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2c325b80101apa8.html 谣言 (2013-08-28 10:15:37) 刀尔登 先推荐一篇文章，胡泳的《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此文在网上一搜便得。对这篇文章我没什么要补充的，除了几句谣言： 一，谣言的情感特征。谣言只在有相同想法（意愿）的人中传播。那么，传播的广泛，证明某种情感倾向的广泛。以微博为例，我关注的人，大致都与我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立场，那么，在另一些人群中传播的消息，我这里可能完全听不到；另一方面，我也心情复杂地注意到，某一类消息在我关注的人中（以及他们关注的人中，通过转发而来），容易获得欣喜的传播。 一个社会，简化到最简程度，也有至少两个谣言在同时流行，一个符合一个人群的意愿，一个符合与之对立的另一人群的意愿。秦始皇坑儒，一大罪名是“为妖言以乱黔首”，此处“妖言”具体何指，各家说法不同，我以为，如非主要、也至少包含着所谓“无事实依据”的政治流言、预言等，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类，也就是今天说的谣言。儒生可以尽坑，反对的意愿却无法一坑坑之，事实上，坑儒之后，“妖言”愈烈，“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一时并出。汉初除妖言令，比秦朝聪明了些，以后以妖言治罪的，汉代及各代皆有，但多针对政权有现实威胁的事件，而对老百姓中一般的谣诼，借用长孙平谏隋帝的话，“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睁一眼闭一眼了事，也就是说，古人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实高于今天的某些人。二，什么是谣言？定义虽然纷纭，有一共同项是“不实”或“未经证实”的陈述。然而，何者为实，实非简单。且不管哲学意义上的真伪，仅在经验范围中说，有过人们皆知为实的陈述，实为不实，也有过人们皆以为不实的，后来被证明为实。尼禄火烧罗马，流传至今，算不算谣言？关于纣的传说，连孟子都听不下去，那么又怎样处理历史记录中类似的诸多内容？动不动说什么什么“万岁”，又是什么性质？“亩产万斤”呢？又如以意图来区分，“纽约证交所进水三尺”，恶意何在？如以危害论定，“昆明湖水干了”，究有何害？ 心理学和社会学家都做过实验，表明“三人成虎”是普通现象，一件事传来传去，没有不失真的。遗漏、歪曲、添加细节……连负有核实之责的报纸，也不能免俗，一战时，德国报纸报道安特卫普被德军攻陷后教堂响了钟声，经过协约国几家报纸的转载，最后变成了教士被头朝下吊在钟下。 谣言是如此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人际传播中根深蒂固。自有语言起，大概便有谣言了。它与人类最基本的天赋——也可以说是弱点——有关，同一种秉赋，同一种社会交际方式，不仅产生了谣言，也产生了神话、传说，甚至文学。我们不喜欢谣言，但我们能够根除谣言吗？不妨重温弥尔顿《论出版自由》里的几句话。他说： “……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像这样消除多少罪恶，便破坏了多少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我们最好能够意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身无定、而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和恶果的东西，它本身也必然就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与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 弥尔顿的主要意思，改换言词之后出现在格茨诉韦尔奇案的最高法院判词里：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alse idea. However pernicious an opinion may seem, we depend for its correction not on the conscience of judges and juries, but on the competition of other ideas…The First Amendment requires that we protect some falsehood in order to protect speech that matters. 三，当政府想用法律和行政力量向谣言开战时，深受谣诼之苦的我们，第一个反应总是高兴，因为那太像是给我们打蚊子。不过呀，我们还是先要看看那巴掌有多大，除了谣言之蚊，还能打到什么。 1，我们得先回想一下，政府及其活动于中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些我们认为抵御谣言最为有效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比如健康的批判精神，思想和评论的自由市场，完善科学和历史教育等等，是一直致力于护育，还是阻碍。谣言起于消息之缺，如果一个政府，一直阻碍消息流通，忽然说要与谣言斗争，我们是要多问一个为什么的，一边阻碍市场，一边打击黑市，受益者为谁？还有，维持秩序，很多时候是在破坏秩序的自发性，不能不有所识别。 2，还可以回想一下，历史上什么情况下，提出过相当于改变人类最基本行为模式、心理模式的社会或政治目标？结果又如何？比如“消灭懒惰”，听着很诱人，但仔细想一下，需要什么样的力量，需要何等广度的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干涉，何等深度的对个人意志与心理的全面控制，才能达到这种目标？实际上，这类目标之难，在最有野心的极权主义者的幻想小说里，也不见得实现，而在实际上，那些宣称要治理那无法治理的现象——比如说谣言的，鲜不结局于选择性司法，使治理变成一种政治威胁甚至迫害。 最后造个谣吧：今天下雪。

组织 的 “ 冰川期 ”     [ 《中欧商业评论》 2013 年 8 月刊 总 第 64 期 ]   周雪林 《 中欧商 业评论 》 总 策划   美国作家理 查 德 · 耶茨在他的小 说 《 革命之路 》 里 ， 描写了 这样 一个 场 景 ： 弗 兰 克 带 着女同事莫莉外出午餐 ， 下午上班 时间 到了 ， 两人 还 在喝酒 。 弗 兰 克心生一 计 ， 给 莫莉的上司打 电话说 ： “ 我想向您借用莫莉 ， 因 为 我需要她帮忙在 视觉 工具部整理一些 东 西 。 我 们 可能要在 这 里耗上一整天 。 ” 虽 然公司根本没有 “ 视觉 工具部 ” ， 但弗 兰 克很有把握 ， 在 这 家 庞 大的公司里 ， 几乎没人清楚到底什么部 门 是根本不存在的 。 事 实 确 实 如此 ， 他 俩 得逞了 。 这 就是恐 龙 般巨型 传统组织 的典型症候 。 虽 然小 说 描写的是 20 世 纪 50 年代的事情 ， 但主流 传统组织 形 态 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改 变 。 一家知名跨国公司的掌 门 人曾公开 说 ， “ 我 们 是一家 No Surprise 的公司 ， 重要的不是每年追求惊人的增 长 而是合 规 。 ” 为 了保 证这 种合 规 ， 森 严 林立的部 门 、 冗 长 繁 杂 的流程便是可以想 见 的了 。 另一方面 ， 虽 然 查 尔 斯 · 汉 迪倡 导 个人之于 组织 ， 应该 像跳蚤之于大象那 样 自由 ， 但工 业 社会以来 ， 多数人 还 是需要依附于 组织 来 获 得 财 富和社会身份 。 耶茨的描写也 许 极端 戏剧 化了 ， 但那种气息我 们 并不陌生 。 “ 他 们 源源不 绝 地涌 现 在 车 站里 ， 在大街上 …… 等候着他 们 的 办 公大楼会把他 们 一个个吞噬 进 去 ， 包裹起来 。 如果站在其中一 栋 大楼 ， 隔着城市 纵 横的峡谷看向另一 栋 大楼 ， 就会感 觉 像是在 观 察一个巨大无声的昆虫 饲 养所 ， 成百上千的穿着白色 衬 衫的小人 ， 要么在翻弄着文件 ， 要么 皱 着眉 头 拿着 电话 听筒 ， 在春天千年如一日地流 动 着的白云底下 ， 上演着一 场场 愚蠢之极的演出 ……” 所以 ， 论 及 组织 未来的 变 形 ， 有两个至关重要的 节 点需要我 们 去探 寻 ： 对 外而言 ， 如果 说 企 业组织 存在的唯一理由是 为 客 户创 造价 值 ， 那么在客 户 需求 趋 于 剧 烈 变动 、 更加碎片化 、 更要求即 时 即刻 、 富有 弹 性的前提下 ， 组织应该 怎 样 活 络 筋骨 、 放柔身段去适 应 他 们 ？ 对 内而言 ， 员 工个人价 值 开始 觉 醒 ， 各种外部平台接口的开放 ， 使得有 经验 能力的个体能 够 “U 盘 化生存 ” ， 脱离 单 一 组织 同 样 可以 创 造价 值 。 此 时 ， 组织 又 该 如何重新 审视 自己与 员 工的关系 ？ 怎 样 保留 员 工 ， 真正激 发 他 们 的活力与 创 造性 ？ 恐 龙 不能自恃 庞 大而以 为 冰川期不会到来 ， 柯达 、 摩托 罗 拉 们 无非打了个小盹 ， 便遭遇了近乎 灭顶 之灾 。 正如学者胡泳所 说 ， “ 虽 然我并不 认为 微 软 （ 这样 的大型企 业 ） 会消亡 ， 但它必 须 在某些方面作出改 变 ， 否 则 就会成 为问题 。 未来 ， 非企 业组织 和企 业组织 的融合度会越来越高 。 ” 在本期封面 专题 中 ， 我 们 将探 讨 企 业 如何通 过组织变 形 ， 对 外 拥 有适 应环 境 变 化的基因 ， 对 内 则 更能 满 足未来 员 工个性化的需求 。 冰川期并不遥 远 ， 因 为 “ 机构的瓦解是非常明 显 的 ， 任何机构的未来都不一定是靠得住的 ” 。  

http://cmp.hku.hk/2013/08/27/33907/ Are rumors really so bad? By David Bandurski   |   Posted on   2013-08-27 As China’s leadership   once again ratchets up the pressure on so-called “online rumours, ” focusing on social media accounts with strong followings, it’s a good time to call on the expertise of former CMP fellow Hu Yong ( 胡泳 ). One of China’s leading thinkers on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Hu Yong is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不死的层级   胡泳   郝亚洲   管理层级在管理史上经历了一种过山车般的历程。人们对待层级的情感由福特时代的极度狂爱到信息技术兴起之后的极度厌恶，呈现钟摆式的振荡。随着近二十年来各种管理创新层出不穷，人们对层级的认识终于开始回落到了基本面，发现层级可能既不是好东西，也不是坏东西。它就像技术一样，好坏取决于使用者的信念和操作。正如罗伯特 · 艾克尔斯、尼丁 · 诺瑞亚和詹姆斯 · 伯克利在《超越管理精髓》中写的那样，“我们将会看到真正有效的结构，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构设计的过程，一种需要运用强势行动的活动。管理者不应该陷入关于现代新型组织形式的言辞争议中，而应该争取主动，把它当做具有伸缩性的工具，解决问题，并且把事情做好。” 管理的进化、组织的变革不是一两个静态的词组就能展现出来的，这背后是一种一直在行动的精神，和求变的强烈意愿。   层级不是替罪羊 许多学者和管理者将层级视作了变革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最重要的理由便是层级阻碍了创新。 的确如此。堪称 21 世纪第一大公司新闻的莫过于底特律三巨头的沉沦。当人们重新审视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美国车商为何被逼上破产绝路，不约而同地认定是腐朽的官僚机制带来了企业文化的堕落。一位通用的高管这样说到，“在通用汽车，压力并不在于获取胜利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官僚制度和整个通用汽车体系的认可”。层级制度让昔日现代公司的榜样积重难返。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同一时期另一桩巨头破产案中，主角雷曼兄弟是一家相对灵活，更加鼓励个人创新和成长的公司，可是它依然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伦敦商学院的伯金肖教授认为，正是因为缺少了组织内部的动力，过于依赖外在动力，导致了雷曼兄弟的管理一团混乱。而提供组织内动力，正是层级制度的强项。 看一个层级的正面案例。随着收购《华盛顿邮报》而成为全世界媒体宠儿的贝索斯，其创新精神和对行业的颠覆能力不在乔布斯之下。他带领的亚马逊从电子商务兴起之时就在引领时代，今天炙手可热的云计算与大数据的主力军中，均能看到它的身影。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却是经典的层级组织架构，贝索斯大权独揽，据说其专制程度更是超过了乔布斯。 伯金肖认为现代管理在新千年以来遭遇了种种挑战，这并非是层级的罪过，而是你是否选对了与自己相匹配的组织架构，这样的架构包括横向沟通协作和纵向指令传达两个维度。如果你是乔布斯或者贝索斯这样的性格，无疑，专权与层级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如果你是喜欢穿着拖鞋上班的扎克伯格式的性格，无疑，网状组织更适合你。 组织跟随战略，更要跟随管理者的内心。   为了活着有个秩序 在电影《义海雄风》中，汤姆 · 克鲁斯扮演的律师丹尼尔问小古巴 · 戈丁扮演的海军中士卡尔，“你为什么要当海军？”卡尔说，“我就是为了活着有个秩序。” 军队管理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模版，其严密的等级秩序保证了军队运作的高效和精密。但这仅仅是客观理由。因为我们谁也无法否认的是，复杂的人性中存在“依赖”的一面，就像卡尔所说的，也许对这种大型层级组织的依赖是他的人生追求。 哈罗德 · 莱维特在总结百年组织架构演变的时候，提出有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冷战一直存在，这两大流派时而彼此唾弃，时而彼此融合，它们分别是“人性流”和“系统流”。 人性流的拥趸认为组织是为人而设计，组织要满足个人的乐趣和发展需要。系统流则认为，人要为组织而活，一切都应该严格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秩序成长。这两种流派的争斗从卓别林的那部《摩登时代》就已展开。 很少有人注意到，人性流中有一个悖论，即人的天性中真的是由追求个性解放那一面主导的吗？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人性流始终没有摆脱层级理论的框架，虽然有人提出“热情的团队”（ Passion-Driven Teams ）的概念，但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层级形态。 奥迪康是丹麦的助听器制造商，在 1988 年的时候由 CEO 拉斯 · 科林德主导了一场颠覆组织的计划，被称为“意面组织” (Spaghetti Organization) 。所谓“意面组织”即彻底打破原有架构，让员工根据兴趣自由结组。这次变革遵循达尔文主义，只有获得客户青睐的项目才能得到资金支持。在变革进行到 1996 年的时候，有学者发现奥迪康的业绩大幅提升的背后并非是“意面组织“的胜利，而是科林德悄悄地把传统层级的一些要素慢慢拉了回来。这场变革中，不能说“意面组织”失败了，更不能说层级制度胜利了，用伯金肖的话来说，是因为奥迪康把自己置于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通过观察奥迪康的变革，我们发现并不存在纯粹的孰优孰劣，反而是“人性流”与“系统流”之间通过博弈获取的某种动态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讲，组织并非是一个静态的修辞，而是一个不断伸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稻盛和夫 VS 张瑞敏 张瑞敏经常被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和稻盛和夫的阿米巴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张瑞敏的回答是，阿米巴的内部依然是长官意识，存在层级。而自主经营体的使命就是要打破层级，让每一个员工接触到市场，由市场对其进行绩效考核。 实际上，笔者认为自主经营体和阿米巴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层级，而是前文所述的两大流派的完美体现。人力资源专家康至军在著作《 HR 转型突破》中分析，海尔信奉的是利己，京瓷信奉的是利他。所以我们看到，支撑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的是“人单酬”，与业绩挂钩的物质激励是促使员工自己我提升的关键。张瑞敏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过，他是市场成果主义者。事实也的确如此，海尔的崛起就是因为张瑞敏是一个始终关注市场也就是用户的人。正是因为市场的多变，才有了他那句著名的“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反观阿米巴，稻盛和夫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石门心学”的大成者。他对自己的哲学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明：“我到现在所搞的经营，是‘以心为本’的经营。换句话说，我的经营就是围绕着怎样在企业内建立一种牢固的、相互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一个中心点进行的。”他坚持认为简单直接的薪酬制度无法实现员工的自我圆满，除了钱，员工更加需要同伴的认可，个人的荣誉，对组织的忠诚等等，所以阿米巴讲求的是“整体激励”。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继续深入思考两者缘何有此区别。难道张瑞敏仅仅是简单地继承了泰勒的思想体系吗？难道稻盛和夫真的就凭“心学”能成为一代管理之神吗？ 显然不是。稻盛和夫开创阿米巴的时候，京瓷仅仅有几百名员工。张瑞敏对海尔进行组织再造的时候，海尔已经拥有了 2 万名员工。京瓷是知识型公司，海尔是纯粹的制造型企业，张瑞敏面临的变革局面比稻盛和夫更为复杂和棘手。 或许可以说，张瑞敏对现代管理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把从泰勒开始的“系统流”和“人性流”两大管理流派都进行了提升，一方面把泰勒主义的着眼点由简单的物质激励升华到了“创业者”的培养之上，一方面把组织转变为平台，解决了“组织与人”谁该为谁存在的争论。   CEO 的决心 康至军在书中写道，“瓶颈通常都在瓶子的顶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展现出比它的最高主管更宏观的愿景”。我们在比较稻盛和夫和张瑞敏的管理创新之道的时候，发现尽管道不同，但是都取得了成功。 为何？康至军将其归结为“人性的复杂”，也正如笔者所言，人性并非只在组织中展现其积极、独立的一面，依赖和获取安全感的诉求自古以来都存在。有的企业需要依赖感强的员工，有的企业则需要具有 CEO 精神的员工。张瑞敏不止一次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如果谁想在海尔当官，谁想在这里过国企或者政府机关的日子，谁就赶紧离开。 我们应该看到，也必须承认的是，组织变革的科学性仅仅是其合法存在的一个方面，更多地还是要看 CEO 的意愿和决心。从二战之后出现“知识型员工”到 70 年代信息技术的崛起，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管理学界从科学的层面倡议取消层级几十年了，但是层级并没有真的消失，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商业世界中，而且和创新的成败也并没有直接且必然的因果关系。 康至军认为，活力曲线在 GE 之所以能成功，更多地在于杰克 · 韦尔奇推行变革的力度和决心，因为其实质就是“末位淘汰”。这也是很多效仿 GE 却换来失败的企业没有看到的。 “今天的层级组织当然已不是父辈时的层级组织了，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受到人性化和系统化的推拉，还被技术和社会的飓风所压迫。它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其中一些已经枯萎、死掉或者被其他组织吞并，然而其他的通过适应和变革已经繁荣，或者正在吞并其他组织。它们仍然在变革，但它们仍然是层级组织。”斯坦福大学的哈罗德 · 莱维特教授在《自上而下》一书中这样写道。该书的副标题意味深长：永恒的层级管理。 http://www.ceocio.com.cn/magazine/it/2013/370/2013-08-21/138154.html    

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胡泳   哀鸿遍野的报业   10 年以前，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显，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报纸将不能够生存。 近年来，美国宣布停刊的报纸已超过 200 家。欧美大传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纷纷集中资源，把公司拆分成“赚钱组”和可卖掉的“不赚钱组”，显然报业属于后者。 不妨看看《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大的报纸，它已经几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量急剧暴跌，编辑部也有很多员工离开。 2005 年，该报的发行量下跌了 16.6% ，降至 40 万份； 2006 年，进一步下滑至 37 万份。为此，报纸减少了本地新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美联社的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记者采写。 2007 年，四分之一的编辑部人员被裁撤。 2009 年 2 月，随着发行量跌到 31 万份，报纸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发表声明说，《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运营成本。从 2001 年一来报纸一直在亏损， 2008 年的亏损额是 5000 万美元。声明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纪事报》面临的命运是，要么出售，要么关张。 10 月， ABC （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报告说，在过去半年内《纪事报》的销量大跌 25.8% ，仅为 25 万份，构成美国主要报纸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的话，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另外一份报纸《环球邮报》（ Globe and Mail ）对此评论说：“如果新闻业在这个美国最愿意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那么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不祥之兆到处都是。 2012 年 3 月， CEA （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和社交网站 LinkedIn 联合发表研究报告称， 2007-2012 年，在美国众多产业中，报业的衰退最严重，萎缩了令人吃惊的 28.4% 。甚至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导致普遍工作流失、消费紧缩的情况下，也不过才萎缩了 15.5% 而已。而且，零售业已经有所回升，报纸的前景却依然暗淡无光——在可见的将来，报业下行的趋势没有挽回的迹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以为，报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而据 NPR 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所称，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而且年龄增长后也不会读。 其二，报纸的商业模式走入穷途。平面广告不断下滑，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失，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当然，广告竞争的压力不独报纸为然，面对互联网，电视也在流失广告。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 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其三，报纸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 14% ，纸张 16% ，印刷 20% ，发行 9% ，广告开销 14% ，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 27% 。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由此，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 80% 。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 / 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其中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关切是，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有许多的定义，笔者在此处定义为：调查性报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身居权位的人有意隐匿，要么是环境混乱导致它们偶然隐身，调查性报道就是要把所有相关的事项都向公众曝光，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大的投入，无论是在资源还是金钱方面；而且，这种报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变得更为昂贵；最重要的是，所调查的都是为着公共利益但却还没被摆上公共议程的问题。调查性新闻的作用是，让那些还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见光，追问权力应负的责任，不管这种权力是处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调查性报道与权力息息相关，毋宁说，它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分析。在对权力说出真相的过程中，它可以激发有益的公共讨论。调查性报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报道揭露或者发觉了罪行、腐败、反社会的行为和不公正吗？它们拆穿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虚假、虚伪和有意误导的声称吗？它们是否捍卫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它们披露的无能、疏忽或失职影响了他人吗？它们暴露的危险或剥削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吗？ 詹姆斯·麦迪逊在 200 多年以前写道：“自由检视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权利，人们之间自由沟通的权利……已经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了对其他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履行了这样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报纸仍旧揭露腐败并曝光当权者希望保持隐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调查性报道的出路   很明显，迅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变化给调查性报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报纸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了，那么谁来做呢？调查性报道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转变，取决于新闻机构是不是能够发现某种商业模式，从而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这颗新闻皇冠上的明珠。 很多有识之士在探讨多种多样的调查性报道的出路。下面来作一些具体分析，看各种路径的特点和可行性。   一、 大的新闻机构仍然需要调查性报道的品牌   路透社新闻研究学院的大卫·莱维甚至认为品牌需要构成了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模式，因为大新闻机构要维持自己身处新闻最前沿的形象。的确，不断推出高质量的调查性新闻仍然是许多新闻机构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获取新闻和时政内容（包括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在今后五到十年内会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媒介设备的融合），但它并不会决定性地改变调查性内容的类型。相反，信息出口的增多意味着新闻机构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价格把调查性内容推广给不同的受众。 至于说商业模式，也会有不同的组合，比如，印刷的报纸，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可能会以比在线版更高的价格出版和销售；而在线内容也可以实验不同层次的收入手段：有的完全免费，有的需要订阅，有的可以凭微支付购买单篇文章；数字内容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载体定制，比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当然这些实验并不容易，但它们在给传统的商业模式造成威胁的同时，也打开了报纸以不同方式向读者分发有趣翔实的调查性内容的可能性。 在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可能有专门的团队开发专门的栏目。今天，伴随着经济上的压力和信息消费习惯的转移，专有的大型调查团队似乎没有新闻机构能够承受得起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记者不能够单枪匹马或者作为小型的灵活多样的团队的一份子去发现重要问题。   二、 对新闻的公共补贴   其实，对于 BBC 这样的新闻机构来说，它的调查性新闻就是公共资助的对象，因为公共电视是靠政府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支撑的。对于报业来说，如果政府安排减税政策，也是一种公共资助。例如，美国国家税务局愿意准予豁免非盈利新闻机构（详见后）的税务。 有人主张，新闻如此重要，它应该像国家安全和教育一样成为公共政策的优先考虑对象。一些人甚至建议报纸应该成为政府救援的候选者， 同日益衰落的金融机构一样。 然而，美国圣心大学（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 2009 年 9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即使 64% 的人相信良好的新闻业能够保证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10 个美国人中就有 8 个反对任何花费税收收入来援助衰退的报业的计划 。 报业当中也有很多人对政府救援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的直接支持会影响媒体的独立性。世界知名的报纸《卫报》以独立著称，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该报是由斯科特信托基金会（ Scott Trust ）所有的，可以说《卫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记者和编辑享有绝对独立判断的权利。 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卫报》不属于任何家族或个人，报纸不得为谋求所有权人或股东的私利而改变立场，不允许把报纸卖给任何个人或财团，办报盈余必须全数投入报纸的经营，使品质得以提高。基金会由 10 位理事负责管理，理事组成除了原来斯科特家族的一些成员外，还包括《卫报》的主编以及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不能从基金会获取经济利益，不拿工资。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确保《卫报》继续生存下去，并确保其独立路线不会改变。 1992 年，信托基金会又进一步以文字的形式明确其宗旨：保证《卫报》财政和编辑上永远的独立性；成为一份全国性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始终监守其自由主义传统；成为一个管理高效、经营有方、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这种独特的所有权体制下，报纸主编的盈利压力相对较低，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老板在背后指手画脚，报纸在确定重大报道的立场上可以通过一种相对比较民主的方式，能够保持独立的声音。基金会对编辑记者的要求只有一条：“竭力维护本报一贯的精神。” 正是为此，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主席丽兹·佛甘警告政府不要插手调查性报道，“政府对调查性报道的直接补助听上去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三、 慈善事业   调查性报道目前还不能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来看待。然而，一家慈善机构如果想运营报纸，有两种主要办法：一是持有报纸，并加以管理；二是可以拥有一家非慈善的公司的股份，由这家公司来运营报纸。 如果调查性报道被视为是为了慈善的目的，那么慈善立法必须作相应的修改。近来，把调查性报道当做慈善事业的呼声渐高，即它就像博物馆、教育和环保一样，需要公共保护。   四、 非传统资助方式   一些人指出，保护好的新闻业和调查性报道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类似于 NGO 的模式。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允许报纸变成非盈利组织，以此使它们成为免税捐赠的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出版物的使命能够被更稳固地设定，免受股东和商业回报的要求。 非传统资助方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其实上文提到的慈善机构的资助，本身也是一种非传统资助方式。资助方除了 NGO ，也可以是大学这样的机构。其所资助的调查行动的结果，可以刊登在网上或是其他分发渠道。 有关非传统资助方式，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美国纽约的 ProPublica 。它是一个为公众利益而生产调查性报道的在线、独立、非盈利的新闻工作室。 ProPublica 的曼哈顿新闻工作室有 32 名记者，接受由桑德勒基金会（ Sandler Foundation ）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核心的、多年承诺的捐助。它出产的很多新闻都独家提供给传统的新闻组织，免费出版或广播。在 2009 年，网站与 38 位不同的合作者一起出版了 138 个这样的故事。在 2010 年 4 月， ProPublica 记者谢利 · 芬克（ Sheri Fink ）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这篇报道讲述了“在卡特里娜飓风（ Hurricane Katrina ）的洪水隔绝的医院里，筋疲力尽的医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的一个紧急决定”。 ProPublica 与《纽约时报》合作完成了这篇报道。 在那之后，该机构于 2011 年再次斩获普利策奖。执行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认为，既然调查性新闻报道开销过高，已经无法通过广告投入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运作，那么这就应该被当成一种公共利益。由于美国素有慈善传统，这种趋势在进一步扩展。一家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的新闻智库 J-Lab 估计，从 2005 年以来，美国的基金会至少为非盈利新闻事业投入了 2.5 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附属的调查新闻社（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它由大卫和艾琳娜 · 波特基金会（ David and Elaine Potter Foundation ）拿出 200 万英镑资金支持，其执行主编伊恩·欧佛顿如此定义自身：“我们是英国第一家非盈利的调查记者社。我们大致基于美国的 ProPublica 模式，只不过它是免费散发内容，而我们接受佣金。我们和所有的全国性报纸一起工作，自从 2010 年 4 月以来，我们总共完成了 26 个封面故事，获得过大赦国际奖和汤森路透奖。”这些故事中包括巴基斯坦的无人机袭击报道，它揭穿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没有平民在这类袭击中身亡的谎言，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登上《纽约时报》封面，并引发美国人的激烈讨论。 非盈利性新闻机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障投资来源的可持续性。很可能未来的非盈利性新闻机构会形成混合的收入来源，既接受资助，也销售广告，也向用户收费。   五、专门性的 NGO   某些 NGO 也开始雇用调查记者展开专门领域的调查。 NGO 有财力也有耐心，它们雇的记者经验丰富，专业性强，出产了很多优秀报道，这些 NGO 因而可以在媒体上做到先发制人。有人担心 NGO 各有自己的鲜明立场，想要借报道传递给公众，因而它们出产的新闻或许不够中立。但也有人辩护说，如果 NGO 将其资助的调查性报道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它们一定会在意名声，因为调查性报道是否站得住脚与它们名声的好坏息息相关。   六、 成功的新媒体的救援   2009 年，以信息集聚著称的《赫芬顿邮报》建立了调查新闻基金（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Fund ），由《邮报》和几个大基金会支持，每年的预算是 200 万美元。 2011 年，该基金同美国最大的调查性报道机构之一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合并。 这是一种创新的非盈利 / 盈利的混合物，试图填补因很多报纸调查性部门的关闭而产生的空缺。它也为那些被解雇或者被迫提前退休的成熟记者提供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由《赫芬顿邮报》的调查新闻基金产生的故事可以被任何人免费出版。 《赫芬顿邮报》的总编阿里安娜·赫芬顿说，调查新闻基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调查性报道的混合模式——在一个大型出版平台上搭接一个非盈利新闻中心。在她看来，基金的创立秉持这样的理念：“常常是在事情恶化的情况下重要的新闻才会出炉，比如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灾难降临之前就披露事情的新闻。” 调查新闻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说：“互联网是未来的电视频道。”调查新闻基金的网站尽可能多地使用视频和多媒体手段。高级编辑克里斯汀·斯波乐说：“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体方式来报道一条新闻？”大约 30% 的新闻具有视频因素。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想看新闻、但不一定读长长的报纸故事的读者和观众”。而且，很重要的是，视频必须是哪怕在 iPhone 上看都很干脆利落，因为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机，包括跟新闻、读书和看视频。 挑战在于，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视频和幻灯制作新闻，同时最好地利用公民记者。公民记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图中所缺少的那一块，时常是记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寻找哪一块。   七、 公民新闻的助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公民新闻。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民新闻”是一个矛盾词，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闻生产者。很多专业的编辑记者渴望回到旧时光，那时主要的报纸决定什么新闻是“适合刊登”（ fit to print ）的，并且几百万读者都相信报纸的判断。现在，通过网络，你得到“一切新闻”（ all the news ），不管它适不适合刊登。对于像安德鲁·基恩这样的怀疑者来说，这种民主化创造了一个问题，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来，驱逐好的东西并困扰消费者。在他的《业余拜物教：今日互联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 e ）一书中，基恩指出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破坏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基恩来说，“在内容的创作者和内容的接收者之间层级越多越好，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编辑、修正和改进。” 光谱的另一侧是乐观者们，他们是“别担心，终会真相大白”一派。 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处在分布式网络中，这将在维护质量方面比传统媒体做得更出色。他说：“新闻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把它交给市中心某间办公室中的一群人是并且一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话当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 社交媒体这样的新技术应用，无论是在通信手段上，还是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对调查性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记者由此得以更广泛地联系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过去可能意味着极为困难和漫长的历程。然而最重要的改变不止于此。在记者利用社交媒体广泛散播其所发现的信息的同时，其他人有机会帮助记者做好调查性报道。新闻因此变得更像一场对话：发表的新闻不是最终产品，而只是产品的第一版，人们不断地帮助记者改进它。 尽管公众不想用他们的税收来帮助报业，很多人却愿意积极地帮助报纸创造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看看英国《卫报》在 2009 年英国政治家费用丑闻事件当中所做的事情。《卫报》的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每天都在头版上揭露那些骇人听闻的有关选举获胜的官员站不住脚的花费。作为对公众愤怒的回应，政府宣布在线公开超过 100 万份扫描的文件和收据，而这是足以淹没任何新闻机构的数据海啸。 《卫报》深感落后于《每日电讯报》的抢先报道的耻辱，它开始请求读者帮助筛选这 100 万份文件，并找出仍未被披露的渎职行为。报纸的网站上开始运行一个开源软件，允许读者一个个检查记录并把收据用四种方式归类：“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感兴趣但是已经知道的”、“调查这个”。超过两万名读者做出了贡献。 17 万份记录在 80 个小时内就被检查完毕。 《卫报》在头版设置了一个进度指示器，让研究者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 随后，它又开发出一个业绩最佳志愿者的名录，这进一步为志愿者增添了动力。当《卫报》为每一个收据都配发了一幅下议院议员的照片时，读者的反应骤升。报社甚至从亚马逊租赁了便宜的服务器空间来处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关注。报纸最后的现款支付：少于 150 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这种创新帮助报纸与它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更为融洽的关系。结果就是，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的调查性新闻。   《新闻记者》 2013 年第 8 期 http://journalist.news365.com.cn/bktj/201308/t20130806_1407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