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

 《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27、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此次前往缅甸采访老兵之前，我曾接到一个寻亲的电话，来自山东章丘，打电话的人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他说，他有一个伯父当年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直到2005年5月，他们收到了伯父从缅甸曼德勒写回来的信，还寄回来照片，他们也照地址回信过去，但再也没有回音。打电话的人说，他的伯父名叫刘权，是他父亲的亲哥哥，他的父亲自从得知哥哥在缅甸的消息后，一直期盼此生再能见上弟弟一面，整日看着哥哥的照片，以泪洗面。        在仰光采访完老兵陈华，我立即飞赴曼德勒。刚下飞机，我就向前来迎接的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番体惠打听刘权的消息，番体惠说，刘权可能还活着，大约在一年前，他还见到过刘权，身体很硬朗。番体惠的话让我很是激动，我想如果刘权还真活着，而且身体允许的话，我这次回国就可以带他回去，就可以让他见到离别70多载的弟弟了。        番体惠向我介绍了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秘书长王荣森，王荣森也是远征军老兵的联络员，不管是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还是国内来的媒体等，只要是关于老兵的事，就会找他帮忙。王荣森于1935年出生于四川，父亲曾在西南运输处任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也曾和父亲多次奔波于滇缅公路，运输国际援华的抗战物资。1951年，王荣森随父母来到缅甸定居，在靠近印度边境的克里谬开过杂货店，后来店铺被收归国有后，又跟随罗星汉贩卖过鸦片。        见到王荣森，我就迫不急待地向他打听刘权的消息，他却告诉我，刘权在半年前刚刚去世。提到2005年5月他向山东的家里写的那封信，王荣森说，那封信还是他帮写的，因为那年9月刘权刚好有一个机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想借此顺道回山东老家探亲，但没想到，直到他从北京回到缅甸后，他才收到了家乡的回信。在北京，有关方面安排刘权做了体检，但状况并不是太乐观。        在王荣森的带领下，我去了刘权家里，是一幢二层小楼，家里只有刘权的孙子在，一位30岁左右的小伙子，不会说汉语。王荣森说，刘权曾向他多次表露过想回山东老家的愿望，但得不到子女的支持。在晚年，刘权过得很是孤单，因为曾经受过牵连，他的子女一直不愿意他和其他的老兵来往，甚至在刘权过世之后，一些老兵前去吊唁，也被拒绝。        这个流淌着一个远征军战士血统的家庭，随着刘权的离去，已完全和中国、和这段历史没有了关系。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禹志云主编的《远征路上话令昔——中国远征军老兵在缅甸》一书，曾对刘权有一段记载。刘权1935年考入南京炮兵学校干部培训班，历经淞沪战役、长沙会战、九江战役、昆仑关战役等，1943年编入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坐飞机到印度兰木枷受训，由炮兵转为汽车驾驶员，1944年参加反攻密支那。        一个参加了抗战史上多个重大战役的老兵，就这样地在异域寂寥而去。至今，我没有将刘权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在山东的家人，我真的害怕，这个消息会让他年迈的弟弟出现意外。        刘权赴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是因为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的努力。2002年，总领馆曾组织9位老兵到云南旅游；2004年，又有几位老兵参加了在腾冲举办的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刘权和杨伯方两位老兵代表，参加了在北京的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        由旅游始，到学术研讨，再到中国的首都参加官方的座谈会，这段历史就这么一步步地走上前台。        正是因为大使馆和总领馆的努力，流落缅甸的大部分老兵都领到了200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而在国内，很少有国民党的老兵能领到这个纪念章。        后来我一直在想，已经抵达北京的刘权，为什么没有去山东寻找家人。是因为行程安排紧促他不敢向别人提过多的要求，还是他们本身就被当作了政治的标签而忽视了他们的个体需求。包括那枚珍贵的纪念章，为什么没有制作足够的数量让每一个老兵都得到，以致于一些老兵为了这枚纪念章而奔波，而依然惶恐。        和刘权一起去北京的老兵杨伯方，在老兵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也是我一直想要拜见的一位老兵。《云南信息报》副总编辑王雷在2005年曾采访过杨伯方，杨伯方告诉他，“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心高气盛的杨伯方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在曼德勒采访老兵张富鳞的时候，他告诉我，杨伯方就在两个月前的2009年1月2日，与世长辞。        后来我在凤凰卫视编导苏园2001年拍摄的一段视频上看到过杨伯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印象最深的是他亲历的一件事情。在第一次入缅作战遭受重挫后，在逃亡过程中，杨伯方所在的运输连里的一位战士被汽车压断了右腿，其他战士就抬着他走，但天太热，这位战士的伤口已经化脓，而更让人为难的是，他们要翻一座陡峭的山，一个人走就费劲，抬着这位伤员走基本不可能，而丢下他，他肯定是死，不是饥死，就是被老虎吃掉。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际，从后面赶上来的一位指导员悄悄告诉杨伯方，别犹豫了，打死他吧。在万般无奈之下，一位战士拿出冲锋枪，押上一颗子弹，趁着这位伤员不注意，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之后，大家挖了一个土洞将他掩埋。在后来的行军中，大家都很压抑，没有人说话，这位指导员说，“你们不要埋怨我，他死了，还有人埋他，而我们呢？我们死了，谁来埋我们？”

 《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25.    那时候抓的壮丁有很多还没上战场就丢掉了性命，或者因为饥饿，或者因为疾病 　　 贵州籍老兵李文德、张羽富回家是在2009年10月24日。云南的志愿者将他们送上飞机，贵州那边，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负责人李建华等人负责了接待，欢迎仪式同样是非常热烈。在2007年，贵州的媒体曾接了部分贵州籍的老兵回家探亲，出发前，主办方为了安全期间给老兵们做了体检，李文德没有通过，哭了好长时间，他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他在贵州的后辈得知情况后，到祖坟上捧了一把黄土带给了老人。        李文德和张羽富都参加过著名的松山战役。李文德当时是第103师309团卫生队的卫生员，后来加入到敢死队。战斗结束后，他脱离部队在龙陵安家。李文德的家就在松山底下，坐在家门口，抬头可以看到当年打仗的地方，这位老人，就这样每天看着死了无数战友的松山，过了大半辈子。     相比来说，张羽富的经历就曲折许多，18岁那年，在老家德江农村，张羽富被抓了壮丁。“用绳子捆着，上百人串在一起，旁边有端着枪的士兵押着。一直走了两个多月，到了云南文山。”张羽富回忆，当时有人逃走，抓住后架在火上被活活烧死了。        张羽富没有想过逃走，因为他想活着回去。他把沿途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记在心里。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张羽富，那时候觉得中国真大。和他一道被抓的壮丁，在途中因饥饿和疲劳死了有一半。后来很多老兵都给我讲过同样的事情，那时候抓的壮丁有很多还没上战场就丢掉了性命，或者因为饥饿，或者因为疾病。李敖曾有一个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伍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后来，每每有老兵唏嘘不已地向我讲起这些事情时，我就会想起国内那些抓狂的寻亲者，那些还没有穿上军装就死于非命的壮丁里面，是否有河南南乐县的谷姓老兵，是否有当年顶替哥哥去当兵的石高海，是否有那位寻亲寻白了头发的老奶奶的父亲……        在一场为了国家的战争中死去，最终如飘逝的花瓣，在悄无声息中辗落成泥。        到了云南后，张羽富被编入第8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这个工兵营为攻克松山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张羽富回忆，当时部队包围了松山，打了整整三个月一直不能攻克，他的帽子和袖子都被敌人打穿过，差点阵亡。最后，副军长李弥命令工兵营，从山腰向上挖坑道，挖到日本人的碉堡底下，用炸药炸掉。身为工程兵的张羽富亲手挖掘了那两条致敌于死命的坑道，炸药装好后，随着一声巨响，日军的碉堡被炸飞上了天。        整个松山战役，历时三个多月，中国远征军战士伤亡7763人，毙敌1250人。战斗结束后，遍地都是士兵腐烂的尸体，有的已经无法辨认，只好连同日本士兵的尸体一起集体就地掩埋。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调查后证实，在20世纪50年代，附近一个村子里的人经常到松山捡死人骨头，回去后烧了给荞麦地当肥料使。        松山战役后，张羽富随部队又转战多地，后来全军在广东三水起义，然后北上参加内战，最终在距缅甸仅几公里之遥的云南陇川县农场落户，直至退休。        李文德、张羽富两位老兵回到贵州，当地媒体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趁此机会，《贵州都市报》报道了贵州籍老兵李华生寻亲的消息，让人惊喜的是，真的给找到了。        居住在云南腾冲的老兵李华生，有三个儿子，前两个已经去世，三儿子在家务农，儿媳妇患中风瘫痪在床，家中一贫如洗。三儿子有酗酒的恶习，动不动就和李华生吵架，不得已，李华生搬出家，在路边盖了一个茅草房，一个人住着。因为交通较为便利，且生活过于贫困，经常会有志愿者或者游客前去慰问。后来他的儿子发现父亲还能“挣钱”，就把他接回家住，但没多长日子，老人又因为过不到一块搬回茅草房独居。        为了帮助老人找家，我托人多次前去了解相关信息。老人只记得老家在贵州湄潭，出生地可能叫“井家陀”，附近的地名记得的有“苏营场”、“永兴”等。根据这些信息，贵州的志愿者想了好多办法，但一直找不到老人的家人。后来我们分析，老人因为不认识字，名字可能有误，而且当兵时才十二三岁，有些名字记得肯定不准确。        直到《贵州都市报》报道后，李华生的家人找到志愿者，我们才知道，他的原名叫黎华仙，贵州凤岗县绥阳镇人。2010年4月25日，在腾冲志愿者的帮助下，李华生被送往了德宏潞西市中心敬老院养老。        李华生在家是独子，当年被抓壮丁时，李华生曾大喊“我是独子”，但抓壮丁的人说，“别人都跑了，只能抓你了。”在到滇西作战之前，李华生曾参加过广西的昆仑关战役，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下巴。病好后，他又被调往云南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去往战场的途中，就跟着先头溃败的部队折回逃住野人山，之后回到腾冲。        在腾冲，李华生被编入预备二师，参加了1944年的腾冲战役。一次战斗的经历让李华生至今难忘：在护送师长去参加商讨作战方案会议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日军的伏击，但一时找不到伏击者的方位，一位当官的喊来李华生，让他骑着师长的马冲过去，李华生未多想，就趴在马背上扬鞭快跑，子弹就在他的耳边嗖嗖作响，其他人由此发现射击点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师长调来大炮，一炮将那棵树打断。事后李华生才醒悟，自己当时被当作了诱饵。        腾冲收复后，再也忍受不了的李华生当了逃兵，落户腾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