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

政法委某厅官妻遭围殴，以为打人者是黑社会(转载) (2010-07-20 10:20:31) 杂谈 分类： 访民权利保护  刘晓原律师点评：这次大水冲了龙王庙，错打了省政法委厅官之妻。事件发生后，据说武汉警方很重视，官员们到了医院赔礼道歉。设想一下，当天遭到殴打的如是普通民众，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警察错打了官员家属，不仅没有被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还能被安排出去“旅游”避风头。如果是普通民众错打官员家属，大概只能在拘留所或看守所“旅游”吧？     如此惨忍的暴行，竟然是出自人民警察之手，竟然是发生在省委大院门前，湖北省委的官员是否也该作一个反省呢？                    湖北厅官妻子遭警察围殴16分钟公安称打错了 http://news.163.com/10/0720/05/6C0SLPSC00011229.html 正义网7月20日报道  打错了。公安错打了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家属。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昨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太搞”、“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网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网帖所述基本属实，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对南都记者称，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被在场者当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有网友评论说：问题不在于打人，而在于打错了人，打了领导的家属。以后领导及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时身上应该挂个牌子——我有身份，不要打我。 网帖惊曝 省委门口6名警察暴打“黄厅爱人” 这篇题为《惊曝!湖北省委门口领导家属被便衣误作信访对象暴打》的帖子称：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打手机给政法委领导时，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6名男子，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猛踢一脚。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的陈玉莲质问：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但继续被打。 网帖称，6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着爬起来，其中3人又一拥而上，同时用脚猛踢她的下身，再次把她踹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6名男子围殴她16分钟 帖子称，现场一位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陈玉莲的另几个邻居也从省委对面小区跑过来，说，“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6人便说，你们叫她家里来人把她弄走。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名警察看守。 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当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发帖者还对这位分局领导的话进一步质疑：从领导这话不难发现，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监控录像 录像全程记录殴打16分钟 “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 南都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确有陈玉莲其人，她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黄仕明本人昨天下午向南都记者证实了爱人被打一事。 陈玉莲被打过程，被省委南大门几处监控摄像头全程摄录。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家属告诉记者，录像非常清晰，施暴过程“惨无人道”，从6月23日上午9点10分到9点26分23秒，殴打过程持续了超过16分钟。 “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妹妹陈翠莲告诉记者，“打人的那个光头，满脸横肉，人高马大的，一上去就把我姐姐的提包一脚踢飞几米远，对着头就是一拳，照着大腿又是一脚。他们的装束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人民警察，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后来又有四个人一起上，一个人拉着手，三个人用脚踢，推倒在哨兵的铁护栏上。我姐姐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他们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陈翠莲描述录像。 陈翠莲说，“姐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打人的六个人身高全在1.8米以上。我们到医院看到姐姐身上到处都是青斑，家里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姐姐几次都不想活了。”陈翠莲还说，姐姐右臂残疾，当知青时因劳动受伤，骨折后变形，至今仍是弯曲的。 陈翠莲还介绍，由于被打的是省政法委干部家属，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光我知道，省政法委有15个领导都看过这个录像，武汉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看过。”事后家属强烈要求将录像曝光，但直到目前“录像仍被有关部门封存”。 “我在想，如果被打的不是我姐姐，如果是一个农民被打了，是一个普通人被打了，他们领导还会这么重视吗?我甚至想，他们可能连公安干警的身份都不会承认。” 伤者自述 领导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南都记者联系到了仍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陈玉莲。陈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现年58岁，她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被殴确为事实。 陈玉莲回忆：6月22日，她与湖北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曾通电话，约在次日见面。找这位副书记，陈说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6月23日上午，陈玉莲在进省委大院南大门时被卫兵拦住。陈说，我是桃山村的，找政法委副书记。陈住在桃山村小区，是省委机关宿舍，正对省委机关南大门，仅隔一条马路，距离也就10米。她告诉南都记者，省委大院有一个食堂，平时作为大院家属自己常进进出出，没想这天被拦了下来。卫兵让陈先给里面要找的人打个电话。 “我先生以为我开玩笑” 陈掏出手机，正在拔号中，“这时，一个剃光头、穿红短裤、脖子上戴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的男人，从大院出来，二话不说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眼冒金星，当时就坐在地上。” “那个男的一看就像黑社会，我很害怕，我说你干吗打人，我是省委的家属。他说，就是省长老婆我们都打，就又踢了我两脚。从大院又出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拳打脚踢，我就昏过去了。”陈说，“前面那个人，踢了我几次，又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打，我说我快奔60岁的人了，我犯什么法你打我?有围观的人也说不许打人，他们把围观的人隔开，继续打我，后来的事我就失忆了。” 陈玉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我对面，把脚跷到桌子上，冲着我的脸，这个镜头对我刺激很大，我的脑袋就有点开始活动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上医院，一个警察就骂我，骂得很厉害，我就很害怕，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那警察打了个电话，他一放下，我就抓起电话，给我先生求救。他当时正在河南出差，开一个会，开始他还不相信，以为我开玩笑，后来就给他的领导汇报了，他领导也是不相信。过了很久才来人把我救出来。” “我以为打我的是黑社会” 陈介绍，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植物神经紊乱，血压也陡然升高，“我原来是低血压，被打后变成了高血压。腿完全都不能动了，全身有百余处青斑，大的就有几十处。吐得很厉害，发烧，心脏胶痛，半个月都不能下床。” “打我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的，后来听说他们的身份居然是人民警察，我感到非常震惊!”陈玉莲说，住进医院后，不断有各级领导前来道歉，“有武汉市公安局的，有武昌公安分局的，有局长，有政委，还有水果湖派出所的正所长，副所长。 “公安在医院守着我” 网帖中称武昌公安分局那位领导当众说的话，也被陈玉莲证实。陈说当时在场有几十人，那位领导“连说误会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有一个在场的人就站出来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在医院治疗20多天后，陈的记忆才慢慢恢复，“那些很可怕的场面，越来越清晰了，我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每天让护士要把门锁上才能睡着。” 更让陈玉莲不能接受的是，在她住院的头10多天里，“他们每天都派公安干警在医院守着，不让我休息，有个派出所所长连我上厕所也要站在厕所门口。”陈的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跟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打了电话，这样才没有再派人来了”。 目击者说 上访多年，第一次见这么恶劣的 南都记者还联系到现场目击到整个过程的原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他的老伴付万生。 周、付两位老人在电话中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事后曾浏览过网上的帖子，认为网帖内容就是事实，与他们所见一致。当天周、付两位老人到省委南大门想找纪委某书记反映自己的问题，目睹了陈玉莲被打的全过程。周上前劝架，但被对方喝止。周帮陈捡起被打落在地的帽子和包。“当天那女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被光头一出来一掌打落在地上，手提包也被踹在地上。” 陈玉莲被打后，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把陈带走。“女的不肯上车，被车上人和下面打的人连拖带踹拉上了车。”两位老人还记下了车牌号：鄂A·W0244.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 为了自己的事，周旭荣和付万生两位老人曾上访多年，还去过北京等地。周说，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机关上访，见过的事情也很多，“但像这次这么恶劣的，说实话，我们都还是第一次看见。” 记者调查 打人者系公安“信访专班”人员 据陈家事后从公安部门拿到的名单，6名打人者分别为：肖某某、普某某、郑某某、刘某某、潘某某、余某某。他们的身份经核实，均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干警。 湖北省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他们编制属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有打砸烧等突发事件，则由他们来维持治安。 事发当天，陈玉莲被打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据陈家属说，从已掌握的事实看，当天打人还是属于个人行为。虽然大家也在怀疑事件背后是否有人授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个领导操纵指使授意他们这么干”。 据上述省政法委人士透露，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状态为“下岗、停职、反醒、等候处理”，但还没有任何处理意见。陈家表示，“事发后，他们不断来找我们说情，要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还说如果把他们处分了，就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先进单位，处分了先进称号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还讲情说，打人者的家庭都很困难，如果处分了以后生活会受到影响，请求从这个角度同情他们。” 但陈翠莲从公安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却称，打人的6名警察被停职后，“已经安排他们出去旅游了”。但此消息未经本报记者证实。“作为家属，我们要求一定要依法依规处理，如果有人袒护包庇，不但我们不会答应，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是不会答应的。”(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720星期二转载自刘晓原律师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k5dj.html ）

“维稳”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投入。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 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继续这样“维 …

我们都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而且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居然被认为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以致有劳维稳办这个权威机构下文件、发指令，查禁我们的聚会，而且惊动这么多单位的领导人出来挡驾，这岂不太高抬我们的能量了吗？我们真担当不起啊！ …

中国经济的畸形以及国富民穷的现实，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识形态的愚民宣传不愿意透露真相也就罢了，但一些所谓的“专家”却常常出来论证这种畸形经济和国富民穷的现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真是撒谎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会照“专家”的“指引”前进，它会掴“专家们”无数个耳光，只不过是“专家们”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绵”，有格外厚颜无耻的抗打力罢了。 最近传媒爆出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的新闻，认为当下发生的移民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有论者认为1644年、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为前两次比较大的移民潮——我承认此次移民潮的确比较大，但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移民人数也是相当大的。如果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大规模移民潮，其背景是国共内战的话，那么当下却发生在中国和平时期与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这里面所体现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6月10日，官方的《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披露，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Bertil Lintner最近在一篇名为《被中国人包围了？》的文章中说：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估计，从1978年开始，中国合法及非法移民将近200万人，每年移居到美国的人数约为3到4万人，移居到其它国家的人数总和也大约是这个数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移民浪潮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为什么被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伟光正”宣传成“世外桃源”和“经济奇迹”的国家，有如此多的人逃离呢？即便我们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艰辛地偷渡出国（当然有不少人倒毙在官方的枪口下）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大量移民的现实视而不见。按理讲，他们在这个普遍不平等的国家，其收入与地位高于普通民众很多，却依旧挡不住他们要移民的决心，其因何在？一位温州亿万富翁移民的心路历程，有相当的典范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潜规则，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对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匿名审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钱，你的安全感也是没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为收拾你的机缘还不到，并不表明你永远安全。在中国，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绝对安全的大话，因此不妨说所有的人都处于普遍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位高权重、日进斗金的人，也不能说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样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绑的。当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时强拆霸占别人财产，随意破坏法律规则将公民关押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安全感当成人类需求的基石，哲学家霍布斯视安全感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于人之重要性。一无所有的人或许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拥有自己固定财产和较高收入的人，就会把安全感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认并且尊重他人的迁徙和移民自由，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批量移民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安全感的普遍担忧。同时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的大量移民，带走了相当的财富和创造力，不仅具有极强的逃离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凋蔽——这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转移到城市而使乡村凋蔽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会形成既没有社会和经济活力又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一旦行成恶性循环，又无法在制度改良上进行创新解套，那么就会使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大增，增加社会溃败的几率和成本。 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大量移民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的表征之一，其实政府强推的维稳、严打、唱红打黑乃至官员们狂热相信风水，何尝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实际体现呢？官方的变态维稳思维就是通过高压和武力来保障其不当利益，那么严打和唱红打黑就会成为在变态维稳观念指导下的逻辑顺延。至于说官员相信风水，并通过巫术来诅咒自己的竞争者，不仅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没有信仰，也是对黑箱政治和官场暗箱操作等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倒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7月4日的采访时说：“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那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政府变得完全没有信誉，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其结果便是大家都以烂为烂，庸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现实，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空臆想。 我早就说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诸子百家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对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称颂与向往，正好表明专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国上古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未来的位置。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大灯、夜灯），在相对安全的白天尚能应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来到如今的专制制度，制造和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意识愈加淡薄，人们的谈判和妥协精神愈加稀有，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怎么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2010年7月4日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中国广东省政府宣布聘请了三万名突发事件信息员，以对付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不过，当局以这种方式维稳的方式和功效受到人们的质疑。 广东省政府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政府应急办主任纪家琪在会上宣称，为了防犯和应对突发事件，广东省政府已经聘请了三万名信息员。这些信息员会在第一时间收集并向政府汇报信息，对于一些敏感事件可以越级上报。 这是自《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今年七月一号起生效后，省政府首次透露突发事件信息员队伍的规模和运作方式。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性事件对社会的危害。根据这项法律，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在居委会、村委会和有关单位建立专制或兼职的信息报告员制度。 *黎雄兵：突发事件信息员制度落后愚昧* 北京律师黎雄兵说，政府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员制度是一种落后和愚昧的做法，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达至社会稳定。 黎雄兵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认为这是政府非常落后、非常愚昧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表现。社会突发事件是社会本身客观存在的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表现，政府应该积极面对。政府应该做的是怎么样从体制上、源头上去消除各种隐患和危机，而不是使用突发事件信息员、或者压制和掩盖的模式，去维持国家、社会乃至政权的运行。” *张津郡：信息员制度难阻止上访群体事件* 广东省深圳市独立评论员张津郡也表示，省政府聘用大批信息员的做法成本高，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阻止上访维权的群体事件。 张津郡说：“用这个方式来维持社会稳定，我个人认为它是起不到作用的。中国由于发展的各种问题造成很多人利益受损了。你不是给了他通道去上访吗？通过这个方式去维权，这是法律允许的。你现在采取这样一个方式，有人提供情报，提供信息，这说明事态很严重。原来政府那套已经失效了。总之，这样做，成本很高，作用值得怀疑。” *何培华：突发事件信息员制度符合国情* 不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培华对美国之音说，省政府广召突发事件信息员的做法符合中国国情和广东省当地维稳的需要。 何培华说：“因为中国地方比较辽阔，人口比较多，中国跟西方国家管理制度肯定也不同。特别是在广东省，流动人口比较多。它也是根据广东发展的情况而设定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 *聘新闻记者当信息员引发争议* 此外，《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二十九条还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聘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担任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员。深圳独立评论员张津郡和北京律师黎雄兵都认为，新闻记者兼任政府的信息报告员会进一步损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但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何培华认为，个别记者担任信息员不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