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被中国当局囚禁二十四年的西藏知名政治犯洛桑丹增，近期以保外就医之名得以获释，但因在服刑期间长期遭受酷刑折磨，使其身体状况极其恶劣。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强烈呼吁世界各国声援西藏团体及个人为洛桑丹增提供就医机会，让他在正常的空间恢复健康与自由。 因参与1988年拉萨抗议示威活动，就读于当地的西藏大学学生洛桑丹增被当局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1994年再被减刑为十八年徒刑。 遭囚禁长达二十四年的洛桑丹增在去年下半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中国当局释放，但他已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目前正在家中养病。 设立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星期二在其网站上发布洛桑丹增获释的消息，并对于他目前恶劣的身体状况表达强烈担忧，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并提供正常的就医环境。 九•十•三运动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岗拉姆曾是洛桑丹增的大学同班同学，她于星期四向本台介绍了洛桑丹增目前的处境。 “据我们九•十•三前政治犯运动协会获悉，近期洛桑丹增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在家里养病，但具体的情况都不是很详细，大家只知道他在狱中备受折磨，身患高血压、心脏病、两眼昏花、头脑涨疼、关节炎病发严重，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身体状况非常恶劣。” 洛桑丹增是于1966年出生在西藏拉萨城关区八朗学，参与示威被捕时年仅22岁。有关他被判死刑的原因方面，岗拉姆表示：“洛桑丹增于1987年9月进入现在的西藏大学藏文系文学班学习，并被选任为班长。1988年3月5日，洛桑丹增参加了当时在西藏首府拉萨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由此被当局冠以‘反革命杀人罪’进行抓捕后，被关押在拉萨市四处监狱（今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内。1989年1月19日，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杀害武警袁石生’为由，判处洛桑丹增缓期两年执行死刑的决定。虽然洛桑丹增被判处死刑，但是他在扎其监狱（今西藏自治区监狱）内服刑期间，还领导狱友们举行了三次和平示威活动，由此被监狱管教关进禁闭室四次，一年八个月里一直被戴上手铐和脚镣。” 岗拉姆说，洛桑丹增先后被转押到多座监狱服刑，并在国际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下获得减刑。 “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等声援机构和团体的强烈抗议和支持，洛桑丹增后来暂时幸免于死刑，于1991年3月5日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刑为长期监禁；1991年4月28日，被送往现在的林芝地区扎木（波密县一镇名）当曲监狱内服刑；1994年再次被减刑为十八年有期徒刑。洛桑丹增曾在拉萨市古扎监狱（今拉萨市看守所）、扎其监狱（今西藏自治区监狱）、五支队监狱（今拉萨监狱）、四处监狱（今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林芝扎木的当曲监狱、佐纳（音译）监狱等六座监狱内服刑过，长期被关押在监狱内忍受折磨。按照中共当局判刑期限计算，洛桑丹增应该在2006年获释。据悉，之后他再次被转押到拉萨附近的曲水监狱内服刑。” 岗拉姆表示，西藏前政治犯组织方面对于洛桑丹增目前的身体状态感到非常担忧，希望能尽早得到国际的救助。 “洛桑丹增现患有严重的肾病，使身体伸屈困难，关节炎病发严重，因此膝盖骨疼的厉害，还患有心脏病。他对熟人说他经常感到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那样难受，头部经常剧痛难忍，视觉明显减弱等正处在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声援西藏组织等团体和个人，希望能够尽快救助洛桑丹增到外面寻求就医机会，使他能有一个正常的空间恢复健康和自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国排名末段，是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此外，香港因政治压力增加，也由新闻自由地区降格为部分自由地区。“自由之家”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范围的新闻自由度均有所下降。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周三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报告从媒体运作的合法环境、政治因素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以及新闻内容及发布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三方面对197个国家及地区进行评分，随后计算出总分，分数越小，新闻自由度越高。 根据报告，共有63个国家地区属于新闻自由，部分自由的为70个，而包括中国在内的64个国家地区则属于新闻不自由。其中，挪威与瑞典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并列第一，比利时、芬兰及新西兰则紧随其后。而朝鲜及土库曼斯坦均以96分排名最末。不过，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政国家，新闻自由度都呈现10年来的新低。 中国以83分排名第179，是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更被近年改革迅速的缅甸以72分超越。报告指，在2012年11月中共领导层过渡时期，对平面媒体的限制加大，有些记者因触犯审查规则，遭到遣散或调职。同时在过去两个月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和监控。 对此，前河北电视台记者朱欣欣周四告诉记者，中国的新闻自由受限主要是由于专制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这些年一直是排在倒数后面的几位，和它的政治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它的专制制度就要垄断一切，尤其是要垄断信息的传播，大家都知道，这种专制的政权，它就认为社会权力就要高度的集中，对一切都要加以控制，唯我独尊，唯我正确。这个体制完全是为了少数的特权阶层服务的，所以他特别惧怕真实的、自由的信息传播。” 朱欣欣又表示，尽管官方一直在加强对网络的控制，但由于互联网发展迅速，官方已经有些无能为力。 报告同时指，中国的亮点在于民众使用微博或其它网络工具，取得及分享未经审查的资讯、特别是有关突发事件的资讯方面，已有改善。报告认为，对媒体工作者和公民记者的暴力攻击事件比2011年减少，2012年出现的民众抗议和网络联结行动，引起新闻话题，迫使政府妥协。因此中国新闻自由的评分从去年的85分，小幅上升了2分。 不过，网名“秀才江湖”的浙江网友吴斌周四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认为目前微博的自由度每况愈下。 “禁言越来越多，以前可以说的话，今年就不能说了，就成为敏感词了。我现在觉得中国的新闻审查、言论自由是一年不如一年，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微博上封号，尸横遍野，现在已经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时期，封杀得特别厉害。以我而言，以前我是腾迅微博上有38万粉丝的加V用户，现在我就是‘转世党’了，重新注册新的微博，以前有些微博发出来都可以通过，现在发出来就被屏蔽。现在表达观点、揭露黑暗越来越艰难了。” 而香港由于政治压力的增加，从新闻自由地区降为拥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地区，分数为35分。台湾由于延迟一家电视台的申请执照，评分也比去年退步了一分，为26分，但仍属新闻自由地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一年一度的八九天安门运动六四纪念日将临，香港华人民主书院将在各高校开展「重回六四现场」的讲座。此外，方励之自传在香港出版，书中披露八九年逃亡美国的细节。 距离“六四”二十四周年纪念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香港各界开始展开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华人民主书院开展高校演讲 有团体开展相关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关心中国政治民主的华人民主书院从本周四开始在科技大学举行讲座，嘉宾包括该书院校长、八九年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八九年学联代表会主席林耀强以及当年在天安门最后离场并目睹解放军杀人的香港前记者蔡淑芳。他们在下周一还将前往恒生商学院开展演讲活动。 书院秘书长王兴忠周四向本台表示：我们就是要关心这件事，这次让大家看一个没看过的影片《亡命之徒》（内容）就是访问海外的民运人士，里面也有提到他们六四后逃亡的过程。 另外香港支联会在本月每个星期五都举行中港两地的对话的讲座，增加大陆民众对六四事件的了解，也消除中港两地民众间的政治隔阂。 方励之自传揭露逃亡内幕 被北京当局指为”六四动乱“幕后黑手的已故学者方励之的自传，周三正式公开发售。据香港《东方日报》的报道，这本自传的内容主要由方励之生前的手稿整理而成，书中披露六四当天他在体制内的朋友建议他前往“干净的地方”之后他选择了美使馆。 书中还透露，在方励之躲进了美使馆之后，中国方面拒绝和美国谈判，并公开批判他是“六四动乱”的幕后黑手。 与方励之有过许多接触交往的在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周锋锁告诉本台记者：中共建政以后，很多反抗的人都是学习物理的，就是因为从学物理追求物质世界的“普遍原则”到寻求社会公益、追求社会普遍价值，两者有共同之处。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努力。 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流亡美国的他最后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去年4月他在家中过世，让不少人感伤民运人士无法回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新疆当局派出维稳工作队进入各乡镇排查少数民族家庭的宗教信仰情况。据维吾尔族在线网站获得的喀什疏附县“宗教浓厚家庭登记表”数据显示，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工作队都做了分类，即使非宗教人员但有一定宗教知识的人，其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也详细记录在案。 据维吾尔在线网站星期三报道，近日该网站获得一套新疆喀什农村地区对“宗教特殊人群”情况的登记表。这套来自疏附县布拉克苏（Bulaqsu）乡的登记表显示，地方当局对“在职宗教人士”、“有一定宗教知识但非教职人员”、“戴面纱妇女”、“正在学经人员”以及“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等基本情况，逐一登记在案。 本台记者星期四致电布拉克苏乡政府，但无人接听，于是向当地一位维吾尔族人查询，对方证实了这一情况，但不愿多说。 记者：你们这里宗教浓厚的家庭，是不是都要被登记？ 回答：现在，嗯。 上传的多张登记册照片显示，被管控人士分类为，在职宗教人士、有一定宗教知识但非教职人员、戴面纱妇女及学经人员等。该份名为2013年度布拉克苏乡《宗教浓厚家庭登记表》，除了有被监管人员的照片，还要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宗教知识水平、家庭成员信息、社会关系以及目前的态度等。并注明是否是“重点观察”对象，是由疏附县派驻10村工作队负责。 记者致电疏附县教育局办公室询问。 记者：现在宗教人员是不是都要登记在一个册上面，基本情况都要作登记？ 回答：你是哪里？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回答：这个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记者：学生要注意哪些？ 回答：这个情况你问一下县民族宗教局。 官方未否认但不愿触及名册 记者又致电县民族宗教局查询，接听电话的官员没有否认，但称“要领导同意”才可说。 记者：现在是不是对各乡镇的宗教浓厚家庭都要进行登记？ 回答：你是哪里？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回答：你了解情况，还是要先通过我们领导同意才行。 记者：登记持续多久了？ 回答：这一块，我主要是在办公室，我还是不清楚。 记者：是不是全新疆都是这样？ 回答：全疆各地其他地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布拉克苏乡另一位维族人接受记者查询时证实，戴面纱的妇女都要被登记。 记者：乡政府对宗教信仰浓厚家庭都要进行登记吗？ 回答：是啊。 记者：戴面纱的妇女，穿吉里巴甫服的，是不是乡政府都要登记？ 回答：啊，是啊。 记者：妇女可以戴面纱吗？ 回答：我没有。 和田也有宗教信仰登记册 不仅在喀什，和田也是如此，于田县希吾勒乡的一位维族男子告诉记者，登记册在乡政府官员手中，农牧民是不知道内容的：“那个（登记册）在乡政府，乡政府知道”。 记者：乡政府是不是都有一本册子？ 回答：是，他们都有，都有的。 记者：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统计？ 回答：你明天再打电话吧。 洛浦县在去年9月下旬发出取缔“吉里巴甫”服通知称，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活动，排查蒙面和着“吉里巴甫”服人员。对蒙面和着“吉里巴甫”服人员要“零容忍”，不准他们进入经营场所。 乌鲁木齐市民王先生说，新疆各地登记宗教信仰人士的基本资料，主要是针对维吾尔族：“出问题主要出在忠实教徒这一类人的身上，他们团结，民族意识比较强烈，我想是他们（政府）想调查这些人的底细，草木皆兵，害怕出事”。 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新疆境内有987万维吾尔族人，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而其他民族如哈萨克、回、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等族也信奉伊斯兰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西安市袁雒村村民不满土地被干部偷偷卖掉，黑帮强拆房屋及打伤村民，不断到省委和北京上访，但诉求却被信访部门“退回”当地处理，村民极度失望。强拆两年来，中青年村民因恐慌、焦虑，患各种疾病致死的达19人。医生称他们死于“拆迁综合症”。 西安市未央区的“城中村”袁雒村村民近日连续三天到陕西省委上访，抗议区政府和街道办的官员，未经村委会开会讨论，强拆房屋及出售土地。结果信访办官员通知街道办人员前来拦截村民。村民代表王金亮星期四告诉本台，因为拆迁及征地，政府动工前满口甜言，但是： “到实际操作拆迁，他们没有国家的批文，没有手续，地方和街道办和村委会个别人，为谋取私利，他是倒卖土地，偷偷卖掉的可能有六七百亩”。 记者：最近有没有去省政府、省委上访？ 回答：去过，前几天去过三次了，省委的信访局的给街道办，区上、市上打电话，让下面的人来劝回去，什么都答复不了，现在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官官相护。 袁雒村有两千多人，王先生说，村务从未公开过： “地卖了多少钱，村民应该分多少钱，拆迁的过程中，没有经过村民会议，只是村民所谓的代表，相互受贿行贿，还给代表每个人几万元，你把这个字签了，这就算（村民）通过了”。 村民提供19人死亡名单 据村民介绍，从2011年4月开始“城中村改造”，到2013年3月两年的时间，村民流离借居，恐惧焦虑，集怨在心，疾病猛增。因病、吓、气愤而死亡的有近二十人，其中大多数是中青年人。村民提供的一份死者名单包括：夏玉如、王水京、郭光荣、郭二宏、贾同舍、王智成、李爱霞等，共十九人。 对此，王先生引述医生的话说： “人家医生说了一句话，就说你们得的是‘拆迁综合症’。就说因为拆迁，好多人因生气，受恐吓，心里承受不了，得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病”。 记者：你们周围有没有环境污染的因素？ 回答：没有，我们这里环境好得很。 黑帮打手出场村民受伤 村民在上访材料中举例称，2011年4月1日，突然来了二三百名拆迁人员，其中有几十名打手，头戴大壳帽，身穿假警服，手拿警棒，自称是京颐公司的职员，代表政府实行城中村改造，打伤多位村民，还扬言在半个月内将该村拆为平地。 王先生说，干部对下除了唆使黑帮打人，对上则是虚报村民人数，借机敛财： “这些都是黑社会的人，进村以后，一边给你宣传，一边威胁，打砸商铺。还有一户人家，拆迁公司的人进屋和房主协商不对路，就打人，打伤好几个人。我们村两千一百多人，他为了拆迁，虚报人口，报四千多人”。 村民说，拆迁办还封村堵路，赶走房客，断绝村民经济来源，许多人在外躲避，只留下少数老人看家。村主任王军茂等村干部视土地为私有，随意收走村民耕地。 王先生及邻居家最近被强拆： “23号晚上，黑社会的人把三户人家拆了。没有协商，也没有经过主人家同意。晚上黑社会的人把整个村都围起来，我就是其中一家”。 村民四月两度进京答复相同 4月15日村民代表王民才等到北京上访，国务院信访接待中心说，将反映的问题给陕西省发函，督促陕西在两个月以后处理。于是，他们决定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但在中南海附近被警卫人员交给西安市驻京办，被押送西安。 本周，多位村民代表再次到北京上访，其中王先生周四在国家信访局外告诉记者： “我在北京，去了八个人，希望补偿额好一点”。 记者：去国务院信访办了吗？ 回答：去了，他们说发回到省委，叫省委解决，我们没有办法，到时候上中南海，闯中南海。 记者：听说两年来很多村民因焦虑等致死，有吗？ 回答：有，主要是他们在村里打打闹闹，吓着一些人，精神也受到折磨，住在那里也不安宁，有的人不敢回家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