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油罐车装完工业油未经清洗直接装食用油之后，新京报和新京报的记者韩福涛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有一些坏人在一如既往地诋毁新京报，有些蠢人也在一如既往地跟着坏人诋毁新京报。也有一些好心的人，在呼吁保护新京报和韩福涛，于是他们高度高频率地赞美新京报和记者韩福涛。
新京报和韩福涛这次的报道，或许也有瑕疵，但当然担得起这些赞美。在署名中，我还看到编辑的名字，那是一个2007年我进入新京报工作时就存在的名字。幕后的他，也担得起大家的赞美。
但是，在我这个在媒体工作了十六七年的前媒体人看来，对新京报和记者韩福涛最好的保护并不是赞美他们。
当记者的时候，经常会写一些暴露地方官场的新闻。我没当过官，也没有当官的亲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能知道那么多的内幕，必然是靠当地的“线人”，或者是说服了一些当事知情的官员，他们经说服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对这些人我是一概都不能公开表扬的，因为表扬可能暴露他们，还可能引起新闻里被曝光的当事官员的仇视和加害。
十多年前在《记者能与官员成为朋友？》一文中写到过：有时候，与某些人保持距离就是对他最大的保护。
试想，一个地方官场的官员给一个曝光地方官场的记者提供了信息，如果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公开 暴露跟他很亲近，那显然是不利于他在地方官场继续生存下去的。保持距离，并不是不来往，而是不公开表现私下的往来。只有大家都判断比较安全了，才能公开。
2020年出版的随笔集里，写过一两个过去交往较多的官员，比如《向副省长借钱》、《我不是秘书》等文，都是彼此都觉得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文章写出来后也都是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才公开发表的。
如果我们不能将新京报围在我们中间有效地护住，那高强度和高频率的赞美可能会让坏人们更加仇视新京报。
我们的赞美声只能有限地保护新京报和新京报的记者，但当下我们能立即做到的似乎也只能是赞美，我们迟到缺席太久，所有立即有效的实际行动都来不及了，只能用高声的赞美表达一种人心所向，虽然人心所向有时候并不被看到和重视。
保护线人和朋友，与保护媒体还略有不同。
保护一家刚刚曝光了权势、利益集团的报社，高强度高频率的赞美有时候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正如我前面写到的，可能会引起报复和加害。此时最好的保护，是帮助报社分担风险，更多媒体和更多人都站出来发声，将风险分散。
这也是过去媒体经常用的一种策略。过去，遇到重大敏感的新闻选题，一些抗风险能力比较差或者风险意识比较强的媒体会选择联合其他媒体一起刊发报道，而不是单兵突进，这样风险分散、风险分担。对很多坏人来说，他们有时候干坏事时会利用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比如网暴他人的网络坏人，藏在一群匿名网暴无辜者的坏人中间，它被发现和受到惩罚的几率就会降低，被发现后受到的惩罚也会小很多。对有社会责任担当的媒体来说，有时候也会用一下这个挡箭牌，将风险分散出去。
对新京报更好的保护是什么样的呢？
更多的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更多的人公开站出来发声，更多的记者写出更多涉及公共利益的报道，让这个社会形成坏人出现人人喊打、媒体报道真相稀松平常甚至媒体争相报道真相的日常氛围，那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媒体。若多数记者都在写韩福涛刚写的那类报道，若多数媒体都在刊发新京报刚刊发的那类报道，新京报和韩福涛才可能更安全。
2024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