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截至到北京时间7月25日18时，中国“7•23”铁路重大事故的遇难者人数已增至39人，中国高铁的安全运营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一个高速铁路线上面，作为列车在运行的过程中，保证它的安全距离和间隔时间。信息可以通过钢轨传送到动车组的车头计算机，防止了追尾事故的发生。” 这是2007年4月，中国广铁集团高级工程师 陈建译介绍国产高铁防追尾自动闭塞系统时作出的承诺。但在“7•23”重大铁路事故中失去两位亲人的温州金先生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的弟弟跟我的一个侄儿，两人全部失去了，给他们压死了。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是农民，又不是什么技术师，谁能替我们做主？” “7•23”重大铁路事故发生26个小时后，中国铁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但公众所关注的事故原因和处置方案并没有得到满意的澄清。诸如高铁安全系统为何失灵？调度管理是否合格？以生命损失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问题，都留下了诸多的疑问。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指出，中国高铁建设，集中代表了近年中国经济发展以追求高投资、高速度和高GDP数据为中心的特殊模式，而“7•23”事故正是反映出了在一味追求速度下对乘客生命的漠视：  “温州和谐号事件实际上中国一些政府部门漠视生命的一个标本。有关方面急于结束对生命的搜寻。在发达国家一般对这种铁路事故对生命的搜寻都在三天以上，为什么要匆匆地结束对生命的搜寻呢？因为要赶快恢复通车。在我们看来没有查明事故的原因，就应当暂停所有高铁的运行。否则实际上是拿所有旅客的生命在做实验。它是这样一种漠视生命的体制，包括将出事故的车体匆匆掩埋。恐怕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推给了老天，也就是打雷下雨。这种事故我认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漠视生命的体制必须改变。” 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在时任铁道部长的刘志军推动下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铁道部以集中巨额社会财力为后盾，使得高铁建设里程和运行时速在短短几年内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在铁道部政企合一的模式下，高铁是否适合中国经济结构发展需求以及运行安全问题如何保障，却一直是国内各方争论的焦点。 反观高铁技术成熟的日本、德国和法国，运行安全始终被摆在高于时速的特殊位置。日本新干线开通47年来，不但没有发生一起人员死亡事故而且正点率始终精确到以秒钟计算。而运营已30年法国高铁，虽然最新测试速度达到575公里，但实际平均时速却一直保持在260公里左右。铁路部门为了治理列车晚点，特别制定了“时间保证承诺”，即一旦出现晚点，乘客将可根据晚点的时间长短得到差额补偿。德国高铁的安全支柱，更是铁路安全法规，铁路安全主管人员除承担法律责任外还必须经过独立监管部门的正式认可。 上海复旦大学的沈丁力教授认为，法制和行政手段的强化治理是保证中国铁路安全机制的关键：  “我们现在的高铁是为了速度，不惜安全。所以这是人的观念。特别像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行政执行力非常之大，如果出现这个事情，第一件事情，铁道部部长必须引咎辞职。在中国出了事情以后，没有一个官员出来引咎辞职，它没有这样一个观念，这是非常落后的一个观念。你错了，你就应该辞职，然后接受调查，接受公诉，被法律处罚。普遍缺少这种责任感。所以西方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深思，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西方是有很多法规的，但我们还可以用强大的行政来保证，出了那么多的事故，一定要吸取教训，要立法。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好，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真正重视？把这些事情做好。”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截至到２５日１８时，宁波至温州的高铁动车追尾事故已造成３９人死亡，另有住院伤者１９２人，其中重症１２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08日 星期五 11:19 A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08日 江泽民生死之谜折射中国制度建设缺憾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一位妇女走过江泽民画像.当局否认江已经去世. 丁学良表示，中国政府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的原则就是能不说的就不说，能少说的就少说。大部分情况下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再说。他认为，也就是因为这种做法“才给外界制造了这么多的好奇心和‘探索’的空间。”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据传去世的风波经中国官媒新华社辟谣后已趋于平静。但当人们对一名离任多年的年迈前领导人给予如此高度关注时，问题就不一样了。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看法。 几家中外媒体误报了江泽民病逝的消息，既反映了中国政府运作的不透明导致媒体猜测，也反映出人们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关切。 *学者： 领导人健康状况应该公开*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的信息太不透明，领导人的健康也成为国家机密。他说欧洲国家早在20世纪中期，就将在任离任的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做为必须向公众公开的信息。 他说：“当然他退休这么多年了，但他毕竟做过13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健康状况应该成为公众了解的、政府也有责任向公民、向全世界公开披露的消息。” 丁学良说，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制度，外界才只能靠猜测。 他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前，香港就有至少4次猜错。他说其中一次是某媒体得到邓小平身边人士的消息说，不行啦。媒体几个小时后就报了死讯，但是那次邓小平没死。他说，这和中国的特别制度也是有关的。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医疗条件世界第一* 丁学良：“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享受的医疗条件是世界上最好的，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无法和中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享受着全世界最顶级的待遇，就算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救不活的，在中国都有可能被救活。” 香港明报署名评论说， 84岁的高龄的江泽民健康出些问题，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一个卸任已经6年多的前领导人的生老病死，还能引起民间如此广泛的兴趣，在世界各国实属罕见。” 美国之音 中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中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人们对这一消息的关注主要反映了在一个非法治国家里，民间关注江泽民存亡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政治格局。 胡星斗说：“尽管他是一个退位的领导人，但是在中国，毕竟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权力不一定和法律确定的职务有关，有的人可能没有职务，但是具有权力。” *胡星斗： 权力和法定职务不挂钩* 胡星斗说：“这可以说是非法治国家的一个特点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领导人即使退位的领导人，他也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民众对此事的关注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前途或者说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吧。”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引述评论人士的话说，如果江泽民死在中共决定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18大之前，他的死就会增加最高权利交接的不稳定性。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学者章立凡 该报援引历史学者章立凡的话说，江泽民之死将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平衡。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他在胡周围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亲信，以此来限制胡锦涛的影响力。他说：“如果他现在去世，我认为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不同的阵营，这些阵营之间可以相互制约，起到平衡的作用。否则的话，一方强势，主导力就会过强。” 美国之音 独立作家、评论家戴晴 *作家：中国制度性建设不够稳固* 北京的独立作家、评论家戴晴对美国之音表示：“各方关注 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各派政治势力都在安排自己的人马，这就意味着将来的领导人是谁。也就是谁上台， 今后的各种政治气氛、出台的政策等，都会有很大的变动。” 戴晴说，这是制度上的问题。她举例说，“美国的两党制、欧洲的总统制或议会制，不论哪个领导人出现生死或健康状况，它整个政治局面还会是稳定的。而在中国，不同的最高领导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她说如果江泽民在18大之前去世，就会使局面出现很大的变动。 戴晴说：“中国这种政治体系太在乎个人，制度性的建设不够稳固，于是他们的生死就这样被人关注。” *公布信息是法治区别与人治的一个标志* 对此，丁学良教授的分析是：“江泽民在位时，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自拍的板。当时就有争议，在他退休以后有些政策的争议就更大了。当然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对这些政治的做法能不能延续下去、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修改、有什么大的人事安排，都有很重要的含意。” 丁学良说：“(因此中共)公开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公开个人健康的问题，在目前的制度和体制之下，最高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法制的权力，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人治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共最高领导人，包括现任的和退休的领导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不会对外公布。” 丁学良表示，中国政府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的原则就是能不说的就不说，能少说的就少说。大部分情况下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再说。他认为，也就是因为这种做法“才给外界制造了这么多的好奇心和‘探索’的空间。” 相关文章 中国否认有关江泽民去世传言 中国官方通讯社星期四否认了退休领导人江泽民已经去世的说法，称这纯粹是谣言。几天来，有关这位84岁的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病重或者病故的传言，在网络和媒体报导中甚嚣尘上，满天飞。星期四，官方媒体终于出面予以澄清。新华社援引权威人士的话说，有关报导纯属谣言。 香港亚视播江泽民逝世 北京指责造谣 中国官方否认江泽民逝世 新华社称江泽民逝世报道纯属谣言 当局急阻涉江帖 平添多少敏感词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收听: 江泽民生死之谜折射中国制度建设缺憾 MP3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您认为中国在领导人健康信息公开方面做得如何?  恰到好处  过于封闭  过于开放  让我想想 投票 检视结果 » 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江泽民“被失踪” 中国否认有关江泽民去世传言 当局急阻涉江帖 平添多少敏感词 香港亚视播江泽民逝世 北京指责造谣 中国官方否认江泽民逝世 世界媒体看中国：老人·谣言·政治·热闹 新华社称江泽民逝世报道纯属谣言 胡锦涛担心中共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最新博文 美国之音中文博客主页 » 何清涟: 中美之间的另类“文化交流” » 戴晴: 真如神-白区损失百分之百 » 万延海: 胡佳案考验中共政治智慧 » 龚小夏: 改变人类历史的五十五个字 »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chinese@voanews.com。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 专题报道导航 欢迎使用专题库存，透过我们导航信息，让您回顾千变万化的世界，也为您留住历史的热点… » 听众热线电话 在中国大陆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请拨00801-148-94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VOA中文手机网 简体版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地址: tw.voa.mobi 上网办法 » 登陆美国之音网站还可以通过下列路径，请您试试看：liantiao11.info 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 网站 goEnglish.me »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上周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有委员指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措施不力、法律法规不落实等问题，直接导致了违法者先富、暴富的现象。 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到近期的瘦肉精、染色馒头和非法添加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趋受到社会的关注。6月29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针对食品安全执法问题进行了分组审议。《中国青年报》周一的报道说，多位委员就中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中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以及分段管理体制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委员表示，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行政化、官僚化严重以及执法不严，直接导致了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等等不正常的现象。 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共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表示，食品安全本应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但目前几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连续曝光，反映出中国社会整体法律状况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犯罪惩罚力度不够，企业违法成本太低： “食品安全它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法律状况。人治大于法治，有法不依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当然我们对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成本远远小于违法的收益。这也是在目前整个中国出现的情况。” 针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三月启动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国务院办公厅也在四月发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监管通知。今年五月，中国农业部先后开展了针对蔬菜农残超标、瘦肉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药、水产品禁用药物以及假劣农资等6项专项整治行动。另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针对食品安全已出台了20多部法律、近40部行政法规和150多个部门规章。但为何中国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却屡禁不绝？ 四川重庆的郑建伟律师指出，目前中国各地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如何加大百姓餐桌前终端产品的监管检查力度，这其中发动民间团体的独立监督应是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要从源头保障。监管的机构、检验的机构都和食品生产商都有各种不清不楚的一些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民间做一些公益性的监督。普通老百姓如果对公权力的监督够了。慢慢就会隔断他们与食品生产商之间这种不清不楚的一种关系。”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日前透露，今年以来已立案侦办的各类食品案件达到1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0余人，今后警方将强化食品生产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认为，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取决于依靠法治保护公众应有的诉讼权利：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出现的时候，温家宝发誓说两年之内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它依靠现有的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特别是要允许老百姓进行集体公益诉讼，但是目前来说正好相反。对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还采取打压的态度。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中国青年报》报道，在6月29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中，与会委员徐显明发出警告，如果不创新社会的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年年问题不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文章原标题：迷失了方向的中国——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 　　（我最近与国内外媒体，以及外国驻华官员如法国驻华大使、澳大利亚外交部、英国使馆、美国使馆、日本使馆、德国、丹麦、挪威、韩国、安哥拉等国官员进行了交流，以下根据回忆整理出部分内容。） 　　目前的中国在公开预算、微型金融、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网络反腐败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中国仍有可能沦为“失败国家”，关键是看中国能否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每年发表“失败国家”名单，中国近几年每年上榜。它提醒我们，中国不能被表面的光环炫晕了头脑，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经济成就，而是政治形态，也就是能否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发达起来的，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发展速度虽然暂时比中国慢，但是他们都基本上建立了现代型政治，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而反观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维稳经费也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腐败扩散的速度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有一些人预测，10年之后中国可能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可能陷入动乱。 　　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的选择有三条道路即极左或毛左的道路、权贵社会主义或者俗称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类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的道路，这三条道路都是死路。极左或毛左的道路试图回归毛时代，更加偏离现代人类文明，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相反可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权贵的道路也叫特色社会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经济制高点的国有垄断加上政治上的保守、政治体制的僵化，最终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会失控，社会将逐渐地陷入混乱；第三条道路——自由民主的道路或许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中国人没有民主训练、不存在公民社会、人治与党治大于法治，所以，实行民主的结果肯定是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也就是说红色道路、权贵道路、自由道路对于中国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向宪政的暂时训政，在保证执政党权威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厉行法治，预备宪政，让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内民主，放弃革命党思维和特权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应当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未来最有可能的是三种前景，一是政权不变，但社会越来越衰微，矛盾越来越多，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执政者应当反思：为什么早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反而越来越不和谐？根源在于不是用现代文明的办法实现和谐，而是采用打压的办法，最终牺牲了社会正义；不是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让人民有话语权、监督权，而是回归毛时代的做法。可以说，如果不能建立公正社会，那么也就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国家的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是公正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往往意味着不讲原则、没有公正、暴力强压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这不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追求。 　　第二个前景是军人执政。也就是在当局执政失败之后，国家陷入动乱，军人接管政权。不仅是枪指挥党，而且是枪口威吓全民。这是很坏的结果，还不如一党专政。第三个前景是国家在短暂动乱之后组成民主政府，但社会也陷入了比较混乱的长期痛苦时期。 　　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据银监会的数据，2009年5月，全国各地有融资平台公司8000多家，许多县市的债务余额超过了财政收入；现在又有报道说，地方政府负债10万亿。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负债，超过了国家财税，有多少用在了民生方面？恐怕大部分用在了政绩工程上。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将进一步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市场普遍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应该在14万亿元左右，有的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00%。地方官员为了提升他们的政绩，往往大量举债。至于债务将来是否能够偿还，则是继任官员，或者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中国仅15%，发达国家平均50~60%。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时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民众的没信用，其实源自官员的没信用。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没有道德感的群体。 　　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增加到2009年43万亿，是十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从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4.9万亿元，同时少缴利息、地租、资源税以及获得补贴共计6.47万亿元。同时看看国有企业怎样的挥霍：据京华时报2011.5.11报道，根据2010年年报数据，央企高管高薪前5名全是中海油，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330.6万元。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利虚置，财务监督阙如，薪酬委员会名存实亡，独立董事沦为附庸。真是合法贪污权，合法分赃啊。而国企的利润就是社会的成本，国企几乎都是利用特权来赚国内老百姓的钱的。看看这些国企怎样地掠夺老百姓：中国手机话费比发达国家高出5~20倍，2009年，我国手机话费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4.77%，占农村居民15.9%，而国际上大多低于1%。 　　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的效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中石化2010年年报，2010年中石化的净利润707亿元，全年管理费用高达577.7亿元。中石油中石化的投资回报率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分之一，如中石油2008年A股市场投资回报率0.89%，而埃克森美孚为20%。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所以即使亏本、即使挨骂，也要保持国有垄断。这种观点是陈旧而且极其错误的。过多的国有垄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失败、政府的庞大、对法治的破坏、民生的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难道说这些都有利于执政党？凡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必然是民间活力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的地方，必然是法治不彰、专断独行、腐败不公的地方。所以，执政者应当头脑清醒：国有企业不但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元凶。 　　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发行都增长太快，必然造成实体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形成滞涨。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增幅21.3%。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矿产权拍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卖彩票收入以及工商、质检、城管、交通、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管等其他各种预算外收费，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3万亿以上（按照学者的说法，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为1：1，那么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在16万亿左右）。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2.7万亿元，与2009年相比增幅超过70%。 　　2010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近8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72万亿，同比增长近20%。M2占GDP的比例高达2.6，远远超过正常的货币水平。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例仅为0.65，目前全世界实际流通的美元仅4.5万亿美元，仅占其GDP的30%，而且美元60%为美国之外的海外持有。 　　中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是饮鸩止渴。发行超量的货币既是被动的——由于巨额的外汇占款而不得不发行的，但同时又是主动的——为了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为了GDP政绩，而人为制造了天量货币。根据经济学家的理论，货币或财政投入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提高1/3%左右。根据奥肯定律，GDP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就提高1/2%，但中国仅有1/3%。大量的货币投入到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之中，表面上看起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积累了长期通胀的祸根，恶化了民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仅仅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与日本相差40%，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财富40%左右是境外居民创造的，利润流向了境外，并不能造富于中国。而且日本藏富于民，其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仅1万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但日本还有1.5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6万亿美元的私人企业海外资产，15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所以，无论是国富还是民富，日本仍然远远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人均。对此，中国人必须保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人的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几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比美国的高得多。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美国中价房每平米约5700元人民币，纽约房屋中价与家庭年收入中值之比为5：1，而北京上海约为40：1，我们不能不成为“房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一是由于GDP政绩制度、土地财政和土地的各级政府垄断供应抬高了地价，致使土地出让金飙升，地王频现。二是过去放任了房屋投机，中国70%的购房是投机需求甚至是腐败需求。2010.4.20深圳一人抛售680套住房；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24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29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住房。据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而发达国家对于住房保有征收房产税，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50~80%的销售所得税，这些都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除非大富翁，否则很少有人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这样房屋回归了它的居住属性。2009年，德国57%的家庭租房居住，租房平均使用面积仅69平米，可见住房保有环节的税收能很好地调节需求。其他如中国买房者太年轻，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是27岁，日本、德国为42岁；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如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达到55.72%都是房价太高的原因，但是它们是次要原因。 　　中国应当大力推行住房双轨制，即市场价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存。应当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监督的力度。2010年4月住建部规定对于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责令退还住房，并且5年内取消再申请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对于骗购者等于零风险，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巨大，风险与收益的巨额反差，还会促使一些人继续骗购。反观香港，对于骗购者的处罚相当严厉，3年前时年85岁的香港退休大法官因为骗取廉租房，仅仅是廉租房，就被判入狱11个月。 　　住房难、房奴多一直困扰着政府和居民，成为民生改善的一大障碍。近几年，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但是由于资金等原因，每年落实的不到30%。为了改变保障性住房落后的局面，福利分房卷土重来。住房应当实行双轨制，但是保障性住房谁来提供？只有政府来提供。如果社会单位——企业、机关也提供保障性住房，企业会偏离它的市场目标，机关则可能以权谋私，目前，社会上最有意见的正是后者。 　　公务员应当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公务员以其权力很容易侵占普通民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而且许多公务员拥有多套住房。我认为，应当聘请中立的机构对于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其收入不及社会平均，那么应当对公务员进行补贴，补贴款向社会公开，然后让公务员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公务员也可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但是不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权参与其事，政府部门更不能够拿纳税人的钱去买保障性住房分给公务员或低价卖给公务员，否则涉嫌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资金。 　　公务员住房总体上应当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之中，两个体系是兼容的。当然，公务员住房政策可以有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财政可以补贴公务员，但是前提是公务员总体上必须是廉洁的，其收入是较低的。香港公务员买房子往往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因为其公务员很廉洁，收入不高，如果没有住房补贴，公务员的职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了。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住房方面的好处，大部分人仍然向往公务员的职业，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住房补贴、福利分房等会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 　　根据寻租理论提出者克鲁格的模型计算，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000亿；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有4.8万亿隐性收入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都证明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约等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GDP的30%左右（《长城月报》2011.5：80~81）。吴敬琏说：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60~300%，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中国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50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格2.2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4亿美元引进。可见，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所有人虚置是腐败浪费的主因。 　　据说存在着黄宗羲定律：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廉洁开始到腐败结束的王朝循环。对于专制政体来说，这个黄宗羲定律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宪政民主政体来说，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件，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曾经腐败不堪，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总统和总理都会因为细小的腐败而下台。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因为涉嫌收受5万美元的贿赂而被逮捕；2010年8月30日被提名为韩国总理的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他还承认在担任庆南知事期间，他妻子曾经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规定，市公务员凡是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不到，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 　　发达国家对于腐败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因为接受了34场NBA门票而被罚款4.2万美元。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约翰罗兰共接受免费度假、翻修房屋等好处，折合10.7万美元而被康州议会弹劾，在美国弄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务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约合几美元的巧克力，被记者追查到银行，最终引咎辞职。英国一官员因为接受了西班牙的一次免费旅行而被迫辞职。英国贸工大臣曼德尔森因为使用无息贷款买房而被迫辞职。 　　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所以，反腐败经常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广东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称：“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当然，对于经济刚刚起飞的中国来说，腐败猖獗有其必然性，即使中国民主化开始，腐败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蔓延，如曾经的台湾、韩国，现在的印度就是这样。经常有人拿印度来证明民主与腐败没有什么关系，民主不一定不腐败。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民主化初期腐败不降反升，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民主化中期以后，腐败将大量地减少。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化初期的腐败而否认民主对于廉洁政治的根本性作用。 　　目前的中国，一要还权于民，二要还富于民。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财税增收30%左右，外汇储备也激增，令人担忧。 　　中国的房市、股市是两大邪恶的市场，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富人拥有大量的房产，而房产增值迅速。A股、中小板、创业板的筹资能力很强，圈钱很多，但分红很少，利润率也很低。创业板200多个企业已经造就了近千个亿万富翁，一百多个十亿级富翁，但广大的股民却普遍亏损，财富不断地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原因是股票发行体制落后，是权力决定上市；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督乏力，不能做到监审分离，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备，独立董事是企业所聘、是花瓶；股民不是真正的股东，没有股东权利，没有建立股东诉讼制度；缺乏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存在大量的黑幕交易、虚假信息、坐庄拉升股价、老鼠仓等违法行为。上亿的股民亏损了，但他们却不长记性，投资了主板又投资中小板，还傻乎乎地投资创业板，他们不能认识中国股市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勾结下的“合法”抢劫与分肥，在缺乏法治环境甚至法治倒退的情况下，我呼吁股民们抵制股市，大家都不买新股，让股市瘫痪，将股市推倒重来。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是人民的思想束缚被松绑，言论自由得到初步的保障，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中国最大的缺憾是百代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后，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仍然主宰着中国，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层层施控可能导致政权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来很可能诸侯割据，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分裂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