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茅于轼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评论家。他以其对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和贡献而闻名。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方式持有批评和不同意见。

茅于轼认为中国应该向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倾斜,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他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官僚主义,认为这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实现。茅于轼也对中国的土地征收、住房制度和经济垄断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呼吁改革和开放。

然而,茅于轼的观点和批评往往与中共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相悖。中共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强调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的重要性。因此,茅于轼的自由市场观点与中共的经济主张存在冲突。

茅于轼的批评和观点使他在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中受到限制和打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他的演讲和出版物受到审查和限制。尽管如此,茅于轼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他的观点在一些知识界和民众中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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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问答录(十一)

茅于轼问答录(十一) ………………………………………………………………… 茅先生:     您好!我从一年前开始关注您的博客,当时的我还…… > > 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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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比宴学到什么?

从“巴比宴”学到什么? 李华芳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中国慈善晚宴在“五味杂陈”中结束,并且为媒体制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巴比宴”。财富、裸捐、劝募等词汇升腾而起,在这喧嚣过去之后,是时候冷静一下,想想这“巴比宴”到底带来了什么?   中国慈善业的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富豪们行善的意愿也不用“巴比”来教。但有一件事情,是“巴比宴”给中国富豪的第一课,那就是现代公益慈善行业,绝不仅仅是钱和爱心的事情,而是一门专业的行当。现代公益慈善行业,“巴比”当然更有发言权,美国富豪的“散财”史已经超过百年了,资中筠在《 财富的归宿 》一书中详细阐释了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成因和历史,“替上帝理财的人要为他们的兄弟姐妹造福”,只有那些善于赚钱的人才最善于花钱,他们知道“钱”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何以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伊始,就立足于专业操作手法。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短短 30 年时间,中国富豪们尚处于致富阶段,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公益慈善,实属难得。市场风云变幻、政府管制严苛,改革开放固然是一个利好的大环境,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依旧诸多不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令人称赞之处在于,竟然能在这般恶劣环境下开始公益慈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专业的从事公益慈善。   不少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边做企业边行公益的身份冲突问题,企业家的天职在于最大化企业的利益,而慈善家的责任在于如何最有效的花钱,即决定资助什么项目,通过什么方式资助等。这两种职能需要区分开来,并且各自专业化。比尔·盖茨是意识到这种冲突并且成功完成专业化转换的人,这是中国富豪要学习的。   不过最需要从巴比宴中学习的,其实并不是中国富豪,而是中国政府部门,尤其是民政部。因为民政部是公益慈善行业的监管者,今天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诸多瓶颈,与监管政策紧密相关。一是主管单位的限制,二是资金门槛的限制,这双重限制是目前公益慈善行业没有迅猛发展的症结所在。   美国的 NGO 发达,其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扶危济困,而且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尽管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大致上 NGO 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 8% 到 10% 。这还不包括大量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对 NGO 的限制变相使得中国的就业难问题少了一个重要的解决出口。而这本来有可能成为民政部的重要业绩,现在反而是民政部得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脸色行事。造成这种窘境,多少是民政部自己的责任。因此如果民政部能放松对 NGO 设立的主管单位和资金门槛限制,为 NGO 设立发展提供更多便捷服务,将会极大鼓励 NGO 的发展并提供广阔的就业前景,也改善民政部在国务院系统里“只知道伸手拿钱”的尴尬处境。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可以从巴比宴中学到的,那就是从事公益慈善行业,必须首先要保护私人财产。 茅于轼 说要保护富人的财产,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茅于轼后面明明还写着一句“也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很多人视而不见。这多少有点“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意思,制造贫富之间的相互仇视有助于转移对监管者的愤怒,但却会增加贫富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敌视情绪对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最终会让监管者搬起石头砸脚。不过耐人寻味的是,监管者,不管是民政、质检、还是宣传等,都热衷于玩“搬石头砸脚”的游戏,把自己一而再再而三推上“愚蠢演艺台”。   比如说, 宜黄有户叫钟家 ,家有大屋楼三层;本是富庶有余人,强拆少补反落贫。也就是说,本来如果财产得到有效保护,很多人其实过得还不至于陷入贫困陷阱,但恰因为财产保护不力,使得这些原本不需救济的人变成了公益慈善行业需要救助的对象,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时“被捐款”、“诈捐门”等经常出现,也表明了财产保护无力的现状,“被捐款”是对捐款人的财产的保护不力,而“诈捐门”则是对受捐对象的财产保护不力。   冯仑参加完“巴比宴”,总结说:“ 这三件事——捐款、成立公益基金会、增加并保护财富,都得做,并且做好。 ”我觉得除了捐款这件事情和个人有关,其他两件都是监管者的问题。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公益基金会及其他形式的 NGO ,民政部责无旁贷。而保护个人财产这件事,重要性自不待言,关键是要“给力”落实,不然什么富人、什么公益、什么捐款,就都是“浮云”了。 同题 文章刊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16日 。 附: 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指出官方害怕民间慈善的原因是“民心所向的竞争”。见 William Wan ,  China’s wealthy ponder whether to help others ,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6, 2010. 作者系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更多相关文章: 问“裸捐”是否可行 推广壹基金成功经验 中国富豪难行善 中国慈善之殇 慈善资本主义是否可行 财富的归属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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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坏事

茅于轼似乎是主流经济学界的道德典范,以“好人”著称。我几年前批评他“为富人说话”、“保护富人”的观点,被报纸的编辑部枪毙,为此还闹出点风波。可见左右护驾者之多。拥茅者铁铮铮的理由是:人家茅老为穷人办小额贷款,你办过吗?没有这样身体力行,怎么 有资格批评人家? 这种论调,多少有些邪门。茅于轼是个经济学家,或者说是位文人墨客。他主要的社会影响,在于他的言论。至于顺手经营些小额贷款,毕竟规模有限,影响的范围比起他那个“保护富人说”来,显然是望尘莫及的。不过,那时他口口声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表面上还算平衡,顺便也是为穷人也说了话的。可是,如今盖茨巴菲特到中国劝富人捐款 ,这位茅老 赤膊上阵,为不舍得捐的富人说话: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呀。在美国当富人光荣,是学习的榜样。中国人则仇富,露富危险。言下之意,美国人对富人好 ,富人回馈社会也很厚道。中国慢待富人,富人不捐也是中国人自找。 可惜,茅于轼对美国过于理想化了。卡内基算是带头裸捐的富人吧。他和他那一代富人,频频被社会攻击为吸血鬼。茅先生别的不知道,“强盗贵族”(Robber Baron)这个词总知道吧?这个来自中世纪欧洲的仇富词汇,在卡内基时代十分流行。这代大亨的道德压力非常之大。连共和党的总统罗斯福都加入了对他们的攻击,代表社会向富人要求“公正交易”(square deal),并明确地说现在的交易不公正。一位研究卡内基这代富人的学者最后总结说:这代创立了美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大亨,面临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猛烈攻击。但总得来说,他们面对这些攻击非常有理有节,没有愤激,并且探索着把财富回馈社会的理性途径。即使是盖茨巴菲特在美国也并不能免于攻击。相反,他们也曾遭到“逼捐”,也被骂过为富不仁。当社会对财富建立了这种期待时,才会有更多的富人在行为上遵循这种期待或者公德。 中国真是露富危险、甚至越捐越危险吗?如果真是如此,中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呢?中国的富人不仅是在国外买房子买地、置办二奶村,在国内也毫无含糊,乃至办个红白喜事就悍马成 队堵塞公共交通。谁管得了?他们若无安全感,怎么会如此嚣张呢? 盖茨巴菲特来华,并非空手而来。盖茨基金会的业绩早已有目共睹,其宗旨和 过去的许多基金会不同,主要是为“穷人办事”:从第三世界的艾滋病,到美国贫困学区的教育,到处能看到盖茨基金会的影子。这一套办法如果搬到中国,哪怕是跟着人家学到几分之一,许多穷人的事情就办成了。茅于轼那个小额贷款 ,相比之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如今呢?他靠小额贷款挣得点“人格”,然后拿着这点小本钱为不捐款的富人辩护。这是给穷人办事,还是坏了穷人的事?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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