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核心提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国家一样，都是靠权力和强制建立起来的，当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可能和全球的现实有关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历史事实。” 原文： Yan Xueto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作者：Sam Crane 发表：2011年11月2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 抱歉这段时间没有发博文――有好多工作和干扰。不过现在我又回来了…… 昨天在《纽约时报》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引起了网站上的好一阵讨论。Manyul已经在发表了一篇 评论 ，我昨天也简短地评了一下。今天我还想再做一点引申…… 阎的观点文章差不多是他最新的一本书《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的压缩版，他在书中也引用了先秦诸子的话来阐述国际政治，因为战国时代其实是一场多极的政治之争，因此可以把当时的思想引申到现代世界当中来。这里有一篇对此书的不错的 书评 。阎的思想堪称复杂。他把自己定位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圈之中，认为他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但是谈到更规范的理论方面，”理想主义者”的想法通常是现实主义者避之不及的。他也常常将论述打造得好像是为了适应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需。嗯，有意思…… 回到那篇文章上来。 在他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混合中，阎合并了历史和规范理论。谈到先秦时期，他这么说： 这大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各派思想百家争鸣，竞相争夺意识形态高地和更大的政治影响。但他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十分一致：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核心属性是符合道义的领导力。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秦朝甚为短命，其成就比起后来的汉武帝实在逊色许多。后者将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软实力”相结合，实现了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6年长达50多年的统治。 许多哲学家可能同意有道德力量的领导――儒家、墨家更受欢迎，而特别是韩非子阐述的法家则没有道义。韩非子在批评儒家的时候毫不留情，称之为”五蠹”，他在书中这么说：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当然，韩非子事的是秦王，而最终也丧生于秦王之手，秦因为残暴无道而臭名昭著。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王道的统治带来的成功有限的。儒士们解释了王道，但先秦的很多实际的统治者们并不买账。如果我们能从孟子那里学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有许多政治家们的统治其实远离他所倡导的王道。 秦始皇是他们当中最无情、最不人道的一个。而他最终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最后赢家。他的秦朝通过残暴的武力统一了诸国。而且，他发展出来的政治体制和法制体系在短命的秦朝之后很长的时间内仍在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赢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因为法家才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国国家结构。 我要提这个是因为阎是这么说的：” 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这并非实情。虽然从汉朝以来统治者们独尊儒术，但他们也依靠法家的手段和权力来维持国家权威。儒家本身从来都不足以支持中国的政权。Victoria Hui在一篇 PDF 的论文中这么说： 问题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可以更好地用法家，而不是儒家来总结。法家是儒家的对手，因为它一心只想通过严格的规定和残酷的惩罚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最大化，无论是在内政治理还是对外的领土扩张上都是如此。但是许多中国人错误地将儒家当成是唯一的中国传统，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聪明地遵循了中国学者萧功秦所称的”儒表法里”的统治哲学。 在另一段中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现实―理想主义的混合让他更倾向于把理想主义当成是解释的源头。（还是我们应该接受他自称的”现实主义”，然后怀疑他不过是想在中国集中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把我们引向人道主义问题上呢？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认为他还没有从理想主义的历史中抽身出来……） 为什么中国的政权在外交政策上成功了？为什么他们成为了地区主导者，并成为了朝贡体系的王者？ 是儒家理想的”软实力”带来的吸引力吗？还是因为这基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之上，对这种强权的恐惧和谨慎让其他民族望而却步了呢？阎（尽管是个”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聚焦于此，而是希望我们能接受前一种说法。 别误会，我认为儒家对于王道的理想很不错。我希望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导人们能拥抱王道。但是我认识到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这些理想在遥远的过去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尤其是在中国。而且我们 不能忽略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军队和强制力量 。当汉朝向西扩张的时候，它用的可是军事手段，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帝国扩张都是如此。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国家一样，都是靠权力和强制建立起来的，当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可能和全球的现实有关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历史事实。 我有些担心因为在某些学术圈中有一种”中国例外论”。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依靠军事力量来与其他国家交往。Nicola DiCosmo 在他所编辑的书的序言中这么写道： 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影响甚广的看法，它无关战争，也就不关心军事问题。这种看法在帝国时期后期和20世纪与去军事化或”无兵文化”联系了起来…… 这就是阎学通有意或无意在他的论述中提出的看法。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并不正确。如果我们严肃对待他的说法的话，即将古代中国思想应用于现代（我相信是有用武之地的），那么他需要更明确地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在建国和创建帝国时行使权力的现实情况。 我要补充的是，我完全同意阎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 那中国如何才能赢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 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这正在发生。中国政府没有着手解决法律上的不公（正如陈光诚目前所遭受的痛苦表示的那样）、也没有在着手解决贫富不均或政治腐败问题。 所以，我怀疑阎先生是否同意中国政府应当聚焦于目前被压制得很厉害的国内问题，并考虑不要过于扩张全球势力，也不要太压制台湾了？我怀疑现实主义者阎先生恐怕会说”不”。 相关阅读： 无用之木博客： 从骆家辉看中国当代的非儒非道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自由派言论中的硬伤 作者：胡新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9 17:26:06 阅读量：750次 　　自由派是我借用萧功秦先生的说法，即“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的人士。最近的孔庆东事件，网上挺孔人数大大超过反孔人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由派的言论为什么得到认同的不多。实际上，自由派的言论很多是很有道理的，结果一直还是处于劣势。原因虽然很多，但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有些自由派言论，特别是某些名人名言硬伤太多，没有了公信力。 　　比如有位周有光老先生，他在一家有名的刊物上发表了《走进全球化》的文章。文中写道“2005年联合国通过一项名为‘保护责任’新理念的决议。‘保护责任’，说得含糊其辞，不清不楚，为了避用敏感字眼。说得明白些，‘保护责任’就是‘保护人权的责任’。决议说：‘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保护责任’新理念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使‘人权高于主权’成为联合国的法定原则。一国无道，多国介入;吊民伐罪，辅助起义。国际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个“决议”的说法在网上流传甚广。实际上，联合国从来没有一个“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字眼的决议。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算是一项美国造的联合国决议。这个说法来自美国《纽约时报》上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2011年3月23日《纽约时报》的“The Opinion Pages”版，标题为“Hugs from Libyans”。原文为：“In 2005, the United Nations approved a new doctrine calle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icknamed R2P, declaring that world powers have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 to intervene when a dictator devours his people. ”(2005年，联合国通过一项名为“保护责任”(昵称R2P)的新理念，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有兴趣想查证的读者可访问《纽约时报》网站。想不到一个美国作家的Opinon(意见、见解、主张)竟成了周老先生的圭臬。至于“保护责任”的具体内容，各位可以上联合国官网查询。这个文件全称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一共178条，提到“保护责任”的是其中的139条。笔者认为没有必要把全文附上来解读一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仔细研读每一条，既包括有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内容，也包括保护人民和集体行动的内容。周老先生居然把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的一位报刊专栏作家的意见当作是联合国的决议，是不是很“好玩”(这两个字是周老喜欢讲的)。有些人喜欢把周老先生这样的称为西奴或者美狗，这都是笔者不赞同的。看错写错的情况谁都有。但是如果一错再错经常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把它当作一种“好玩”就可以了。 　　还有一位茅于轼先生，也在那份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他还自以为表达不够，把编辑删掉的太离谱的的内容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他在文中有一段是最离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数千万。” 　　但是，权威资料显示：日本战败损失了国家大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的机动车辆，而不是“几乎全部被毁”。日本人员伤亡350万而不是“近千万”。日本当时总人口7400万而不是“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恢复要5-20年而不是“一百年”。事实上日本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用了约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了约33年，而不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东北那时基本上变成了废墟而不是“现成的工业基础”。这些资料与茅于轼的说法相简直是两回事。真不知道茅于轼的资料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因此，有人把茅于轼先生这样的称为汉奸。其实笔者也不赞成给他戴这个帽子。他写的说的，离谱的确实不少。但有时候还是有所反省的。再小的进步也是进步。 　　可能有人认为笔者没有提供具体资料来源而不可信，这正是笔者要说明的问题。针对上述离谱的言论，笔者写了专文，投稿给了某家纸媒。那家纸媒此前刊登过笔者的相关文章。如果哪家网站能出稿费，本人马上请求撤稿(因纸媒审稿到确定采用的时间要2个月)，交由该网刊登。如果笔者的专文中资料有任何一项查无实据，稿费双倍返还并做道歉。茅于轼先生有这个胆量吗?如果没有，也算是一种反省。希望他能不断进步。 　　再就是我们的某些自由派学人，喜好用双重标准议论同一表现的事物。就拿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中的一篇文章“公共言论中的教授谩骂”来说，不能说文章没有道理，认为孔庆东最近的事情“引起社会公众侧目”也不是凭空捏造。孔庆东先生如果确实爆粗口，肯定不是一件值得倡导的事情。但是，作者身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对美国了解得可能更多一些。建议作者把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粗口“goddamn”和前副总统切尼的粗口“Fuck yourself!”拿出来引经据典地解析一番，特别是讲讲为什么美国多数民众当时并没有因为这些个粗口而不投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的票。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大大开启国人的民智。捎带还可以把科技巨头兼财富巨人兼慈善伟人比尔·盖茨的粗口“Fuck yourself!”也来做个解读。这样，国人可以更明白到底是国骂影响世界，还是西方粗口全球化，甚至还有“相得益彰”之效?我企盼该作者的这样的文章最好能够在下一期的《南方周末》上面世。但要注意不要把稿件投错了地方，尽管都是南方的，但有家南方的报刊早就表现出对“他妈的”喜爱之情，那家报刊肯定不会刊登你的文章的，谁又愿意自己打自己嘴巴呢?如果作者连这点都搞错了，那就真的做不到“在这里，读懂中国”(《南方周末》之名言) 　　最后想说的是，笔者认为。孔庆东天天讲那么多，硬伤也好，错误也好，肯定不会没有。但那是他的言论自由。虽然你我都可能不认同他的许多观点，你我不听不就算了。倒是为什么他依然有那么多拥趸者，还是值得大家，特别是自由派的朋友思考。但有一条我相信，不管什么派，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国泰民安的。企盼中国天天“追尾”的毕竟是个别国人。如果对个别人的这种心态也加以赞美，无论怎么说，也是一块更大的硬伤，搁在哪一派身上都注定得不到公众的欢呼。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 2011-11-10 11:45:04 水多：红色帝国的崩塌是历史的必然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 水多       红色帝国苏联崩塌后，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历史后发现，红色帝国的掘墓人恰恰就是苏共上层精英集团。也就是说，从这个红色帝国创立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为自己的掘墓过程，红色帝国的崩塌是历史的必然。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结论：学习马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苏联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研讨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结论是：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就是红色帝国的掘墓过程。同时讨论了另一种解决主要矛盾办法的可能结果。          一、 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列宁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是：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列宁说：“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題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2）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列宁也说：“全体公民都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     （3）计划经济：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都是可笑的。”他特别强调：“自由贸易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奴隶制。”“我们都可以看到，受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组织所一般具有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那些曾经是平等的直接生产者在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可以看到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的产生，它像蜘蛛网一样束缚着和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脂膏。” 他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都转交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二、 苏联历史回顾          在苏联历史上，马林科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主政时间很短，不妨把整个苏联历史分成五段，即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1. 列宁的退却: 1917年10月列宁主政后，领导俄国进入战时共产主义。它的主要内容是：(1)将拥有机械动力, 工人在5人以上的, 或没有机械动力, 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 全部收归国有；(2)一切食品及日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3)在全国各地实行了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4)一切非农业人口都由合作社按照工种定量配给食品及日用品； (5)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 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 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     战时共产主义基本上满足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集体劳动，集中分配，基本无流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专政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为了维系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大开杀戒。他要求：“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他规定“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尽管如此，战时共产主义还是遭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水兵叛乱。列宁不得不于1921年初开始执行退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余粮收集政策；（2）停止配给制度；（3）鼓励外资企业投资；（4）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列宁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到１９２１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新经济政策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至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了一战前水平。     2. 斯大林的反攻: 1924年春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格鲁吉亚发生农民暴动；1926年春，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下降时，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城市的失业问题也相当尖锐；1927年底到1928年春又发生收购危机，这一危机到1929年更趋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斯大林决定“停止退却”、开始“进攻”。他认为新成长起来的“富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应该强化专政中的暴力镇压。斯大林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于是，开展了以“消灭富农”为纲，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结果导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粮食总产量大幅下降，苏联出现了大饥荒，其间死亡人数近千万。同时，还推行了国家工业化运动。通过残酷掠夺农民，强迫工人超负荷工作以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积累大量资金。1936年苏联通过宪法宣布：苏联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而后在1936–1938年间开始了大清洗。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受到残酷迫害。这一时期，虽然苏联的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但死板呆滞的计划经济拖住苏联经济无法前行，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积累了大量尖锐的社会矛盾。     3. 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 1953年斯大林死了，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迅速暴露出来，苏共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赫鲁晓夫主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释放了绝大多数劳改营中的政治犯；改变过分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权力，实行物质利益原则；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思想文艺解冻；对内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对外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直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千百万家庭感激他。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为“正常社会”。赫鲁晓夫对普通群众开放克林姆林宫，并取消了中央领导的“特殊供给”和官僚干部的各种特权以及“特殊津贴”。1953年—1964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将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普通人生活也明显改善，就连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4.

　　高华对“革命叙述”的兴趣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童年。1963年8月某日，他看到《新华日报》上有大字号标题“赫鲁晓夫拥抱哈里曼”。哈里曼是当时美国派往莫斯科签署苏美英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特使。他联想到课堂上老师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显然报纸上特别强调的“拥抱”是暗指苏美勾结。那时，他才九岁。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广泛阅读中苏各类政治文献。他很早就感觉到，“虽然中国的报纸天天在骂苏修，但是，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政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形成对苏联历史的审视态度，是因为三本著作：《赫鲁晓夫回忆录》、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及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后一本书揭示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勾结，令他极度震惊。此外，他还读到了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其中批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令他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少年揣着巨大的秘密，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投入更多的阅读。他从不与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父亲曾于1949年以前参加地下党，后来却被划为“右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人吃了无数苦头，母亲一再告诫子女“祸从口出”。 　　一方面是对历史、政治的敏感，一方面是家庭给予的谨言慎行的教诲，深深影响了高华毕生的历史研究。学者萧功秦评价高华：“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他又有严格的尺度和律己精神，约束自己的主观性，讲究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7月，本刊记者专访高华，请教1949年以后“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怎样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高华：夺取政权之初，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立即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保留了私有经济，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开始就提出来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虽然政治上有民主党派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参政，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打碎民国时期的思想秩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破”和“建”。 　　“破”就是严禁中国国民党的党化报刊杂志存在，同时对于一些原先持反蒋亲共立场或中间派立场的民间报刊杂志和出版单位，虽名义上允许，但实际上以各种手段迫使其关闭。最近，我的一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原始档案，研究南京在1949年前后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她发现，对于当时一些民办报刊，新政权通过政治、经济的各种手段，让其难以为继，终令其宣告关门。 　　《文汇报》是当时全国影响非常大的民办报纸，在1949年以前是反蒋亲共的。1949年以后，《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以为迎来了民间报纸的春天，但是，他错了。他自己不能编发任何国际通讯以及任何独家的政治题材的通讯，必须一切听命于中宣部，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讯，在出版自由和采访方面的限制比民国时期严厉得多。其实，上级领导已经暗示过他，不存在民间报纸的发展空间，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徐铸成后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 　　“建”的方面有很多措施，比如，甫一建国就要修改教科书，请来了叶圣陶、胡愈之、宋云彬这样的著名学者，但是，在思想方面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有专人管教育、管出版，有一套经验，可以直接拿来用，无非是增加几个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几篇重要文章，尤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对原先在国统区从事文化教育的人士开展初步改造。当时对中小学教师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先接收下来，夏季举办培训班，全部进行集训，由负责人来作报告，然后讨论，随后用这些新概念来教书。实际上是将延安时期的话语，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配合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逐步推广。推广过程很顺利，因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既然选择留在这里，自然就愿意配合。 　　不过，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接受新概念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不像几年之后，无论中央讲了什么话，底下都完全拥护服从。这时的质疑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质疑，就是斯大林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些在国统区从事文教工作的人对此不能接受。二是很多人对“向苏联一边倒”有抵触。三是建国初期虽然没有立即开始大规模的清理运动，但是已经有所触动。有些知识分子就以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当时正在开始的社会改造。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到了1950年下半年。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然后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针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好感，开始系统批判美国、颂扬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苏联在1947年至1948年搞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搬到中国来了。这场运动提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都是俄罗斯人做出来的，美国的科技发明都是假的。但是，当时中国著名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曾经留学英美，特别是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对这套宣传很吃惊，很不以为然，于是，新政权又针对这些人重点教育，迫使他们接受。 　　这一过程的展开基于两个重要事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巨大的现实存在;二是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几个制高点，即统一中国、结束内乱和关注底层，这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更进步的，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建国以后“革命叙述”的建构方式，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这一意识形态到后来是否通过“反右”“文革”等大规模运动不断强化? 　　高华：到了“反右”“文革”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早已定型了。意识形态国家化的关键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初，后来继续发动大规模运动是因为某些中央领导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过于敏感。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1955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向苏联学习”运动，非常深入，以至于刘少奇后来批评说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当然，党外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可能与外在压力有关。建国初期，社会改造暴风骤雨，一些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甚至身陷囹圄，这对其他人都是一种震慑。后来，压力稍有缓和，1956年，中央一度提倡“百花齐放”，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春天来了，又开始发出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实际上是对于前几年他们在外部压力下噤声的反弹。1957年的“反右”之后，基本不再有来自党外知识阶层的公开质疑了，以后有个别党内知识分子，对今天看起来明显过“左”的政策提出质疑，但限于党内范围。像1958年“大跃进”这种今天看来很荒唐的政策，几乎没有党外知识分子公开质疑，因为说实话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心悦诚服，另当别论。 　　不过，领导者还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先让党外知识分子“交心”，经过考验和研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算是自己人了。对于更大多数的党外知识分子，干脆给他们戴上一个紧箍，随时可以念咒。 　　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外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问题彻底解决了。 　　财新《中国改革》：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什么阶层? 　　高华：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既可以为反动阶级服务、又可以为革命阶级服务的中间阶层。这主要是看革命需要。建国初期，将近七成的党员是文盲，甚至部队中的一些高干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所以，建国初期有一个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军的热潮。以后，知识分子参军需要很多政治条件，特别是要求家庭出身合格，但是，建国初期只要家庭不是特别有问题，都可以参军，基本上都是在部队做文化教育工作，甚至有些直系亲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被镇压的知识分子还可以继续在军队做文化教员。 　　到了1955年和1956年左右，新的“自己人”被培养起来，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就基本上都被清除出去了。以后，中央提出，解放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不过，那些经历延安整风、且认同灌输给他们观念的党内知识分子，并不属于“旧知识分子”。建国后，他们都是各地的“接收大员”，比如各地的文化厅长、教育厅长、大学校长或者党委书记等等。原来他们是被批判者，现在，把自己经历的批判和清理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是批判别人的批判者。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双重性。 　　但是，“文革”发动以后，在毛泽东首肯的极“左”思想的主导下，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改造知识分子 　　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开展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 　　财新《中国改革》：提到改造知识分子，你曾经用“有限革命”“无限革命”加以概括，请问这两个概念怎么解释? 　　高华：这两个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其他学者也用过这种说法。具体而言，有限革命是以改变政权为目标，而无限革命会螺旋式地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开展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中国革命就是无限革命。这就涉及你提到的革命与人性改造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大规模的革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有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等。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各方达成妥协，有问题以后再逐步改善;美国革命推翻了英国统治取得独立，革命高潮也就过去了。但是，法国革命不一样，它普及了“公民”的概念，进入到“锻造新人”的阶段。 　　俄国革命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场革命具有一种“救世情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化曾经一度出现多元局面，在音乐、电影、美术、文学等领域都有所体现，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就被“党文化”给平面化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进入文化革命阶段。到了1934年，斯大林在某些人的帮助下，创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文艺领域一统天下，实现斯大林主义的绝对主导地位。 　　以后，一个新概念就顺理成章提了出来：“苏维埃人”，或者说“新人”。特点是具备全新的思想，无限忠于领袖，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自己的父母很可能就是敌人，要大义灭亲。1932年，苏联树立了一个不到13岁的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作为全国学习的英雄模范，到处都有他的塑像。他的事迹就是向苏联政治保卫局(即以后的克格勃)揭发了他的身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如何同情富农，语涉反动言论，等等，其父随即被捕，最终死于劳改营中。据苏联官方宣布，莫罗佐夫被其祖父和舅舅在森林中杀害了，然后政府处决了他的祖父、祖母和舅舅，然后号召全国向他学习。这就是典型的“苏维埃人”。学习他的浪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慢慢消退。我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就是考察中国的英模制度，结论是中国的英模制度一部分来自苏联，其中就专门写到了莫罗佐夫的个案。 　　所以，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制度。1958年，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去人民公社的发祥地——河南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考察，他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就是改造人性。这种对人性的改造就是“无限革命”——不断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以至于最后心中除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之外别无杂念。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