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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许纪霖谈“法国高考”: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有这么样的公共文化

“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作者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发表于2012-06-22 00:54 许纪霖教授由法国“高考”考题和南科大复试考题谈论基础教育中的应试话题。    许纪霖教授由法国“高考”考题和南科大复试考题谈论基础教育中的应试话题    “有什么样的考试, 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 著名学者许纪霖   2012法国“高考”哲学考题   法国时间6月18日上午8时,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考试。 法国统一的中学毕业会考(BAC)的成绩在法国就是申请大学的依据,所以也可以算是“高考”。    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在法国时间早上8时开始、中午12时结束(北京时间下午2时到6时),2012年普通类会考各科考生的哲学试题如下:    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么?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寻求真理的义务?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社会经济科考生试题    题目1:是否可能存在天生的欲望?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贝克莱《消极服从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早报记者 田波澜    “据我在法国留学的博士生透露,今天是法国‘高考’(BAC)的第一天,考试内容为‘哲学’,总共4个小时,就一特定题目撰写论文。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法国有这么多的哲学家,而中国只能盛产应试者了。”   6月19日晚,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法国“高考”哲学考题引发网友热议,截至记者发稿,此条微博已被转发29267次,有评论7083条。   巧合的是,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复试也于19日上午在全国八省同时开考。南科大是国内首家自主招生选拔且自授文凭的高校,这场复试 共有1357名考生参加,尽管仍采取笔试形式,但考题却让考生们眼前一亮,比如,让考生7分钟内连续写出1-300的数字且不能涂改;在40秒内记忆10 个双音节汉语词汇然后默写;在一大堆无序数字中找出相邻两个相加为10的数字。大多数考生都提前交卷,面带微笑离开考场,他们纷纷表示试题简单、新颖、好 玩,不考知识点,完全可以“无备而来”。而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则表示,复试主要考察考生的记忆力、想像力、注意力和洞察力,考生如果能在两个小时内全部答对 或答出,他的智商就是相当高的。如果考生半个小时就做好的话,那他不是天才,就是不够小心。   在2012年高考刚落下帷幕的今天,法国“高考”的开放性考题和南科大复试题的探索都成了热门话题。面对当下的众多考试,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出题考查我们的后代等话题。就此,早报记者专访了许纪霖教授。   法国高考首考哲学   比美国更重视人文教育   东方早报:请谈谈你最初看到法国“高考”哲学考题时的印象,你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将这些考题发布在网上呢?   许纪霖:最初是我在法国留学的博士生发邮件给我,我看了之后很震撼,我想贴出来可能也会给网友一些思考的刺激。说实话,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研 究生是否做得出来,我有点怀疑。如果要我来做,我也得做些准备。这些题目非常有深度,有思想力。我第一反应就是法兰西民族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出了这么多大 哲学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是从童子功练起的。在法国,不管以后学文科还是理科还是社会经济科,他们从小就有着很好的哲学训练。在中学阶段法国就开设 了大量哲学课程,有一位法国人留言说,他是文科生,当年高三每周上8个小时的哲学课。他们的中学毕业会考(BAC)考七天,第一天考哲学,第二天考历史, 第三天考法语,然后才是四门其他课程,由此可见人文所占比重之大,而总分里哲学的权重最高。法国这个会考就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法国的大学录取新生以会考成 绩为依据。   这些题目出得真好,比如“我们是否有寻求真理的义务?”,寻求真理是古希腊的传统,而法国今天也被后现代思潮冲击,这个题目可能是在古希腊传统 与后现代交锋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若在中国,这可能是哲学专业博士生考试的题目。“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这些都是 很有深度的题目,简单明确,但后面的知识面很广,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关于劳动,马克思、亚当·斯密、阿伦特等哲人都有很多 精彩论述。如果你没有这种发散性思维,你也可以解释卢梭的《爱弥尔》或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这些都是欧洲的经典,它也没有指定段落, 而是让你自己选择。总的来说,这些题目既让你有发挥的空间,又让你有选择的空间,这给我们的高考命题以很大启发。   东方早报:有些网友认为法国“高考”考题似乎与考生的日常生活、道德思考等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你怎么评价?   许纪霖:法国比美国更重视人文教育,法国的十大高中尤其精英高中很重视读经典,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些都是法国高中生的必读书。 所谓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些基本经典,在中学阶段就要求读,而且要读原典,读完还要讨论,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很深厚。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到今天 法语文化还能和美国所代表的英语文化相抗衡的原因之一。法兰西当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是近代文明的代表,到今天它还在坚守这种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 启蒙的文明,而这种坚守不是所谓精英的坚守,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来坚守。   民族的整体素质   取决于基础教育   东方早报:一些网友在你发布的微博后面评论说,怪不得法国乃至欧洲是出思想家的地方,而中国的高考似乎更多的是在强调记忆,法国的哲学考题似乎更注重自由阐释,在你看来,高考考题的价值导向与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许纪霖:有什么样的考试,就反映出什么样的公共文化,这一点非常清晰。我越来越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要运用哲学的时候,就变得特别 傻。无论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还是在一些会议上,一些非学术工作者发言,通常会用他们学到的那套哲学,如一分为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这些未经思考的语 言领导着人们的思维,这种思维就形成了一种公共文化,而这种文化具有很大的教条性和封闭性。   当今中国要怎样成为一个人文大国?我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开始。而当今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试教育,不仅高中是应试教育,现在的大学也如此, 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客观题,然后设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答案,实际上人文学科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是开放的。它可以有多种解释和理解,只要你持之有据、言之成 理,那就OK了。没有标准答案,这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但中国今天的高考,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比如历史学在内的四门学科,都是全国统一考试,这使得很 多大学生学历史都像高中一样,完全是死记硬背,抓知识点。我想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反思:中国这么一个有智慧、有哲学头脑的民族,再这么折腾个几十年,大概会 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只会赚钱,不再会思考。   东方早报:也有网友质疑说,法国这种考题阅卷教师很难评分。   许纪霖:实际上,法国是有参考答案的,但只是参考而已。它出开放性考题并不意味着阅卷老师就可以随意评分,其中某些知识点是需要你掌握的,但这 些知识点并不是评分的硬性规定,而容许你有一定的发挥。所以,这些试题既有形成共识的一面,也有让你个人发挥的一面。法国在这方面比较灵活,而且它从上到 下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法国最难考的证书是中学教师资格证,过去那些大哲学家都是做过中学老师的,比如萨特等,都有过在中学教书的经历。法国的中学教师资格 证就像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证一样,是最光荣、最拿得出手的证书,水准非常高。所以,一个民族,不仅要看知识精英怎么样,还要看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而民族的 整体素质实际上是取决于基础教育。   有个性化表现空间   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东方早报: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单位的南科大自主招生复试题也引起很大关注,这些题目与中国传统的高考试题也明显不同,比如要求考生7分钟内从1连续写到300不许更改,对此你怎么评价?   许纪霖:我不想对这些具体的考题作评论,但我觉得南科大的考题体现了朱校长的风格。朱清时校长一再强调,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要有想像力和创造 力。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都是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不去考查学生潜在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我想南科大的考题大概体现了朱校长心目中对优秀学生的理 解。当然,结果怎么样,现在要下结论还太早,但是我一直认为,一般的大学可以采取统一考试的方式,但一流的大学应该放开,应该容许它们有自己的招生方式, 然后形成每个大学的不同风格和模式。英、美真正的大学一定是有个性的,它们对人才的选拔是不统一标准的,日本一流的大学招生时会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科考 试,这个加科考试就体现了这所大学的特点和自主性。中国现在的考试是一根筋,从北大一直到考大专、职业学校,都是同一套试题和同一个模式,这对中国教育最 有杀伤力。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一些南科大这样的探索,让各种类型的大学在自主招生和常规考试当中,都有个性化表现的空间,这样中国教育才有希望,才能打破 今天这样一个应试教育的“血统”。   东方早报:对比法国“高考”和中国已有的高考命题方式,以及南科大考题的探索,你觉得作为知识和价值导向的中国高考命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   许纪霖:我也不赞成全部放开,中国一放开就乱了。所以,我认为教育部应该分类进行,一般的大学目前仍采取这种统一高考的方式,但是要放开一些优 秀的大学、一流的大学,首先从“985”大学开始,然后让它们有像日本那样的加试模式。一步一步来,中国问题切忌“一刀切”、“一窝蜂”,全部放开的话也 会乱,因为中国很多大学在这方面缺乏经验。   现在高考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这不利于选拔一些最优秀的学生。现在的高考模式只考察学生的一种能力——应试能力,它没有办法检验一 个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今天中国内地科技界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我可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也拿不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中国只能做山寨大国,因为它 适应能力很强,你有什么东西,它马上适应和模仿,而原创力很弱,这就和我们的考试、基础教育有关系,法国和我们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整个考试改革要增加主 观题的比例,让考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发挥的空间,而且这种改革就像我刚才说的,先从一部分高校开始实行,慢慢会形成一种导向。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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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日程

“个人、国家与天下:现代认同的多重维度”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23-25日,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6月23日(周六)上午 开幕 9:00-9:1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持:刘擎;致辞:许纪霖、萧高彦 第1场报告与研讨 9:15-10:45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传统与现代 主席:刘擎;评论人:黄乐嫣 白彤东,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试论儒家之国家认同观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认同 萧高彦,张佛泉的自由之路:一个共和主义的诠释 第2场报告与研讨 11:00-12:30 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题:文化与价值 主席:沙培德;评论人:刘擎 曾国祥,人性尊严与跨文化之价值认同 蔡英文,福利国家的规范性论据及其实践上的限制 王斑,人文主义与世界文学 6月23日(周六)下午 第3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3:30-15:00 【A组】主题:天下与国家;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黄乐嫣;评论人:白彤东 赵刚,清代多民族天下观的形成 任锋,旧邦新命与天下公民:宪制会话中的现代认同问题 裴自余,略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 【B组】主题:法国政治思想;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曾国祥;评论人:李永晶 倪玉珍,民主革命与专制的隐秘关联——托克维尔关于行政集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刘拥华,道德、政治化与空洞的世界主义 崇明,现代政治中的抽象与认同: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哲学 第4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5:15-16:45 【A组】主题: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彰显;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陈赟;评论人:任锋 任军锋,中国政治中的“公”与“私” 王利,中华文明的现代处境 成庆,晚清士人的普世主义想象——以康有为《大同书》为例 【B组】主题:现代性与宗教;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王斑;评论人:王寅丽 刘文瑾,恶与痛:审美现代性中的主体精神 张容南,查尔斯•泰勒论祛魅与返魅 曾誉铭,启蒙的自我批判:生存处境、政治与宗教 6月24日(周日)上午 第5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8:30-10:00 【A组】主题:文化传统与政治认同;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白彤东;评论人:王利 高全喜,保守的现代性 陈赟,“家天下”与“天下一家”:三代政教的精神 叶斌,毛泽东自由观述论 【B组】主题:政治理论的多重视角;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萧高彦;评论人:江绪林、吴冠军 陈伟,共和主义:一种政治理论 叶浩,两大国关理论夹缝中的两岸和平思考 李蕾,知识的流动:介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或者,美国人如何能认同中国的知识? 第6场分组报告与研讨 10:15-11:45 【A组】主题:公民与德性教育;地点: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 主席:高全喜;评论人:唐小兵 沙培德,伦理教科书:民初学校教育里的修身与公民道德 瞿骏,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例 【B组】主题:李大钊与现代思潮;地点:人文楼一楼学术沙龙大厅 主席:高瑞泉;评论人:成庆 杨芳燕,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从风俗保群论到第三文明论 段炼,寻求超越—以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为中心的研究 顾红亮,梁漱溟的国民性话语批判 6月25日(周一)上午 第7场圆桌会议 9:00-11:30 主题:现代政治与认同 主席:蔡英文、许纪霖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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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南方都市报   2012-06-17 作者:许纪霖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42.00元。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从而以一种 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术”与“势”来掌控天下。由于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和“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与“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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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许纪霖教授谈学院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体制化 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当今中国大学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体制化进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曾经大喝一声“大学不是养鸡场”,来批评大学在学生培养体系方面的异 化,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象触目皆是。学术似乎不再是一 种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为稻粱谋的职业而已。面对这种看上去席卷一切的体制化进程,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抗的可能或者说重新想象未来 学术生活的可能?本刊特约记者风石堰(唐小兵的常用笔名,早年世纪沙龙斑竹名)就此议题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风 石堰:许老师,谢谢您接受《南风窗》关于知识分子专题的专访。我们想跟您讨论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体制化。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 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 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体制化会成为一个问题吗?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知识阶层心态上的体 制化这样一些切身的基本问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马克思•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 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的,更多的是一套礼治。但是,这套所谓的资 本主义化的官僚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整个效 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 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 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遵循的优 胜劣汰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发了多少篇权威刊物、核心刊物文章、拿了多少课 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 志。 第二,这个体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整个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分配,都在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掌握了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的绝大部分资 源,而这 个体制指的是行政意志,上到教育部,下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完全由他们来操控,即使有专家评审,但评审的标准和最后的裁断权却 不在专家手里,现在常常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投票的结果竟然还对专家保密,美其名曰是怕专家泄露消息,实质是更方便行政意志的黑箱操作。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记者: 李泽厚曾经概括说199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198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而学问家凸显的变化趋势,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学术上的专业化进程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都特别凸显,那么知识界的这样一种变化与体制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许 纪霖:1980年代,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 来,1980年代大学体制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业是普遍的清贫,但知识分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 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 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喜欢的研究。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个自由,不但是没有这么多的考核体系等外在的压迫、而且心态上和精神上也是比较自由? 许 纪霖:在80年代,人们在精神上、心态上也放得很开,即使有很多压抑,但大家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似乎充满信心,人的物质欲望也不那么膨胀,多多 少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称之为是一个“后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人有了一些超越个人的大关怀,有时候也就不那么将个人的利益得失太当一回事,相信 国家好了、个人的前途也会水涨船高。 记者:这有点像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讲述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时候,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虽然很贫穷,但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许 纪霖: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 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 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 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这套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如今多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虽然这套体制 像高考一样,表面是客观的、公平的,量化指标面前人 人平等,但是否可以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文章,是否可以拿到项目课题、是否可以获奖,最终还是取决于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拥有权力的。于是,不少学者的心思 不是在做研究上,而是如何去“攻关”、拉关系、走后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定当中评委公开索贿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监 督,当学术自身缺乏自主性的时候,这个体制必定会产生结构性的腐败。而腐败哪怕是个别的、局部的,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的全局的,人们不再相信体制的公正 性,而只迷信权力。于是,拼爹、拼关系,成为一套人人信奉的潜规则。 记者:这样一些人,对体制的不满,其实有很多牢骚的成分,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体制中占据核心资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真正对这个体制有反思和批判,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抱怨的人只是在发牢骚? 许 纪霖: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 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 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天荒谬的体制。于是,这套 体制就像荒谬的高考制度一样,人人不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体制内部谋生的人,也越来越觉得在体制面前的无可奈何和 个人的渺小。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衡量一个老师学术的能力, 不再像过去那 样,从学术的内在尺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质量,而只是看外在的指标:文章是发在哪一级刊物?项目是省部级还是国家级?获奖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研究报告被哪 个级别的部门所采纳、哪位首长有过批示?老一代的学者还好一点,还残存一点过去的学术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 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 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记者:依照人之常情,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应该还是会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体制化的进程中间慢慢被抹除掉吗? 许 纪霖:一开始可能有痛苦的的感觉,但久而久之,当体制被内化之后,人们便被洗脑,从痛苦走向麻木,这就是体制内化的效果。体制本身不可怕,可怕 的是被内化。这个内化,就像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样,用我的说法是“自觉而不自愿”,也就是说,在意志上,是被迫的,并非心甘情愿,但似乎没 有选择空间。但在理性层面,却有非常自觉的因素,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拼命去适应这套法制,最终被体制内化。 体制会永远让你成为一个怨恨者 记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学术界对一个好的学者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上对于成功人士的判断标准,已经慢慢同一化了? 许纪霖:什么是好人,什么是一个好学者,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过去社会有一套价值和伦理标准,行内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天都被折合为统一、中性的量化指标,由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所主宰的形式化指标,学术的自主性消失了。 我 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此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久而久之, 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今天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 面大家激烈地诅咒体制的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拼爹”规则;另一方面,又竭力地适应体制法则,拼 命要往上挤。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相信关系网络,一旦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肯定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水平不够,一定是关系不如人,“恨爹不是钢”,然后更 激烈地诅咒社会的不公正。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 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 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 升。但金字塔形的体制的顶端是没有尽头的,上了一个层次会产生更高的欲望,与更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又会产生更大的不满足,因此怨恨会更加深一层。因 此,在体制内部,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怨恨者。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我 将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 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 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 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因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 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伶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 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 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业余精神与点滴的抵抗 记者: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按照这样的分析,这样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在鼓励今天的学院在不断地生产一种占有式的、利己式的人,这样的人格类型,无论是作为一个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社会的中产阶级、甚至是精英阶层也好,更少的会考虑公共的责任的问题,更多的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在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活利益。 许 纪霖: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肯定,是建立在占有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基础上的,所以他 称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今天的学术体制对人性的预设,就是这套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社会的预设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随 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 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 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 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 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因此,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真正是人才,有独特的、超群的能力,可以埋没得了一时,却埋没不了永 远;在一个单位呆得不舒服,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地方。我并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看到社会当中随着恶的增长,对恶的抵抗也在增长,黑暗虽然弥漫、但光 明却犹如星星之火,尽管尚未燎原,没有连成一片,但已经给人带来了希望。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 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 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人性是脆弱的、有限的,对黑暗很难做到绝对的抵抗、无畏无惧的抵 抗。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可能,应该有有限的抵抗、点点滴滴的抵抗,力所能及的抵抗。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 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 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 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 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那没有跨出的另外50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 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台湾的钱永祥先 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自己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因为各种原因,许多人很难做 到完全戒荤,食素只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念,能做到多少算多少,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你,比如完全的戒荤一定比有限的戒荤高尚。所谓“量化”,就是按照 自己的可能,力所能及地去做。对黑暗的抵抗,在我看来,也需要这种“量化的抵抗”。不是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 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 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 恶便会少了大半。 记者:您觉得年轻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像刚刚您描述的,把体制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化了,比如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出生的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对体制 的自觉的疏离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年青一代的生活阅历一直从学校到学校比较单一有关?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所谓新三级的一些人还是有比较 充分的社会阅历,有时候能够保持一种反思、一种疏离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以这么单一的一种方式来应对体制化? 许纪霖:回到 学术体制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每个体制里的人都无法完全抗拒这个体制,不在乎这套量化指标,但千万不能被体制内在化,失去了学术 共同体独立的价值标准,特别是自身的学术品味。如果能够做到不仅仅以形式化的外在指标,而能够以内在的学术标准来自我评估、评价同行或者要求学生,体现在 教学、研究、招生、论文指导和考试答辩诸环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有限的抵抗”了。但现在的大学里面,老一代学者从过去的时代走过来,毕竟还有着自己的学 术标准(不管其对不对),但我发现近十年来从体制里一路走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和研究生们,反而失去了这样的内在价值,多以外在的量化指标自我激励、评价他 人、培养学生,这让我感到非常忧虑。 麦金泰尔说过,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 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 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如果有更好的达到目的的方式,比如发现做官能 够更方便地获得职称、有更大利益可图,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学术。但内在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快乐是不可替换的,是内在于学术活动本身的。对于大多数学院知识 分子来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外在利益的追求,需要通过学术成果获得必要的位置、收入和体制的承认这是世俗的一面,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 我担心的是,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将对外在利益的考量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不再有内在利益的快乐感。本来,学院的生活就要比在商界、金融界、企业界和政界清 贫得多,假如缺乏学者那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利益的快乐感,只是关心外在利益的功名利禄,那么,你将注定在焦虑与失落当中度过一生。与其如此,还不早早日脱离 苦海,下海经商去算了。 许多人对对未来的体制抱有强烈的悲观态度,从而为自己的随波逐流寻找客观的理由其实,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并不影响 我们个人的选择。在任何时 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整 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 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团团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 变的可能了。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如果少一份外在利益的焦虑,多一份内在利益的追求,有一种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业余精 神”,那么你的人生将快乐得多,这份快乐不是取决于体制如何对待你,别人如何评价你,而是内心有一份自我肯定的充实,哪怕当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会在学 生的笑脸上获得肯定,获得精神的巨大满足。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风窗》2012年第12期) (本文已经被访者审阅,感谢黄辉协助整理采访录音)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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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许纪霖:人才至上,还是公正至上?——高考恢复三十年的反思

“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 各位广州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是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的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九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考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很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有很多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着。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个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高考,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讲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实际上命运是相同的,那一年拜邓小平之福,整个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今天我就想从高考恢复三十年起讲,高考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怎么来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在纠缠着我们,让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总得来说,我个人的看法,高考恢复三十年,可以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 前15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为什么说是解放的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高考恢复之前文革,高考不是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他要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在哪里?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当时拍板,在恢复高考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这个改变,我们知道高考这个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为什么说这两个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呢?第一个事件科举1905年废除之后,整个社会精英开始不再往官府流动,开始流到社会上,精英社会化,社会化之后,过去精英只有一条路,通过科举做官,05年之后各个精英流动到社会上,他们可以经商、可以从军,比如说做记者等等,精英开始多元化。 差不多两年之前,科举废除一百周年时,当时我说过一句话,“没有05何来11”。就是说假如没有科举废除的话,很有可能没有辛亥革命这一回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摧枯拉朽一下子清朝就垮了,这当中新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军队不再站在朝廷这边。为什么新军倒戈?因为新军当中年轻的军官们,这一批人科举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可能继续还是往做官的路上发展,科举废除之后,相当的一批精英,有新思想的精英开始去从军。不要说别人,当初连周作人年轻的时候都到南京的水司学堂读过书,所以他说自己年轻时还做过海军。这批精英当时已经跟朝廷分离,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他们成为军队中的中坚。这批人和朝廷产生疏离感,之后精英跟朝廷分离了。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百姓态度的取向不重要,因为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精英的取向、立场是最重要的,一旦朝廷和精英发生了分离,那这个政治的统治、政治的危机迟早会发生。这是一个大事件,1905年科举废除,产生一个革命,之后使得中国长期的动乱。 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一个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今天来看,我一会儿会说到中国之所以从78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非常重要的就是和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 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的作用,更重要是解放,为什么是解放呢?因为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他要有一个动力,当时叫生产力,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前半期,是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 高考慢慢慢慢,特别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层次,我们会发现高考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这个暴露和什么原因有关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的话,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而是需要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位呢?我们会发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今天来的各位听众,我相信有很多是来自教育部门的,或者是教育管理部门的,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已经是文凭社会,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首先要有一个文凭,而且这几年教育爆炸式的发展,大学文凭已经不稀奇了,必须要是名校的文凭,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今天高考成为中国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最大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跨入社会精英的行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竞争实际上不仅仅是从中学、中学,或者幼儿园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胎教就开始了。中国的小孩比大人还辛苦,本来他们童年该享受快乐的时候,但是他们很早就被推入到应试教育的搏杀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了,当年我们第一届参加高考的时候,和当年的教育水准相比是比较难的,当时第一届的录取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有4.8%,一百个人考只有4.8个人能够考取,竞争当然很厉害。但是我记得当年的高考题目,好像比今天的题目还要活一些,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是靠你积累的一些本领去考。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分析。 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是这不是我们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理科我不清楚,从文科来说,我是教大学历史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把你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先告诉你这是不对的,然后告诉你新的东西,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种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说是素质教育,有人给胡锦涛写信说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要搞素质教育,胡锦涛同志还批示了,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人人如果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曾经也让我非常费解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各种的报道宣传,这个荒谬的确到了非常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抢状元情况,状元不得了,就像过去的科举一样,每年高考媒体抢新闻,状元永远是新闻,一个县出了多少状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现在状元基本上都被清华、北大两家学校瓜分了。前一阵子南方周末还有一个报道,说北大的一个专门去抢状元的招考老师,怎么和清华较量,怎么到地方上到一个省去抢状元,提前两天考生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拿到全省高考文理科前50名的名单了,然后打电话,还有提出优惠条件,清华也提出各种优惠条件,那个孩子开始还非常高兴,接下来就被无穷的人包围,他也六神无主了,不知道要去北大还是清华,因为他们都给了他们各种各样不同的承诺,还有搞什么状元碑的,等等。状元真的这么重要吗?状元真的就是天才吗?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有多少状元最后成为大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的?很少,清末的状元张謇最后也是当了实业家。历史上很多状元,可能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研究,这么多年来这些状元去那里了,出名了吗?成才了吗?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高考时的效应,中国今天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就象体育比赛中的冠军。状元和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们想一想,状元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换一张卷子,难度是一样的,再考一遍,我相信大概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的排列会有一个变化,他未必就像刘翔一样绝对可以拿冠军,我可以说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不是他把握的,也和批卷老师的把握也有关系,凭什么你的作文我多给两分,他的作文我少给两分,这是有偶然性的。 前一阵子我很偶然看到凤凰台鲁豫访谈,请了几个清华、北大的状元来,我觉得这些状元未必比我的学生优秀到那里。举一个例子,出了一个题目让他们设计一个慈善活动,说你们看一看怎么来策划。结果他们的策划是这样的,第一个策划是什么叫慈善,第二个是为什么做慈善,第三个如何搞慈善。这种思考的方式,不就是考试中所谓一个论述题的思考模式吗?没有任何的创新,就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状元的情况,应试教育下的一些宝塔尖上的所谓人才。当然这些人绝顶聪明,我不否认,但是社会鼓励应试教育,今天我们的人才等级按照分数衡量,而且今天中国的大学、名牌大学,也有一个等级性的制度,顶尖的是两个超一流的大学,清华、北大,接下来若干所所谓的名校,接下来重点大学等等一层层的。你们可以看到报考时最优秀的通常是报北大、清华的,然后一层一层,没有例外的,没有按照孩子的兴趣来进行选择。这是形成高校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是谁规定的?可以说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国家的985资助计划,清华、北大18个亿,接下来是复旦、南大、交大等等,12个亿,再接下来6个亿,再接下来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等级。 当然媒体各种各样的宣传,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高考指南,都助长了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是大学里的人,今天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个性,大家都想学清华、北大,不是学它个性面,而是共性面,今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千人一面。考生对大学只是有一个模糊的等级概念,它是顶尖、是名牌的,但是对这所大学的风格、氛围,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自己是不是喜欢,那是不考虑的。过去中国的大学是有自己个性的,有自己风格的,很多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性格来进行选择,但是今天这个空间没有了。你可以考清华、北大,为什么要去报中山大学呢?中学老师可能就会给你压力,你是一所名校,有多少人可以考入清华、北大,这是一个指标,也是今后招生的一个宣传。 今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他们没有这样的等级,没有说美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都是考哈佛或者耶鲁的,不是这样的。哈佛、耶鲁这种所谓顶尖的,为考生首选的大学,不是一两所,可以说起码有二十所,甚至更多,因为那些顶尖大学各有各的特色。在中国觉得哈佛不得了,但是很多美国学生,哈佛当然是好的,但是未必是大家公认最好的,最好的大学会有耶鲁,会有哈佛的邻居MIT,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甚至还有一大批最优秀的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大学,然后去选择了一些学院,文理学院。比如说美国有几个小的学校,非常非常出名,很多学生都愿意放弃哈佛的录取去这些小学院,比如说费城附近的斯沃斯莫学院等等,还有美国的威斯利女子学院等等,这些私立学校的学费比哈佛都高,为什么美国很多高中生不愿意去哈佛、耶鲁,而愿意去中国看来非常小的学院呢?因为在哈佛、耶鲁,大牌教授是很少上本科的,即使授课也是给几百人开讲座,等于听一个讲座,听不到精致的教育。而小的学院,一二十人的小班,完全是贵族教育,而且教师非常非常优秀,出来以后社会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如果报考研究生的话他照样可以考哈佛和耶鲁。 美国也是有排行榜的,但是把这两种是分开的,大学有大学的排行榜,学院有学院的排行榜,这两个排行榜是分立的,有非常多元的选择。但是在中国今天只有一个选择,唯一的标准。这又加强了我们所说的应试化,当然这几年香港大学等来中国内地招生,把这个局面打破了,用一个人的话来说“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当然这是夸大其词了。我在香港大学工作过一年,我并不认为港大、中大就比中国大陆的学校好,我自己认为是各有千秋吧。 简单来比较,香港的大学管理一流、教师二流、学生三流,清华、北大是学生一流、教师二流、管理三流。这是我自己在两边观察的结果,我也曾经写过文章。这些都是好事情,一个多元的大学,让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这是最好的。港大来了之后,第一年招生,05年就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内地250个招生指标里,有11个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拒收,因为面试下来这些人不行,只是一个考试机器,按照他们港大的招生方式,不是一对一的,几个人一组讨论问题,那好了,这些状元表达不行、知识狭窄,英语考的很高分,但是听不懂讲不出,对不起,港大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状元,那些顶尖的人才,按照国外的标准来看未必是最优秀的,他们看重的倒不是宝塔尖的这些人,倒是在名校里水准在中上游的,反而有不少优秀的人。前年也是一个媒体,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一位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叫汤玫捷,提前录取意味着什么呢?哈佛提前在正常录取之外,它觉得你是人杰啊,提前几个月把你抢到手,许诺你高额的奖学金,你不用再考虑录取其他的学校了。这一年亚洲只有两个名额,中国一个。这个女孩子按照她在学校考试排分,是在百名开外,绝对进不了清华、北大的,但是复旦说这个成绩也绝对可以进入复旦,但是哈佛看中她的,不是她的成绩,而是她的能力,她做过学生会主席,有非常开阔的阅读视野,有非常好的领袖风格。哈佛就是培养领袖,它是看重你这些能力,不是你的考试,考试是一个参照而已。汤玫捷的英语非常好,因为她在美国著名高中交流过一年,在美国的高中生中她也是优异的。哈佛果然没有看花眼,汤玫捷到了哈佛之后,我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哈佛学生个个都是人精,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将来担当天下的领袖,汤玫捷到哈佛之后,照样是哈佛学生当中的领袖,她在大一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活动,去拉赞助,做了一个关于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这个峰会是在上海浦东开的,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当然她以哈佛的名义拿赞助是比较容易,但是一般也是拉不到,她作为会议的组织者,这个会很成功在上海召开。 国外的标准不是应试的,但是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著名的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数学历史等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是真的来了。今年会不会继续推出?不知道。但是这个考试推出以后进入的研究生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就是高考上来的,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试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都是一个模式,这不是一个高考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一个核心标准的问题,很荒谬,没有说它好,就它的内容来说。 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前不久杨东平,北京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有一个调查,民意调查,来问我对高考制度的看法。出来的数据很有意思,50%多的人对现在高考的内容是不满意的,但是70%多的人认为这套制度还得继续下去,因为它还是公正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高考制度,就它的考试内容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荒谬,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今天还是公正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底层、内地的农村这些人一个希望,也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这批人,老百姓也就算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就是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特别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就是需要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隋唐以后到宋科举制度整个完善,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它背后是有一些出身的因素,你是什么出身,从上层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五经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能够背熟,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社会也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明,但是整个社会,你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和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的可能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或者是自己不行,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所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流动的可能性,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东西,你们说美国的这套招生很好,香港的很好,但是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搞腐败,还有商业精英,当然本来有钱就是坏,本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暴露大学老师为人师表的那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别人是有信用的,被社会普遍信任,觉得他是可靠的,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所谓客观化的、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的高考,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种制度里,平心而论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最少腐败的。现在管理越来越完善了,过去招生在录取的时候,还可以1:1.2去招生,里面还有花样,现在电脑录取,你招100学生,给你105个学生的名单过来,从高分到低分,如果你要录取后面这五个低分的,你要写出理由,越来越公正,这是电脑派位所形成的公正。虽然大家认为这套制度很荒谬,但是整个的运作非常好,剔除了很多人为的因素,老百姓放心,越是底层的人越放心。如果你要搞花样,每个大学只有2%的机动名额,你可以搞特招生或者是关系生,但是只有2%,绝大多数还是公正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面,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使命,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科大的校长是一个脑子非常清楚的人,他也知道中国的高考是很荒谬的,但是他说现在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公正的,他说我们中国科大也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的形式,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也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所以直接由中学校长的推荐,通常大学都持某种狐疑的态度,通常我们认为推荐生未必比考来的人更好。这就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信用的问题。 在国外没有这样的问题,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来的,让各个名校,著名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的,一旦哈佛发现你一年、两年学生都是一般化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那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合理的制度,哪怕你个人,大学校长、大学老师再有信用,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为各种各样你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 今天的高考用我的话来说,这个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各位朋友,我相信不少来自教育部门的,你们有好的主意吗?能够超越这些悖论性问题吗?希望一会儿在讨论环节,各位朋友能够提出一些想法。 我这两年作为大学老师,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包括高考、包括大学教育种种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几年教育部门,整个社会在做各种探索,希望做一些改革的探索。比如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有这几个模式试点。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模式,政法大学去年的招生,因为它是全国重点大学,全国招生,过去名额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比例摊下来的,现在他按照人口,这个省所在的人口来划比例,人口越多的大省招生名额越多,他说也许这样是更公正的。这是政法大学一个高考招生名额分配上的思路,试图改变现在各大名校在城市发达地区招生过大的问题,北大、清华在北京招的非常多,复旦、交大在上海本地的生源也是非常多,比例很高。这是一个探索。 还有就是上海复旦、交通大学开始的试点,开始学习国外,自主招生,复旦、交大每年四百到五百个名额,在上海地区考生里自主招生,简单来说,先要通过一个报名,通过一个笔试,当然比高考会难一点,笔试过一条线之后,按照1:3的比例,然后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比如说考复旦,你要经过各个不同的老师面试,走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可能有两三个老师坐在那里,随意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社会问题等等,然后给你打分,最后按照面试成绩来录取。这很有一点借鉴港大等学校的招生方式,本来今年要扩大,扩大到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没有批,还是复旦、交大在继续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想看看除了高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理的高考方式可以来做的,前不久杨东平领衔的北京二十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民间高考改革的方案,也得到了教育部的一些肯定,因为高考改革方案很多,但是这个方案媒体后来曝光之后,引起了一些注意。杨东平提出高考以后不必是一次了,可以是多次,两次甚至是多次,然后要把高中会考乃至中学的考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作为一个考量。改变现在学生一考定终身的情况,设计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 那些这些改革方案,我一会儿也会分析,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解决我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我们今天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选择人才,这个大家都承认,这是合理的。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但是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就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机会,平等的竞争。所以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形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两种合理性发生很大的冲撞,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他们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美国当然不像中国这样,地区差异这么大,但是他们过去有阶层的差异,那也是很大的。他们的阶层差异还体现在种族的差异上,通常白人小孩的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黑人、拉美人等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肯尼迪之所以伟大,在美国历史上是被认为最伟大的一个总统,排在前三名,很重要就是他推出了一个平权方案,鉴于现实的考量,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特别是种族不平等的存在,通过平权方案,强制性的国家推行,给那些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孩子教育上补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是纯白人的,要吸收黑人和有色人种,再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一定要有比例,20%左右,是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这是强制推行的,国家法律规定。 过去白人清一色的很有名的贵族高中,国民警卫队护送这些黑人的小孩去读书,当时白人不许黑人小孩去读书,说他们是什么3K党,但是当时美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护送。但是现在美国如果由于种族原因排出其他黑人小孩读书的话,那你就完了,在美国种族问题上你不能发出任何极端的言论,否则就立马下台。但是现在美国出现很多反校歧视,很多白人去告,我考分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被歧视了吗?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涉及到正义,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六十年代美国执行这套制度时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1970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很少有一本书一出来就立马成为经典,成为经典的书要经过几十年才有可能,通常作者生前是看不到的,这本书一出来就成为了经典,经典到什么程度,这个老师是哲学系老师,哲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乃至各种各样的系,都把这本书作为经典,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甚至罗尔斯这本书发展成一个产业,研究这本书的每年全世界有几十篇博士论文,长盛不衰,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是什么。大家都说社会是要公平的,怎么解决,两种合理性冲撞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接受的。核心的问题,他提出了第二条,就是差异原则。当然很复杂,这本书是天书,一般人很难看懂,非常非常艰深,逻辑推论非常严谨,也很复杂,涉及到教育问题上,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他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一套论述。这第二条差异原则,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正义,我们刚才说的平权方案核心的理论,大家都认同。 现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用制度太不发达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说高考,我就讲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的分配问题。过去是有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那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父母都是务农的,就是贫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未必是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也有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我们几所重点大学开始没有公费自费,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现在学生填写家庭收入,有些学生很老实说,每个月收入一千块,有一些学生就没有提,那你说我就给没有填的学生,不给老老实实填了一千块的学生吗?显然也不合理。但是在国外,非常明显,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更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一事不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比较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我们过去给贫困的小孩资助,但是现在发现很复杂。现在民间很多贫困的基金会,内部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大家也不太信任,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做基金会,他说在西方的这些慈善基金会,通常管理费法定是12%,有很好的基金会做到8%,但是在中国现在暴露出来,很多慈善基金会管理成本达到了60-70%,你敢捐款给他们吗?不敢。然后又要献出爱心怎么办,中国现在凡是组织化的都很难信任,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个人,现在我们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云南贫困县支教一年,我们通过他们可以放心,那些老师是比较善良的,钱可以直接到资助人的手里。但是即使这样我后来也发现很多困境,比如说是资助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呢?如果选择高中生,高中生可能最有可能成才,但是他们告诉我,凡是能够读到高中的人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贫困地区一年高中学费是1600,这对贫困地区是天文数字,再加上每年一千块钱的生活费。还是能够咬咬牙读到高中的话,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最穷的是那些初中的,很多因为家里贫困,但是读书读的好,应该资助初中生,但是初中生到底有多少能够成才,不知道的。所以你选择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很让我们愿意献出爱心的人为难。这背后很重要的还是信用问题,整个信用体系不发达。 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是无法推广的,而且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非常清楚,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实际上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使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还可以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的。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力,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 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他们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也会问到炒股票的问题,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好的东西,来到中国,就可能发生问题。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高考的坏话,但是如果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它还真的是唯一的,怎么办?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以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板了,一刀切,但是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他们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差异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如今被打紧了的高考死结,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理论层面的有效,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的情况,我们社会不公正,能解决具体情况的。罗尔斯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我们什么是正义、怎么安排,我们如果也有差异原则的话,我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但是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你怎么解决。大视野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冲撞,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让社会的人心服从,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今天的中国,我一直说,中国社会问题表面上是在制度、在法律,但是实际上根本问题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我想中国现在的法律,各种各样的法,多如牛毛,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如果纯粹看法,中国很多法还真的是不错,全世界从纯粹法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中国这些法形同虚设,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有另外一套,吴思先生也来讲过,有一套“潜规则”,没有一套相应的公共文化,更重要的就是社会没有一套大家公认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什么,现在没有,根本没有。前天我跟学生上课,我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在讲儒家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我就说中国今天说和谐,和谐是儒家的理念,造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秩序。但是儒家孔子说的礼,那个和谐社会,按照孔子的原意,不是指由政治强权,或者法律来强行保障推行的一个和谐,它是一个文化,礼背后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仁,它背后是一套价值,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文化,通过人们道德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来服从这个礼,才能和谐。今天这背后核心价值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有人要说清楚,但是未必是得到都统一的。 同样正义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理论上一片空白,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从对策思路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背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看,和社会各个环节都有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才能解决。今天提了很多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什么太完美的方案,所谓一揽子解决,一步到位的,很难,各种支持性的条件现在还是很弱,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耐心并不意味着忍耐,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实践的层面、对策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探索。 很抱歉,本来我是讲一个半时,讲着讲着超时了,耽误你们的提问和发言的时间。谢谢。   (许纪霖,学者, 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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