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西安重“管人”而轻“管事”，乍看被视为“内陆/沿海城市”的分别，但往里一层来看，其实是城市管理上是否充分放权、赋权给前端执行者的问题。疫情不管多苦，我相信它总会过去，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才是更难的。这一构造所压抑的，我担心并不只是几句牢骚而已，还很可能是长远的文化创造力和自发的经济活力。

女性谈论利益时存在一种“道德失语”，即很多人似乎觉得，只要女性离婚时要求财产分割，就显得道德不纯粹了。正因为当下社会对这些新议题仍然缺乏共识，所以人们才会激烈争论。虽然有人感叹，这样狗血的事造成了社会“撕裂”，但确切地说，以前也没有达成过共识。何况，争议暴露出来总是好的，就算不能促进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至少你想清楚了风险再结婚，总比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就结了好。

迟到的正义总比没有正义好，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儿子排除各方阻力抗争到底，其母很可能就白死了。如果把汽油泼向任何一个陌生人，纵火致死，作恶者能如此轻易逍遥法外吗？可以说，家庭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如果竭力管控的是那个“环境”而不是个体自主自觉，那就势必造成当下的情形：一方面天天恐惧，另一面个人又很散漫，只要感觉那个“环境”安全，人群就随处密集聚会，似乎人们隐隐寄望于某个超个体的存在把控整个局面，而“我”却不需要主动付出什么额外的精力代价。在这方面，许多国人的心态非常奇怪：不惜一切代价时，毫不心疼，但对常态化机制，却舍不得花钱，好像那些都是冗余的、浪费的。事实上，他们不愿意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只是期望在一次性解决那个问题后，自己的生活就迅速回归原样。

在这一意义上，对待猫狗的态度，其实就是对待人的态度，这体现出当地社会环境能否在尽可能保障群体权益时，还能兼顾个体权益。因为宠物看似是“物”，但它们其实是“人”的延伸，是其主人自我的一部分。扑杀猫狗不仅是对猫狗生命的漠视，说到底乃是对其主人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