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将在十六个月后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回母校与学生交流，阐述执政近9年心得，并透露家人在毛时代被迫害，有学者认为温家宝有意督促党内强硬派人士进行政治改革，可能是尝试从侧面遏制中国“小文革”的趋势。香港支联会则呼吁，中共若想真正进行政改，六四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图片：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法新社图片） 任期只有一年半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月底以高调的形式回到他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与师生交流，此前温家宝曾多次返回母校，但都低调前往。   温家宝的谈心从他动荡的童年开始，他表示“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温家宝同时透露了毛泽东发起政治运动期间，他的家人也受到迫害。据报导，温家宝的祖父曾因不顾反对声音，在其创办的学校招收女童，在政治斗争期间被逼迫写下“悔过书”。   温家宝说，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   他说：“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香港《明报》星期四引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讲话表示，温家宝的部分目的，在于给下一届领导层表达自己的希望：既要解决穷人问题，也不能有“极左”的思维。对于温家宝首次提到父辈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的迫害。胡星斗认为，这可能是温家宝尝试从侧面遏制中国“小文革」”的趋势，希望引以为鉴。   在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告诉本台记者：“他可能有是这个意图，但是他们的同僚不会做出什么奇迹吧，因为整个情况还是很明显的，在上层长期讲政治改革，就只有他一个人在讲，而且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权利滥用，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就说明中国整个领导集团对政治改革完全是排斥的，不过从他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那也只能是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总是有积极意义的。”   今年69岁的温家宝，曾在1954至1960年在南开中学就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进入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经过多次升迁，于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至今已经八年半时间。自称来自人民的温家宝曾有14年时间在贫瘠的地方工作，对于人民的疾苦温家宝认为：“对于民生，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新浪微博网民亚子表示：“民情、民心、民意是衡量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切肤的民情、民心、民意是需要政府仔细考虑的。对于中国现今的状况，一位品牌策略管理公司总监人杰在新浪微博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官情、官心、官意。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在香港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本台表示，若温家宝或中国共产党希望能进行政治改革，就应面对“六四”问题：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处理六四的问题，因为六四的问题牵扯到共产党是否可以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尤其是八九年民运本身就是争取民主，最后被镇压，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不处理‘六四’，无论是谁还是温家宝说的政治改革，都是假的。”   温家宝曾陪同89年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前去探望在天安门前抗议的学生，对于六四事件，外界普遍希望温家宝能表态，2008年温家宝到访美国，接受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当被问及从六四事件中学到了什么时候，温家宝没有对问题直接表态，并沉思一会，用国情论回答了主持人的问题。   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告诉本台记者：“今年我们‘六四’难属，集体决定我们不给他们哪一个领导写信了，写那么多信也没有人回应，今年春节他们居然还给我们个别难属、个别解决、私下沟通，搞的什么名堂，暗箱作业。我们重申要求对话，我们不接受他们那一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将在十六个月后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回母校与学生交流，阐述执政近9年心得，并透露家人在毛时代被迫害，有学者认为温家宝有意督促党内强硬派人士进行政治改革，可能是尝试从侧面遏制中国「小文革」的趋势。香港支联会则呼吁中共若想真正进行政改，六四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任期只有一年半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月底以高调的形式回到他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与师生交流，此前温家宝曾多次返回母校，但都低调前往。 温家宝的谈心从他动荡的童年开始，他表示“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温家宝同时透露了毛泽东发起政治运动期间，他的家人也受到迫害。据报导，温家宝的祖父曾因不顾反对声音，在其创办的学校招收女童，在政治斗争期间被逼迫写下“悔过书”。 温家宝说，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 他说：“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香港《明报》星期四引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讲话表示，温家宝的部分目的，在于给下一届领导层表达自己的希望：既要解决穷人问题，也不能有“极左”的思维。对于温家宝首次提到父辈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的迫害。胡星斗认为，这可能是温家宝尝试从侧面遏制中国“小文革」”的趋势，希望引以为鉴。 在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告诉本台记者：“他可能有是这个意图，但是他们的同僚不会做出什么奇迹吧，因为整个情况还是很明显的，在上层长期讲政治改革，就只有他一个人在讲，而且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权利滥用，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就说明中国整个领导集团对政治改革完全是排斥的，不过从他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那也只能是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总是有积极意义的。” 今年69岁的温家宝，曾在1954至1960年在南开中学就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进入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经过多次升迁，于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至今已经八年半时间。自称来自人民的温家宝曾有14年时间在贫瘠的地方工作，对于人民的疾苦温家宝认为：“对于民生，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新浪微博网民亚子表示：“民情、民心、民意是衡量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切肤的民情、民心、民意是需要政府仔细考虑的。对于中国现今的状况，一位品牌策略管理公司总监人杰在新浪微博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官情、官心、官意。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在香港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本台表示，若温家宝或中国共产党希望能进行政治改革，就应面对“六四”问题：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处理六四的问题，因为六四的问题牵扯到共产党是否可以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尤其是八九年民运本身就是争取民主，最后被镇压，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不处理‘六四’，无论是谁还是温家宝说的政治改革，都是假的。” 温家宝曾陪同89年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前去探望在天安门前抗议的学生，对于六四事件，外界普遍希望温家宝能表态，2008年温家宝到访美国，接受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当被问及从六四事件中学到了什么时候，温家宝没有对问题直接表态，并沉思一会，用国情论回答了主持人的问题。 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告诉本台记者：“今年我们‘六四’难属，集体决定我们不给他们哪一个领导写信了，写那么多信也没有人回应，今年春节他们居然还给我们个别难属、个别解决、私下沟通，搞的什么名堂，暗箱作业。我们重申要求对话，我们不接受他们那一套。” 以上是 自由亚洲电台 驻香港特约 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撰文谈体制改革（图） 2011-10-12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在《炎黄春秋》第九期发表题为《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的文章；文章指出，鉴于中国社会矛盾突出，中国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需要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 图片：《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百度百科） 《炎黄春秋》上周瑞金的文章，首先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变迁，接着谈到中国崛起所碰到的问题 ，包括发展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等。 文章接着指出：中国正处在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到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年可以告一段落。 文章最后说，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应当用2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最后这部分篇幅很小，给人以一笔带过的感觉。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西方有人误读了中国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些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旨在提高效益的行政改革。 他说，在最近的将来，不要指望中国进行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榜样的政治体制改革。 “西方对中国体制改革有很多不切实际，不正确的幻想。因为中国所谓的体制改革，像温家所提出的改革在内根本上不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的改革。以西方制度而做模范的那种改革。因为吴邦国上次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坚决不会搞西方这一套，包括三权分立、联邦制、多党制。他说得非常清楚了绝不效仿西方这一套。至于吴邦国在人民代表敢这样很公开、正式、强烈地做这种表态，这不是吴邦国一个人的意见。吴邦国讲的这个话是代表全党讲的话。在这种条件之下，所谓的民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边缘的一种改革。就是说改革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实行民主，而是改善行政的效率。” 但是，冉教授指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中国因为客观环境的改变再对经济方面的改变、教育方面的促进，人类水准的普遍提高，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跟世界各国接触越来越多。中国没法完全避免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他在几年前就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必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胡教授把社会体制改革定义为： 实现公民社会、完善法制、改进社区管理、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早在至少4、5年前，我在很多研讨会上都讲到社会体制改革，都讲到在经济体制改革停顿之后，中国有必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暂时可以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它的重点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完善法治，当然具体的包括城市和社区的管理、包括新农村建设、甚至也包括整个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当然我认为社会改革最主要还是建立公民社会。”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胡教授说，政府应当允许人民学习民主程序。 “贸然地进行民主选举不仅会失败，会形成贿选，甚至社会动荡等乱局。我们不满的是我们现在往往是不让人民去学习民主。然后又散布言论说中国人不能够搞民主，一搞民主就乱。但是问题是我们从来也不让老百姓去学习民主的程序。” 周瑞金的文章说，到新中国建国100周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基本完成。现在到2049年还有38年，人们将拭目以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