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最新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更年长者，25岁以下的中国人一致表现出更多对当局的怀疑。 另外，这种不信任更加深入的体现在最富有阶层、城市居民以及受过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 译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国的民意分歧：中国年轻人正开始不信任中国政府 原文： China's public opinion gap: Chinese youth are starting to mistrust Beijing 原文发表时间：2010年9月15日 翻译：李清怡 校对、补充翻译：@Freeman7777 最近在北京发生了这样一幕，一天晚上，一位20多岁的中国女士和她的母亲一起看电视新闻。卫生部的发言人当时正在否认毒奶粉引起了中国女婴性早熟，并且向观众再次保证政府所做的实验发现奶粉很安全。 这位母亲看到这则新闻后说：“那可真叫人松了一口气。”女儿则表示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她对母亲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政府说是安全的，这恰恰是一个足够的理由，让我们认为其实那些奶粉非 常可能是不安全的。” 图片说明：两名妇女正在一家北京咖啡店使用笔记本电脑。 对于政府的质疑声浪此起彼伏也许是越来越接触到互联网上 信息源所导致的。一位专家说人们越是使用互联网，人们对 于政府不需要监督的信条就会下降。 最近一系列中国和国际研究都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难博得中国年轻一代的信任，这批人都是3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这些人是中国将来以及未来的中国政府将要倚重的一批人。 咋看之下，中国政府似乎享有非常高的公众信任度：过去十年一系列由国际学者做出的调查显示至少有70%的普通公民对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表示信心。对政府和执政党有高达70%的信心，这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只有做梦时才敢想象的程度。 学者们不同程度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中国人历来都尊敬权威，或是认为一党制国家擅长透过宣传动员政治支持，使得许多中国人感到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了，尤其是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准方面。 但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最新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更年长者，25岁以下的中国人一致表现出更多对当局的怀疑。 另外，这种不信任更加深入的体现在最富有阶层、城市居民以及受过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东亚研究所分析家单伟说：“这些人都是未来社会的主流，面对这部分人群，当局将面临越来越艰难的挑战。” 举个例子，当公众被问及地方政府能否在不被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值得信赖并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25岁以上被调查的人中有29%认为官员需要接受监督，而25岁以下被调查的人中则有38%认为官员需要接受监督。 余华是一位著名中国作家，他认为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信任，他把怀疑声浪上升归因于信息的可获取性。 “我儿子听得到我妻子和我谈论政府有什么问题的谈话，他听得到他老师批评政府的言论“，余华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些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余华的儿子也拥有互联网。余华补充说，“我敢肯定，互联网加强了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因为在网上，公众立即就可以获取信息，这些信息在官方消息来源报道之前很早就会出现”。 就好比说上个月，一名北朝鲜战斗机飞行员逃离朝鲜，在中国沈阳附近坠机。飞机残骸的照片几小时内立即在网上流传，照片显示，飞机残骸的尾翼上明显带有北朝鲜军徽。但是在其后两天的时间里，官方媒体仍表示，该架飞机的来源不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共治理项目执行负责人宋厚泽说：“一个人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他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征兆。一个人使用互联网越少，这人就越不认为政府需要被监督。” 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已经从五年前的1.03亿飙升至今天的4.2亿，而其中30岁以下的人占百分之六十的比例。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们的父母却因此对政府感恩戴德。 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政策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王正绪在2005年做的一项关于中国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研究中指出：“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公众要求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呼声往往都会迅速增加。”王正绪还说：“这种趋势将引起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从而引发对政府的不信任，现在这种结果在中国正日益体现出来。” 但是，他说，“期盼批判性公民广泛兴起仍然未到成熟之时，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正在一个仍然主要是唯物主义的公众中产生出高满意度，这些公众最近才从温饱水平脱离出来。” 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好像都是基于政府在经济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但是，中国未来十年能否继续保持其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相当不确定的事情。 随着人们的期望日益增张，将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北京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2008年人们对收入的不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是1989年5月，正是天安门六四事件前夕。 然而，眼下来讲，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文方认为，这些情况并没有给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唐教授说：“问题都发生在地方(县市)，每年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抗议发生，但中央政府是稳定的因为据大多数民众抗议都是针对地方政府。” 单伟博士补充道，“人们往往把糟糕的政策归咎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主体。并且（由于能够和地方官产生一些接触）他们在地方官员身上能察觉到腐败，但他们却不知道更高级别官员在腐败方面的情况。” 不久前，唐教授在《亚洲政治与政策》期刊(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可以依赖传统价值观和宣传博取公众的信任。但是，他建议“维护制度信任的最可靠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改善制度表现。” 唐教授还认为：“如果政府玩忽职守，或者经济发展缓慢，中国社会的气氛会陷入‘高度紧张’，充满愤怒、冲突和不安。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使问题恶化并导致公众对抗北京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