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

中国官员表示, 中国在进行微博实名注册制试点后，将把微博实名制推广到试点城市之外的地区，以打击传播非法信息的行为。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1月18号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的微博实名制注册还仅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将会推广。2012年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管理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微博可以进行舆论监督，有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面，但同时也容易使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一些负面的舆论、有害的信息迅速传播。 有海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实施微博实名制的举措是当局试图加强控制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最新努力。对此，总部在法国巴黎的国际保护记者组织“记者无国界”的亚太办公室负责人本杰民-伊斯马伊勒表示：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以打击互联网谣言的这个虚假前提开始的微博实名注册制可以用来查出任何发表批评政府和其政策的异议人士和网民。他们还可以靠这种实名制来监控社交网络上谁在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和看法。这种实名注册制会导致许多人不敢再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状况提出批评，不敢再揭露腐败官员等，这显然将进一步严重威胁中国网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 海外中文互联网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认为，因为微博传播信息迅速，而且信息来自底层和各方面，因此中国当局对微博自然感到害怕： “微博实际上是中共自己创造的，它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个枷锁。微博是中共为了抵制美国的两个网站推特 (Twitter) 和脸书(Facebook)不准它们在中国开通，他们就自己创造了一个新浪网的微博，现在还在测试版，随时可以关门。它想利用这个工具欺骗老百姓、糊弄老百姓，可是老百姓利用了这个工具大量地传递信息。这个信息比平面媒体、比电视媒体还要快、还要广泛、还要迅速，而且都是来自底层的，各个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反映出来，所以中共现在非常害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近透露，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人数上升到5亿1千3百万。前不久发布的《2011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称，截至2011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微博用户已增长到3.2亿，微博每天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超过1.5亿条，2011年成为中国的“微博应用元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但是，因为政府的封锁，中国网民还不能登陆国外的社交网站，如推特 (Twitter) 和脸书(Facebook)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律师自发的行业自救行动使北海一时热闹非凡，“律师团”的集体行动又出现在常熟、成都、贵阳等地。莎士比亚借他人之口说“杀光所有的律师”，想必这正是律师的可爱之处，以为他人维权为职业，却陷自己于危险境地。从北海案件之后，律师涉嫌刑法第306条罪名的案件要异地审理了，想必人们还需要律师。

关海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线索和内在逻辑 进入专题 ： 政治发展    ● 关海庭       中国政治发展就是不断走向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主要是社会人，有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制度的设计和形式，则受到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就构成了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即人、价值观和制度。其中，价值观是基础，包括政治发展的目标等因素；人，主要包括人的发展动力；制度，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发展目标、动力和手段的统一。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因此，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观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大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简言之就是“人民主权”；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的动力源泉有：理想的高尚性、利益的合理性、竞争的激烈性，手段包括政治运动、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等等，其中制度是最主要的。动机（价值目标）、动力和手段的一致性，是政治健康发展的基本因素。          一          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发表之前，这段时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酝酿和起步阶段，也是价值观的确立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就是以社会主义最基本原则为内涵的“人民主权”理念的连续性。对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继承和超越，是这种逻辑起点的基本特色。继承主要是在动机（目标）方面的继承，超越主要是在手段上的超越。通过这种超越和继承，使中国政治发展的动机和手段达到了科学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动机（价值目标）的高尚性是政治发展的源动力。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共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手段上的失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始终认为，要使党保持在动机上的高尚性和纯洁性，就要使干部不要脱离群众。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十分警觉，多次讲到：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要被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因此，他采取了几个有力措施来保证中共动机的纯洁性：     第一，通过各种途径使中共干部紧密联系群众。主要包括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的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以一部分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建立信访制度、疏通民意；鼓励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树立深入实际的典型，如焦裕禄等。     第二，建立健全干部的学习和培训制度。每个星期干部都要进行政治学习，定期到党校、大学进行培训，向干部灌输社会主义的理念和联系群众的思想。     第三，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明确规定，尽量缩小同基层群众的差别。干部级别从一级到二十三级，月工资最高500元左右、最低50元左右，并且同工人工资大体相当。     这样，就使得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从而成为改革开放最好的条件之一。我们不妨将中国和前苏联的情况作一个对比。两国改革前，苏联党政机关人数近2000万，享受明显特权的有100万人左右，这些特权主要表现为：一是高工资，最高工资5000卢布，同工人一般工资的差距是20倍～30倍。二是额外补贴，相当于工资的50%。三是休假制度。四是特殊供给制度，主要是定期供应社会上的紧俏商品。五是配给高消费的福利待遇，包括用车、住房等等。而中国党政机关人数不足400万，生活待遇同普通老百姓差距不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第一，俄罗斯有着官僚和贵族传统，中国则是平均主义的传统；第二，俄（苏）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搞特权会遭到人们的激烈反对；第三，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斯大林有着鲜明的特权意识，毛泽东则有着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两人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中共在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起点的基础。在这个起点阶段，中共主要在手段上进行了调整。这些手段主要有：一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国家法制建设全面起步。二是恢复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切实关心群众生活”，从1979至1980两年间，集中力量安排了18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三是“反对干部特殊化”，“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进一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四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领导好不好，就看“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即使在国家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1979年也为全国40%的职工上调了工资。五是解决遗留问题，“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由此，中共既在动机上，也在手段上保证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治发展的起点，一开始就将“人民主权”作为衡量的标准，使得动机合理、方向明确，加上对遗留问题处理得当，既对前30年的错误坚决纠正，又对前30年的优良传统予以继承，中国政治发展起始稳健，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以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为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制度化建设为突破口，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开始对党和国家实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在政治发展的手段上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起步，是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为背景的。当整个民族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人们都从不同角度来思考其内在的根源。其实，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问题的关键是，当“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了其中的问题，但都无能为力，仍然使“文化大革命”延续了10年，只有等到毛泽东去世、粉碎了“四人帮”，才能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经过这种阵痛，人们看到了体制和制度的作用，邓小平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表述。他在1980年明确指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其中党是关键。这个时期相继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发扬党内民主。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要加强党内监管，“不准搞特权”。第二，实行党政分开。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长远考虑，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第三，干部制度科学化。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提出用党章和国法的形式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正式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第四，组织运行的制度化。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十二大还审议通过了新党章，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重要原则。自此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法制的新进程。报告明确指出了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五，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1986年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很显然，这个时期政治发展的重点，是党的领导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党组织内部的科学管理；党和政府实行党政分开。中共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和反思，不断提升了自己的制度化水平，围绕着党自身的改革是这个时期发展的重点。     制度化的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产生理论上的重大进步。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共十三大的理论贡献方面。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使制度化走向了法制化，将“政治改革”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并制定具体改革措施：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不再设立分管职能部门的专职书记；进一步下放权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扩大行政透明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如人大、政协、群众团体、基层民主制度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此后，国家的制度化水平逐步扩展到基层。 1987年11月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根据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授权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月4日，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9年12月26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的基层组织自治制度不断深入发展。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法治建设为主线，党和国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向纵深发展。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背景，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强烈的要求；经过激烈的社会动荡，广大人民急切盼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为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发展顺应人民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政治构架。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和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中共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 199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1990年3月18日，江泽民在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的关键，“党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 ”1992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提出了完善基本政治构架（人大制度、政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法制，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改进决策机制；精简机构等重要内容。会议还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命题，并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上述成果逐渐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1993年3月29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 1993年4月24日，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同年8月10日，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予以发布，10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     第二，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十四大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 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来集中讨论和解决党的建设问题，重点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并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命题，对继续有效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会议提出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决定》特别强调，党的领导“需要以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党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要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完善基本政治架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在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中共十五大之后，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几项强有力的措施：一是进一步扩大民主。在巩固基层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的重大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2001年9月26日，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决定》强调了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几个要点：“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二、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七、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八、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九、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十一、加强对作风建设的领导”。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文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通过以上文件可以看出，强调宪法的作用，提出完善法律体系这个目标，突出普及法律的意义，是这个时期建设法治国家的三个显著特点。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这既说明了中国政治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表明了中国以后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坚强决心。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阶段：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到现在，以政治文明建设为主线，政治发展向纵深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当家做主作为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同时提出了“政治建设”的概念。政治发展、政治文明、政治建设三个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也表明了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开放意识，更向人民展现了政治发展的重要地位和明确目标。     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我国发展民主的主要道路就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以政治文明建设为主线，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不断完善，逐渐纳入到法治国家的轨道。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进“政治文明”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目标的统领下，各项政治发展的具体任务也不断推进：首先是党的自身建设。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并规定减少各级党委副书记的职数，党的领导要进一步规范化；其次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不断完善。 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不久又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并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中共十六大以后，政治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 2005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包括政治发展同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协调，也包括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治发展稳步推进。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制度建设，保持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同时，其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向深入发展。 2007年“强县扩权”、“省直管县”的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2007年11月，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信息公开要覆盖大多数机构，“原则上全部公开”，“公开程序和救济渠道”。     2007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和后来的重要讲话中，全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加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其主要内容包括：意义和影响：“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进行政治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和原则：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优势的利用：充分发挥现有制度的优势，“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内涵的把握：政治改革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全面统筹：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公平和效率，自主和开放，政治和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等10个问题统筹起来。     十七大以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政治发展稳步推进。 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了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框架，包括教育、制度、改革、加强巡视工作、加大惩治力度等内容，充分反映了我国反腐败的思路和坚定决心。 200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议事规则的决定，人大的工作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我国基层民主工作也深入发展。 2009年7月至8月，中共南京市委在363个城市社区全部采取公推直选方式，顺利产生了新一届党组织领导班子。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号召。同时，《决定》提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点也是强调改革的综合性。 2011年1月，我国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政治发展的协调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五          按照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要以“人民主权”为主线，保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30年间，通过党的自身建设，国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的政治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先从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分析，保证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看，根据最近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按5级量表赋值方法测量（5分最高，1分最低）中国城乡居民总体满意度为：     再从党和国家的法治化和制度化程度来看，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236件，涵盖宪法及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案七个法律部门；现有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90多件，地方法规8600多件，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最后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中国人民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我们仅从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来看。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2009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进行调查，在4576个受访者中，关注度排第一位的是法制新闻，占到了所有回答的14.3%。     诚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从宏观上分析，主要有两极分化、社会腐败、主流价值体系受到侵蚀，等等；从微观上分析，主要有“一把手”权力过大，对之监督不力，基层组织涣散，黑恶势力严重存在，干群关系紧张，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亟待加强，等等。按照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执政党保持善良的动机比什么都重要，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这种善良的动机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利益有一种自我增值的冲动，上述问题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导致“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侵蚀“人民主权”的理念，使善良的动机发生变化。     针对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们提出了诸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宪政改革”、“政治行政化”等种种改革方案。 这些方案都值得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但任何方案要想有推广价值，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准备，又要有翔实的经验基础，还要符合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将民主和法治统一起来，关键是既要保障个人、组织和地方的权利，又要防止利益集团干扰“人民主权”的理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为进一步扩大民主提供了保障。我国基层民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到2007年底，农村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城市有8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实行了直接选举。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人“公推直选”也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全面展开。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因为影响“人民主权”理念实现的是多种因素。因此，综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好推进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保持以“人民主权”为内涵的善良动机的基本途径，其中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这种综合性、基础性和重点性的统一，是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其中有三个环节缺一不可：     第一，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为完善选举制度创造基本的前提。中国目前影响全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主要包括人们的理性程度、自控能力、法治意识等等。要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最重要的就是综合推进政治改革，这其中包括思想教育、法治建设、实际参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是单一因素，而是综合因素，特别是人们政治素质这个重要因素，需要的是渐进的整体的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要集中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尊重人的权利。这个问题是我们政治体系中略显薄弱的环节。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参与权、知情权及发展权。中国社会还有很多丑陋现象，“文化大革命”是各种丑陋现象的集中暴露。我们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综合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不尊重人权的现象还很多，这也只能通过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二是通过实际参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稳定的确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但持久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综合素质提高的基础上的。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一定要有切实的参与和实际的锻炼。村民自治选举开始有很多问题，现在都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基层民主正在健康的发展。三是处理好政治发展动力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特别是理想和利益的关系。从根源上说，中国社会是理想和现实合一的一元性社会，不同于西方理想与现实分开的二元社会，即在现实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宗教的世界。现实社会主要靠法治，理想社会主要靠宗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调整起来有相当大的余地。中国社会中理想与现实是合一的，既要保持理想，又要允许现实利益的合理性。战争时期“革命理想高于天”，压倒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建设初期继承了这个传统，导致对正当物质享受的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承认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又导致拜金主义盛行。以理想为主导，将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二，进一步提高中共和国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为选举制度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选举是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要有严格的法律加以规范，因此，我国现在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到了攻坚的时期。再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诚然，任何社会都有腐败，关键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克服腐败的“良方”。自律机制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在自律机制基础上加上他律机制一定是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制和制度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完善和选举相关的法律，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二是在对各级领导，特别是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和制约的法律和制度上有所突破。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和监督也到了向深层次发展的时刻，诸如“选举法”“监督法”、“政党法”、“财产继承法”、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特殊岗位的审批制度、参与经济活动的约束制度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中国有这样一种政治现象：“一把手”一旦出问题，就会出现全局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既有权力来源方面的问题，也有监督不到位的问题。通过选举解决主要领导的产生问题，通过法律和制度解决对主要领导的监督问题，这些都是大势所趋，国家的法治化和制度化程度能否提升，主要难点在这方面。     第三，建立健全系统的选举制度，保证人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地不断发展，是实现政治发展基本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人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目标，因为：一是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共执政的科学性和合法性问题。中共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定要通过扩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参与表现出来。二是这个问题还是党和国家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如果没有民主，就会走向“制度”和“法制”的专制，那将比人治更可怕。三是这个问题是解决经济矛盾的突破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最好的途径，就是选举。在选举这个问题上，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选举的广度，在现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基层的直接选举要不断发展，乡级的直选要进一步推进。同时进行间接选举，试行下一级的党代表、人民代表参与上一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的选举工作。二是选举的深度，没有特殊的情况，要推广差额选举的制度，给选举人以更多的选择。三是选举程序的完善，包括候选人的提名、选举过程的监督、选举结果的确认，都要有严格的程序。     总而言之，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眼于提高全民的政治素质；深入进行制度和法制建设，着眼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逐步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着眼于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是我们推进政治发展的三项基本任务，也是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趋势。    进入专题： 政治发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2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北京党史》2011.5，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