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德国之声中文网）身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广受诟病的行为之一，是应出版社邀请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被认为是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艺术遭受政治压制和迫害的源头。 莫言抄写的段落包含这样的论断：”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中共文化官员周扬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960年，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将此方向概括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革”时期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因为政治问题受到批评和迫害。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各界对文学与政治、作家及知识分子与专制政府的关系的讨论 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 “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初，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运动，开启了文学对政治的反抗与背离的序幕。”星星画展”、电影《苦恋》等美术和电影寻找艺术新领域，并引发争议。1981年7月，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文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 在这种政治定调之下，直接”唱反调”的文艺创作销声匿迹，但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创作激情，促成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余华、莫言、残雪、苏童、韩东、于坚、高行健等青年先锋作家异军突起，风靡一时。莫言以《球状闪电》、《透明和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引人注目。1987年，导演张艺谋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轰动一时。莫言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作家。 莫言在获知得奖后接受采访 先锋艺术具有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反抗意识，并提出远离政治的”纯文学”追求。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政治高压之下万马齐喑，”纯文学”成为躲避现实政治的借口，作家变得怯懦和犬儒，让社会公众深感失望。九十年代中期，评论家王彬彬批评”中国作家过于聪明”，拒绝担当社会责任，并”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受到批评的作家王蒙反唇相讥，形成著名的”二王之争”。 2000年，流亡法国的异议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认为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操弄。其作品被禁止在中国出版。 思想界 ” 炮轰 ” 文学界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学日渐商业化，早年的先锋作家转而为市场写作。2006年，在一场思想者的聚会上，傅国涌、崔卫平、丁东等学者对文学界发起攻击。他们认为，”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希望的”，作家当下社会缺乏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傅国涌说：”当代那些盛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说不好听的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丁东也对这些先锋作家提出批评，认为从他们的作品中读不到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没有”高贵的文学品质”。林贤治则认为这些作家素质很差，非常平庸。 先锋作家残雪辩驳说，远离政治的实验小说就是对政治干预文学的反叛，”我不愿意看到我自己好不容易伴随市场化而获得的那一点小小的自由又重新失去”。 专制政权下的作家良知 2008年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捕，随后被判刑11年，至今仍在狱中。学者崔卫平对文化界人士进行电话访问，莫言表示不方便谈，再一次广受质疑。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接受采访时认为，”莫言的回答很显然是一种自我审查”。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官方强烈抗议并攻击诺贝尔奖评委会。 2009年异议作家戴晴和贝岭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 2009年异议作家戴晴和贝岭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莫言等中国作家代表退场抗议。莫言在此次书展的演讲，被认为极为圆滑地为中国政府进行辩护。2010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莫言又为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进行辩护，他说审查制度下，作家学会了怎样写得更含蓄、更委婉，对他来说，这才符合美学原则。这使得遭受审查之害的广大读者和网民感到愤怒。 今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作家出版社约请100名中国作家手抄”讲话”，出版手迹，舆论哗然。参与抄写的作家叶兆言、周国平向公众道歉，但包括莫言在内的作家至今都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莫言获奖让作家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话题从中国走向世界，欧美舆论都卷入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曾遭无辜关押的中国作家冉云飞在微博中说，”多少位获诺奖的人，他们不准公开评论，甚至因此获刑。但莫言获奖了，他们就连篇累牍，开动国家宣传机器，来为其鼓与呼。这样的选择性失明，以及信息过滤是他们的一惯手段。信息过滤意味着对你思想和利益的拑制，这招他们屡试不爽，可是很多人从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今天，莫言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被关押的刘晓波早日获得他的自由。 作者：张平 责编：张筠青

莫言于本周四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是他的作品节选。《红高粱》节选来自企鹅集团（美国）旗下企鹅图书的重印版，其他作品来自Arcade出版公司。 《师傅越来越幽默》(2001)序言 Arcade Publishing 《师傅越来越幽默》英文版封面。 Arcade Publishing 《生死疲劳》英文版封面。 Arcade Publishing 《丰乳肥臀》英文版封面。 Arcade Publishing 《天堂蒜薹之歌》英文版封面。 Arcade Publishing 《酒国》英文版封面。 任何作家从事这一行业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这种作家，而没有成为海明威或者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是和我的童年经历分不开。我的写作生涯受益于我的童年，它帮助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回顾4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一段时期，人们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狂热。一方面，整个国家经济停滞，人民贫困，人们缺吃少穿，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人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挨饿的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追随党的共产主义实践。那时我们相信，虽然忍饥挨饿，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们相信世界上2/3的人民都生活在悲惨之中，我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直到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才最终开始面对现实，仿佛大梦初醒。 很快我就学会了与自己对话。我养成一种不寻常的表达才能，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甚至还能押韵。我母亲有一次听见我和一棵树说话。她慌张跑去告诉我父亲：“孩子他爸，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病啊？”长大后，我作为一名劳动者走进成人社会，开始养成一边喂牛一边自言自语的习惯，给我的家人带来不少麻烦。“儿啊，”母亲劝我：“你就不能不说吗？”她的表情让我泪流满面，我答应她不再自言自语。但是只要周围有人，我心里积攒的话就滔滔不绝地涌出来，就像老鼠从老鼠窝跑出来一样。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内疚感，觉得自己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所以我起了“莫言”——别说话——这个笔名。但是正如母亲生气时经常责备我说的：“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也不能停止发言。这种习惯让我得罪了不少同行，因为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总是赤裸裸的真实。现在我人到中年，话也开始少了，这肯定会让母亲的在天之灵深感欣慰。 《红高粱》(1993)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 奶奶就立住了。 奶奶对我父亲说：” 豆官，听你干爹的话。” 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 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己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酒国》(2000) 门窗严丝合缝，密封很好。丁钩儿周身发痒，汗在脸上爬。他听到平头友善地说： “您不要着急，心静自然凉。” 丁钩儿耳朵里有嗡嗡的响声，他想到蜜蜂。蜂蜜。蜜饯婴儿。此行任务重大，不敢马虎。窗玻璃似乎在微微颤抖。几架巨大的机械，在窗户外的天地间缓慢地、无声无息地移动着。他感到自己在一个水柜里，像一条鱼。那些矿山机械是黄色的。黄色令人昏昏欲醉。他努力谛听着矿山机械的声音，但任何努力都是徒劳。 丁钩儿听到自己在说： “我要见你们的矿长、党委书记。” 平头说： “喝酒喝酒。” 平头的热情使丁钩儿感动，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的杯子刚放下，平头又给斟满了。 “我不喝了，带我去见矿长、党委书记。” “首长莫急，喝酒，喝一杯就走，等于让我失职。好事成双，来，再喝一杯。” 丁钩儿看看那拳头大的杯子，心里有些发怵，但为了工作，只好端杯喝尽。 他刚放下杯子平头又给斟满了。 平头说：“首长，不是我逼您喝，这是我们矿上的规矩：敬酒不成三，坐立都不安！” 丁钩儿说：“我酒量有限，一滴也不能喝了。” 平头双手把杯子举起来，送到了钩儿嘴边，含着眼泪说： “求求您，首长，喝了吧，不要让我坐立不安。” 丁钩儿一看平头这样真诚，心顿时软了，接过杯子一仰脖灌了。 感动地说：“多谢多谢，您再来三杯？” 《丰乳肥臀》(2004) 日本人的马队沿着河滩往东跑下去，跑到上官来弟她们放鞋子的地方，齐齐地勒住马头，穿过灌木丛爬上了大堤。她看不到日本马队了。她看到河滩上躺着那匹死去的大花马，硕大的头颅上沾满黑血和污泥，一只蓝色的大眼珠子，悲凉地瞪着湛蓝的天空。那个白脸的日本兵半截身子压在马腹下，趴在淤泥上，脑袋歪在一侧，一只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手伸到水边，好像要从水里捞什么东西。清晨光滑平坦的滩涂，被马蹄践踏得一塌糊涂。河水中央，倒着一匹白马，河水冲击着马尸缓缓移动、翻滚，当马尸肚皮朝上时，四条高挑着瓦罐般胖大马蹄的马腿，便吓人地直竖起来，转眼间，水声混浊，马腿便抡在水里，等待着下一次直指天空的机会。那匹给上官来弟留下深刻印象的枣红大马，拖着它的骑手的尸体，顺流而下，已经走到很远的下游，她突然想到，这匹马很可能要到樊三爷家去找那匹大种马。她坚决地认为，枣红大马是匹母马，与樊三爷家的公马是失散多年的夫妻。 石桥上的火还在燃烧，桥中央的谷草堆上，蹿起了黄色的火苗和白色的浓烟。青色的桥梁高高地弓起腰，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声。他感到桥梁在烈火中变成一条大蛇，扭曲着身体，痛苦不堪，渴望着飞升，但头尾却被牢牢地钉住了。可怜的石桥，她难过地想着。可怜的德国造丽人牌自行车，高密东北乡的唯一的现代化机械，已被烧成一堆歪歪扭扭的碎铁。呛鼻的火药味、胶皮味、血腥味、淤泥味使灼热的空气又粘又稠，她感到胸膛里充满了恶浊的气体，随时都要爆炸。更加严重的是，她们面前的灌木枝条被烤出了一层油，一股夹杂着火星的热浪扑来，那些枝条毕毕叭叭地燃烧起来。她抱着求弟，尖声呼叫着妹妹们，从灌木丛中跑出来。站在河堤上，她清点了一下人数，妹妹们全在，脸上都挂着灰，脚上都没穿鞋，眼睛都发直，白耳朵都被烤红了。她拉着妹妹们滚下河堤，向前跑，前边是一块废弃的空地，据说是回族女人家的旧房基，断壁残垣，被野生的高大胡麻和苍耳子掩映着。跑进胡麻棵子里，她感到脚脖子软得仿佛用面团捏成，脚痛得如同锥刺。妹妹们跌跌撞撞，哭叫不迭。于是，她们便瘫坐在胡麻棵子里，再次搂抱在一起。妹妹们都把脸藏在姐姐的衣襟里，只有上官来弟，竖着头，惊恐不安地看着漫上河堤的黄褐色的大火。 《天堂蒜薹之歌》(2006) 他伸出舌尖，把那滴汁液舔了。舌上漾开凉森森的甜味。他的心顿时轻松起来。他打量自家的三亩蒜地。大蒜长得很好，蒜薹的白帽都很胖大，有的弯曲着，有的笔直地挑着。蒜垄里湿漉漉的，有一些茸茸的草芽从湿土里钻出来。大肚子的老婆在他身边，跪着拔蒜薹。老婆脸色发乌，眼眶下有几块蝴蝶斑，好像铁器上生了锈。她跪在地上拔蒜薹，膝盖上沾满湿泥。老婆有点先天的残疾：左臂短小，活动不便。老婆拔蒜薹的动作很吃力。他看到她用那只短小的手，持着两根新竹筷子，夹着蒜苗的根部，她每夹一下都咬一下唇。他有些可怜她，但又不得不让她帮忙，他听说供销社已在县城设点收购蒜薹，每市斤价格五角，比去年最高价还高，去年的最高价是每市斤四角五分。他知道今年全县扩大了大蒜种植面积，蒜薹比去年长得好，要赶早，赶早收，赶早卖。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老婆孩子齐上阵，他可怜地看看大肚子的老婆，问：“你，要不就到地头上去歇会儿？” 老婆仰起湿漉漉的脸，说：”歇什么，不累，她爹，我就怕这些日子生。” “到日子啦？”他忧虑地问。 “就这三两天了，”老婆说，“哪怕晚个五六天，让我帮你把蒜薹拔完。” “到日子一定就生？” “也有懒月的，”老婆说，“杏花就晚了十天。” 夫妻俩都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老老实实地坐在地头上的瞎眼女儿。她坐在那儿，大睁着双眼，好像在注视着什么。她的双手扯着一根蒜薹，捋过来，捋过去。 他说：“杏花，你别糟蹋了那根蒜薹!一根要值好几分呢。” 《生死疲劳》(2008)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厌烦。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鬼卒还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两边的鬼卒嘬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我的身体滴油淅沥，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 鬼卒小心翼翼地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大王，炸好了。”

国新办：各地各网站：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事，要加大微博客、论坛、博客等关键环节的监看力度，坚决删除借机抹黑党和政府、抹黑文化事业以及与刘晓波、高行健获奖等相联系的有害信息。情节恶劣的帐号，一律禁言十天。周末要加强值班，把此项管理工作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