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

作者 : 牟传珩 近日，北京财政部高官针对国内外舆论普遍诟病“中国维稳预算”超过军费，走向“警察国家”的事实声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北京这位高官，竟自说自话，以为偷换概念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北京如此蔑视民众智商，以财政支出没有“维稳”立项，掩耳盗铃地否定当今中国“天价维稳”这一基本事实，再次令社会舆论大跌眼镜。 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 目前，中国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以至于“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社会稳定难以控制。当政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维稳功夫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南海到居委会，监控满街，警察遍地，每个特警的现代化装备都价值连城，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财政开支，竟被财政高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成“子虚乌有”。 今春，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披露， 2001 年公共安全开支为 6,244 亿元，比国防预算的 6,011 亿元还多，增幅为 21.5% ，亦比国防预算的 12.7% 增幅高得多。此据 8 月 3 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 2010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显示，公共安全支出为 551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6.1% 。而国防支出为 5333.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 ，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5.9% 。显然， 2010 年政府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已超过军费的数额。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此报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用于武警部队支出；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此报告中并未指明如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称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 “天价维稳”陷入“怪圈” 2009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该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新华网 2010 年 6 月 9 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会科学报》文章指出，“ 2009 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文章写到，“权威数据显示， 2009 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 5140 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 。”该文还抨击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经费猛增，并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 记得去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 70 万人。从 2008 年到 2010 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 49.5 亿元。上海官方为办一个“世博维稳”，就荷枪实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 86 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铺天盖地。 以上官媒公开的数据、报告与文章，都可以与庞大的维稳财政开支相互印证。这些年来，“天价维稳”一直成为国内外媒体舆论谴责的话题，大量聚焦民愤民怒。纳税人不断抗议如此建立在高维稳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众的血汗钱打压民间维权。 “警察国家”不是望风捕影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确保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权威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维护了民意的正常表达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公权与私权沟通与协调的桥梁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按正常程序与渠道执法与维权，社会就可以稳定，就不需要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 然而，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垄断权力不受挑战，不得不“天价维稳”，在其社会公共支出占财政收入的 20% 里，还有相当一部份被用于网络封锁，控制舆情，城市监控。在薄熙来主政的红色重庆，公权力竟耗资 170 亿在市内安装了 50 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活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并以此来张扬“政绩”。前不久，备受抨击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 草案 ) 》刑诉法大修，公然认可国家公安、国安等侦查部门使用监视、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直接作为庭审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今后，公权对私权的监视、窃听取证将合法化。由此，必将导致监控、窃听被公安、国安侦查部门随意滥用，全体国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之中，而且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而被借口“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义务。如今就连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老百姓。由此可见，国内外舆论诟病中国走向“警察国家”，应该不是望风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当今中国，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维稳，政府成本无节制的膨胀，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承受力。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官方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天价维稳”，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更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不知又被列入了什么项目，官方对此却从来未予公开。这就难怪民众对政府财政隐瞒的长期不满。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执政非正当成本的一部分。其实其非正当性开支，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浪费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说。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这些非正当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导致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匮乏，进而大大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名列前茅 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 10 个亿，政府拿走 7 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 80% ，国企只占 20% 。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又解决了 2 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誌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着集体抗税事件。今年 10 月 26 日、 27 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眾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最终数十人被拘捕，可谓较典型的一起。 现代社会的政府，本应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价维稳”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力证了我们的公权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盘剥民脂民膏，用于维系官家霸权的单方面利益，执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担不起。记得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最终结果是权力基础全面崩盘，可谓前车之鉴。在当今社会，国家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试金石。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当性的政治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当政者，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 来源：观察   

上海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先生星期五在上海朋友家中被警察带走，借口是赌博。 据大陆的维权网，11月25号上午11点50分，上海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先生应上海朋友王扣玛先生之邀，来到王扣玛先生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栋76号的家中做客。王先生在冯正虎到来聊了一阵后，于下午两点多钟外出买菜。大约下午三点左右，两个据说是杨浦区国保的便衣在四、五个江苏路派出所警察的带领下，冲进王扣玛的家中。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把冯正虎先生带走。王扣玛先生对本台记者说，他回到家中后，邻居告诉他，警察说是接到有人报警，说他家中有人赌博才出警的，然后把冯正虎先生带走了， “我后来打电话到派出所去，他们派出所说有人报告说我们在聚众赌博警察才来的。从来不赌博的。我也不会赌博。我家又没扑克牌，又没麻将牌，怎么聚众赌博？我有一个客人来家吃饭把他带走，这好像不符合情理的吧。” 王扣玛在电话中说：他仅仅是请朋友吃个饭而已，警察所谓的赌博完全是谎言， “现在政府只要想打压一个人，我想没什么道理。我希望你们媒体也关注一下，到现在电话也打不通，人也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等职。1989年曾因对六四事件态度而遭行政记大过处分。2000年11月，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2001年6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来，他因为六四事件被中国政府劝告出国。2009年，中国政府因为六四二十周年多次拒绝他回国，导致他在日本东京机场长期逗留，最终在2010年2月获准回到上海。 记者打电话给冯正虎，但他的手机无法接通。上海市江苏路派出所也拒绝及受采访。王扣玛说，他本人曾经因为房子拆迁问题去北京上访，冯正虎也曾经帮助他维权，他不知道冯正虎这次被拘留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派出所的人也没有给出合理理由。 “你这慌谁给他们圆，圆不起来的。因为首先我没赌具；第二我也不会打牌。冯正虎他去教会，他也不会打牌。不能陷害一个人的吧。” 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冯正虎的案子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在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异议人士， “中共现在对于越来越多的民众维权、反对贪污腐败、抢劫民财对这种事情它采取的是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迫害。监狱也好，看守所也好，或者是精神病院也好都是中共加深迫害的手段之一。”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冯正虎的案件，敦促上海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冯正虎。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平示威的学生遭警察喷射辣椒喷剂的事件，引起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施暴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已被停职，校长面临辞职的压力。 　　 图片：警察向加大戴维斯分校和平示威的学生喷射辣椒喷剂。（CK提供） 11月17日，坐落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郊区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生们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校园里扎营，抗议涨学费和抗议华尔街贪婪。18日，校警要他们拆除帐篷离开营地，学生们手挽手坐在地上，没有与校警发生冲突。这时有两位校警向学生们喷射辣椒喷剂，旁边的学生对着警察高喊“无耻！”。 现场拍摄下来的照片和视频，迅速在网上流传，连续几天成为加州媒体以致全美国媒体非常关注的事件。事件更在加州的大学校园中引起强烈反响。 早前，加大伯克利分校也曾发生警察向和平示威的学生过当使用武力的情况。校长博基诺表示：伯克利加大决不允许对学生使用武力。 父亲是华人、母亲是美国白人的伯克利加大学生周乐夏，是伯克利加大占领校园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针对戴维斯加大的同学遭受警察喷射辣椒喷剂的暴力对待说道：“这是我们的校园，不是警察的校园，也不是学校领导的校园。我们有权力坐在校园里，在那儿抗议。” 伯克利加大华裔教授王灵智对警察向学生施暴表示愤慨，他说：“美国的大学制度是建立在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学生有这些权力，不应当被警察用暴力威胁他们。” 连日来已经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通过网络声援戴维斯加大的学生，对警察的暴行表示谴责。加大总校校董会主席兰桑发表声明，对戴维斯分校处理学生示威的手法表示“震惊和惊骇”。总校长余杜夫召开十所分校校长视讯会议，要求各分校要确保师生言论和集会的权力，避免戴维斯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事件重演。 目前，施暴的两名警察和学校警察局长已被停职。未能保护学生的加大戴维斯分校校长琳达•卡提尔成为众矢之的。她两次向学生道歉，希望取得学生们的信任，但学生们坚持要她辞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