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中共深感压力山大，于是组织学者进行研究分析，苏东学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出资出人翻译了部分苏联的解密档案，命名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套书的来头可不小，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李铁映，委员有阎明复（再加一个袁木的话就齐活了），真正的执行主编是沈志华。 这套书从1998年组织翻译，2001年12月出版，历时近4年。全书共34卷，收录了1917-1990s期间，苏联的档案文献1万多件，字数超过2000万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阅读的，在这套书的扉页上都注明以下字句：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从事苏东研究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省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级社科院及党校图书馆。 赖网络时代和新浪爱问之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下载到这套丛书的PDF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0卷，在此下载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4卷，在此下载。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第28卷，内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密档。第29卷，古巴导弹危机密档。第31卷，索尔仁尼琴的密档。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28-352页）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自1948年开始动笔，历时8年完成，他投稿给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拒绝发表。1956年，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当年11月份用意大利语出版，后来有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共中央震怒，把这一获奖行为看成是“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是煽动冷战的企图”，并且决定组织对帕氏的批判，而且“劝阻”帕氏不要领奖。 当时有一项动议是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资格，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此信读来不禁令人悲从心起。他请求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后来，帕氏又致信苏联《真理报》，承认自己的错误。违心地说： “一周以来，我看到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领奖）的通知。” 当局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忏悔、感激涕零谢恩的效果，但是要是认为他们真的从此原谅这个“迷途羔羊”，那纯粹是幻想。从此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帕氏的监控，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做过一个专门报告。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实际上，据对帕的信件实行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他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从对帕实施监控查明，接近帕的人中有不少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的恼怒情绪。” 后来苏联检察机关决定用法律手段震慑这个可怜的作家。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到必要的结论。”讯问记录显示，审讯进行了2个小时。苏联还算厚道，没有查帕氏的偷税漏税，也没有抓住他的情妇不放，针对私徳对其污名化。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后，一直在严密的监控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因病与世长辞。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卫报独家专访，回顾其在20年前苏联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称，他真该在1991年那场失败政变的几个月前退党。图片来源：Adrian Dennis/法新社/Getty Images 　　很少有政客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总与众不同。因此戈氏回顾自己当政时的六年混乱，历数犯下的错误，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在这次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指出了自己至少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他20年前的下台，还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引入了未经监管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却致使数百万苏联民众陷于贫困。 　　尽管近年来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很轻松，甚至有些开心；然而有些时候，尤其是当谈到他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或者描述起20年前将他软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政变者时，他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苦痛。 　　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迫使我跟他们打架，甚至枪战等激烈对抗，以便结束我的生命。” 　　当问及他最后悔的事件时，他不假思索的答道：“那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整顿苏共了。”他说，1991年4月他就该辞职，组建一个改良的民主党，因为妨碍了所有必需的改变。 　　这一评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早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几个月前就退出苏共。而在1995年的回忆录里，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被两股势力围堵，从而减小了他纵横捭阖的余地。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正试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革新派则希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同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期间的一次会议中，一些发言人要求宣布全国戒严，同时重启检查制度。据回忆录描述，戈尔巴乔夫当即犀利的回应道：“这样的煽风点火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采访中，对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召开了一次3个小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我并不在场。别人告诉我说，他们在会议中批评了我，并进行了漫无边际的讨论。3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回到会议中，要我打消辞职的念头。期间，中央委员会中支持我的人打开了一个列表，上面有超过100个人赞成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中央委员会复会后，形势有所降温。于是戈尔巴乔夫也就撤销了辞呈，毕竟没人想特地为这事举办一次全民公投。（因为即使他真的退了党，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好，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抛弃苏共’。”自1917年起，苏共就开始统治俄罗斯；而现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作为苏共官员的人，他们会很难想像党要是没了权力将是什么样子。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惑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但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而且当时的政局外表已经粉饰的差不多了。然而事实上，覆盖在外表下的内在却仍然破旧不堪，一塌糊涂。”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并且应该更早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正当1991年初他准备开创一个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涌现。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体系内的任何变化势必导致越发戏剧性的、无法停止的转变。鉴于这一分析，那么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天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控制权的丧失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1991年8月的政变将权利纷争扭向了新的局面。 　　苏共原定于1991年11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扭转危机”的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协约，这一协约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只是国防与外交事宜仍归苏联政府统一管理。协约于8月20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我本可以放弃这10天的休假的……我都做好飞往莫斯科签订协约的准备了。”戈尔巴乔夫如是说，“然而8月18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于是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到了谁的派遣，但电话不通。因为电话线路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弗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由于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内部分化，以及诸如国防部长与苏共高官等发起者的内部不和，而导致政变土崩瓦解，监控才宣告结束。 　　有说法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嗤之以鼻。“人们毫无根据地宣称戈尔巴乔夫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通讯，而且正是他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最终都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纯属胡扯！”他说道，“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我写一篇声明，称由于身体欠佳而放弃总统一职。” 　　软禁期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仅仅是想给他们施压但同时又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要用极端手段，那不过是外交和政治上常用的策略罢了。用计谋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动静，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荣誉，并将荣誉亲自交付与他。他做的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但是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感到政变将获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褫夺赫鲁晓夫的权利，并使得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的。我问过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答道，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十分困惑。他还指出，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聚集在白宫周围，因此当收到炮轰白宫的命令时，特种部队兵变了。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俄语中称为perestroika，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了在核裁军的基础上改善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以及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冷战的结束，世界局势向新秩序的扭转，以及不顾一切地由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等等。” 　　在他看来，叶利钦执政的9年中俄罗斯完全是一片狼藉。在这9年中，戈尔巴乔夫自己从未向叶利钦的执政低头；同样地，在1991年12月，他也没向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宣告苏联解体的合约低头。在叶利钦成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的几年之前，他就该阻止叶利钦走上这条路的。“相对于叶利钦，我可能太自由太民主了。我当初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担任大使一职的。”他说道。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官员的选举制度以及党派成员单一的选区。我能数出20条我反对的变革。”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次时长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阶段，我询问了他对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实际上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进行了一番考量，然后便十分确定地称中国发生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学习中国，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提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过去进行了改革，那么任何问题都不会发生。正是由于人民遭到了忽视，他们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国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人民群众。” 　　今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C，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的西方乐队。 　　然而，要说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在大银幕上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晓得他居然有这么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哈哈大笑。“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0年前，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的长文《苏共亡党十年 祭》，黄先生提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章刊发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今天，南方周末刊载作者由不久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所做同名报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 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科学、深刻地反思，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 　　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 　　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 　　赫鲁晓夫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勃列日涅夫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两个时间如此贴近、意义全然相反的纪念日。庆祝建党90周年后，紧接着就是苏共亡党20周年。这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必然成为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 　　20年来，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因为，早年中共就是照苏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从学苏联开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虽然从毛泽东起，中共一直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突破，但从意识形态到执政方式，两党的相似处仍多于不同处。研究苏共的失 败，也是寻找中共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同，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大量其他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是可贵的忧患 意识。 　　当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模式”，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的最后垮台。 　　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例如布热津斯基称大清洗受害者达 “5000万冤魂”，苏联当时人口不足2亿，明显经不起推敲。他们力图通过苏共和苏联覆亡，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错误”，如果不明就里，随之起舞，很 容易落入陷阱。 　　我认为，上面这种政治警觉也可贵，但如果因为西方在斯大林问题上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 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可能误入歧途。况且，把一个执政七十多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大党的崩溃， 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 　　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过一段极精辟的话：“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 ‘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 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中去寻找。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 偿，甚至会重蹈覆辙。改革开放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斯大林模式或苏式社会主义影响。经历了90年历史风雨的中共，也应能摆脱短期的利害权衡和感情因素 影响，对苏共兴亡进行冷静、科学的反思。 　　 苏共亡党祸根何时种下 　　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运最大的认识分歧之一。这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领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他的名 字，曾象征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稳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他创立的苏联式的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纠正其问题和缺陷，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 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 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面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 十年后仍积怨不消。以此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传统解释是：苏联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要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是客观原因；斯大林高估阶级斗争严重性，把党内认识分歧当作对抗性矛盾，是主观失误。因此我们一直称之为“肃反扩大化”。可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这一立论被动摇。 　　第一，“大清洗”不是发生在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尖锐、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存时，而是在苏共执政20年、最后的“富农暴乱”都平息很久以后。被清洗者不是破坏分子或被推翻阶级的成员，而是各行业的党员干部和优秀分子。 　　第二，清洗对象与党内斗争对象高度吻合，所有曾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人和党员干部，即使后来承认“错误”也无一幸免。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直接指示从 “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成员中“寻找幕后凶手”。特别是1934年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因为只有3名代表投了基洛夫 反对票，却有262名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尽管卡冈诺维奇销毁选票，宣布斯大林也只有3张反对票，但这仍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索。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哪 些代表投了反对票，谁也不清楚，绝大多数人都成为被怀疑和打击对象。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有98名被处决；l966名十七大代表 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中“消失”。 　　第三，斯大林曾密电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可以通过严刑逼供获取承认是“暗害分子”、“外国间谍”的供词。并要求快审快判，判处极刑后不准上诉、立即处决。 　　显然，这不是“肃反扩大化”，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肉体消灭党内反对者和潜在对手。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 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偶然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用对敌斗争手段对付自己同志合法化。“大清洗”要解决的，不是阶级斗争中谁战胜 谁的问题，而是党内斗争中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且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领导人大都被消灭。1.5万名红军指挥 员在战前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军团长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没有 受过这样的损失，就是投降的德国和日本的损失也比这小得多。这直接导致苏芬战争失利，并刺激了希特勒的冒险野心。 　　斯大林本人最后也成了这一斗争理论的受害者。在他把很多不是敌人的人打成敌人时，就在自己头脑中制造出更多敌人。1929年以后，斯大林深居简出， 再没下过基层。晚年生活圈子更小，“医生谋杀案”发生后，他疑心更重，甚至不看病，不吃药。独断专行的结果，是把自己和党、党内同志，甚至身边人都隔离开 了。1953年3月1日下午6时半，斯大林因脑溢血摔倒，只有警卫陪护，医生到达时竟是第二天上午8时半以后，中间超过14个小时无人救治。有人怀疑，这 是已感到斯大林不信任危险的贝利亚的故意拖延。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病危时竟得不到一个普通人能得到的医疗救助，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但如果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就错了。类似现象已跨越苏联国界甚至斯大林能影响的范围，也没有因斯大林逝世而终结。 　　l948年以后，东欧各国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处决和监禁了数以十万计的共产党党员干部，有的党减员达40%。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什么首先在 东欧掀起轩然大波？因为有的东欧领导人除听命苏联指挥棒外，还借机铲除威胁其领导地位的人。对秘密报告反应最强烈的匈牙利的拉科西，就精心策划过多起大冤 案。后来东欧首先发生剧变，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 　　和斯大林对着干的铁托，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是条受尊敬的硬汉，但对不支持他的人也毫不手软。据1987年出版的马尔科维奇的《荒岛真相》一书披露， 包括2名政治局委员、8名中央委员在内的二千六百多名不赞同与苏共闹翻的领导干部被开除出党，关押在亚得利亚海一个荒岛上。而一度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 灯”的阿尔巴尼亚，也以“反修防修”为名连续开展“党内斗争”。包括原来作为霍查“亲密战友”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被迫自杀，罪名是企图“复辟资本主 义”。 　　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受到这种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的处理上比他们要慎重得多。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的整，对 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深恶痛绝。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 抓”的政策。在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还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因此，尽管“文革”结束前“左”的 运动不断，但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不像苏联要靠死后平反昭雪。而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便成为万物复苏的盛大节日。 　　因此，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有位“文革”期间去世的熟悉国际共运史的老一辈革命家， 曾对我谈到他心中郁结已久却始终没有答案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 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这两个问题曾长期萦绕在我心头，虽不能说今天已有成熟答案，但我们已有条件站在比前辈更高的视角，去思考这些历史悲剧的成因。 　　首先因为共产党执政后，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这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演变为对权力的滥用。其次，则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 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而是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有关。历史的阴差阳错，使 得执政的共产党，未能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已达到的高度，重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而更多地吸附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用“阶级斗争”掩盖权力之争，肉体 消灭反对派，表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已腐蚀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 　　还有，共产党执政后，抱不纯目的的入党者也激增，为扫除升迁道路上的障碍，其利益便和“大清洗”绑在一起。当法制破坏殆尽，被害的不仅有反对派或被牵连的人，表示怀疑、不愿跟着跑的干部也会遭殃。一人遭殃又祸及亲族，受害者自然越来越多。 　　因此，“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 　　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曾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它在苏联就不成功，更不用说在中国了。这种政治体 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 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不幸”。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 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民主缺失、个人专断，是苏共的致命伤 　　在苏共领导者中，最有民主风范的是列宁。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其他领袖还达不到这种水平，列宁经常成为少数派。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机已经成熟，主张武装起义，可两次被党中央否决，多数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完成，现在应监督克伦斯基政府，而不是推翻它，在列宁再三要求下才通过起义决定。 　　列宁还主张接受对德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布列斯特和约，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喘息之机。而中央多数人认为签约会丧权辱国、危及人民对党的信任，是列宁做了大量工作才说服其他人。 　　列宁不靠地位和权势来压服，也不拉帮结派，总是以理服人来争取多数。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等都在一些 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同列宁有过分歧、争论，激烈地反对、攻击甚至谩骂过他；列宁也毫不客气地回击、怒斥过他们。我们读列宁著作时，经常可以感受到这位个性 鲜明、热情如火的革命家话中的火药味。他语锋犀利，又胸怀坦荡，从不记仇。即使后来事实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也不搞“秋后算账”，更不扣 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帽子。列宁认为，所有这些争论，都没有超出选择正确革命道路和策略的范围，对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党来说，这种争论不仅正常，也完全必 要。 　　在干部问题上列宁也从不搞个人说了算。他曾谈到，由于不够了解，自己是反对斯维尔德洛夫当中央委员的。但是，在党代会上，“下面的人纠正了我们，并 且他们显然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个曾被自己反对而由其他代表推选上来的人，列宁没有任何芥蒂，很快委以重任。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不幸病逝，列宁 悲痛万分，说他“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 　　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革命家沃罗夫斯基这样评价列宁：他“善于把许许多多人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就像凹透镜的焦点那样”。而列宁病重期间最“焦虑不安”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权力失控。但列宁的早逝使这一党内民主进程中断。 　　斯大林当政后，列宁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一些临时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被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剥离出来，变成所谓“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而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从战时状态转变的意见，却被有意忽视了。 　　首先，列宁提出的极端集中制或战斗命令制，是严格控制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斯大林提出：“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共产党的整个组织机构上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根本改造社会是长期任务，脱离民主的集中制就成了苏共执政的固有特征。 　　其次，列宁认为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斯大林则提出，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进而把党内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 　　再者，列宁多次讲选举制、罢免制、代表制、报告制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可斯大林提出没有干部任命制就没有党的领导，后来竟发展到政治局委员也任命。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向会议宣读了自己拟就的25人的主席团名单，没有讨论就通过了。 　　还有，列宁提出要把党内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都由代表大会选举并对代表大会负责，各级监委重点监督同级党委。 而斯大林一上台就去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中央”两字，主要任务也变成“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进行坚决地斗争”，把党内分权制衡机构变成集权工具。 　　最后，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全部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建议把 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 优势的机会。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因为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 　　其实，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对事业负责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而且，领袖的认识发展 也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却把列宁神化为明察秋毫、一贯正确的导师，把自己塑造成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忠实战友和学生，而谁反对过列宁则成为重大罪名。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办法惊人相似：先是就事论事；接着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疮疤，特别是把对方曾与列宁争论的情况都抖搂出来，说明他们一贯反对列宁；然后剥夺职权直至肉体消灭。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异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哪些同阶级斗争有联系？哪些没有联系？即便有阶级立场问题，也要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把党内正常争论夸大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滥用对敌斗争手段搞“以言获罪”，必然使理论探索无法进行，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既然全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这样诉说大家的怨气：“书记处做了大量工作，可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呢？”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他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和最终拍板权，轻而易举地排除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持反对意见者，而启用雅列夫科夫一类从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支持自己。 　　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他们认为：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一、把脉失真。二、战略失本。三、理论失魂。四、改革失稳。五、高层失和。六、用人失准。七、对内失信。八、对外失慎。九、大局失控。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怪的。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因此，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工作效率低等现象，有作风和管理机制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也是民主缺失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当然，如果大家同甘共苦、一起过紧日子，抵触情绪会小一些。可过度集权的必然发展，就是要为其领导基础——听话的下级提供更多利益和特权，以保证其“忠诚”。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余，批判老百姓向往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 　　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这类领导干部：“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理想信念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但仍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投机性更多一些，但与之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对其信仰也没有怀疑。他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 　　最后，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但也就是这同一时间，邓小平和中共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而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背景就是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1968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后，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也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苏联解体5年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就“你怎么看苏联各个时期”做过一个民调，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最好。谈得最多的，是这个时期建了16亿平方米住房，80%的家庭分到新房，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还有低廉的物价、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 　　但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赞成者只有36％，反对者却占42％。人们对这个时期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权贵阶层不仅盘根错节，利益共享，而且不以享有规定特权为满足，还要合法非法地大肆侵吞、占有和挥霍国有资产，引起党员群众的不满和讥讽。 　　有位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地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寓意是很深的。尽管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富裕了，但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了。而叶利钦以反腐败、反特权旗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兆。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因此，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际，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是苏共亡党的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不平衡所积累的矛盾，有的已非常突出，个别的甚至到了临界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能不能、会不会依靠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去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是对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检验。如果领导者搞个人专断，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胡锦涛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心中没有人民，忽视群众利益，是苏共被人民抛弃的重要原因。而中共和苏共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邓小平讲的，我们和人民的关系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血肉联系。胡锦涛强调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最充分阐发。随着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也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不久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发表的一篇网评中谈到：“说到底，网民的本质是公民。他们可能是每天挤着脚不沾地的公交车上下班的‘月光族’，可能是过年买不到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喝着啤酒唱到哭的农民工……”因此，要善待网络舆论和网民，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种心系群众的情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第三，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能不能改革，改到什么程度，都看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而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就是为改革开放树立的判断标准。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用胡锦涛的话说，只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就一定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