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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ZT)

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 / 神了旁逸斜出 2012-03-05 21:22 | 阅读(253) | 标签: 反智时代 , 反智主义 , 智障 , 常识与理性 |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近来“反智主义”的话题大行于市。以前我知道北京的言论独行侠薛涌(现在在美国做教授)自称是“反智的书生”,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薛涌的用意是“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只要薛涌不是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者就行了,何况以书生之命反智,则别有深意焉。     “反智主义”一词,起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一书而走红。“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此类态度我愿意嗤之以鼻。—引者)。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是来自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义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多大的文明智慧,所以严格说,算不得“主智”。—引者)。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的。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利益和意见的渠道。说到底,作为全民理性生活的义务,全体国民的“智慧水平”应当具有平衡的地位,智慧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禁区。那么一部分人要用智慧来欺骗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成了愚民,则是专制社会的真正的反智。智慧有不同的范畴,平民有平民的常识智慧,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学问智慧,分工不同而具有共同的理性常识高度,这才是正常社会的健康文明状态。权力和知识联姻垄断智慧与平民大众文化横行社会“反智主义”成为主流,都不是什么好鸟。     最近因为韩寒被方舟子这个一根筋的疯子死揪住不放之故事,引发出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长篇论文《韩寒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肖鹰指认韩寒是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代表,把他与文革时代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坐实为一伙,这个论证显然不顾事实且牵强附会,不大合乎一个教授的智慧水平。韩寒纵然是当代中学教育的失败者(中国式教育所包含之智性水平,一向受到本国人民的质疑),但是他的言论文章显然不是“白卷”或者弱智蛮横的叫嚣文字,至少还博得过无数有知性者的欣赏,甚至称为“公共意见的领袖”;韩寒的成功是依靠一篇一篇的文字实绩形成的,并非依靠什么权力的推行而愚民的。至于韩寒文章是否有代笔,很有些后现代游戏娱乐的性质,方舟子本身就是一个偏执狂,一个方舟子就足够了,偏偏又插进一个上纲上线的肖教授。肖鹰不愧是中文系的而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善于表现情绪化联想力的“失智”水准,竟能够纠缠不清地洋洋洒洒写下近万字去证明韩寒的弱智与“反智时代”的联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反智时代”的代表作,顶级学府的大教授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去做,坐不得自己书斋的冷板凳,却参加到网络是非之地,耗费特大的精神时间,去做妇姑勃谿的造势辩论,他自己就是最反智的先锋。当韩寒的基本事实尚且没有真实证据之前,一个博士出身的大教授却言之凿凿地赶来下结论,那么这个教授本身就是完全违反做学问的基本规则的;道听途说一方胡扯,以不实之词在市场上发表不着调的高论,匆匆忙忙地表态,还习惯性小题大作,以貌似学术的功夫来做失智的事情,这样的夯货居然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我们忽然间就明白,果然真是“反智时代”来临了。     “反智主义”本来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雅士与走卒,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高雅打桥牌,我俗点斗地主;你高端下围棋,我上联众专攻五子棋,大家自娱自乐,互不影响,在各自的地盘里作各自的主。可是肖鹰却舍得一身剐,就穿着教授的西装走到菜市场吵架的中央,开起迂腐的讲座来了。在我看来,“反智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由社会分工去做智慧大事的公共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知识的责任感,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明星和打手,他们自己彻底颠覆了“智慧”的精神,是为真正的“反智主义”。韩寒本来就是时尚文化的明星,他的文章作者之真伪本来就是无厘头的话题,只要这些文章为大众喜欢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那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方舟子无事生非,把不恰当的考据和严格理性追究的功夫用在完全不切题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智慧”用错了地方。肖鹰再赶来趁热闹,煞有介事去证明一个青年明星与“反智时代”之关系一类哗众取宠的项目。这方舟子和肖鹰与常言的“脑残”,即“不问是非,只看立场,不看内容,立马表态”的追星一族,根本没有区别。方舟子是留学美国的理科博士,肖鹰是神圣中国文学文化的博士,两个脑残的“当代智者”去跟大众文化言论明星韩寒纠缠,你说反智还是益智?     何谓“智慧”?如果说“反智时代”,那么一定是人类普世价值内涵的智慧和历史上积累的理性受到了蔑视和抵制。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具有两种——实用智慧(亦即“审慎”)及推测或哲学智慧,今天,“智慧”一词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具有道德及知性的双重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方舟子和肖鹰两大博士高手就属于反智的代表。因为第一,方舟子和肖鹰要封杀韩寒的目的非常奇怪,正如一位先生指出的:方先生选择“打假”的对象,以前就遭人质疑。此次PK,方先生的诚信和目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不少的人怀疑此次方先生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打倒”。其目的是要将韩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人造韩寒”垫脚(使自己更高大)。你将韩寒往死里打的时候靠的可都只是“逻辑推理”呀!“代笔”造假,那一定是必须有“枪手”存在的呀!您为什么不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找出“证据”呢?找不到,或者不屑于找“证据”,就要人们相信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科学的理性的严肃的态度吗?第二,方、肖二人“有意识选择性动作”与“反智”甚有关系:打倒韩寒与对权势的沉默是相反相成的,霸道的权势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质疑,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方、肖三缄其口,不干;但是却对勇敢冲锋在前的韩寒下套子,需要施展智慧的地方不智,却对增长世界的知性滥智,至少这就是最地道的“反智”打手。所以,我们宁愿相信:真正“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挂羊头买狗肉的方舟子博士和肖鹰教授。     我认为“反智时代”比较完整的构成因素应该包含以下几条:1,真正需要知性智慧追究的大事和思想,有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敢也不愿意去做,而他们都屁颠屁颠地客串成了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打手;2,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则成了公共思想意见的领袖;3,凡是有公权力的大鳄,都一定充当一国之“大学士”,换言之,一国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由这些宣传家博导来主导的;4,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公共舆论例如网络之界域,就会由许多情绪化的愤怒青年甚至暴民哄抬成妇姑勃谿的吵架阵地,而更大多数的信息参与者,都沉醉于一地鸡毛的无厘头微博轻薄细节上,例如某明星的硅胶腐烂穿帮了,某小三暗度陈仓之相好之小三与前小三的养主有路等等;5,最后,由于所有人都热衷于狂欢化的戏剧性场面,所以导致整个时代民族智力精神创造力的解构和消耗。于是,“反智时代”成功地诞生了!无庸讳言的,我们都成了“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了。     除了方、肖一类反智的博士教授都成了私家侦探或者无聊论坛的大师之外,还有像北大的孔庆东作为“反智时代”的智障英雄,非常典型,他冲出网络视频的前台怒骂南方报系为汉奸报系、斥责香港人都是狗,被人称为“三妈教授”,“舆论打手”。孔庆东粗鲁下作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恶毒下流,污言秽语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其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称为“智障人物”不会过分。考虑到普通一个大学教授也会珍惜自己的智者名誉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质疑:孔庆东挂着北大教授的名号而肆无忌惮有如疯狗,且常常出言极端,全盘否定,不讲事实逻辑,绝无一个学者受过智慧训练的修养,则肯定是一个在道德和知性方面丧失常识理性的智障。方、肖、孔都是时髦知识界有资格的“智者”,这个时代的智者之通胀率极高,就像去年津巴布韦的币值一样,8亿元津币只可以买一杯咖啡。而另一方面呢,重庆警长王立军同志,一身而兼任数个博导、教授、研究员名号,所涉及的专业依次是:政法、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担任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现场心理研究所主任,东北财经大学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博士生导师。查验王立军警长的教育背景,是中专自学考试参加者,在职公安大专学习一年,在职研究生学习一年。王立军肯定不是智障人士,而我们肯定是脑残者,因为他以天才之力,远超比尔•盖茨的地位。教育背景当然不能够决定成就,但是领导干部百忙之下而仍然能够在各个学术领域作为领军人物,这样的冠名至少是在侮辱我们的常识,两种结论非此即彼:不是王立军警长属于“伪军”,就是我们都是“反智时代”的智障人士。当然,中国的事情总是会有惊艳的“中国特色”的,中式“反智主义”和美式“反智主义”不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美式反智是平民以常识知性对抗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中式反智则是专家学者北大校长为王立军等保驾护航而全心全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讨伐自由青年韩寒。     最近薛涌再度贴出《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一文,特别强调“反智主义”的平民世俗对抗“知识暴君”的合理性,呼吁给予尚未成熟的网络民主以充分的理解、宽容和耐心。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薛涌的观点是政治正确的。但是事情还需要回到原始出发点:你要看究竟反的是什么“智”。假如反对的是“知识暴君”和空洞八股的假道学之智,则善莫大焉,否则袭击真正的常识、自由和普世价值之智,则是文明之损。考虑到中国特色,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式反智主义”的岐途:1,“知识暴君”为政治正确忠诚服务,主宰了“反智时代”的主旋律,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写道:“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样的“智者”显然是用很专业的操作来给我们制造总确定感的“智障”。2,我们成功地教育出一代一代有确定感的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操盘手,所以,当他们遭遇到“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就会在网络舆论上施之以暴力手段,他们是网络“反智主义”的“自觉维护政权”的草根主体。3,中国式教育最严重缺乏的其实是知性最重要的前提—追究基本事实真相和严格遵守事实、常识的逻辑,不以空洞吓人的大概念打击对手,习惯于在民主、公平和自由探讨的基础上与不同意见者交流,“理性的反智主义”只是反对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和借助这类知识优势打压他人,但是中国式的“反智主义”或曰“病态的反智主义”常常会用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方式对正常的事实探究和理性来反智,现在在网络上这种状态方兴未艾。这种不讲逻辑的现象在被认为可能思想水准比较高的网络上到处都是,显示了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网民整体上的愚蠢和自以为是。之所以说愚蠢,是多数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言论都明显的缺乏起码的逻辑,多是凭着一股子情绪在发言。网上不缺正义,不缺情绪,缺的是基本事实、常识逻辑和正常的思维。正如何适之所指出的:韩寒的“韩三篇”一出,就被混球时报以及一批国内左派人士热捧,则让一些人认定韩寒已升级为“高级五毛”;十年来在媒体的正面塑造和“庸众” 的狂吹胡捧之下,韩寒的确有帮子教徒级的粉丝,而同样的,作为事物的两极,自然也有很多非常讨厌他的人, 这批人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使出文革式的简练、愤怒、凶狠的标语口号要“打倒韩寒,打倒韩仁均”。——由此观之,政治智障了我们,我们便发泄和娱乐政治。真的是把我们很需要的真正的政治和智慧都解构掉了。     总而言之,如果真要把这个时代称为“反智时代”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辨别清楚这是否是一个公民可以运用常识和事实知性来反对“知识暴君”的状态——果如是,我们应当欢迎这个理性平和的民主时代。可惜我们遭遇的总是被喂食“白果”而已。在中国应当慎提“反智”,反智的结果之一肯定是流氓无产阶级习性的发扬光大,“暴力传统”生命力强大得很哪!如果网络文化正在得到合法合理发展的话,我当然乐意相信网民们正在天天向上。然而我最警惕的还是永远存在着一种给我们设置“智障”的主旋律。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是否已经浑然不觉地堕为一个“反智时代”的智障者。智障者,就是正常知性思维的思路堵塞了,我们的智慧被彻底解构了,被误导进入一条不追究事实真相和不遵守常识、逻辑的岐途了,找不到清晰推理和明智判断的方法习惯了。那么一定是我们的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已经被某些东西毒化了。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常识和理性呢?愿所有人反思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云之:倒韩运动中出了许多滥文,也有不少不错的文章,感觉这篇是最好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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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

作者: 神了旁逸斜出  |  评论(0)  | 标签: 反智时代 , 反智主义 , 智障 , 常识与理性 近来“反智主义”的话题大行于市。以前我知道北京的言论独行侠薛涌(现在在美国做教授)自称是“反智的书生”,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薛涌的用意是“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只要薛涌不是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者就行了,何况以书生之命反智,则别有深意焉。 “反智主义”一词,起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一书而走红。“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此类态度我愿意嗤之以鼻。—引者)。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是来自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义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多大的文明智慧,所以严格说,算不得“主智”。—引者)。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的。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利益和意见的渠道。说到底,作为全民理性生活的义务,全体国民的“智慧水平”应当具有平衡的地位,智慧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禁区。那么一部分人要用智慧来欺骗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成了愚民,则是专制社会的真正的反智。智慧有不同的范畴,平民有平民的常识智慧,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学问智慧,分工不同而具有共同的理性常识高度,这才是正常社会的健康文明状态。权力和知识联姻垄断智慧与平民大众文化横行社会“反智主义”成为主流,都不是什么好鸟。 最近因为韩寒被方舟子这个一根筋的疯子死揪住不放之故事,引发出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长篇论文《韩寒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肖鹰指认韩寒是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代表,把他与文革时代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坐实为一伙,这个论证显然不顾事实且牵强附会,不大合乎一个教授的智慧水平。韩寒纵然是当代中学教育的失败者(中国式教育所包含之智性水平,一向受到本国人民的质疑),但是他的言论文章显然不是“白卷”或者弱智蛮横的叫嚣文字,至少还博得过无数有知性者的欣赏,甚至称为“公共意见的领袖”;韩寒的成功是依靠一篇一篇的文字实绩形成的,并非依靠什么权力的推行而愚民的。至于韩寒文章是否有代笔,很有些后现代游戏娱乐的性质,方舟子本身就是一个偏执狂,一个方舟子就足够了,偏偏又插进一个上纲上线的肖教授。肖鹰不愧是中文系的而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善于表现情绪化联想力的“失智”水准,竟能够纠缠不清地洋洋洒洒写下近万字去证明韩寒的弱智与“反智时代”的联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反智时代”的代表作,顶级学府的大教授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去做,坐不得自己书斋的冷板凳,却参加到网络是非之地,耗费特大的精神时间,去做妇姑勃谿的造势辩论,他自己就是最反智的先锋。当韩寒的基本事实尚且没有真实证据之前,一个博士出身的大教授却言之凿凿地赶来下结论,那么这个教授本身就是完全违反做学问的基本规则的;道听途说一方胡扯,以不实之词在市场上发表不着调的高论,匆匆忙忙地表态,还习惯性小题大作,以貌似学术的功夫来做失智的事情,这样的夯货居然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我们忽然间就明白,果然真是“反智时代”来临了。 “反智主义”本来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雅士与走卒,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高雅打桥牌,我俗点斗地主;你高端下围棋,我上联众专攻五子棋,大家自娱自乐,互不影响,在各自的地盘里作各自的主。可是肖鹰却舍得一身剐,就穿着教授的西装走到菜市场吵架的中央,开起迂腐的讲座来了。在我看来,“反智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由社会分工去做智慧大事的公共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知识的责任感,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明星和打手,他们自己彻底颠覆了“智慧”的精神,是为真正的“反智主义”。韩寒本来就是时尚文化的明星,他的文章作者之真伪本来就是无厘头的话题,只要这些文章为大众喜欢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那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方舟子无事生非,把不恰当的考据和严格理性追究的功夫用在完全不切题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智慧”用错了地方。肖鹰再赶来趁热闹,煞有介事去证明一个青年明星与“反智时代”之关系一类哗众取宠的项目。这方舟子和肖鹰与常言的“脑残”,即“不问是非,只看立场,不看内容,立马表态”的追星一族,根本没有区别。方舟子是留学美国的理科博士,肖鹰是神圣中国文学文化的博士,两个脑残的“当代智者”去跟大众文化言论明星韩寒纠缠,你说反智还是益智? 何谓“智慧”?如果说“反智时代”,那么一定是人类普世价值内涵的智慧和历史上积累的理性受到了蔑视和抵制。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具有两种——实用智慧(亦即“审慎”)及推测或哲学智慧,今天,“智慧”一词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具有道德及知性的双重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方舟子和肖鹰两大博士高手就属于反智的代表。因为第一,方舟子和肖鹰要封杀韩寒的目的非常奇怪,正如一位先生指出的:方先生选择“打假”的对象,以前就遭人质疑。此次PK,方先生的诚信和目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不少的人怀疑此次方先生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打倒”。其目的是要将韩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人造韩寒”垫脚(使自己更高大)。你将韩寒往死里打的时候靠的可都只是“逻辑推理”呀!“代笔”造假,那一定是必须有“枪手”存在的呀!您为什么不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找出“证据”呢?找不到,或者不屑于找“证据”,就要人们相信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科学的理性的严肃的态度吗?第二,方、肖二人“有意识选择性动作”与“反智”甚有关系:打倒韩寒与对权势的沉默是相反相成的,霸道的权势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质疑,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方、肖三缄其口,不干;但是却对勇敢冲锋在前的韩寒下套子,需要施展智慧的地方不智,却对增长世界的知性滥智,至少这就是最地道的“反智”打手。所以,我们宁愿相信:真正“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挂羊头买狗肉的方舟子博士和肖鹰教授。 我认为“反智时代”比较完整的构成因素应该包含以下几条:1,真正需要知性智慧追究的大事和思想,有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敢也不愿意去做,而他们都屁颠屁颠地客串成了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打手;2,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则成了公共思想意见的领袖;3,凡是有公权力的大鳄,都一定充当一国之“大学士”,换言之,一国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由这些宣传家博导来主导的;4,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公共舆论例如网络之界域,就会由许多情绪化的愤怒青年甚至暴民哄抬成妇姑勃谿的吵架阵地,而更大多数的信息参与者,都沉醉于一地鸡毛的无厘头微博轻薄细节上,例如某明星的硅胶腐烂穿帮了,某小三暗度陈仓之相好之小三与前小三的养主有路等等;5,最后,由于所有人都热衷于狂欢化的戏剧性场面,所以导致整个时代民族智力精神创造力的解构和消耗。于是,“反智时代”成功地诞生了!无庸讳言的,我们都成了“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了。 除了方、肖一类反智的博士教授都成了私家侦探或者无聊论坛的大师之外,还有像北大的孔庆东作为“反智时代”的智障英雄,非常典型,他冲出网络视频的前台怒骂南方报系为汉奸报系、斥责香港人都是狗,被人称为“三妈教授”,“舆论打手”。孔庆东粗鲁下作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恶毒下流,污言秽语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其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称为“智障人物”不会过分。考虑到普通一个大学教授也会珍惜自己的智者名誉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质疑:孔庆东挂着北大教授的名号而肆无忌惮有如疯狗,且常常出言极端,全盘否定,不讲事实逻辑,绝无一个学者受过智慧训练的修养,则肯定是一个在道德和知性方面丧失常识理性的智障。方、肖、孔都是时髦知识界有资格的“智者”,这个时代的智者之通胀率极高,就像去年津巴布韦的币值一样,8亿元津币只可以买一杯咖啡。而另一方面呢,重庆警长王立军同志,一身而兼任数个博导、教授、研究员名号,所涉及的专业依次是:政法、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担任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现场心理研究所主任,东北财经大学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博士生导师。查验王立军警长的教育背景,是中专自学考试参加者,在职公安大专学习一年,在职研究生学习一年。王立军肯定不是智障人士,而我们肯定是脑残者,因为他以天才之力,远超比尔•盖茨的地位。教育背景当然不能够决定成就,但是领导干部百忙之下而仍然能够在各个学术领域作为领军人物,这样的冠名至少是在侮辱我们的常识,两种结论非此即彼:不是王立军警长属于“伪军”,就是我们都是“反智时代”的智障人士。当然,中国的事情总是会有惊艳的“中国特色”的,中式“反智主义”和美式“反智主义”不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美式反智是平民以常识知性对抗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中式反智则是专家学者北大校长为王立军等保驾护航而全心全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讨伐自由青年韩寒。 最近薛涌再度贴出《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一文,特别强调“反智主义”的平民世俗对抗“知识暴君”的合理性,呼吁给予尚未成熟的网络民主以充分的理解、宽容和耐心。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薛涌的观点是政治正确的。但是事情还需要回到原始出发点:你要看究竟反的是什么“智”。假如反对的是“知识暴君”和空洞八股的假道学之智,则善莫大焉,否则袭击真正的常识、自由和普世价值之智,则是文明之损。考虑到中国特色,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式反智主义”的岐途:1,“知识暴君”为政治正确忠诚服务,主宰了“反智时代”的主旋律,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写道:“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样的“智者”显然是用很专业的操作来给我们制造总确定感的“智障”。2,我们成功地教育出一代一代有确定感的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操盘手,所以,当他们遭遇到“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就会在网络舆论上施之以暴力手段,他们是网络“反智主义”的“自觉维护政权”的草根主体。3,中国式教育最严重缺乏的其实是知性最重要的前提—追究基本事实真相和严格遵守事实、常识的逻辑,不以空洞吓人的大概念打击对手,习惯于在民主、公平和自由探讨的基础上与不同意见者交流,“理性的反智主义”只是反对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和借助这类知识优势打压他人,但是中国式的“反智主义”或曰“病态的反智主义”常常会用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方式对正常的事实探究和理性来反智,现在在网络上这种状态方兴未艾。这种不讲逻辑的现象在被认为可能思想水准比较高的网络上到处都是,显示了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网民整体上的愚蠢和自以为是。之所以说愚蠢,是多数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言论都明显的缺乏起码的逻辑,多是凭着一股子情绪在发言。网上不缺正义,不缺情绪,缺的是基本事实、常识逻辑和正常的思维。正如何适之所指出的:韩寒的“韩三篇”一出,就被混球时报以及一批国内左派人士热捧,则让一些人认定韩寒已升级为“高级五毛”;十年来在媒体的正面塑造和“庸众” 的狂吹胡捧之下,韩寒的确有帮子教徒级的粉丝,而同样的,作为事物的两极,自然也有很多非常讨厌他的人, 这批人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使出文革式的简练、愤怒、凶狠的标语口号要“打倒韩寒,打倒韩仁均”。——由此观之,政治智障了我们,我们便发泄和娱乐政治。真的是把我们很需要的真正的政治和智慧都解构掉了。 总而言之,如果真要把这个时代称为“反智时代”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辨别清楚这是否是一个公民可以运用常识和事实知性来反对“知识暴君”的状态——果如是,我们应当欢迎这个理性平和的民主时代。可惜我们遭遇的总是被喂食“白果”而已。在中国应当慎提“反智”,反智的结果之一肯定是流氓无产阶级习性的发扬光大,“暴力传统”生命力强大得很哪!如果网络文化正在得到合法合理发展的话,我当然乐意相信网民们正在天天向上。然而我最警惕的还是永远存在着一种给我们设置“智障”的主旋律。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是否已经浑然不觉地堕为一个“反智时代”的智障者。智障者,就是正常知性思维的思路堵塞了,我们的智慧被彻底解构了,被误导进入一条不追究事实真相和不遵守常识、逻辑的岐途了,找不到清晰推理和明智判断的方法习惯了。那么一定是我们的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已经被某些东西毒化了。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常识和理性呢?愿所有人反思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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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网络民主穿越冬天的藩篱

                           一     网络问政在2009年的中国尤其是广东掀起股股热潮,从官员上网向网民拜年到各地官员纷纷开通网络直通车,面对面地在网络上与网民沟通、问政,及至于邀请网民“一起当市长”,网络问政向我们展现了不断提高民主程度的一个过程。毫无疑问,以网络问政为代表的网络民主,已然在2009年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块奇葩。           这块“奇葩”将往何处去,它能否跨越冬天的藩篱,在新的一年漫天绽放吗?我们谁也无法揭晓,唯待历史宣告答案。即使在网络问政最热闹非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保持一股警惕:毕竟网络民主还是新生事物,毕竟网络民主的发展会损害到一些人尤其是权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毕竟一边有官员上网与网民沟通,一边也有官员对不听话的网民责之以刑,跨省抓捕。这都说明,网络民主还是一个脆弱的民主,它随时有可能迎来寒冬腊月,在冰雪冷煞中瞬间凋零。           在经历了官员公款出国旅游、最牛团长夫人等一系列网友曝光和邓玉娇事件、王帅事件后,权力体系中的某一部分必然对网络民主产生警惕之心。在习惯于发号施令之后,谁也不想因为细节的不小心而被网民聚焦,导致乌纱帽不保。与其被动地、小心翼翼地生活,毋如构建反制机制,封堵、抓捕好事网民,在福建“严晓玲案”中,网民仅仅因为转贴而被定性“诽谤罪”,身陷囹圄。这说明,网络民主其实连民主的雏形也尚未形成,网民并未当家作主,有权者仍然有权,无权者仍然无权,这一点并没有因网络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根本性转变。    分析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政治生态不难发现,中国的网络政治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网络政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以年度字而论,英国网民选出了unfriend”,美国网民选出了“Twitter”,而中国网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推选了“被”。前两者都与社交用词、社交工具有关,个人化的痕迹明显,而后者则政治意味浓厚,显示出中外网民对政治关注度的极大不同。     何故也?         这主要在于不同国家的网民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方式不同。对于英美网民来说,互联网主要是个人化的信息平台,他们可以在那里交友、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等,技术的味道更浓,政治宣泄则主要依靠选举制度,网络上的虚拟民主对他们而言价值不大,因而缺乏兴趣;而对于中国网民来说,2009年从被就业到被捐款、被代表、被开心,乃至于被自杀,无不反映出弱势民众的无奈,基于这种经常“被” 的状态,互联网由此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还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网络的交互性、便捷性等等激发起人们对虚拟民主的兴趣,现实中对民主的需求在网络中逐渐显现,“操练民主”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网络行为。         政治手段向来存在多面性,运用得好,难题迎刃而解,皆大欢喜;运用得不好,错上加错,两败俱伤。广东是中国网民最多的省份,又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思想活跃,媒体发达,公民社会日显雏形,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政治手段属性,使网民能够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到广东的社会发展和建设中来,对政府是一个新课题,对网民,也是一个新课题。“网络问政”能够在广东率先推出,并在2009年得以在全省遍地开花,这与广东的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网民同样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他们并不是带着发泄和添乱的目的来应对网络问政,而是积极地展现公民诉求,从而和改革力量形成有机互动。   二       然而,热闹归热闹,冷静下来看,网络问政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通过网络问政,可以让网民的意见进入决策程序,但能不能进入,并不是网民说了算,还得看决策者本身的意愿。在网络问政中,网民实际上仍然处于被挑选、被引导、被主导的角色,这说明网络问政其实是可以全盘操控的。这就意味者一旦网络问政的结果不被问政者所喜,这一形式便有可能中断。事实上,一些地方的网络问政明显带有应付上级和赶时髦的味道,网络民主秀的痕迹明显。然而“网络民主秀”是十分危险的,在“秀场”中,官员难免要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讲一些豪言壮语,平时秀一秀也无所谓,但如果要在网络上秀民主,只讲不兑现,便会陷入困境:网络民主秀面对的是各色各样的网民,他们一旦发现“秀场”的存在,便可能抓住“秀话”,要求兑现。对于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的网民来说,画饼充饥式的口头民主一定不是选择项。       网络民主还需要解决一个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现在有些地方动辄讲网民如何如何,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网民在中国仍然是少数人群,网民的利益诉求能不能代表非网民的利益诉求,在一些具体的利益诉求事件中,显然是可疑的。以猪价上涨为案例,每次猪价上涨,上网比例相对较高的市民们往往会发出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网络上形成压力以后,往往影响调控的导向,但为什么要调控猪价上涨时不听一听养猪农户的声音呢?到了猪价下跌,养猪亏本的时候,却又很少人再来关注养猪农户的生存状况了。这说明,我们应当考虑,在网络民主的语境下,非网民的利益诉求有没有被忽视?       无数个网民有无数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有无数个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民主形态。政府也需要需要听到更多元的声音,虽然目前我们有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体制内民主决策程序并不缺乏,然而讨论民主不能不顾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国情,平民百姓并不是人人有机会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事实上,普通百姓也很难当上代表,他们通常是“被代表”。网络的出现之所以点燃中国人的激情,不过是在于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现实中的“被代表”,因而积极在网络上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代表别人,自己当起了网络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但由于缺乏代议机制,网络民意很可能是偶发的、即时的、无序的,一种被政府采纳的民意可能只能体现部分人群的利益,从而形成对另外一部分人群的政策性不公。因此,下一步,应当探讨网络民主如何建立代议机制,譬如可否考虑人大和政协里增设网络代表和网络委员的界别,让网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两会,从而更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共利益的诉求。        三       网络问政只是开始,最终目的还是网络执政和施政,不能问而不施,问而不举,对于目前的改革来说,网络民主其实大可以借用起来,以在民间经讨论形成改革共识。但是,举凡改革,必定会触犯现有利益格局。       在现有既得利益者格局仍然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要想“杀开一条血路”,必须懂得更多的政治智慧, “不动存量动增量”就是一种办法。对于目前的社会意见体系来说,网络意见场便是一种典型的“增量”。这种“增量”既体现在技术形式的新颖上,也体现在内容形式的差别上。政府之所以要实施“网络问政”,一是要应对自发蓬勃的民间舆论,二是要借助这种民间舆论为施政提供更多的民主性和更多的合法性,但不能忽视的是,在现行话语体系下,以互联网聚集起来的改革呼声会形成对体制内的舆论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被借用来推动改变现行利益格局,使决策能够走出“常委会”,既和民间互动,又迫使各地方机构表态,以给决策的实施绑上“翅膀”,从而提高执政能力。       网络只是手段,但如果制度建设给这个手段一个出口,它将回报给这个社会以善意,2009年的广东向外界展示了网络问政所带来的积极一面,这说明,只要尊重民意,尊重民智,珍视民生,体恤民情,维护民权,政府和网民之间是可以平等对话、取得发展共识的。网络问政毕竟刚刚起步,有些问题、有些脆弱都是正常的。但越是脆弱,越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呵护、推动其发展。毕竟,网络问政给予了网络意见一个出口,哪怕这个出口是有限制的出口、是被主导的出口,但对于民主进程来说,多一个出口,总比没有出口好。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网络民主才刚刚找到网络问政这一个路径,还有许多路径需要我们共同寻找、共同把“路”走出来。即使眼前有再多的困难,有再多的阻挠,有再多的可变因素,我们也应当同舟共济,携手穿越冬天的藩篱,因为“一枝独秀不是春”,要想包括网络民主在内的民主事业花开满园,要想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还得靠诸君一起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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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报:《推特政治:翻墙的空间、借来的时间》

像 推特 (Twitter)这样的“社交 网络 服务”(social network service)已经改变了中国原有封闭的言论地景,其快速复制的传播速度不但让一向热衷于 … 推特 政治是党外运动? 安替首先以鲁迅为例,说鲁迅生活在上海租界抨击政府,而我们则生活在由中国政府网路长城( GFW )屏蔽封锁在外的中国 互联网 的 VPN 租界。透过SSH、 VPN 、FreeGate、自由门等 翻墙 工具,于是这个世界有两个 互联网 ;一个是大家认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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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6月17日,香港《苹果日报》再遭打压,五位高层被捕。很多香港市民从深夜等到18日凌晨,只为购得一份报纸。有别于平日约七八万份的印量,6月18日《苹果日报》加印至5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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