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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详述被扣经过：挣扎中被越拧越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6日19:13    南方周末 　　 　　8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向编辑部打来紧急求援电话，称他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被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派出所和市委宣传部跟踪、扭送、扣押已逾两小时。 　　南方周末即对此事展开调查与交涉。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讲述了事件经过，并向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作了求证。 　　一 　　朝格图回忆，8月6日中午12时左右，他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在桦甸市常山镇靠山村采访。此时灾情惨重，他们在一户灾民家了解情况，出来后，即被干部模样的人盯上了。 　　他们想甩掉盯梢的人，就到靠山村的主路上去拦车离开。结果，车没拦到，一辆警车先到了，下来三名警察。其中一名警察亮了一下证件，但朝格图和王立三都没看清楚。为首的警察自称姓卢，但根本没亮证件。他要求两名记者出示证件，两个记者不想暴露记者身份，不愿出示。朝格图对警察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没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们有权利在自已的国土里走动吧？”但卢姓警察坚决要看两名记者的证件，但他又不给两名记者看自已的警察证。 　　僵持中，卢姓警察忽然说：“刚才有村民报警，说你们形迹可疑。” 　　然后又例举说治安管理条例、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他们有权看别人的证件。朝格图就问他是那条那款，那警察又语塞。这辆警车就这样堵着这两名记者不让他们离开。 　　几十分钟后，又来了第二辆警车，下来两名警察，一个又高又胖，另一个腰间挎着对讲机，他们态度凶悍，自称是桦甸市公安局的，嘴中骂骂咧咧，要看朝格图、王立三的证件。两名记者开始录音。他们还威胁，称已经有证据抓他们两人。 　　在这样的僵持中，有警察接到了电话，两辆警察忽然就离开了。 　　两名记者舒了一口气。朝格图回忆：“当时我估计是什么人打来电话，警察觉得我们没有问题，就撤了。” 　　二 　　两名记者索性又回到村里，找到一家灾民简单地作了些采访。就拦了一辆救灾车去常山镇。这时，他们发现有辆车跟在后面，后来知道这是桦甸市委宣传部的车。 　　他们到常山镇的一家小餐馆，刚进一小包间，就看到桦甸市委宣传部的人候在旁边。 　　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显然已猜出朝格图、王立三的记者身份。所以，他对他们反复强调：“你们不能私自采访，记者采访必须经过宣传部，你们要到哪儿，我们宣传部的人都可以陪同。”他继续要求看朝格图两人的证件。朝格图两记者不再理他，自已点菜。 　　张辰光让另一名宣传部人员盯着朝格图俩，他就走了。 　　几分钟后，张辰光带着近十名警察包围了那个餐馆小包间。 　　警察冲进包间，不由分说，扭住了两名记者的胳膊。朝格图回忆：“当时我们反复挣扎，他们越拧越紧。”后来，张辰光承认，警察就是他叫来的。 　　朝格图、王立三两名记者被带到了常山镇派出所的情报分析室。进入房间后，朝格图的包和王立三的包都被警察夺走。王立三想护住自已的包，在拉扯中，被警察推到了凳子上，凳子把上折断了。 　　朝格图的南方周末记者证与工作证均被搜走，王立三的记者证、身份证、单位介绍信均被搜走。此时，警察与宣传部官员已明确知道他们是记者。但他们并没有任何要放人的意思。 　　一名警察看着王立三的身份证，知道他是哈尔滨人，遂骂道：“你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还牛逼，牛逼个啥？”警察还翻看朝格图的采访本。并拿走两人的录音笔和手机。他们已无法和外部联系。 　　朝格图反复地说：“别动我们的东西。” 　　结果，警察又冲上来对他们搜身。 　　两人想去厕所，一个带头的警察就在嚷：“给我跟着。” 　　王立三去上厕所，想和跟着的警察聊两句。那名警察立马暴怒：“操你妈，别墨即(东北方言：别罗嗦)。 　　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还删除了两名记者录音笔上的录音，并翻看两名记者的手机短信。朝格图抗议：“你们没有权力看我们的私人信息。“ 　　张不理，翻看短信后，把手机还给了两名记者。 　　这时，又有一名警察拿着数据线进来，想调看两名记者的手机信息。王立三遂给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打了电话，该吉林省委宣传部对张辰光说了。 　　张辰光才出来给警察说，手机就不用看了。 　　三 　　此时，大约已接近下午两点钟。从被跟踪、扭送与扣押，也接近两小时。本报记者接到了朝格图的电话，遂与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赵姓副处长电话交流。 　　南方周末记者：“你们为什么要扣记者，这是侵犯记者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并且，也违反法律和新闻出版署的相关规定。“ 　　赵：“这不是扣押。这只是查询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只是当地宣传部查询一下记者身份，我们能理解，但为什么要动员大批警察来查呢？” 　　赵：“警察有权查任何人的身份。” 　　南方周末记者：“你错了，警察并不能随便查人的身份，除非有具体的案由。请问，他们有什么案由？” 　　赵：“我们查他们的身份，是为了南方周末好啊。如果是假记者，会损害你们报社的。” 　　南方周末记者：“我觉得这种查询方式，会捐害政府的声誉。现在你们查清他们是记者了吧，准备什么时候放人？” 　　赵：“我们已经查清了，朝格图的记者证过期了，但我们准备让他们走了。” 　　南方周末记者：“即使是普通公民，你们就能随便抓人？” 　　赵：“不是我们宣传部抓的，是警察查询……我已经给当地打电话了，叫他们放人。” 　　大约在下午两点多，两名记者在情报室里被扣押半小时后，终于被放。 　　南方周末记者给桦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辰光打电话，问他当时为什么要扣人。他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误会。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记者。这里灾情复杂，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0-08-06/191320843146.shtml

这几天原本的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的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师傅悲剧了，他的别墅被指为侵占绿地的同时，他的徒弟还把上门采访的记者给打伤了。郭师傅召开新闻发布…… > > 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7月28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这则微博消息引爆网络。发帖者称，《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股份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 　　新闻出版总署密切关注此事，总署新闻报刊司在第一时间要求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与丽水市公安局沟通调查了解详情，同时约谈经济观察报社相关负责人，并表示支持媒体记者进行正常合法的舆论监督。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及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调查后获悉，7月28日，在浙江省公安厅的指导下，丽水市公安局组织有关专家连夜对该案的有关证据和办案程序进行审核。 　　丽水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记者本人赔礼道歉。遂昌县公安局于7月29日上午10时，撤销了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同时，丽水市公安局将对该案件办理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查明情况后依照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此事一出，维护记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修订相关法规，从法规制度建设上加强记者权益保护。 　　2007年，总署发出《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规定有关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2008年，总署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采编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规定对干扰、阻碍、报复、陷害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依法开展舆论监督，造成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9年，总署组织力量，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修订了《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增加了关于保障新闻媒体及分支机构、新闻记者的合法新闻采访权、舆论监督权等相关权益，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新闻记者的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评论权。 　　今年，新闻出版总署将继续深入贯彻执行两个《办法》，下半年将就《办法》贯彻执行情况到各地进行专项检查，要求各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加大对新闻媒体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法治记者这条道路上，我还会走多远？我没有答案。只是至今，我还在路上。道路狭窄且漫长，迷雾笼罩，让人只能看到眼前，不见未来。     几个月前还在纠结，想着不做记者了，特别是法治记者。爸爸说，这份职业危险，让他不放心。妈妈说，不斯文，一天到晚东奔西跑，抛头露脸。从九岁开始，妈妈就让我站在灶台边，学做菜，学做人家的妻母，并且教育我“男人是树，女人是藤”。可是，至今我都没有过上妈妈想要我过的生活。     家人帮我在广州准备了房子(注明：我是承租方)，说，“别做记者了，也不要在北京混了，那个城市不适合生活”。那时候，是财新创刊之初，工作压力非常大。很想逃，渴望着安逸舒展的生活。内心挣扎了一段时间，想着“快刀斩乱麻”，于是和领导说，想辞职。     最终，还是舍不得财新，我竟然已经对这个团队产生了敬意，并且对其中的某些人产生了真挚的依恋。     上帝真是狡猾，他给予凡人的幸福通常都不纯粹，总会伴随着痛苦。     所以，走在这条路上，是痛并快乐着。     7月28日，周三。这是记者的交稿日，每周最忙碌的日子。我又在办公室写稿，关于囚犯在监狱失明的案子，这个事情很血腥，揭露了监狱的黑幕一角。这种话题，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是很敏感的。     晚上，和同事在办公室吃快餐。听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而被通缉的消息已被证实。我很激动地对评论部的同事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财新要有所作为啊！”当时的心情，除了气愤，就是物伤其类。     那个同事说，他还不知道我们财新的高层如何考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我听了很郁闷。在李庄事件发生时，我也对着北京的几个大律师激动地说，北京律协要有所作为啊，律师要团结起来啊，这事关律师职业的独立人格。最后，很讽刺的是，司法部通报李庄案，并要求各地律师协会以李庄案为例，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警示教育”。     那天晚上，写稿写得异常烦躁不安。一直以来，记者的采访权利都得不得保障，可是，最近竟然演变成人身权利都得不得保护。当这种威胁和危险源自公权力，是万分的恐怖。     我心里发慌，想着，万一手头的稿件让某些人气急败坏，他们会不会派人来打我？如果他们来打我，财新公司能不能保护我？我超级怕疼，以前脚扭伤了，都会疼得昏倒。     监狱案的司法材料显示，在监狱里，人有可能会非正常死亡，也有可能会被暴打。有已出狱的人在律师笔录中说，狱警的镐把一抡起，他的无名指就折了。天啊，多像武侠小说的情景，比梅超风都厉害。     吃饭后的一两个小时，我一边看材料，一边抬头看窗外的黑夜，胡思乱想，安静不下来。跑去找保安，请他把办公室的窗户都打开，我觉得，空气太闷了，缺氧，呼吸困难。保安打开了一扇，然后很为难地说，如果都打开，空调的冷气就跑光光了。     我妥协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神经质。     后来，终于不闹腾了。很安静地写作了，写得很仔细，保证每个事实的细节都有足够的证据。     写着写着，突然要打电话给故事的主角打电话，想核实一些事情。电话无法接通。按照习惯，我编了个短信，希望他开机后回电。编了一半，忽然醒悟，他是双目失明。然后，骂了自己一句，“真笨！”     到了凌晨两点，稿件差不多好了，想回家。可是，办公室又剩我一个人了。楼下马路上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和口哨。我犹豫了。     我神经质地想，以后，会不会有人在夜里埋伏我，打我一顿，或者，搞个“莫须有”的罪名，通缉我，再把我扔进监狱里？监狱里面有很多武功高强的狱警，拿着镐把和鞭子监视我劳改。最后，就算我保着了小命，也会像稿件的主人公一样睁着眼睛进去，瞎了眼睛出来。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更惨的是，在进入监狱之前，在侦查期间，就有可能在看守所被“喝水死”或者“躲猫猫死”。     我这个人胆小，害怕极了。于是，我决定，这是最后一次在办公室写稿，我要说到做到。     后来，我不敢回家，留在办公室，一边写，一边核对司法材料，直到落地窗外泛起了晨曦微光。     我写得战战兢兢的，害怕被通缉。当警察沦落到为达官贵人张牙舞爪的时候，无论是谁，在这个社会上都没有安全感。更何况是我，一个卑微得如蚂蚁的小记者。人家一发作，打个噴嗤都能把我震到西伯利亚去。我摔得粉身碎骨，可是最后的死因还是假的。     我不想这样死！我既不要“生的伟大”，也不要“死的光荣”。平凡如我，沉重的肉身需要食物，飞扬的灵魂需要抱慰。我没有理想，但是，我有很多小小的梦想。     例如，等我有了钱，就在北京郊区搭建一个木质庭院，有花有草有菜，还要养鸡，养我家乡的三黄鸡。“我为鸡狂”，可是，每年春节回家才能吃上白切鸡。一个假期，我只能吃20个鸡腿。所以，离家返京，我的行李箱不放衣服，只放很多只裸体的鸡，白切的，盐焗的，还有妈妈酿的酒。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没有鸡腿，所以我自怜，觉得是委曲求全。在法学院的时候，有个男生追求我，说，毕业后，不找工作了，去开个养鸡场，为了你。多动人啊，这句话比“我爱你”都让我神魂颠倒。于是，我成了他的女友。后来，他根本没养鸡，连花一百元陪我吃鸡都舍不得，说“鸡和你有仇啊？”     另外，我不能被毁容，我还要继续美丽下去，然后嫁夫，超生，要生一儿一女。我要孩儿们成为我的朋友，陪我玩，陪我爬绿山、趟清水，晒阳光。     还有，等我有了钱，我要开个私房菜馆，做老板娘。我觉得“老板娘”这个词很媚，风情万种，像电影《龙门客栈》里的张曼玉。我心仪古代的风流，“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会让我的馆子足够妖娆，但绝不低俗。     还有，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自己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所以，官大爷，请不要打我，也不要通缉我，有话好好说。

又一位记者因推特而辞职——这一次是 CNN 的一位资深编辑、混迹新闻网络达 20 年之久的老手。Octavia Nasr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信息，表达对一位被某些国家（包括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精神领袖的什叶派教士的逝世的伤感之情后，同意离开公司。虽然有很多记者都曾因他们在推特和其他网站上的言论而丢了饭碗，但 Nasr 可能是因推特而辞职的职位最高的一个了，而她的离去很可能将会重新激起记者是否应该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个人意见的辩论。 In a message posted on July 4th at 4 a.m., Nasr — who contributed to the network’s Middle East coverage — said that she was sad to hear of Grand Ayatollah Mohammed Hussein Fadlallah’s death, and that she respected him as “one of Hezbollah’s giants.” A CNN spokesperson said that her comments were “an error in judgment” and that they “did not meet CNN editorial standards.” Ironically, Nasr was described in her online biography at the network as “a leader in integrating social media with newsgathering and reporting.” 在 7 月 4 日早上 4 点，Nasr——她负责这一网站的中东地区——在一条信息中说她听说 Grand Ayatollah Mohammed Hussein Fadllallah 逝世的消息感到很难过，她还说她将他敬为“真主党的巨人之一”。一位 CNN 的发言人称她的言论“有失判断”、“不符合 CNN 的编辑的准则。”讽刺的是，Nasr 在这个网站的在线简介上被描述为“集新闻收集与报道于社交媒体的领头羊”。 Nasr said in a blog post that her comment was misinterpreted, and that she didn’t mean she agreed with everything the Hezbollah spiritual leader believed about Israel. She also said that her experience “provides a good lesson on why 140 characters should not be used to comment on controversial or sensitive issues, especially those dealing with the Middle East.” Nasr 在一篇博客中说她的言论被误解了，她的意思并非赞成真主党精神领袖对以色列的一切看法。她还说她的经历“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那 140 个字的微博不应该用来评论有争议的或者敏感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和中东有关的”。 Nasr’s departure is the latest example of the double-edged nature of Twitter when used by the media: its brevity and personal nature makes it the perfect medium for journalists to both report the new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and allows them to connect with readers more easily than traditional publishing methods — but those features also make it the perfect weapon for pointing out what critics might take to be a journalist’s failings or personal foibles. And it is tempting for reporters and editors using Twitter outside of the newsroom to say the things they couldn’t say while they were busy trying to remain obj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