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

　　——一部被刻意掩盖的爱国主义教材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分别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而在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前，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骇人听闻的外敌入侵事件—— 「中东路事件」，但这一事件一直被刻意掩盖着，知之者甚少，尤其是青少年。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日，当时的东北地方政府，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逮捕了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召开的，「第三共產国际宣传大会」的共黨干部三十九人，并搜缴了大量有关策划暴動的机密文件。这个带有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性会议，竟肆无忌惮地在中國境内召开，可见苏联政府用心之险恶。据此，张学良提出，收回前沙皇俄国政府强行在我国东地区修筑的、被称作」中东铁路」的管辖权及所有权。张学良提出这一要求于法有据，因为俄罗斯在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政府、成立苏联后，其领导人列寧于一九一九年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放弃原沙俄政府依靠武力，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列寧去世后，其继承人斯大林并不履行列寧的承诺，拒绝将中东铁路的管辖权、所有权归还给中方。苏方提出，如中方收回中东铁路，必须向苏方交付一百万银元的电话器材费用。从表面上看，苏方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分析，毫无理由：其一，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原沙皇俄国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修筑长达二千八百公里，几乎覆盖东北全境的所谓的「中东铁路」的当下，雇佣了廉价的中國劳工，而所用的枕木、石料等材料均为就地取材，不化一分钱，仅就这些计算，沙俄所获得的利润何止千万计。其二，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政府从中國东北掠夺的各种资源难以计数。其三，一九零四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國东北的控制权，爆发了「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告终，俄方被迫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后称南满铁路）割让给日本，但并未向日方提出任何赔付要求，为何临到中方收回中东铁路所有权时，苏联却提出，要中方赔付所谓的电话器材费呢？这不是明摆着欺侮中國人，又是什么？其四，列寧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宣布无条件放弃原沙俄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斯大林怎么能不作数呢？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主动宣布，解除与国民黨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八月六日，斯大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 ，原来号称「帮助」国民黨北伐，并曾担任北伐军总顾问的加仑将军，此时却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所谓远东集团军的总指挥。苏军动用飞机、装甲车、舰艇，集中了八万兵力，向「中东铁路」区域展开立体式的进攻。在陆地，苏军占领了属于中國领土的满洲里；炸毁了中东铁路隧道，炸毁铁路，破坏铁路沿线的通讯设施。在海上，苏军击沉多艘中方战舰、扣留了正常航行的中方民用船只。 　　针对苏联的入侵，南京国民黨政府于当年的八月十七日，发表对苏交战宣言。 　　为了牵制国民黨政府向东北增派军力，以对抗苏军的侵略，斯大林亲自给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命令中共在各大城市，尤其是东北地区，以「武装保卫苏联」为行动纲领， 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暴動；在农村举行暴亂，武装割据政权。所谓的「共產国际」也于当年的十月份，给中共下达了「十月指示」，要求中共以「武装保卫苏联、 武装保卫斯大林」为囗号，在全国组织暴動。中共中央根据苏联的指示，先后发表了《反对国民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决议，在行动上配合苏军对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攻。 　　由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应付由共產黨引发的全国性暴亂，首尾难顾，抽不出多余兵力到东北战场，致使东北张学良部在对苏交战中损兵折将。据统计，这场战争，中方战死及被俘人员为九千余人，苏方则大获全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苏联逼迫张学良签定了被国人称作丧权辱国的《中俄伯力草约》， 草约规定，张学良必须将巳收归中方的中东铁路管辖权还给苏联。 　　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发生战争，并不奇怪。怪就怪在，这场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战争，明明是苏联攻占我国的领土，怎么到了中共那里， 反而被说成是中國「进攻苏联」？明明死伤的是中國军民，斯大林个人毫无危险可言，怎么到了中共那里，斯大林的安全却成了问题，需要发动中國人民去「保卫」作为侵略者的斯大林？这究竟是哪门子的理？不是黑白颠倒，又是什么！ 　　中华民族历来痛恨外国入侵者，更痛恨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杭州有座岳王庙，供奉着岳飞的神像，神像下有两只跪着的秦桧夫妇的塑像。岳飞像前，终年香火缭铙，而秦桧夫妇的塑像，则被每日祭拜岳飞的民众用竹竿抽打。这是因为， 抗金英雄岳飞，并未战死在抗击金军的疆场上，反而死在里通外国、勾结金兵的汉奸——秦桧夫妇编织的「莫须有」的罪名里。将近七十年前，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被国人骂作「汉奸」。从史料上看，尽管南宋时期的卖国贼秦桧如何暗中勾结金人、出卖民族利益；尽管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如何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帜、出卖民族利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不敢堂而皇之地号召中國人去保卫侵略者，相比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南宋的秦桧和近代的汪精卫恐自叹望尘莫及！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巳深深铭刻在国人的记忆里，但中國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國曾经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却不知道在日本公开侵略中國之前，苏联（以俄罗斯为主体）早就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过侵略行动，而这种侵略又是在中共内应、苏联外合下进行的。可叹的是，如此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却被中共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尤其是青少年。 　　请问诸君：「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國人民？！ 　　作者:熊国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辛亥百年变局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一)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进入专题 ：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民国 传统    ● 秦晖 （ 进入专栏 ）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民国 传统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7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