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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新奴役

赵汀阳: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新奴役 “ 意 义 互 联 网与适当社会 ” 时间 :2014-01-14  来源 : 《文化纵横》   作者 : 赵汀阳、王俊秀等   时间: 2013.12.29  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9 号楼   主办:《文化纵横》杂志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   高超群(《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   我们今天的会议题目是“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是《文化纵横》杂志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主办的。缘起是因为信息社会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意义互联网”的报告,《文化纵横》 2013 年第 6 期杂志刊登了这篇报告。我们认为,这篇报告很有分量,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中文互联网学界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而此前《文化纵横》也刊登过一篇赵汀阳教授关于互联网未来的文章,“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来展开讨论。   严格来说,关于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影响,这个话题还没有进入中国的学术体系,甚至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视野。只有一些喜好制造耸人听闻的概念的评论家和互联网从业者,在关注和谈论这个话题。但一方面,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个领域的已经非常深入,它成为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反过来,它也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互联网正在重组我们的社会经济,而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和关注还仅仅停留在技术和产业的层面上。这明显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两篇论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研究和论述互联网的,我认为它们在中文的互联网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新奴役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对互联网我是技术外行,是旁观者,关注的是互联网或许导致的新权力问题。早在 1996 年或者 1998 年,万圣的刘苏里就组织出版过一套关于互联网的文化意义的书,是郭良主编的,作者有胡泳等。高超群先生让我继续说说技术与权力的问题,我那篇文章已经说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还有一些没有写到的更加不成熟的想法,今天就一并向大家请教。由于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关于未来的预测往往错比对多,而且即使说对了也无法断定是好是坏,因为未来属于未来人,我不能替未来的人去想象他们的标准,因此,未来的生活方式是否令人满意只能由未来的人去判断。   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新技术的,并不限于互联网,互联网只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项,同样重要的技术还有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生物学等等新技术或许导致整个世界的游戏状态的一个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游戏正在终结,现代游戏规则早已成熟而稳定,但是正在被新技术运动所打破。新技术带来的游戏状态非常接近一个新的初始状态,当然不是文明开始的状态,而是新旧游戏的转换时刻。初始状态可以是霍布斯讲的自然状态,还有罗尔斯设计的初始状态,总之是某种意义上的开端时刻和条件。一种具有开端性质的初始状态,它意味着新旧交替,原来游戏的稳定性失去了,各种规则和制度都被挑战,而新的规则和制度也正在形成。总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我相信一个假定:权力从来都不会放过它能够生长的任何机会,权力不会消停,不会接受一个稳定结构,不会安于本分地接受监管,限制自身,放弃最大可能的利益。权力一定会去寻找能够让它生长的新机会、新条件或新空间,甚至变形而获得力量,就像病毒一样,这是永远值得警惕的问题。能够让权力迅速生长的地方一定是相对无序或者未受充分控制的新空间,权力不会放过新空间,不仅是对新空间的殖民,而且能够通过新空间而影响甚至支配社会。新技术给权力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新机会。新权力可能会与新技术联手而试图占领未来。当然,同时可以想象,也会出现反对权力的新方式。权力与反权力是一个不断消长的运动过程,类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辩证过程。   即使只是技术的量变,增加一点、扩大一点,速度快一点,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的质变,这是新技术的现象。就是说,那些貌似量变的事情在全球化的速度上往往导致的是质变,而未必需要古典观念所想象的实体本质变化。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在非洲大草原上所有的蹄类动物时速都由 60 公里提高到 100 公里,结果狮子全都饿死了。量变足以导致致命的变化,何况按照科学家们的预料,新技术还将带来某些实体本质变化,据说人和机器将可能合为一体。   今天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这已经导致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和很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多人已经高度依赖新的生活方式。依赖性蕴含着权力的秘密。现代开始时,知识就是力量,后来信息就是力量,而在以新技术为依托的未来里,我看是“服务就是力量”。服务,或者说足够好的服务,导致消费一方的高度依赖性,也就构成了权力的新基础。新技术,比如说互联网、智能系统、基因技术最有可能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这种资本与新技术的系统有能力提供最广泛、最平等、最全面的服务,就能够生成最大的权力。普遍依赖就是普遍被支配。   新权力和新技术体系可能改变许多概念的意义。比如说,自由可能变成是技术服务所提供的选项,人们确实还是在自愿选择,但自由已经被定义为给定的选项,尽管那些选项几乎“应有尽有”。当系统和技术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选项,所谓优良服务,人们感觉既舒服又方便,而舒服和方便就足以让人接受被系统和技术所支配。情愿被支配,这是新权力的问题。民主和市场都是通过每个人的选择形成的公共选择,民主和市场与新技术条件的全面服务系统之间有着契合关系,这意味着,市场和民主将支持新技术全面服务系统的专制,不过,这是民主和市场所选择的专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专制。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专制迟早总会被现代民主推翻,这是现代社会日程表上的既定步骤,已经不是疑难问题,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日程。现代的解放通向自由和民主,颠覆了传统概念的的专制,可是现代解放是否能够解决未来技术专制的问题?因为技术专制正是市场和民主所支持的。当然,这未必是个坏消息,技术系统的新权力试图把所有人变成客户,因此倾向于提供人们需要的良好服务。   同样,民主也会发展演进。意思是,人民意志的直接加总或许会变成由新技术和系统权力所推荐的公共观点选项所代替。既然公共观点是自由选择的选项,因此仍然是民主的。这类似于好莱坞大片,尽管是系统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是大概符合多数人“喜闻乐见”的选项,当然,这种接纳方式也是被系统所塑造和培养的。公共观点不是卢梭空想的公意,而是现实公观。公观是否是更好的公共选择?这是需要思考的。或许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会认为,只要公观是基于理性讨论的,就有可能是更好的;或许罗尔斯会认为,不通过讨论的无知之幕下的公观才是更好的。问题是,这些方案都是基于现代条件的,而未来将提供什么样的新条件和新平台而使问题发生变化,还有待细心观察。互联网天生是个民主言论广场,类似城邦的 agora ,在这里人们本来可以自由发言。但也有个问题,在互联网广场上,公共观点有可能淹没少数人观点,因此失去一种本可在场的讨论对方。这个问题有别于删贴问题,删帖是残留的传统专制,是传统暴力,随着现代民主的进程,这种暴力注定会被减弱。而技术系统的新专制是非暴力的支配,并非强制。不过,还是这句话,权力与反权力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未来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反权力的技术手段,同样也非目前所能想象的。   互联网所提供的新世界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它会形成另外的社会和另一种存在方式。既然互联网这个世界目前还具有初始状态性质,游戏规则和制度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初始状态就可以类比为江湖。古代的江湖是在官府支配的社会之外的体制外社会,并非没有规则,而是其游戏规则不是国家法律,不是由一个最高权力所设定和承认的制度,而是一个各种势力高度互动下的尚未稳定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有某些方面类似于江湖,人们在互联网空间里有更多的自由博弈和未被限定的机会,有着未封闭的可能空间,因此有更多的自由行动。互联网的江湖性质一方面使它具有高度活力和演变前景,但它是否也有可能跨界导致公民社会的江湖化?这是个问题。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单独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有着通道,甚至可以直接映射为现实世界。既然互联网的江湖世界比现实世界更活跃,也就具有引导能力,事实上更有活力的世界总是能够影响相对稳定、比较惰性的世界。在互联网江湖里,社会关系、身份认同、新族群、新的意识的共同体,都在不断生成和变化中,它将形成什么样的均衡和制度?或者总是在流变中,都有待观察。   我的问题是新技术所定义的未来可能有一种新奴役方式。不过这样说恐怕过于严重,听起来像是海耶克或波普尔的词汇,因此还是使用中性的说法:一种支配方式。技术将使每个人之间越来越平等,技术本来就是推广平等的力量。但同时每个人相对于技术系统来说却越来越弱小,技术系统越强,每个人就越弱小,因此对系统的依赖度就越来越大,高度依赖使人们感觉不到被这个系统所支配。假如每个人的自由其实是被一个系统的选项所定义的被动自由,那么,现代所树立的自觉自由,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自由( autonomy )会慢慢消失,而只剩下自立的独立自由( independence )。其实, 自立只是自由的表面,自治才是自由的本质。   最后还有一个疑虑。由金融资本和新技术所定义的新权力,会把“运作”的问题变成主要的政治问题。 一切事情取决于运作,而不是意义和理想。所以说,服务就是力量。 掌握了运作就控制了一切。这一点和传统的政治有些不同,传统的政治问题关键在于占有,比如说什么叫做一个国家?就是占有土地和人民,就拥有了权力。在未来,占有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更突出的问题或许是“运作”,谁掌握了运作,就实际上掌握了一切,因为运作很可能会成为控制一切事情的关键环节,成为纲举目张的那个纲。不过,假如未来技术的发展并非仅仅强化了系统的支配能力,而同时也强化了个人终端的自由能力,或许就能够看到权力与反权力的辩证平衡。   最后我想说,这些想象都可能是错的,未来说了算。 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4/0114/3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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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在小时代里更应坚守微动力

王朔的不再流行和小时代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界有著名的“二王”,除了王朔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王小波。其实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远远没有王朔大,只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早逝的人容易获得悲剧英雄的意味。其实如果单纯从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讲,王朔的影响大大超过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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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在小时代里更应坚守微动力

在小时代里更应坚守微动力   胡泳   日期: [2014 年 1 月 6 日 ]   版次: [SA26]   版名: [ 论坛 ]   稿源: [ 南方都市报 ]    王朔的不再流行和小时代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界有著名的“二王”,除了王朔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王小波。其实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远远没有王朔大,只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早逝的人容易获得悲剧英雄的意味。其实如果单纯从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讲,王朔的影响大大超过王小波。      王朔之所以流行,你要把他放到当时那个背景下来看。当时中国文学首先是以伤痕文学开篇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学主要是一帮“道德的忏悔者”支撑,这里面可能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张贤亮。王朔跟这一拨中国作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个道德忏悔者,他是一个道德反讽者,他讽刺一切道德。他通过自嘲或者互嘲的方式来嘲弄那个年代。实际上他颠覆一切神圣的语言和革命的语言。      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觉得王朔的作品令他们耳目一新?是因为他们发现王朔把大家的语言和心态表达出来了,大家在王朔的小说当中读到的是整个时代的空虚和犬儒。      大家读王朔的时候,更多的是欣赏他的姿态,这种姿态我称之为“混不吝”,就是不在乎一切神圣的——过去叫做“高大全”,今天讲的是“高大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扯淡。当时王朔引起很大的追捧,为什么今天王朔不流行了?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出来一个人告诉你说,“神圣是没有价值的,崇高是已经瓦解了的”。      我们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已经悄然过去了,对于时代和历史的观察者来讲,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任务,或者叫做课题,到底我们应该给这个时代以怎样的命名?我个人觉得郭敬明的说法最贴切,我们这个时代叫做“小时代”。而且“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这是虎嗅网上一篇文章的标题。 一个不断外延的商业模式      你可能说不理解《小时代》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火,在座有人看过《小时代》的电影吗?举手的人很少,说明大家年纪比较大,而且当中男性太多了。可能有人要看《小时代》的话,说不定他已经有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孩子。      郭敬明说,如果我们现在做电影不能够抓住这一代年轻观众的共同感受,就别来做电影。郭敬明《小时代》的主体观众是什么人呢?是一群 20 岁上下,爱看《快乐大本营》和《非诚勿扰》,喜欢读郭敬明的小说,喜欢看杨幂演的电视剧,喜欢用 iPhone 手机发微博和微信,她们大部分是女孩。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导致文化精英主义者的一个强烈反弹,他们说《小时代》这部烂电影到这样一个程度,为什么还会受到追捧?我们年轻一代的口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      我在课堂上调查,我说大家看完了《小时代》以后用三个词来形容它的风格。同学们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三个词:凄美、华丽、忧伤。也就是这种东西是今天能够打动年轻人的东西。这样一个评语会让我们想起来,郭敬明曾经有一本当年很流行的小说叫做《悲伤逆流成河》;我们也可以想起以他自己为原形的另外一本小说《夏至未至》,在《夏至未至》当中,郭敬明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帅气、温柔、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的男孩。我们说什么东西叫做凄美、华丽、忧伤,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的东西,叫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雾霾天太多了。      《小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叫做“拜金”,实际上这个也不是我总结的,社会上对于这个电影当中反映的那种拜金和物质主义,还是有很强烈的反感存在的。但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美少年,郭敬明其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大家如果对商业感兴趣的话,倒可以研究一下郭敬明是怎么成功的。因为根据我的调查,有些年轻人在中学的时候读郭敬明,到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反感郭敬明了。他们觉得“当时我读郭敬明真的是装呀”。但是郭敬明并不在乎,因为总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停成长,新起来的年轻人还照样看他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流水线。我们看到他成功地从小说进入电影,对于第一次踏入电影业的郭敬明来讲是相当的成功,他具有一个不断外延的商业模式。 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分裂      郭敬明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承载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人性这些沉重话题,郭敬明不屑一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搞“最小说”的平台,带着浓厚的商业目的。所有这些作品的指向都是什么呢?放大十几到二十岁青少年心中的轻欢浮愁,浓墨重彩地讲述与他们同龄的虚构人物悲虐的身世、情感与成长变故,佐以华丽的辞藻,这些构成郭敬明的世界。      郭敬明很像是一个在《小时代》成长起来的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是非常西方和现代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定符合现代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说当郭敬明因为剽窃被判败诉以后,他愿意赔款,但是他拒绝道歉。 80 后作家当中另外一个相对清醒的女孩张悦然出来批评郭敬明,她说,“你不道歉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义、正义、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但郭敬明对这些批评置若罔闻。      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外表跟心态的分裂,并非郭敬明一人所独有。其实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代年轻人,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彻底全球化,他们在物质世界获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能在毕业之后任职于跨国公司;他们很容易出国学习和旅行,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并不能够自由思考。他们向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的社会环境,但是他们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这个时代没有变革但自我复制      有人把造成这种分裂的矛头指向王蒙,说,“王蒙当年在《读书》上发过一篇文章叫《躲避崇高》, 80 后走上文学舞台的 15 年,我们发现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 15 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后有 80 后一代虚置历史,成为漂浮人或者浮游生物”。而且我们发现, 80 后不仅躲避历史,也躲避现实,他们不关心现实的大问题。这种双重困境其实跟上个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为是有巨大关系的。 1993 年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以后,作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躲开宏大叙事,躲开公共领域,躲开社会责任感。      王蒙说,中国已经动荡了 168 年,国人对于社会的批判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问题在于,在商业和政治的双重夹击之下,这个社会到底还有多少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一个没有批判意识的社会又从哪里找它的建设性?      至于王朔笔下的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当中,完成了精神对于现实的逃避,而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当王朔的东西出现以后,中国很快就进入到“过把瘾就死”的挣钱狂潮当中,这个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王朔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消解伪价值的同时,把价值也消解了。中国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欲,别无他求,这是为什么我们进入“小时代”的根本原因。      “小时代”的一个核心标志是什么呢?是我们进入了平庸社会。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小时代”里呼唤变革。但是,这注定是失望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不会变革,反而,根据郭敬明的讲法,它是自我复制的,可以从 1.0 版复制到 2.0 版,复制到 3.0 版。这个时代没有变革但自我复制。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我们说到这里,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生活在小时代中感到悲哀。这就进入了我下面的主题,我们之所以在“小时代”里还有希望,是因为这个“小时代”一反常态地出现了“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不是领袖也不是舵手,而是一个个经由网络获得了表达权,并且一旦拥有这种权利,就开始学会越来越好地实施它的普通中国公民。      互联网会不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无论中外都不停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在我的一本书《众声喧哗》当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互联网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      第二,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      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体评价:“中国的网民事实上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网民”。正是由于这种公共精神,在我们这个“小时代”催生了层出不穷的大人物。虽然说这些大人物可能是很悲情的,比如说有的民工必须通过开胸验肺来证明他自己得了职业病;上海的司机因为被钓鱼执法,他切断了自己的手指来证明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很多人因为拆迁、捍卫自己的家产而自焚。      这里进入到我的最后一个主题词:“微动力”,因为我把每个人都承担责任这回事称之为“微动力”。“微”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微就是你我他,也就是我称之为“大人物”的人。“动力”是说,不管言语有千条万条,改变世界的还是行动。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因为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会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而大众则不明白这些少数人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应该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建议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所有的努力汇聚起来将会十分有力。微动力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用一个知名博客上的一句话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梁启超在 1901 年写了一篇文章《过渡时代论》,他把那个时代称之为“过渡时代”。我觉得梁任公的这个提法完全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梁先生认为生活在过渡时代的人是有福的。他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世间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但是,梁启超话锋一转,指出了“过渡时代”的危险:“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我用梁任公的话讲我们在这个年代所梦想的是什么——“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梁任公是有互联网精神的。 ( 本文为嘉宾 2013 年 12 月 29 日在“南都公众论坛”上的演讲稿,有删节 )   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4-01/06/content_20039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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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央视的怪胎

央视的怪胎   胡泳   2 月 9 日,央视曝光东莞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随后,东莞管理当局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共出动 6525 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 央视与地方执法者的联手行动,被网民戏称为“东莞发生三级地震”,是“出卖灵魂的曝光了出卖肉体的震荡所致”。似乎是为了表达这次“拉网式排查打击”的决心,央视特意为此番报道配发评论,断言 “ 在法治中国,没有扫不掉的‘黄流’,没有容纳色情业的法律特区”。然而,面对央视的义正辞严,社交媒体上,却是满屏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今晚,我们都是嫖客”、“ 中国 春梦一定要实现”…… 网民们狂风暴雨般的吐槽并没有如同主流议程设置者所预想的那样,指向东莞色情服务业本身,而是直指议程设置者——央视的新闻操作。其实,央视关注腰部以下的社会新闻,并不是第一次:前有北京市女学生 “ 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 ” ,后有 “ 通过谷歌中国能搜索出来的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非常的丰富 …… 不信我们输入一个 ‘ 儿子 ’” ,再有《新闻联播》破天荒地三分钟聚焦嫖娼和聚众淫乱,五次三番,以至于民间对 CCTV 有 CCAV 之称。此次,对“东莞地震”,微博虽然众议汹汹,央视仍然安之若素,《焦点访谈》次日大谈“东莞重拳出击全面扫黄”,丝毫不管微博反应。 在一个媒体人微信群里,当有人试图用专业批评剖析央视的所谓“深度报道”,马上就另有人指出,此事背后有政治,已不简单是专业问题。央视作为媒介批评的对象,的确经常与专业伦理和专业主义无关。此次曝光究竟是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尚不清楚,但不论哪种动作,央视的所作所为都很难逃脱民间舆论的过度阐述。换言之,即使是央视“讲道德”,也一定会被认为是“讲政治”。 这种尴尬的处境,缘于央视的公共、商业、喉舌“三合一”混杂属性。虽说中国电视产业是服务于大众的产业,传媒机构实际上却受命采取 “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 的运作模式。也就是说,在服务大众的同时,经济上要 “ 自给自足 ” 。以央视为例,它是国有单位,但资金却源自于市场化经营和广告收益,它们代替了政府直接拨款,这就促使电视产业不断追求收视率,节目趋向娱乐化,其服务公众的特点也在不断弱化。 尽管宣传部门对节目有着严格的审查机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外的其他一些新闻节目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鼓励电视产业走向市场。因此,在节目的日常运营和人员管理方面,栏目组被赋予了很大的责任和自主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以及近期民生新闻的发展,都是节目独立自主的证据。 但是,中央电视台本质上仍然是一家集国家电视台、商业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于一体的电视机构。电视机构重组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宣传系统、公共服务、市场各部门之间紧张的关系。正如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说: “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 ” 另一位知名电视人夏骏则表示:“中国电视是喉舌、公益机构、官场和商家的浑然一体。”这是现行土壤所孕育的不折不扣的怪胎。只要这种怪胎一天不消失,各种幽默的活报剧在未来还会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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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Under Pressure

Under Pressure China’s market-oriented media face a precarious future By Hu Yong   Two-thousand-and-three was a milestone yea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Some media organizations had been transformed from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tools into market-oriented news out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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