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07706,00.html 新 闻报 道  | 2011.12.16 北京市规定“真名实姓上微博” 本月16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表示：任何组织或个人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微博客账号。 就是你说的！ 《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里明确要求，总部在北京的微博运营商要采用“实名制”，要求用户在三个月内必须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否则不能使用发言功能。目前在北京的微博运营公司包括新浪、搜狐、人人等等，中国媒体人安替分析，政府希望借助此举进一步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管制,他说:“中国把微博不是当作一个社交平台，而是算作一个舆论阵地的高度去对待。既然是舆论阵地，对它的控制与管理当然是题中之义。其实微博是政府允许的社交平台，但是政府又不希望由于人数的剧增，（微博客）会形成一个对政府威胁的工具，所以要在不关闭的情况下进行管理，我觉得实名制是他们能想象出的策略之一。它会给普通的微博网友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自由发言了。因为自己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政府希望减少用户说出‘出轨’的话。” 新浪微博用户大迁移 这个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规定，其管理有着地域性限制。有网友分析，受此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新浪微博，其用户量将在短期内迅速萎缩，而总部在广东深圳的腾讯微博因为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在今后将受到网友青睐，不过网络专家胡泳教授对此并不乐观，他表示:“如果政府决心实施实名制的话，腾讯也不会保持非实名状态，我觉得它早晚也会变成实名的。” 代号”短命鬼” 虽然实施实名制便于管理，不过它有着容易泄漏信息的致命弱点。世界上一些国家推行网络实名制一段时间后将其取消。如2007年推广网络实名制的韩国：四年内，韩国网民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码、个人电话、家庭住址等在网络上被大量偷窃泄漏，韩国政府今年废除了网络实名制。 而在中国，虚拟世界实施实名制的先锋无疑是微博类产品——百度说吧，2010年百度说吧定位实名制，希望打造”虚拟网络中的真实空间”，可是推行不到一年就正式关闭。胡泳表示，除了信息泄漏的缺点外，因为实施实名制时要增加人力检验用户信息，还大大增加了运营商的经济负担，所以是否可以在三个月内实施《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还是个未知数，安替对此也有同感：“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很小，具体操作难度大，2亿5000万的新浪微博用户在三个月内要实名话，否则会禁言，我觉得哪怕只有5000万人在成本与人力上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对微博的商业应用和股票价值产生大影响。所以到最后从各地返回来的压力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想最后的政策实施中会有一个变通的方法，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政策真的能彻底实行，因为操作成本与代价都很大。本质上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 微博客是中国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自从2007年最早建立的中国微博饭否建立以来，中国掀起了微博时代，至2011年，中国微博用户已超过3亿(数据来自人民网)。 作者：文暮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12-20/3543838.shtml 政法微博各具特色 网民期待关注民生、倾听民意   2011 年 12 月 20 日 08:25 　来源：法制日报　   　　湖北武汉警方成功抓获“ 12 · 1 ”爆炸案嫌疑人王海剑后，随即通过微博“平安武汉”公布了这一消息。由于警方的官方微博始终及时主动披露信息，避免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即将过去的 2011 年，政法机关的“官微”火了一个又一个。集纳民意、搜集线索、发布案情、传播法治……从最初的如履薄冰浅尝辄止渐入藕花深处，政法微博的作用越来越大。   　　政法微博各具特色 　　去年 2 月底，广东肇庆警方在网上首开微博，直播“警察故事”引发“围观”后，各地政法机关纷纷发“微”，迅速形成遍地开花之势。       其中，公安微博的影响力明显领先于其他政法机关。 12 月 12 日，在“ 2011 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发布的全国首份政务微博年度报告公布的排名前十的政务微博中，公安微博占比 4 成。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名列第一，粉丝突破 210 万，成为名副其实最具影响力的政务微博。除了在方舟子遇袭案等社会舆情热点中及时公开案情外，“平安北京”还先后通过网友见面会、举办微博 LOGO 征集活动、发布“警察街舞迎新春”视频等方式，全面提升了新媒体时代警务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能力。 　　其他政法机关的微博也“大有卖点”。 　　 2 月 11 日，湖北省检察院开通全国第一个省级检察院微博。 3 月 19 日下午，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公正莱阳”新浪微博对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聚拢了大量人气。 4 月 1 日起，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启用微博公文，首开全国先河，被业内专家誉为“ 2.0 时代的电子政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微博，一些政法干警的个人微博也受到极大关注。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实名微博、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的“段郎说事”、海宁市司法局局长金中一的“中一在线”，均跻身全国公务人员微博排名前十。   　　微博“不微”贵在行动 　　去年 8 月 27 日 23 时 20 分，网友“苏小沫儿”在微博上直播自杀过程。济南警方微博接到网友求救信息后，立即派出网警、巡警及派出所民警对“苏小沫儿”进行搜救。联系上“苏小沫儿”后，警方马上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打消了其轻生的念头。济南公安也因此得到了网友的广泛称赞。 　　谈到开通微博的初衷，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春华曾用三个词来形容：表达、澄清、互动。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建新说，在微博上及时发布检察机关的工作动态，能让群众了解、监督检察工作。同时，通过微博，还能畅通民意渠道，倾听到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事实证明，微博作用不‘微’。” 　　“平安北京”微博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民警赵峰在分享其微博运营经验时谈到，“微博发布是形，互动是神，行动是关键。”      他表示，官方微博在网上出现应该遵循两条线，一是官方微博的接收途径，即认真听取网友说话，理解网友的责骂，尊重网友的观点，了解网友的需求，通过对话和网友沟通求同存异；二是官方微博的发布途径，即官博要说网友能够听懂的话，用道理和数据说话，让大部分网友能够接受观点，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   　　让微博真正发挥作用 　　从已经开通的政法微博来看，大多十分“用心”。如“平安北京”有专门的微博值班民警，所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复”。 　　但据《法制日报》记者观察，也有少数政法微博开通后，存在信息发布不及时、没有专人负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回复不及时等问题。 　　“政法机关开通微博不是硬性任务，不开也没有人批评。但既然开通了，就要做好，让微博真正发挥作用。”一位网友如此评价道。 　　学者胡泳提出“政务微博三原则”，即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 　　众多网民期待，政法微博都能成为政法机关与民沟通，关注民生、倾听民意、解决民忧的桥梁。 ( 记者李娜 )

http://news.163.com/11/1220/06/7LMS48LS00014AED.html 政务加 V ，勤 @ 基层 2011-12-20 06:37:00 　来源 : 钱江晚报 ( 杭州 ) 随着 “@ 中国广州发布 ” 上线，北上广齐聚微博。日前，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发起的 “ 北京微博发布厅 ”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发起的 “@ 上海发布 ” 已经先期上线，粉丝迅速突破 40 万。此番，广州 20 多个政府部门官方微博集体亮相，为 “ 官微热 ” 再添新军。 就目前情况看，官方微博 “ 述职 ” 积极，网友微博问政高涨。 “ 平安北京 ” 至今共发布各类资讯 6000 余件，其中发布防范提示信息 4000 余件，便民服务信息 1500 余件，收到网友评论留言 16 万余条。 “ 上海发布 ” 不仅有着精致、务实、效率的海派特色，更具国际化都市的浪漫情怀。网友夸赞既会卖萌又有书卷气。 这番温馨和活力自然为群众喜闻乐见。但公众同时担心，目前冲浪热情高涨，待浪头一过，是否照样落到像官网一样的结局。早年轰轰烈烈的政府网站建设热潮中，各地各部门成群结队请来美容师装扮自己，但是最近的调查显示，广州近三成政府部门网站成摆设，内容陈旧不说，不少甚至 5 年未更新，不少电话号码业已成空号。上个月，银川市委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 “ 问政银川 ” 上曝光 19 个 “ 最懒微博 ” ，这些直属单位政务微博大多连续 7 个工作日未更新。微博会不会也像女人买衣服一时冲动大方出手，结果只穿了一次甚至没穿就弃之如敝屣。 正如学者胡泳提出的 “ 政府微博三原则 ” ： “ 直面评论 ” ， “ 请讲人话 ” ， “ 结果为上 ” 。在微博这个万人围观、人人发言的大讲堂里，如果不能从心态到语态都来一个亮丽转身，没有人 “ 顶你 ” ，那只能 “ 沉下去 ” ，成为 “ 僵尸 ” 。更有甚者，如 “ 广州交警 V” 不久前直斥市民 “ 乱吠 ” ，事后虽然归于 “ 民警个人所发 ” ，但如此警风不被网民 “ 拉黑 ” 才怪！ 其实，无论在微博世界还是现实社会，勤 “@ 基层 ” 总不会错。数天前， “ 上海发布 ” 发布 “ 周末买点卷心菜 ” ，让滞销的卷心菜卖出了好价钱，让人不禁唱起了中国达人秀上卖菜大妈的经典名曲《送你葱》。不久前的 “ 解救乞讨儿童行动 ” 中不少 “ 官微 ” 积极奔走也让人飙泪。 这意味着，在微博上和老百姓打交道，不仅要会卖萌，还要善于 “ 打捞起沉没的声音 ” 。促进对话而不是对抗，释放焦虑而不是扩大焦虑，进而促进利益诉求的解决。例如 “ 平安北京 ” 已经解答网友咨询 2 万余件，解决突发事件 200 件。 作为政务公开互动的信息平台， “ 官微 ” 要做新一代的微博女王，无非就是要勤 “@ 基层 ” ，于 “ 微言 ” 中转发 “ 大义 ” 。 (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 – 钱江晚报  付瑞生）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胡泳   崔卫平谈她初次接触哈维尔时的状况说：“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 …… 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崔说得很直白，她是由“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而发现并追随哈维尔的。崔是学文学出身，喜欢的是奥斯汀、惠特曼、 T.S. 艾略特等，然而她发现这些文本都无法使她在危机之后避免失语状态。那时的崔卫平根本不关心政治，她遇到的问题是，离开政治，她无法完成对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述。 90 年代的时候，西方也发现了哈维尔，例如，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继 1995 年写作了托马斯·潘恩的传记《潘恩：一种政治生活》之后，在 1999 年写了一部哈维尔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基恩喜欢哈维尔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市民社会（现更多地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他对 柏林墙倒塌、苏东巨变当中市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重划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扩大社会平等和自由，对国家机构进行重构和民主化。另外，作为在民主国家生活的理论家，他也对极权主义的演变非常关心，哈维尔笔下所描述的“后极权主义”，被他称作“晚期社会主义”（ late-socialism ）。 我比崔卫平年轻十岁，但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痛苦，只不过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现了互联网，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改变。但就像文学必将遭遇政治一样，技术也会遭遇政治。 2007 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做访问，撰写《众声喧哗》这本书，研究 随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分化的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哈贝马斯，追溯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旋即发现， 哈贝马斯的巨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写于 1962 年，但迟至 1989 年才被翻成英文，恰好赶上苏东引发的西方新一波市民社会研究热。公共领域在国家控制与市场化之间提供了第三个视角，迅速成为典范，哈贝马斯自己也在 1992 年承认，“这本书的中心问题现在被放在‘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的红字标题下讨论”。 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绕不开苏东经验，一个常被提到的认识是，尽管苏东国家普遍经历了极权主义统治，但它们的市民社会始终存在并顽强抗争，这才埋下了日后巨变的种子。 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要想扼杀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作为极权体制原型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于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开始调整自身，上个世纪 四十至五十 年代盛行的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发生了修订。 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文献，终于发现， 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思考对象主要集中于极权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由此我开始发现哈维尔、库隆、米奇尼克，在十年之后走上了和崔卫平相同的探索道路。 我们的发现同西方人的发现有何不同？前提仅仅在于，我们有经验——有时时受到逼迫而无法“ 生活在真实中”的经验，有自愿组织总是在成形前就被摧毁的经验 。 也因此，我们比西方学人更能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在眉睫性。 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是对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制度的抵抗，也是对日常政治的半真半假的不妥协。哈维尔从来不是一个异议分子，如 崔卫平所说：他，和追随他的我们，都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们要的是“好生活”，惟其如此，才努力建立一个“好社会”。如北岛诗云：“我是人 / 我需要爱 /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 在摇篮的晃动中 /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 在草地和落叶上 /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 我写下生活的诗 /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 访谈人： 孙珂 德国德绍国际建筑学院   （ Dessa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硕士研究生 受访人：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观察与研究者 语录版本 * 之前我们熟悉的空间是固定的、被定义所限制的空间，然而你在今天所看到的却是空间的流动性，就是边界的流动。再进一步，进入到虚拟空间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不能用原来空间的那个定义了。因为原来的“空间”它首先具有一定历史继承性，历史会给某个空间赋予特定的意义，但是进入到信息空间当中，它的历史的负载越来越少，导致这个空间的质量——也就是重量——越来越轻。 * Cyberspace 最早的定义者是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他回忆说当年他想到这个词是因为他在温哥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青少年在打街机，感到进入电脑游戏空间以后，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飘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肉体是在这个地方，但他们整个的思维、灵魂是漂泊到另一个地方的。他觉得这种空间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无法把握的空间，所以他决定必须用新的词来概括这个东西。 * 我觉得存在一个虚拟空间“反噬”现实空间的场景，这个场景在将来不仅不会削弱，还会进一步加深。换句话讲，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实体的东西进入到这个虚拟空间里头，从而我们的生活，或者叫生存，上面需要加上一个信息空间的维度，就是你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样一个纯粹的场所。 * 虚拟空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本身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 * 虚拟空间本身并非所有这些城市或社会生活变化的始作俑者，它可能会加重这种趋势，但是前提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已经把我们自己的空间弄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 在理想的状态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上网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为什么有阻碍？这阻碍不是地理的或物理的阻碍，它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建构的阻碍。由于主权国家的存在、由于它们法律的管制体系的存在，就导致上网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和纯粹的开放。 * 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以后，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我们是否可能有一个人造的上帝？等于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似乎不能全知全能的一个遗憾，最后导致说有一个可以全知全能的神圣者。现在技术给你这种手段，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交流之上，是否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神圣性”？我的确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 对于在信息的刺激下，空间本身会发生什么变化，我非常有兴趣。我认为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   孙：胡老师您好，我知道您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互联网、传播、传媒及虚拟网络、虚拟空间上，您能不能首先从您的学术角度去定义一下您正在研究的“空间”？   胡：我觉得它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吧，因为之前我们熟悉的空间是固定的、被定义所限制的空间，然而你在今天所看到的却是空间的流动性，就是边界的流动。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最早发现这一点：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在谈论所谓“非场所”（ non-place ），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谈论“流动空间”（ space of flows ） 。前者类似于在现代化社会中像机场、旅馆这样的完全没有传统的场所意义的流动性的空间，其实这时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空间边界的流动性了；但再进一步，进入到虚拟空间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不能用原来空间的那个定义了。因为原来的“空间”它首先具有一定历史继承性，历史会给某个空间赋予特定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进入到信息空间当中，它的历史的负载越来越少，导致这个空间的质量——也就是重量——越来越轻。 这种空间我们可能有很多命名。比如互联网上有个著名的词叫 Cyberspace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早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对空间的概念发生困惑，然后创造这么一个新的词，那我现在很多的工作应该是围绕这个 Cyberspace 来进行的。 当奥吉说“非场所”的时候，除了认为它没有历史，还认为它有其他重大的缺失：既 不和活动于其中的人们建立关系，更和人们的身份无关。这都是对应着传统的“场所”来说的，这种场所有三个特点：它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它具有历史；它能够赋予人们身份。然而，今天的 Cyberspace ，不仅在重新建构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且越来越成为身份认同的来源。这是我从事这类研究时感到引人入胜的地方。   孙：那从您的角度来说， Cyberspace 中发生的活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过去没有它的时候在真实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如果是有这样一种代替，那么是代替了哪一部分的社会活动？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被代替？   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享受 Cyberspace 的时候，我们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种平行空间，就是在现实空间以外的“另类空间”（我有一本书就叫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另类空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和现实世界的空间的联系不多。我知道最早提出来 Cyberspace 的是科幻小说家，叫威廉·吉布森，实际上他自己回忆说，当年他想到这个词是因为他在温哥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青少年在打街机，感觉进入电脑游戏空间以后，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飘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肉体是在这个地方，但他们整个的思维、灵魂是漂泊到另一个地方的。他觉得这种空间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无法把握的空间，所以他决定必须用新的词来概括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虽然我说传统空间是由历史定义的，虚拟空间不那么具有历史性，但其实这个空间的发展也有它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是相对短暂的。如果从网络空间本身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觉得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平行的空间，它可能是和目前的生活高度交叉的空间，换句话讲就是越来越多的原来你以为是只有在现实空间才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来做，甚至包括做爱。也因此就产生了你说的这种“替代性”的问题。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存在一个虚拟空间“反噬”现实空间的场景，这个场景在将来不仅不会削弱，还会进一步加深。换句话讲，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实体的东西进入到这个虚拟空间里头，从而我们的生活，或者叫生存（一如当年我翻译的那本《数字化生存》里所讲的“生存”），在“生存”这两个字上我们需要加上一个信息空间的维度，就是你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个纯粹的、在没有虚拟空间出现之前的场所。   孙：如果信息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对物理空间进行反噬的话，那么像一些社会活动，过去可能发生在城市中，发生在城市的公共场所中，现在他们就有可能发生在虚拟空间的公共场所中。虚拟空间中这种社会活动的激发，对目前的城市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它对城市的物理实体起着一种释放社会活动、为社会活动提供提供场所这种作用，那么它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胡：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刚刚碰到一个边。我们还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但是我觉得虚拟空间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本身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 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征服了所有的物理空间。一开始我们在陆地上，后来我们去征服海洋，所以你看到西方的霸权史是一个征服海洋的历史。为什么西欧最后会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它有“地理大发现”，它有所有的航海家，他们发现了地球的形状，他们通过“地理大发现”把自己的霸权、殖民的东西延伸到全世界。最后当整个地球被这么一种探索改写了以后，人类说我们还有无穷的探索欲望，然后就是登月、探测火星。最后你看到所有的物理空间都被探索殆尽的时候，我们就发明了虚拟空间。我们要热烈地去探索这个空间，所以虚拟空间本身的出现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 当你提到城市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说我们的城市在虚拟空间出现之前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的书《众声喧哗》中，核心在讲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变换，城市本来就存在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其实在电脑兴起之前，我们的城市本来就在发生这种变化。比如说以前孩子基本是在户外玩的，他是一种自然生长，是“野”孩子。即使不是真正的野孩子他也会到城市的公共区域去玩。城市会划定供儿童游戏的公共的场所。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趋势在走低，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父母们越来越恐惧他们的孩子在公共空间里的安全性，所以现在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回家，实际上他们在公共空间里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基本上孩子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回到家里，家里的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跟广阔的公共空间相比的，因此你会看到孩子们更多是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的，他看电视，他打电脑。 所以这个进程在物理时代里就已经发生了，你看城市的广场和街道的变化就知道了。以前比如没有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大家的购物可能是 neighborhood store 就是邻家的夫妻老婆店，你跟他们的关系也比较亲密，因为都很熟悉。现在大家都去很大的 shopping mall ，谁也不认识谁，而且是可能一周去一次，把所有东西都买回来，就是这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我说虚拟空间本身并非所有这种变化的始作俑者，它可能会加重这种趋势，但是前提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就已经把我们自己的空间弄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当然，说到虚拟空间中的社会活动，有悲观的看法，也有乐观的看法。比如马克·波斯特认为，当代的社会关系似乎缺乏一种基本层面上的交往实践，而过去，这种实践是民主政治的母体，分布在一系列场所：会场，市政厅，村庄教堂，咖啡馆，酒馆，公共广场，方便来往的谷仓，协会会所，公园，工厂食堂，甚至是街头的一个拐角。在今天的社会中，上面所说的许多场所仍然存在，但却不再是政治讨论和行动的组织中心了。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似乎将公民彼此隔绝了。但乐观者不这样看。我翻译了《比特之城》，同意作者美国建筑学家威廉·米切尔的看法：“由于全球化的计算机网络破坏、取代和彻底改写了我们关于集会场所、社区和城市生活的概念，电子会场在二十一世纪的城市中将会发挥同样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