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 作者:高超群 被查看: 385次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历程。 [①]在1989年之前，中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要不要改革。保守还是改革，这种争执非常尖锐，导致了两届总书记的非正常离职。1992年之后问题变为：要什么样的改革，学者们纠结争论的问题是“左的还是右的？”。正是在个时候，发生了体制内外的断裂。在体制内保守派和激进改革派，特别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力量都被清洗、或者边缘化了。体制内实现了短暂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场化。这个时期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体制内的市场改革派，是主流。他们基本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埋头政绩，很少关注体制外的争论。体制外则分裂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对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新左派，他们基本只是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行为和实践作出评价。   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共识并不稳定，当时这些改革派大多在内心中相信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的逻辑前进，而是发生了逆转。于是产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坚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认为应该更稳妥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模式，没有必要实行政治改革。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个背景是，从2008年以来改革本身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体制内而言，其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精英们开始争夺改革的主导权。或者更坦率一点说，他们是要争夺改革的胜利果实了。就体制外而言，许多人认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个方向的有意识地、不断地变动的话，改革已经死亡，已经被维稳取代，维稳就是要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承认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现实的政治分析中，人们还在延用旧的分类方法谈论中国的政治派别，“保守、改革”、“左右”。这些分类方法已经不能反映今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它常常会带来混乱。比如：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经济垄断和政治强权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层、呐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包括支持劳工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人。也有人用XX党和X派这样似是而非的分类方法来认识中国的政治。这种分类的错误在于将短期的权力联盟，看成长期的政治分歧。事实上，即使在XX党内，也有不同的主张，而X派的主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显然，这样的派别只是权力派别，不是政治派别。他们的争斗只与权力的份额有关，并不会对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真正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分类方法来重新描绘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本文主要谈论的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也是当下中国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众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虑。   笔者将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分为四种，主流社会分为两个派别：温和国家主义派 [②]和自由市场派，此外，还有两种比较边缘的思想派别：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 关于本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与观念的关系。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斩断了束缚着我们的种种意识形态、道德枷锁，释放出了人的欲望，从而创造了30年的经济繁荣。但它也斩断了人和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重新塑造精英和大众的心灵、气质以及政治态度，逐渐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的形态及其分布。因此，离开利益谈论政治和思想，在当下的中国无疑是幼稚天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运用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来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是恰当的，事实恰恰相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城乡差别、贫富分化而加剧，在中国阶级意识仍然非常淡漠。这是因为，利益成为个人价值的核心，每个人通过捍卫自己的利益来表达和捍卫个人权利。利益使个体更加独立，而不是使他们更为凝结。因此，单单依靠利益本身，社会并不能自发整合，也不可能产生政治派别。必须借助观念的塑造，这一过程才能展开。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当注意到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塑造，并且逐渐整合的过程，而不应简单地以为它们中的一个决定了另一个。   可以观察到的是，利益与主张的结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从纯粹的思想分歧，落实为非常具体、切实的利益斗争。这将会使思想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真实，而不再只是知识人茶杯里的风暴，或者私下的牢骚。换句话说，利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们只是呈现两者初步结合以后的结果。   随着利益越来越凝固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进程也会逐渐加快。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思想自由或许会面临更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被迫要在这种思想格局中选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选择你并不完全信服的某种立场。   一、温和国家主义者   这种思想的倡导者，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一部分官僚集团、特殊的高层政治集团的结合。从1992年以来，这个联盟在利益上逐渐坐大，并开始形成稳定的主张。但他们始终遭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抵制。虽然他们握有巨大的资源，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拥护者，只要在公共领域稍一露头就会遭到严厉的抨击。不过，他们成功利用了人们对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不满，对整个社会依照金钱的力量来重新等级化的不适应，以及市场、利益关系对中国人熟悉并倍感亲切的人伦关系的伤害，成功扭转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颓势，并进而在权力格局中挤占了自由市场派的地位，开始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虽然他们自己也是那些他们批判的现实的制造者之一。在今天他们开始尝试阐述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有意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诡异的是，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竟然是来自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受到最严重剥夺的阶层，以及一些曾经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与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结盟，使他们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被动局面，而这些左派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最激进的底层利益维护者变为最保守的垄断阶层利益维护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最有可能收获改革成果。这种政治主张与也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契合程度最高。   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想往伟大国家，从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地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鼓吹民族优越论，程度不同地肯定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温良恭俭让的人伦关系，乃至认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以自然和谐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将为人类提供新的人和自然关系。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并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荣，批判市场和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治，强调在统治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   在经济上，他们强调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保证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应该加以保护和支持。并经常以此为由反对外资企业与民营经济，认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后者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黑心资本家的温床。同样，他们支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集权式中央政府。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倾相比，他们的社会政策则相对左倾。他们认为应该给下层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强有力的保护。在收入分配中更为倾向底层，但反对弱势群体的自我壮大和成长。同时，他们正在尝试建立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动员民众，并以此来削弱法律和市场对整个社会的重构。这种动员主要表现在宣传手段和文化主张上，强调对劳动大众生活的反映和对他们的价值观的重视，并试图用提供保护，来换取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压制其他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间阶级和民族资本。他们也呼吁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层的倾斜。   温和国家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试图将民众愤怒的祸水西引，指向精英群体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导者的地位。   支持他们的民众有两种心理动机。一种是在整个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遭受到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受这种心理动机支配的人往往是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民众，只是希望获得复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这些民众对于政治并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他们也并不真正的支持某种特定的政治主张，他们很有可能是最不怀好意的看客和围观起哄者。   另一种心理动机则更为深厚：相信一个至善的统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数民众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心理动机的影响，他们对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深怀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们对于获得“特权”比对于“普遍权利”更有兴趣，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领袖、党派可以给“好人”以“好报”。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对他们而言是过分遥远的，无法祈求的。而强人和政府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   这个派别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治“台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们要面对的现实或许会使他们的主张大打折扣。因为：1、这种主张需要的动员力量，特别是中等阶层和官僚系统的支持，是当下这个温和、唯利是图的社会所不能提供的。特别是经过30年理性化、技术化转型的官僚集团，对于过份理想化诉求有着天然的排斥心态，或许不久的将来，官僚集团对这种主张的抵制和疑虑就会显现。温和国家主义者怀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雄心，却很可能要面对意大利式的社会状况。2、虽然支持这种主张的政治精英曾经深入底层，但与第一代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并不真正打算动员民众、服从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他们怀着一种统治者的心态，自以为深悉民众的各种弱点，也懂得如何毫不手软的利用这些弱点。底层民众仅仅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方向，他们不会用自己巨大的力量为底层民众的未来开道。他们这一次很可能只是对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失败模仿，就像拿破仑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开创出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新局。3、好大喜功，过分自信，会造成他们的轻率盲动，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天然弱点。长期以来他们对在内政和外交上无所作为的执政者心存蔑视，早想一展雄图。更何况他们天生的热衷大战略、崇拜英雄和强者。4、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经济主张之间有着巨大分歧，国营经济体系显然不能作为伟大国家的基础；更为致命的是，在他们的上层精英和群众基础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满足嗜利的群众分享国有经济体系好处的愿望？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利益调整，更需要复杂的制度变迁。5、统治阶层虽然因为既得利益或者自满心态，会满足于现有体制。但因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行政和党务部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都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诉求。试图用建设伟大国家的理想，来重新塑造这些利益主体，抹平他们的利益差异，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浪漫。   但是，这个派别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1、从内部讲，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整个社会有一种濒临崩溃的危机感，官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这种主张成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鲜明、也最建设性的一种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从外部讲，中国国力的增强、再加上百年来的历史恩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使得中国人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急剧上升。此外，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频繁、日常，如何在这些矛盾中捍卫国家利益、提升中国的国家地位。这种主张的回答最为清晰、最富吸引力。   二、自由市场派   这个派别大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为持久的一个了。他们的基本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这种主张从未得到官方认可，但它始终承担着为改革提供方向和评价标准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领域。这种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的全民信仰，现在基本演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旗帜。近年来，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他们的思想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简单地说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视选举民主，特别重视法制，主张社会自主发育，反对政府过度介入社会本身。在经济上主张市场化，非常激烈地反对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在文化上他们重视个人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他们主张对每个个体的尊重，特别是对每个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对外关系上，通常比较亲西方。   但对于以上这些主张，他们通常都不能决绝地贯彻。虽然不满专制，对于专制的现实，却有很高的容忍度。因为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能力改变现实，还经常出卖他们当中的激进者，划清自己和他们的界限，从而导致了那些激进者从他们当中溢出，成为政治民主派。虽然主张法制，但每当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时候，往往会动员各种资源，寻求特殊保护。虽然主张保护产权，但对于别人的利益保护，却并不那么在意，有时甚至还加以蓄意侵犯。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主张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动，并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助长其成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这种主张深入大众，尤其是在媒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大部分官员在私下都会高度肯定这种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处理具体的行政、司法事务时，都会尽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为改良他们工作的方向。   虽然媒体与体制内官员都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未成为同盟，他们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场上却尖锐对立。这种情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并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对立，媒体对体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来知识精英的对立情绪也无法消除，只能部分缓解，而政治精英逐渐地对知识精英与媒体也丧失了政治信任。经过长期对峙，二者渐行渐远，结果是：前者丧失了影响政治的能力，后者丧失了舆论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温和国家主义派主张的官员，开始反思自己先前对于自由市场的过份信任，并努力寻求新的合法性依据，探索新的出路。主张市场改革方向的官员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指责与反对的对象，有时甚至会腹背受敌。他们无力开拓新的改革领域，却要为改革的所有问题买单。这一派别从改革伊始，就始终遭到来自体制内的质疑，因此，体制内的质疑并不能削弱他们，反倒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或许来自于民众的不信任，媒体的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主张本来就是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悖的，是为了百姓、未来中国的。而且，长期以来来自民众的道义支持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今天却遭到唾弃，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正是因为民众支持的弱化，使得他们极为现实地寻找新的支持点——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其主张与利益之间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总体来说，这种主张由于其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他们也许很快就会从改革的主导者，成为旁观者。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仍然广泛存在，甚至在权贵阶层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经过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动员力开始下降。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它未能实现组织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呈现出一幅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惨模样。   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他们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们本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纲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为民众的领袖。但他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或许在内心里，他们也在期盼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为他们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吧。他们从没有想过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于温和国家主义派的逐渐得势，这种主张从一种隐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为一个单独的派别。它的作用在于凸显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主张的内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温和国家主义派，或许因为后者是以反对派、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边界。而自由市场派似乎还没有在这个挑战者面前清醒过来，它还在用老的办法，比如指责对方反对改革，来打击对手，而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针对如何实现强大国家，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等等问题）、组织收缩（在政治上，与温和国家主义者鲜明决裂，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对改革有怨气的民众）。因此，这一派别下落的态势似乎还没有终结。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减，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穿透力；对于种种掩盖真相，打压反抗者、侮辱受害者总能感同身受，常常自发援助围观，有时甚至能对事件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媒体的有力支援。同时，他们往往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形成友好同盟，从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到中小企业的自发组织都会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   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他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派的激进形态。与自由市场派强调利益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权利。权利与利益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着鲜明差别：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各自依赖的阶级基础则有很大差别。他们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动力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派，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与温和国家主义展开有效论争和争夺群众的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采取种种抗议行为捍卫产权、公民自由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他们很少得到来自自由市场派的资源和道义支持。   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则是这种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前景必然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总之，与20年前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坚韧。他们不再对上层给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众的认同，在精神上较为自足和独立。   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最为接近中国现实的政治派别，因为他们不鄙视民众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场。随着政治分歧的加剧和演化，这个派别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会非常容易。而这两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将使两者形成巨大的互补，其政治能量将大大增加。   四、社会革命派   这个派别就是通常所说的毛派，其活跃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之后。虽然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政治谱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泽东、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组织和思想联系。这个派别因其激进和偏狭，基本上完全为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激烈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这个过程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形成了对工农群众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并认为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将是改变现实的有效手段。其活跃分子多为老特权阶层及其后代、国营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表面看起来，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对其拥护者而言，仅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是否重回毛泽东体制，是否要展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否要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们并没有太多认真的思考。民众只是不满当下的腐败、贫富分化，以美化过去的方式来凸显当下的邪恶。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系统地理论努力，这种努力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呼应。   在网络上和舆论上，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特权腐败的厌恶情绪的一种宣泄。而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收割。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主张都能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所覆盖，而后者又有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行动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对自由市场派的斗争中，他们和温和国家主义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处也在于，随着温和国家主义派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将与五毛党越来越难以区分。也越来越难以真正站到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说话。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很多人依然同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和社会革命，而不自觉两者之间的天堑鸿沟。但当社会冲突更为激烈尖锐的时候，尤其是当温和国家主义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派别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会追随温和国家主义，另一部分会和政治民主派结合在一起，成为底层的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在言辞上极为激烈，行动能力却很难低下。甚至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与真正的底层抗议者很少结合。因此，虽然他们的面目让整个主流社会震惊，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这个政治派别完全依赖民众的兴起，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不具有掌握民众的能力。   五、打开政治的大门   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现在精英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矛盾。但这种分歧只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如果精英之间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的话，民众将涌入政治的场域，其前景将是民众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精英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他们始终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张力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顾、平衡多种利益诉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执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缚。最为经典的政治组合就是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政治合作。但随着利益集团逐渐成形，各个集团之间逐渐丧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旧有的处理利益冲突的机制、政治威望、意识形态渐次失效。精英们开始尝试动员民众。而民众正在由犹疑的围观走向试探性的呼应，正在从克制上访、有限泄愤，走向有意识的报复和破坏。   如果精英们不能再依照旧有的游戏规则决定中国的未来：在华丽会议桌下拳打脚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过协议，一旦动员民众的大门打开，政治的未来就不完全取决精英集团。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的、金钱的、思想的资源，也就必须经受民众的考验。谁都知道，精英集团的公开分裂是政治变革的开始。一旦这扇大门打开，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结局并不一定就是惨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所有这些政治思想，都有着伟大的传统，他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对错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间没有高尚低贱一样。或许我们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学会理性的解决冲突。不过罗马人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从这点上讲，我是乐观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在不争论、政治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的。但事实上，自改革以来，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的政治，始终充满分歧和斗争，极具张力，有时冲突还非常激烈。这种政治争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改革得以实现和推进的前提。这也是中国与东欧国家、以及一般威权国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政治斗争的性质、模式和意义，现有研究还非常薄弱，我们尚无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  [②] “温和国家主义”这个概念，最初笔者使用的概念是“温和法西斯主义”，其灵感来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时代”的提法。很多师友对这一概念提出了颇多质疑，并认为应该用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提法。对应于现实，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威权主义都不是那么准确，很难做到名实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国史的学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国家社会主义更为复杂，其所指非常明确。经过权衡，笔者放弃了“温和法西斯主义”这一提法。当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③]虽然受自由市场派影响的人群数量和范围都非常广大，但因为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未来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且始终未能得到公开表达的空间，只能用影射、私下传话等扭曲的方式传播、沟通，因此这些主张者很难产生集体行动，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连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这是我们和台湾以及其他东亚民主国家的重要差别之一。     (责编：YeLin)

刊于2010年10月15日 香港明报 2008年11月底的一个周六，我与崔卫平、徐友渔、郝建约在一起餐聚，我先到饭店等候，却看见晓波也一起来了，我知道他每周六都要打羽毛球，有点诧异他的出现。坐下后，晓波掏出一叠纸，上面是打印的《零八宪章》文本，此前，我已经看过并签署，另外三位应该是第一次见到，晓波随即讲了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外世界人权日在即，想邀请大家一起表达一下政治理念，很快，三位先生均表示同意，在座都是擅于表达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开始就其中的具体条款展开了讨论，甚至是争论，崔卫平尤其认真，还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宪章的打印文本上。 待讨论完毕，签署名字后，晓波也没有与我们一起吃饭，就匆匆起身去打球了。在座的各位也很平静，只觉得这是很平常的行为，一来《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其实很平和，并未超过在座各位平时的表达尺度，一来觉得这样一个文本的发布，甚至不如大家以前参与过的其他文本更能刺激执政者，诸如六四、西藏、奥运等问题的公开签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晓波。更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刚才所参与的行动，会将晓波送进监狱，判上11年，当然，更不会想到，晓波会因此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说到晓波，戴在他头上的最显著标签自然是异议人士，但在私下的接触中，他更像是一名文艺学教授，几乎每次聚会和饭局，晓波津津乐道的主题都是电影、小说，甚至是诗歌，然后才是最近的政论观点，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在谈论文艺的时候，晓波不仅显得更有兴趣，表达也更加生动和活泼，不愧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文艺学的博士。要说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平时的交往中，实在难以浮现出这样的想象。 然而接下来就是对晓波和祖桦的抓捕，祖桦被释放了，晓波却还在里面，《零八宪章》运动也因此而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动力，一批一批的签署人喷薄而出，作为朋友，自然为晓波的处境担忧，大家也都在议论可能的结局，乐观者认为，六四运动二十周年这个敏感日子过后，可能会释放，悲观者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人将被抓进去，以遏止宪章运动的发展，然而，二十周年过去了，等来的是晓波被正式逮捕的消息，看来，他将为《零八宪章》运动独自承担刑责，唯一的区别是刑期的长短而已。 显然，执政者不仅在意《零八宪章》文本中蕴含的挑战，更在意发起《零八宪章》这一行动本身。越来越多的签署人的涌现，表明民间不但有走向联合的意愿，而且呈现走向出联合的趋势，对于专政政体而言，将民众分割成孤立的个体乃是其统治的基础，任何走向联合的努力，都是不能容忍的挑战，并将遭到执政者的惩罚。这个惩罚，即将降临到晓波身上，在那段日子里，每次邀约朋友和刘霞相聚，心里怀揣着这个判断，一面却又试图宽慰霞姐，总是说不出的难受。 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长达11年的刑期，在那个日子，我和许多人一样流下了眼泪，不仅为晓波，也为这个国家感到悲哀。执政者再一次向社会表明了自己的顽固，拒绝了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这个社会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民众会放弃权利和自由的追求，重判晓波预示着，民众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努力，将遭遇到顽固的压制，展现为悲壮甚至惨烈的进程。这样一种局面，谁也不愿意看到，但在那个日子，却显得似乎难以避免。晓波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刑期，但是，他为之奋斗的自由运动却不会停止。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预料，重判晓波并没有吓倒已经觉醒的民间社会，就在重判晓波的当天，就涌现出了更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也有更多的人理解了晓波的价值，理解了《零八宪章》的意义：必须无畏地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和政治愿景，还必须与其他公民一道，为权利和愿景而努力。近一年的社会进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士更为勇敢无畏地站了出来，在416的福州街头，在一个又一个的抗争场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饭醉场合，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公民勇敢地走到了一起，为着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而努力。这表明，21年前六四惨剧之后陷入低潮的中国自由运动再度焕发了生机，《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民间走向联合的努力，在持续获得成长。而在这当中，无可否认的，晓波以其持之以恒的努力，发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自由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没有争议的旗帜。 让人惊喜的是，国际社会也体认到了这一进程的展开，看到了中国走向自由的新希望。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晓波，不仅是对他个人坚韧努力和卓越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为之奉献的中国自由运动的鼓励，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21年来最为高兴开心的一天，那是因为，这个奖也浓缩了这21年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牺牲和所有的眼泪，它属于刘晓波，也属于21年前付出了鲜血、生命和自由的先驱，属于如晓波一样长期坚持抗争的斗士，属于投身于中国自由运动的所有人。这个奖，属于重新出发的中国自由运动。                    

近年來，國進民退之說頻繁被提及，隨著財稅收入增長率連年大幅超過GDP增速，國富民窮也日漸成為常用詞。復旦大學教授韋森在談及富國窮民時認為，當今中國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征化事實為“四化”︰即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在加速，中國經濟的證券化在受阻，中國經濟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強，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正在被扭曲。 事實嘲弄了一廂情願的“目標” 這一看法，與相當多人士長期的期待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一九九二年確定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以來，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都將改革的目標定位在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一段時間內，不斷涌現的市場化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這一目標想像，至于依舊保留的行政控制和高比例的國有經濟成分，則被看作是有待進展的領域，將隨著市場化的進展而不斷克服，或者是正在過的“大關”。 然而，事實無情地嘲弄了這種目標想像。吳敬璉等經濟學家一再鼓吹的“大關”沒有絲毫要度過的跡象，相反，卻出現了韋森教授所言之“四化”，對此，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利益集團的出現乃是主因，中國正日漸淪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由于權貴利益集團對國家政策的綁架，導致利益偏向于特定利益集團，拉大了貧富懸殊。不久前，鳳凰網發起“中國往何處去︰四大利益集團綁架中國”的討論，認為當前中國有壟斷國有企業、政府部門、官商勾結和身份血緣等四大利益集團，共同綁架了改革，即屬此論。可事實真是如此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執政當局一再重申的是“保持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即使在確立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後，“抓大放小”並舉，進而“做大做強”也是從不諱言的政策指向，在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應對所謂七大“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明確宣示應由國有經濟保持絕對控制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此外，金融行業等資源配置的核心部門，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依舊保持著行政控制。此外，在社會領域，無論是教育、科技、文化還是衛生系統，也均由事業單位保持著絕對的控制，民營單位僅僅起到幾乎微不足道的補充作用。 上述事實表明，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目標想像僅僅是部分知識分子的虛構，而從未成為執政當局的選擇。前三十年全能體制運行的失敗表明，不引入市場化也是死路一條，可是，如果引入市場化，又有可能失去對經濟運行的控制，尤其嚴重的是，如果按照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方向，那麼，政治體制就必然要由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專政體制轉變為由社會制約並對社會負責的憲政責任體制，而這是鄧小平和陳雲等人所無法接受的。鄧、陳兩人所共同規劃的“兩個基本點”表明，引進了市場化，同時將其發揮的作用圈定在了一定範圍之內，才是其意想中的改革目標。 經濟以維持專政體制為要務 楊繼繩的《改革時期的政治斗爭》一書中曾引述過陳雲對趙紫陽的一句話︰“中央的政治權威需要經濟權威做保證”。以我理解，所謂政治權威不僅體現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更體現在執政當局與社會的關系上，為了保持專政政體對社會的全面和絕對控制，不僅需要行政權力不受監督，拒絕政治改革，也需要在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上保持控制力。但是，難以克服的問題在于，如此片面的改革勢必會出現行政體制、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的低效、浪費和腐敗，相比民營私有經濟的效率和節儉，如果不加以逆向的調整，民營私有經濟的比例終將超過國有經濟，而低效、浪費和腐敗的行政、事業和國有企業，也終將不堪運行。 因此，為維護專政體制，就需要在引進市場化的同時，運用權力干預市場，為了抵銷國有經濟相對于私有民營經濟固有的低效率，並長期保持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既需要從行政上管制、設置壟斷，于是，隨著市場化的深入“行政控制化在加強”，當然也就會出現“市場化進程正在被扭曲”，同樣是為了這一目的，還需要同時運用通脹和低利率相結合的組合拳，源源不斷地從民營私有部門吸取經濟資源，並轉運給國有部門，于是，就出現了長達三十年的貨幣相對于 GDP增速的超發，以及為達成這一目的，而必須保留對金融部門的行政控制，拒絕金融體制的根本性改革。 如果上述的分析成立，那麼，中國經濟的走向就不是受什麼利益集團的綁架，而是服從于維持專政體制的政治意圖，所謂的利益集團乃是這一意圖的派生產物。 進而，無論是權力支持的國進民退，還是長期貨幣超發效應下的國富民窮，其實都是這一昭然若揭的政治意圖下的陽謀一場。  

著名媒体人及时事评论员长平 1月 27 日下午被要求完全辞去南方报系之工作，近段时间以来，除长平外，此前还有《成都商报》劝退殷玉生、开除龙灿，《时代周报》劝退彭晓云未遂而让其停职，等等，而让笔者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南方都市报》分管评论的李文凯的调离，由于李文凯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自己并没有太多写作，外界对其所知不多，然而，评论界人士都知道，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能够独树一帜，李文凯是事实上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李文凯被掉离表明，针对长平的举动，很可能只是整肃南方报系的步骤中的一环，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环。 长平的发表平台主要是国内平面媒体，一度在《金融时报》网络版有专栏，其文章具有鲜明的自由化色彩，但很难称得上出格，即使那篇引起渲染大波的针对314拉萨事件的评论，除了不合时宜和不归正统之外，也没有什么足以上纲上线的地方。在我看来，两年来，针对长平的持续攻击，与其说是因为长平的某些具体言论惹怒了他们，不如说与司马南针对《南方周末》512震后系列评论的持续攻击一样，都是一个更大企图的一部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通过如此罗织拼凑，得出“南方报系”内存在着一个追求普世价值的团伙的结论，进而为整肃南方报业的舆论导向创造条件。 所谓南方报系，窄义上应指南方报业集团，虽为党报集团，却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旗下的《南方周末》有着追求政治改革的自由化倾向，新兴的《南方都市报》则明显地面向广东地区的新兴社会阶层，反映其利益和需求，此外，旗下的其他一些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也有着类似精神上的共性；广义上的南方报系，则包括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扩张的成果，如北京的《新京报》和云南的《信息时报》等合作兴办的媒体，因为是合作办报，这些报纸在理念上当然与南方报业集团的其他媒体近似。或许，还存在更抽象意义上的”南方报系”，由于南方报业集团的成功，曾供职于南方报业的人士成为了各类新办媒体的挖角首选，出身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广泛分布于各类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带到了各处。   很难精确地定义出南方报系媒体及媒体人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上的共同之处，但大致而言，应包含以下内容：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总结而言，则主要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求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应该说，这样的陈述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仅没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不用说触犯红线了，甚至，这些内容都曾经在一定时间段内，为中共官方所倡导，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甚至是有利于现体制的。客观地说，南方报业集团本身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报业的这种倾向却日益成为了体制的异己力量。邓小平路线始终强调两个基本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政治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被体制系统地输送给了各类既得利益者，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体制的共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种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为一种维护既得利益体制的论述，其目的在于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则是拒绝体制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   这种论述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现体制的合理性，证明了现行政治体制并没有落后而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此，并不需要作出体制的重大变革，当然也无需在利益格局和权利现状上做出让步。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论述也构成了当前维稳体制的核心，也就是对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拒绝。  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要求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及支持这一格局的既有体制。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也使得新兴社会阶层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手段来对现有体制提出挑战，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维权和抗争行为，也表现为网络和媒体里越来越强劲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这一挑战尽管尚不足以撼动体制，但毋庸置疑是一种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于是，南方报业对改革的持续倡导就越来越被看作是维稳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在顽固拒绝一切重大变化的维稳体制面前，作为体制一部分的南方报业，必须回到拥抱现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现行维稳现体制的道路上来，而为此，就必须对南方报业加以适当的整肃。 因此，对南方报系的攻击来自于现行的政治路线，一种以维稳为名，实际上捍卫既得利益格局，拒绝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政治路线，从这个角度，长平被辞职和李文凯的调离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事件，预示着即使是体制内的改革话语也不见容于维稳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