目光如炬的女性，一个仗义执言的女性，宁折不弯的女性，一个高洁和骄傲的女性。她目前在公园风餐露宿，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难道不仍然是一种抗争的方式？ 感谢纪录片导演何杨，是他将这位非凡女性带到我们面前。与这部《应急避难场所》差不多同时完成的，还有《吊照门》，主角同样是维权律师——唐吉田和刘巍，滕彪等律师在镜头之前有精彩的言论，在此一并推荐。刘巍律师是倪玉兰二审时的辩护律师，这也是一位有决断、有担当的女性，在这两部影片中刘巍律师都有“出演”。                                       2010年6月7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维权越来越被大众认同，维权开始进入中国公民的生活，开始成为中国公民的价值选择，开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式。伴随着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涌现出一批维权律师，他们冒 …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据人权组织报道，中国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为了反抗劳教所的强迫措施而进行绝食抗议。北京著名维权律师唐吉田日前由于拒绝警察的约见而遭到传唤的威胁。另外，河北保定的异议人士徐义顺最近被当局以诈骗的罪名判处劳教一年半。 *毛恒凤进行绝食抗议* 中国人权报道说，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的律师刘培福告诉该组织说，毛恒凤在劳教所被强迫剪短发和穿号衣，她为此进行绝食抗议。 2010年3月4日，上海访民毛恒凤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