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许纪霖 | BBS往事

1     多年之后,北大物理系93级学生吴涛的不少轶事仍被广为流传。此人高考位列当年湖北探花,只是生活上有点邋遢,穿军装,背小军挎,状似民工。有人目睹 了他爸爸送他来燕园时,在32楼水房教他洗衣服,从此大家经常听见水房里他欢快的洗衣声。目击者称,其洗衣流程严格遵照其父教诲。   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最终在网络上横空出世。他至少有几项是创下了北大之最:1996年保钓运动中申请游行,由此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最先申请游行的北大 人,BBS一时为之沸腾,北大、清华、中科院的学生(中国互联网最早在科研院所发展起来,当时上网的主力集中在这三校)纷纷揭竿而起,结果,报名人数远超 计划;“抗日”未遂后,他痛定思痛,决定深入了解日本文化,于是狂看日剧,创办了当时在教育网风云一时的“日剧天地”。   1999年9月17日,为了庆祝北大研究生宿舍楼通网,他用自己的个人电脑搭了个BBS。三天后,进站欢迎改为塔、湖、图的画面组合。这个BBS被人 称为一塌糊涂(ytht),是“一、塔、湖、图”的谐音。这是对北京大学校园内著名地点的一个概括,即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吴涛未能预见到,在关闭之前,ytht会成为教育网内平均在线人数最多的BBS。他回忆称:我买了一个160M内存的机器,就觉得可以做糊涂永久的服务器了。   对于自己在论坛中的定位,吴涛的回答是:就是苦力,写代码的。   糊涂的站务,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北大的史文倜回忆称,论坛的规矩都是学生网友一起制定出来的,版主、站务都是要竞选上台,有任期,也有监督,搞得有模 有样。一塌糊涂的成员如同孩子一样认真地加入网络中的这个民主游戏,论坛内还效仿三权分立的机制,以便对站务和版主也能进行投诉和弹劾。   在宽松的管理形式下,一塌糊涂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讨论氛围,其sex版是中国BBS上较早开设性教育的版面,motss和lesbian版是国内BBS最早开设的专门谈论同性恋的。   史文倜称,在朦胧的理想主义鼓舞下,孱弱的一塌糊涂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同情包容着各种言论。因此,公民生活、反谣言中心、台海观察、人权研究等得以成为其众多有特色的版面。   郭玉闪,1977年生,福建莆田人,曾就读于北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他回忆称,当日他在北大校园读书时,苦闷无比,彷徨无地。那时的北大三角地贴得 最多的是广告帖,讲座倒也不少,可最受欢迎的多半是商业讲座,教人怎么成功发财,怎么成功出国等等。偌大个校园,很难找到多少心意相通的同道。   不过,在北大这类学校里,学生在创造自由生活方面的活力是无与伦比的,根本无需额外的设计与引导—— 糊涂著名网友arm曾经用过一个签名档:自从有了一塌糊涂,北大同学的生活就焕然一新了。   有一塌糊涂BBS的那段日子,成了郭玉闪在北大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通过一塌糊涂,他突然发现了许许多多同道。在没有一塌糊涂以前,他们都和他一样,在北大某个角落里孤独地过着苦闷的日子。        2     1999年11月27日,就在一塌糊涂创办2个月后,关天茶舍在天涯开版,首任版主为北大青年教师老冷。“关天”最初是一群人文知识分子曲高和寡的精 英圈子,创办人老冷的思想倾向,使关天一开始就有谈论世运的怀抱,但尚没有清晰的公共政治的维度。在经过一番更迭,2001年,王怡、朴素出任关天斑竹, 为关天带来了飞跃。相对老冷等人北大学者的头衔,这两人更加草根,ID背后的声名也更多地来自于网络。   1973年出生的王怡,曾任教成都大学。他回忆,2000年之前,他基本与世隔绝,是网络为他联通了三个世界:国内传媒、海外中文世界、知识界和思想界。   王怡成名于《天涯》杂志的网络论坛“天涯纵横”,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天涯纵横”先后请来著名学者李陀、媒体评论人士吴洪森担任版主,并依托期 刊,迅速吸引大量以往不上网的新老作者,包括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易大旗、广东作家钟健夫、江苏法学家刘大生、青年学者摩罗(天涯网名叫“3699”)以 及新人王怡、雷立刚等。不过,盛宴必散,2001年4月,“天涯纵横”被封,其熟客分化,一部分喜评时政的人聚集到关天茶舍。   由于王怡等人的努力,关天茶舍人气大盛,摩罗、易大旗、李陀、陈村、贺卫方、笑蜀、刘军宁等这些学者都成了关天的活跃网友。   媒体评论员、曾在关天茶舍任版主的魏英杰回忆称,“9.11事件”中,因《今夜,我是美国人》公开信引起争论,关天茶舍受到海内外关注,影响力迅速扩张。   王怡回顾,在“9.11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中,当时“网络中国”与“媒体中国”是两个断裂的世界,媒体上见不到任何讨论,关天在一夜之间出现大量讨论 帖,对此,关天对所有鼓吹和同情恐怖主义的帖子,强硬地全部标以“黑脸”,以春秋笔法进行褒贬。另一方面,版主也坚持不删除任何帖子。几日之内,大批网友 涌入关天,关天成为大陆网站中讨论“9.11事件”最激烈和自由的地方。   这不仅使关天变成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公共空间,浏览量达到空前的高峰,也使关天向一个新兴的时政论坛转型,“政论”和“时评”成为关天最显赫的文体,这慢慢影响到2001年至2003年出现的网络政论和媒体时评写作。       3     2000年,王晓渔还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那时他的叛逆,还只是停留在讨厌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并没有清晰的价值观,但是他本能地热爱网络,热爱那种清新、开放。   因此,当他在网络世界里跌跌撞撞地摸到“思想的境界”后,震撼实在太大了。该论坛没有资金也没有门户背景,由南京大学讲师李永刚在1999年9月20 日创办。当时中文学术论坛仍很稀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成为“思想的境界”第一部独家发布的大作。余英时、王元化、李慎之、袁伟时、高华、许纪 霖、邓晓芒、张承志等学院和民间高手都在该网站有个人文集。在学者崔之元的穿针引线下,大量新左派大将也在该站发表他们的力作。   不过,“思想的境界”从生到死,也就走了不到400天。李永刚选择了主动关站,他坦陈:仅以我个人的力量,其实还远不能成就我理想中的宏大事业,于是有焦灼,于是有恐惧。   差不多就在“思想的境界”关闭的同时,“世纪中国”网站于2000年7月横空出世。该站由“北京中青未来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由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和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擎主持。凭借所掌握的学界资源,这里很快就拥有了忠诚的作者和读者群。    “世纪沙龙”是“世纪中国”的讨论版,定位于思想界——用许纪霖的话说,“讨论的不是纯学术,也不是纯政治,而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这叫思想界”。   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吴冠军曾长期担任“世纪沙龙”版主,他回忆称,世纪之交,网络是个开放社会,可以从各个方向走,左中右的论争就是以“世纪中国”作为平台。   同为版主的王晓渔认为,当时“世纪沙龙”在学术圈的影响力,不亚于1980年代的《读书》。   那时,文艺青年王晓渔在寝室里办了三份上网套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网上打发。除了“世纪沙龙”,他还是“文化先锋”论坛的版主。   “文化先锋”由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张闳主持。朱大可称“世纪沙龙”使用的话语是主流的“正谕”话语,吸引的是中年知识分子,“文化先锋”则吸纳草根电影如周星驰《大话西游》中的反讽元素,吸引更年轻的一批。   朱大可说,反讽是避免直接触碰——我夸奖你,我不直接夸奖你;我骂你,我不直接骂你。张闳介绍,“文化先锋”开创了民间新闻运作的新方式,并催生了最早的“标题党”。 朱大可强调,“文化先锋”得以生存,得益于世纪初宽松的网络环境。那时,上网还是少数人的生活方式,BBS上的网友精英气十足。作为当时文化愤青的聚集地,先锋论坛里独特的反讽式话语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后来的“钱烈宪要发炎”和1984bbs无不是继承了它的基因。          4     1996年,互联网刚在中国起步。23岁的姚博有了第一台PC,上面有一个144的猫。当年,低端与高端的快乐,都算奢侈品。他可以轻易搜索到无数的黄色网站,找到的正经网站却寥若晨星。不过,至少他找到了让无数人受益的 “思想的境界”,还发现了关天茶舍。在网上,他自称“五岳散人”。这个ID后来在网络上下声名鹊起,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个北京胡同青年的人生。   回顾那个年代,魏英杰也感慨:每小时花三块钱(当时网吧上网的价格),就可以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哪里找去?   1999年,魏英杰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著名网友、专栏作家王小山的专访,里头介绍了非常神秘的“泡网”。他对自己能否掌握上网这门高科技,实在没有一点把握——那年,中国的上网人数才达800万人。   魏英杰的ID为“孤云”,正确的理解是“网络上孤独的云”。那时,他的人生低谷一谷还比一谷低,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直至2000年底回到福建乡下老家,当了一名村干部,业余在网上写了些酸不拉叽的文字。   靠着连着一台网络的电脑,他挣脱了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乡村。2002年,他来到福州,成了一名记者。次年,他又从福州到了上海《东方早报》。2003 年初,余杰在关天茶舍发帖,回应关于他文章涉嫌剽窃的质疑,魏英杰就此采访了他本人和朱大可、谢有顺、冉云飞等当事人,做成网络访谈录。魏在此事给朱大可 留下不错的印象,于是介绍其到东早评论部工作。在东早创刊号上,评论版“自由谈”栏目第一篇文章发的就是他约王怡写的评论。   魏英杰讲述的BBS带来的人生际遇传奇,远不是个案。1995年,毕业于南京动力专科高等学校的赵静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无锡某饭店的总台先生。3年后,赵静在网上替自己取名“安替”。这是当年他写给女友的小说的角色,安替(anti)的意思就是反对。   他没日没夜地混在网上,以安替的身份游走在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青论坛,并于2000年在西祠社区建立了“锐思评论”版。现在回顾起来,安替还是感 慨,“我为这个网络ID身份的建立、努力是那么的强”。这份努力,帮助他离开了无锡,走向省城南京,继而又走向北京。凭籍后来在几家媒体里的任职历练,这 个最初厮混在BBS上的小个子江苏人,后来成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那时,网络还是个扬名立万的场所。不少人的网名,几年后会比身份证上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知。2002年9月,《法制日报》记者李勇不甘寂寞,以“十年砍 柴”的ID加入了关天茶舍。当时他正碰上人生的瓶颈,从司法部精简分流到报社事业单位已经几年了,年过三十,一事无成,“一个以码字为生的人却要整天写自 己看了都作呕的垃圾文字”。手痒之余,他忍不住写了几篇贴上去,第一篇有影响的帖子是《农民进城命如鸡》,描述农民工在城里被歧视、被欺负的状态,彼时孙 志刚事件还没有发生,收容遣送正是最恶劣的时期,这篇文章跟帖如云,直至管理员不得不锁帖。           5     和网络的相遇,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也让他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   郭玉闪恰逢“一塌糊涂BBS”如日中天之时,最鼎盛的时候网友达30万之众。他很快成为公民生活版块的活跃网民,ID名为“郭大路”,这是古龙小说《欢乐英雄》里的一个人物,以赤诚和执拗的侠义情怀著称。   2002年,公民生活版由当时已毕业的北大博士生林猛开版。林回忆,当时他同感在普通新闻版面,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常被淹没。因此,他想办一个专门的版面,以关注“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关注的”。    在郭玉闪的记忆里,除了分享信息,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各类话题,聚集在这个板块的人还一起创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生活形式。   通过一塌糊涂,郭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搞一个网络之下的沙龙,最早叫柚子party,在北大哲学系女博士黄芸宿舍里定期聚会,每次邀请一位老师或者有故事的学长主讲,其他人边吃柚子边参与讨论。后来人员渐渐增多,就转移到北大静园草坪,改名为草坪沙龙。   郭回忆称,获邀来主讲的师长,主要分享的是他们的人生故事。草坪沙龙的交流前后断断续续搞了有两年,请来主讲的人除了余世存、吴思、王力雄、刘军宁、 摩罗、崔卫平、梁晓燕等学者,还包括当时的关天名人王怡、陈永苗。陈永苗是福建的一个律师,通过在网络上码字,从而成为“著名青年宪政学者”。   郭说,那时摩罗在北大西门旁的草地上席地而坐,真诚地袒露心迹,那时他一度徘徊到自杀边缘,无论如今他的思想变化如何,那会儿他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 仍历历在目;梁晓燕在草坪上分享了她丰富的人生变化,从最早的革命青年,到《走向未来丛书》,从自然之友的创办,到各种NGO活动。   不过,这种在校园内实践的生活形态,没开始多久就受到校方的干预。除了活跃分子被院领导找去谈话之外,每次在草坪沙龙正式开始时间之前半个小时,校方就会安排校工打开静园草坪上的水龙头,开始喷水。   尽管水漫草坪,这些师长各式各样的人生道路,还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探索——郭玉闪称,这些非主流生活方式,让他们开始了解或者接受世界的丰富性。   青年作家任晓雯曾以“蚊子”的ID担任“世纪沙龙”的版主。那时还在复旦新闻学院就读的她回忆,当年最大的乐趣是看高手过招。“世纪沙龙”当时有两个 ID,Snoopy和Garfield,看得出颇有学养,说话风趣灵动。俩人一唱一和,经常会调皮地挑动一下网友神经。版主们好奇了很久:学术圈哪儿冒出 来这么两位亦正亦邪的高人呢?——原来,Snoopy是崔卫平,Garfield是小说家李大卫。   2001年,仍然就读于复旦大学的任晓雯,和王晓渔、张闳等人一起,接受“Snoopy阿姨”在网上的邀请,到北京去玩,在她家一住就是十余天。在北京,他们还一起约见了网友莫之许——这人比较傲气,动不动就在论坛里讲哈耶克,特别喜欢拍板砖。        6     在一次网友聚会上,安替首次见着莫之许,就大为折服。   ID名为“魔鬼教官”的黄章晋也有类似遭遇。当时莫之许在QQ上主动找他勉慰一番,语气里导师的意味很浓,黄故作谦虚,说,您论坛上文字太过简短,其 实我很想看你代表性的文章。于是看到了莫的长文《认识中国的尺度》。黄章晋认认真真花两天时间看完后,一拍大腿:终于碰到了一个真正的青年学者,而且是活 的。于是,他投到《华夏时报》当了莫之许的手下,时为2001年7月。   当莫之许应聘为《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时,尚未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过一天。但是,作为一名网络中的跟帖手,他已经在不少论坛留下过足迹。受命组建评论部后,他立刻就试图从网络中招兵买马。   很快,《华夏时报》评论部成了首个网友办报圈子。除西祠“锐思评论”斑竹安替、中青论坛 “麻辣烫”斑竹黄章晋外,《中国》网刊主编时寒冰、万科论坛“思想评论”斑竹秋风、西祠胡同“思想的境界”斑竹柴子文等一干网络活跃人士聚集到了一起,负责《华夏时报》每日两个版面——新闻分析和每日评论,以及社评的撰写和编辑。   匿名社区的论辩风格带到了现实生活中,在成天无休止的讨论乃至争吵中,一篇篇敏锐、鲜活的文章被炮制了出来。莫之许回忆,11年前,新创的《华夏时报》上,曾一连四周连续在头版发出社评,抨击收容遣送制度。  莫之许总结,中国开始出现了平面媒体和网络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无论是内容还是人员,都持续在这两个空间中流动。   对彼时现实生活里的法制日报记者,虚拟空间里的网络写手十年砍柴而言,与天涯网友见面、聚会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活动,在和同道朋友交往中,他渐渐忘却了所在官媒中人事的龌龊、环境的沉闷。   他回忆,天涯在北京的网友,最喜聚会,关天茶舍的聚会,每次都是吵声震天。他首次参加聚会是在大排档吃烧烤,到场的除了秋风、莫之许、五岳散人、陈永 苗等人,还有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大军。第二次是在一个咖啡馆,听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讲湖南农民对抗 基层政权的调查。   2003年,张大军已经不满足于关天茶舍的网上论坛,他开始转做网下讲座“关天半月谈”,地点在北京长安街侧的三味书屋。十年砍柴记得,北大教授贺卫方主讲那次,其风度、口才、学识吸引了一大帮人从四九城赶来,将会场及外面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   此风一开,甚是热闹。这一年开始,关天网友在各主要城市纷纷举办网友聚会和读书讲座。出差去成都,十年砍柴见到了活跃在天涯上的“蓉城三杰”:冉云飞 (网民“敌人韦小宝”)、王怡和雷立刚;在杭州,网名为“温克坚”的私营业主何永勤在茅于轼、秦晖等学者的帮助下,于2002年9月建立了一个名叫“春蕾 行动网”的网站,作为探讨各种现实问题的平台,并希望通过这个网站逐渐形成一种沙龙式的固定见面讨论问题的平台。   那段时间里,风尘仆仆的温克坚南下北上,指东打西,开着别克来上海,坐着硬座去济南,忙着张罗网友聚会。一晃十年,这个浙江人为此贴进了薪水可观的工作、业务兴旺的公司。         7     在任版主之初,王怡曾就关天茶舍的管理问题申明“欢迎80分贝之内,37摄氏度以下的思想文化讨论与社会批评”,37摄氏度以下的意思,就是不要超出体制的腋下温度,做个温和的发言者。   一塌糊涂则启用了吴涛自己开发的关键词过滤系统,这个文件被吴涛命名为1984.c。此外实行版面分级制度,凡有关时政的版面设置watchdog,每过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个解锁密码,10分钟如果没人输入密码,版面就自动锁定。   不过,民间并不缺乏反控制的技术,如关键词的转换写法、链接其他网页等。张闳认为,网络是一个带有半秘密性质的江湖社会,带有江湖黑话,只要懂得、适应了网络语言,就会进入一个公开社会。   在言论边界上几厘米的拉扯,是政府、网站和网友们之间复杂的博弈。在担任版主一年后,王怡嫌天涯对关天插手过多,愤而辞职。由于没有清晰的界限,也有网友摸到了高压线。   不惟个案,网络带来的可能性愈多,空间愈大是个不争的事实。到了2003年——这年被很多人称为民间维权元年。2003年4月,一塌糊涂开设SARS版,那时北京已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SARS版的出现,立即成为了来自各地的网友交换消息的场所。   同月,《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了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因无暂住证被收容致死一案。公民生活版也顺势在5月初推出了“由孙志刚之死看暂住证制度”在线 论坛,发言者正是在十天后上书人大请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一举成名的北大三博士许志永、滕彪、俞江。   这也给一塌糊涂带来了压力。5月4日,站务发布公告,称由于公民生活和三角地“没有做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因此决定暂时只读上述两版。此后,糊涂设立了观察员这一职务,观察员有直接删除敏感版面文章的权力。   但这也未能阻止活跃的网友。当年岁末,许志永出面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在公民生活版发表了竞选宣言。版上还邀请了清华大学谢岳来、中国政法大学姚遥等参选人讲述他们自身的参选经历。公共参与和公民论政,再次从BBS里的虚拟世界,水到渠成地溢出到现实世界里来。   郭玉闪称,这些经历,构成了他们生命中的底色。2003年,他与记者王克勤一起,调查了出租车业的垄断现象。   这一年,在关天茶舍,对孙志刚案、湖南教师黄静裸死案、乙肝歧视案等一系列维权事件的广泛讨论和介入,也使关天的“公民论政”的倾向达到一个高峰。   在“世纪沙龙”上,吉林长春卢雪松停课事件、王天成告周叶中抄袭案、北大人事改革事件、贺卫方停招硕士生、声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等事件相继成为热点。版主吴冠军回忆称,那两三年,以思想界为范围,“世纪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公共平台。        8     “一塌糊涂”以网络中的言论特区而出名。不过,糊涂站务、清华大学毕业生杨帆则认为,当年,这样的“赞誉”反而容易惹祸上身。   杨认为,和今天的微博一样,只有商业机器才能承担得起作为言论阵地的代价。作为完全民间性质的BBS,糊涂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版面进行24小时不停歇管理。   2004年8月19日,糊涂站务组发布公告称,“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类版面的整顿”,整顿期间,糊涂只保留了三角地的大部分版面以及学术区的公民生活、人权研究两版。   2004年9月13日下午2点,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在保利大厦二楼会议室宣布关闭一塌糊涂BBS,一塌糊涂在京站务和系统维护到场。这天,离一塌糊涂五周岁的生日只有4天。   3天后,贺卫方首先发出抗议的声音,他的《就“一塌糊涂”网站关站事致北大校长书》在网络上流传。9月19日,仍有不少网友坚持出席了在静园草坪的五 周年版聚。这天,草坪上的水龙头全都打开。北大毕业生、网友“被打飞”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天站出来发言的,全部都上过公民生活版。   2005年3月16日,已有10年历史的BBS水木清华站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实行实名制,限制校外IP访问。几乎与此同时,几大高校BBS都相继转 为校内型;4月14日,水木服务器被校方接管。19日,全体站务和151名版主集体辞职。此前的3月17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站务组已宣布解散。   魏英杰也回忆称,他任关天版主时,有关方面也直接找他了解情况,电话“约谈”。天涯社区在这种压力下,常常无法自主规划和管理论坛。在这其中,大约于2004年开始的审帖制和管理员负责制对关天茶舍伤害最大。这使得关天元气大伤,失去了思想锐气和必要的言论平衡。   这也导致版主在夹缝中求自由。2006年初,出于对审帖制的反抗,青年时评人羽戈辞去关天版主一职,写下的理由只有五个字:老子不干了。这是《鹿鼎 记》最后一章韦小宝的话,皇帝让他干掉天地会,天地会让他干掉皇帝,如此两难,让聪明伶俐的韦香主痛苦无比。最终,他不做抉择,一走了之。   3月15日,“世纪沙龙”发布公告,实施预先审帖制。但这并未令网站躲过关站的命运。   主编在临别赠言中称,“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尽管如此,赠言还是乐观地告诉读者,“让我们活下去,并怀着希望——祈愿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未来!”        9     2003年7月,“文化先锋治丧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因患喉疾,文化先锋网经各方人士奔走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2岁零4个月。   这是“文化先锋”成为“开关厂”的起点,此后,它又开、关多次。朱大可称:我们是在乎网站生命的,我们也知道基本底线在什么地方,正是因为知道这种底线,才使得文化先锋得以延续六年多,虽然论坛关的时间比开的时间还长。    “文化先锋”被关后,版主“钱烈宪”无用武之地,只好自己开个博客,满足自己每天扫论坛的爱好。“钱烈宪”本名徐来,2001年前后,他跑到上海跟着朱大 可和张闳蹭饭、蹭课时,还是扬州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张闳对“钱烈宪”这个名字很欣赏,说是正对应了民间顺口溜:小会不发言,大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工 作不突出,成绩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 2005年始,钱烈宪先后在SOHO小报、牛博网开设博客“钱烈宪要发言”,以“内部交流,供造谣用”为口号,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涉及尖锐话题,日均访问量达13万次,直至其2009年在北京单向街书店遇刺后才关博。   另一名提出要向“文化先锋”致敬的是1984bbs创办人“张书记”。在1984bbs多达30余名的顾问团名单里,朱大可名列首位。莫之许、黄章晋、张闳、安替、十年砍柴、温克坚、王晓渔、崔卫平等人也尽列其中。   “张书记”原名张健男,1983年生,当他混迹BBS的时候,还是燕山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回忆,“文化先锋”独特的话语方式,让他认识到这是个喜剧时代。在那里,他还看到了高氏兄弟等先锋艺术家的作品,领会到隐讳批判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张健男得到了一份网站内容编辑的工作。此后他还陆续参加了几个网站的交互项目。他称,时间一长,发现内容审查是用户体验的敌人,于是,在工作以外,他在想还能做些什么。   2008年8月,“热衷于八卦事业的兴趣小组”1984bbs上线。张介绍,1984这个名字,是为了向奥威尔那本著名小说《1984》致敬。在其首 页上,1984bbs还醒目地贴出对话规则: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不做人身攻击;保持主题;辩论时要用证据;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 区别;尽量理解对方。这取自于张在网上看到的哈维尔《对话守则》。    1984bbs是封闭型同人社区,用户须向张健男发邮件申请邀请码,还须有200字以上的自我介绍。张由此收到一万多份邮件。回想起来,他感慨:不少个人介绍写得极为真诚和殷切,堪比入党申请书。   有个政府公务员在邮件中称:“自从3年前我上网到现在,我开始思考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将给下一代留下什么?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为了心中的理想,请求加入群,给我一双更明亮的眼睛。”        10     张健男介绍,1984bbs以尺度取胜,这是网络防火墙内可访问的“最自由”的中文网络互动平台之一,它尽其所能地让公民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权。   不过,作为站长,他却备感压力。2010年6月,在名为《旧初衷与新承诺》的告白文中,他代表1984bbs承诺在对个人观点表达将尽可能保持原态的情况下,取消“发布线下活动”功能,对相关内容进行必要的删除处理。   4个月后,即当年10月12日,张健男发出永久关站声明:在一起的好时光会留在记忆里,若干年后你还能想起,曾有这样一个地方让你既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所想,又能找到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思想知己。   现在,他已经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文字了,他说:恐惧能创造诗人。关站以后,他拒绝了去媒体的机会,而是去一家红酒网站“木桶网”担任了产品总监。经历了这一切,他知道他怕什么了。    目前,他以“张淑姬”的身份潜水在微博上。经过一番观察后,他得出结论:新浪微博现在的尺度和1984bbs差不多嘛。   在安替看来,这些都是言论市场的尝试,因为越敏感,越容易繁荣,“很多人都为了这样的繁荣,为了让自己更受关注,都在推这个东西,所以微博上可以看到BBS的影子。”   作为顾问,安替称自己从未登录过1984bbs,做顾问也只是为了“道义支持”。他称:BBS时代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肯定不会再介入BBS了,那个模式是我们在1999年用的,我不可能在2010年的时候还接受这样的模式。   与此对应的是,博客、微博等新型网络交流方式的出现,不断压缩着BBS的空间。2011年11月,复旦大学BBS日月光华宣布准备着手关闭66个乏人问津的版面。此外,水木清华、上海交大的饮水思源等BBS也都面临着人数缩减的局面。   不过,安替还是认为,作为互联网最初的网络形态,BBS时代确实留下了不少精神遗产,“没有BBS你不知道自己能管理自己,有了这个东西,你才知道你可以管你自己。越是没有权威介入,你管理得越好;有权威的介入,反而越要出问题。”   许纪霖则把BBS看做一个实验,一个模拟民主的实验,“世纪沙龙强调多元、宽松的理念,让不同声音都能发出来,不过我们发现,民主真累” 。   不过,他还是感谢BBS的洗礼,让他不至于那么脆弱,如今在微博上看到扫场子的人,他也就“淡然一笑”。   在青年时评人羽戈看来,博客与微博一方面刺激了BBS的衰落,一面却接过了关天等BBS的宏大使命。   王晓渔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每一种的技术形式出现之后,都会重演很多思想问题,以“韩三篇”为例(2011年末,青年作家韩寒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了《谈 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从而在微博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对于民主和民众素质的关系,在BBS时代就吵过很多次。   在他看来,这是历史的必修课。这些讨论看似重复,但是受众对象并不重复,十年前,是当时的20岁青年在讨论,再过十年,又是新的20岁青年在讨论。   “每个年龄段都要进入重新建造知识体系的阶段。基数在变化,重复是有价值的。”他说。 原载《南都周刊》2012年20期,作者:季天琴 关闭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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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纪霖:中国改革也需要基层设计

许纪霖:中国改革也需要基层设计 进入专题 : 社会建设 改革 民主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和舆论也一直呼吁要有顶层设计,进行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建设。     以宪政建设为核心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关键,唯此,才能让社会有良性的发展,释放出人性中善的一面,逐步形成一个自由、平等、人人有尊严的公平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就此陷入“制度决定论”的思维,以为“政治改革,一抓就灵”,只要政治改革成功了,一切社会和伦理问题都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政治改革是上层建筑,需要社会基础,需要有相应的基层设计来配合它。如果说,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话,那么,同样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基层设计。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定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战略思路,改变毛泽东时代由政府包办、控制、管理一切的全能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给社会松绑,尽量扩大社会的自主性,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建设。     “小政府、大社会”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流思路。但近十年来,“小政府、大社会”讲得比较少了,更多地强调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最近,广东重新提出鼓励社会的自主发展,试行社会组织不再有主管单位、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这一改革试验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肯定。放在中国的改革大局中去思考,广东的试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而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重新延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让社会重新恢复活力,让其自主发展,而政府只是在现行法律和宏观政策上加以指导,而不是直接干预。     顶层设计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建构,基层设计则着眼于社会的自主性建设。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大课题,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          托克维尔的启示          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漫长的二千年中国历史当中,中国虽然实行的是中央一统天下的郡县制,但国家权力的统治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庄,并没有政府的基层机构。虽然国家权力不下乡,没有深入基层,但在大部分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国社会的底层还是秩序井然,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个中秘密在于,在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区别于国家的基层社会。这个社会,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由儒家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实行乡村的基层组织和管理。     明清以后,不仅乡村,而且城市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由士绅们来领导,被称为“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基层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从水利、慈善、消防,到祭祀、教育、调解纠纷,都是由宗法家族自己解决,或者由士绅为领袖的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自我管理。     国家政权的县一级政府,只管理收税和刑事诉讼这两件大事。这样,古代中国的国家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要低得多,但因为有士绅为核心、宗法家族为基础的自主性基础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依然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维系着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到了晚清和民国之后,被逐渐破坏,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一步步深入到基层社会,大量的地方精英流失,乡村的公共事务被各种土豪劣绅把持,国家权力借助他们延伸到基层,鱼肉百姓,民不聊生,中共的乡村革命就是在过度国家化的乡村危机背景下爆发的。1949年之后,建立起由国家全面控制基层的全能主义社会,使得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才定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战略,让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恢复现代社会应有的活力。     现代社会乃是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梁启超、孙中山开始,众多改革人物都将乡村自治和地方自治作为中国复兴和变法改革的重要环节,认为国家的民主与宪政首先要从基层和地方开始。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同时,都非常重视地方自治的基层设计,设计方案除了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美国地方自治成功经验的启发。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是他当年考察美国民主的思考结晶。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带着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血流成河,旧制度多次复辟?为什么法国无法跳出民主与专制的历史循环,而美国又如何在革命之后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他在美国周游一圈之后终于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美国的民主有社会基础,这就是自英国统治13个殖民地期间的地方自治传统。它使得美国人民具有丰富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民主经验,大批的自愿性社团让社会生气勃勃,形成了自发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批草根出身的地方自治领袖,如美国开国元勋从华盛顿到杰弗逊、麦迪森,都是多年领导地方自治的德高望重的精英,他们把地方民主的经验带到整个国家制度的实践上,使国家的宪政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托克维尔对此称赞不已,感慨法国因为长期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和官僚统治,使得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缺乏像美国那样的地方自治,以至于新建立的人民主权徒有虚名,旧制度的幽魂很容易在新政权的躯壳中借尸还魂。     托克维尔的思考给后人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国家的民主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而且还需要基层设计,否则的话,民主制度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其基础是不牢固的,流质易变。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民主的实验,一百年之前的民国肇建之初,多党制、议会内阁制、司法独立等一套现代民主制度都有过良美的设计,还一度实践过,然而不过几年,统统归于失败。民国初年民主制度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乃是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城市上层的革命,而乡村和基层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缺乏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传统来支撑上层的民主变革。          民主要从基层做起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究竟什么叫民主?民主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按照经典的民主解释,民主就是通过普遍性的投票选举国家与地方的政治领袖,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以普选为核心的制度。这种投票式民主虽然不错,但绝非是民主的全部内容。     真正的民主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这个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政治生活领域,让公民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自治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地方的民主、基层的民主有时候比国家的民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还更重要。美国的总统选举,除非是非常时期,一般时投票率不高,国家公共事务对于许多人来说隔阂得很,不一定与切身利益相关,因而,往往会产生放弃投票、放弃权利的“公民冷漠症”。支撑美国民主的核心,反而是地方选举。公民们参与热情最高的是乡镇一级的地方选举。乡镇一级的公共事务,比如地方财政是否要增税、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学校和图书馆的建设、道路和绿化的改善等等,都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相关。     不久前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及其成功的化解经验,也证明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要自下而上,从基层民主、地方自治开始,逐步让公民们形成自我管理的习惯,形成地方自治的能力,这才能为国家的整体制度转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充沛的底层动力。     民主具有内在价值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美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杜威说过,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在现代多元社会里面,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信仰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高度分化的人群,如何“和而不同”,彼此相处,共同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之中?这就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领域学会倾听,学会交流和对话,学会与自己利益冲突的人群交易妥协,学会与不同价值、不同信仰的他人和平共处。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制度层面的设计只是为日常生活的民主提供必要的制度平台和法律框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让民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生长出来,形成一套来自于生活世界的政治文化。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有在公民之中养成了普遍的民主习惯,倾听、容忍、妥协和尊重他人成为公认的美德,民主才不仅有法律的制度性平台,也有更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黑社会为何屡禁不绝?          一个自主性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各种合法的、活跃的自愿性社团。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在市场经济和社会高度流动的冲击下,处于持续性的解体之中,个人离开了传统社群的庇护,被抛到社会上,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然而,人毕竟是群体性的动物,激烈的生存竞争一方面使人们相互分离,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寻找同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各种自愿性的社团,以寻求共同的利益。     当今中国有些地方黑社会猖獗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温和的、合法的民间组织缺席的时候,社会形成了一个秩序的真空,处于原子化的个人需要有安全感,需要去寻找庇护者,于是被迫依附于黑社会寻求保护。那么,回到原来的全能主义手段,用行政权力全面管控社会、打击黑社会行不行?从短期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从长期而言,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会抑制社会自身的活力,负面效果明显。而且,不少地区的黑社会与政府中的腐败官员互相勾结,形成有保护的黑社会势力,反而更加猖獗。     社会如同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合法的民间社团是健康的细胞,相互之间会形成自我保护的免疫功能系统,假如正常的细胞受到压抑,黑社会这类癌细胞就会迅速繁殖、扩散。因此,只有积极鼓励和发展合法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的管理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从根子上打击黑社会,铲除黑社会的群众基础。即使在某些非常时期出现了短暂的“行政失灵”,政府权力瘫痪,社会依靠自身的社会组织网络,也会维持自发的秩序,暂时的政治动荡不会诱发全面的社会秩序危机。如今中国的最大危险在于,社会稳定通通押宝在政府强有力的有效管理上,一旦出现权力失控,社会就会随之大乱。     如今有一些官员总是很惧怕社会民间组织,担心他们会形成有组织的对立面,借维权名义挑战政府权威。这需要转变执政的思维。即使是民主社会,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冲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指出,美国的社会冲突一点也不比中国少,但它并没有演化成制度性问题。因为美国有一套政府与社会、社会不同群体博弈的制度规则,但中国目前还没有。     事实上,当群体事件爆发的时候,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有组织的社团,而是一帮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因为在采取必要的镇压措施之前,政府总是希望通过沟通和谈判来解决问题。但面对乌合之众找不到谈判的对手,即使推出临时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也很容易被激进的群众所否决。     一批没有组织化的群众,谁最激进,调子越高,总是会成为新的群众领袖。因为,乌合之众总是希望一次性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很难与之对话和谈判。因为缺乏理性,自身没有组织,群体事件往往会演变为暴力的打砸抢。但有组织的群体,具有自我约束机制,很少会诉诸于暴力,而且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派出的谈判代表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政府比较容易与他们达到相互利益的妥协和平衡。     一个法治国家,不仅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社会。这个理性的社会,要有发达的民间社团和成熟的草根领袖。在传统中国,儒家精英就是民间的草根领袖,他们在民间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而且与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一方面代替政府管理民间社会,另一方面又代表民间与国家进行理性的政治博弈。     在中国走向民主化、宪政化的政治改革过程之中,基层设计与顶层设计同样重要。民主不该是一座沙雕之塔,而应是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政治的通天塔所需要的,不是原子化的流沙,而是有机的坚实大地。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建设 改革 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12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改革,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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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中国改革也需要基层设计

许纪霖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5月01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02/100385917_all.html#page2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和舆论也一直呼吁要有顶层设计,进行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建设。   以宪政建设为核心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关键,唯此,才能让社会有良性的发展,释放出人性中 善的一面,逐步形成一个自由、平等、人人有尊严的公平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就此陷入“制度决定论”的思维,以为“政治改革,一抓就灵”,只要政治改革成功 了,一切社会和伦理问题都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政治改革是上层建筑,需要社会基础,需要有相应的基层设计来配合它。如果说,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民主、宪政 和法治的话,那么,同样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基层设计。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定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战略思路,改变毛泽东时代由政府包办、控制、管理一切的全能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给社会松绑,尽量扩大社会的自主性,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建设。   “小政府、大社会”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流思路。但近十年来,“小政府、大社会”讲得比较少了,更多地强调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最近,广东重新提出鼓励社会的自主发展,试行社会组织不再有主管单位、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这一改革试验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肯定。放在中国的改革大局中去 思考,广东的试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而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重新延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 路,让社会重新恢复活力,让其自主发展,而政府只是在现行法律和宏观政策上加以指导,而不是直接干预。   顶层设计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建构,基层设计则着眼于社会的自主性建设。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大课题,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 托克维尔的启示   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漫长的二千年中国历史当中,中国虽然实行的是中央一统天下的郡县制,但国家权力的统治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庄,并 没有政府的基层机构。虽然国家权力不下乡,没有深入基层,但在大部分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国社会的底层还是秩序井然,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个中秘密在 于,在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区别于国家的基层社会。这个社会,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由儒家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实行乡村的基层组织和管理。   明清以后,不仅乡村,而且城市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由士绅们来领导,被称为“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基层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从水利、慈善、消防,到祭祀、教育、调解纠纷,都是由宗法家族自己解决,或者由士绅为领袖的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自我管理。   国家政权的县一级政府,只管理收税和刑事诉讼这两件大事。这样,古代中国的国家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要低得多,但因为有士绅为核心、宗法家族为基础的自主性基础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依然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维系着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到了晚清和民国之后,被逐渐破坏,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一步步深入到基层社会,大量的地方精英流失,乡村的公共事务被各种 土豪劣绅把持,国家权力借助他们延伸到基层,鱼肉百姓,民不聊生,中共的乡村革命就是在过度国家化的乡村危机背景下爆发的。1949年之后,建立起由国家 全面控制基层的全能主义社会,使得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才定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战略,让社会 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恢复现代社会应有的活力。   现代社会乃是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梁启超、孙中山开始,众多改革人物都将乡村自治和地方自治作为中国复兴和变法改革的重要环节,认为国家的民主与宪政首先要从基层和地 方开始。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同时,都非常重视地方自治的基层设计,设计方案除了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受 到美国地方自治成功经验的启发。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美国的民主》,是他当年考察美国民主的思考结晶。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带着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为什么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血流成河,旧制度多次复辟?为什么法国无法跳出民主与专制的历史循环,而美国又如何在革命之后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 度?他在美国周游一圈之后终于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美国的民主有社会基础,这就是自英国统治13个殖民地期间的地方自治 传统。它使得美国人民具有丰富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民主经验,大批的自愿性社团让社会生气勃勃,形成了自发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批草根出身的 地方自治领袖,如美国开国元勋从华盛顿到杰弗逊、麦迪森,都是多年领导地方自治的德高望重的精英,他们把地方民主的经验带到整个国家制度的实践上,使国家 的宪政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托克维尔对此称赞不已,感慨法国因为长期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和官僚统治,使得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缺乏像美国那样的地方自 治,以至于新建立的人民主权徒有虚名,旧制度的幽魂很容易在新政权的躯壳中借尸还魂。   托克维尔的思考给后人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国家的民主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而且还需要基层设计,否则的话,民主制度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其基础是不牢固的,流质易变。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民主的实验,一百年之前的民国肇建之初,多党制、议会内阁制、司法独立等一套现代民主 制度都有过良美的设计,还一度实践过,然而不过几年,统统归于失败。民国初年民主制度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乃是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城市上层的革命,而乡村和 基层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缺乏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传统来支撑上层的民主变革。 民主要从基层做起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究竟什么叫民主?民主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按照经典的民主解释,民主就是通过普遍性的投票选举国家与地方的政治领袖,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以普选为核心的制度。这种投票式民主虽然不错,但绝非是民主的全部内容。   真正的民主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这个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政治生活领域,让公民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 自治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地方的民主、基层的民主有时候比国家的民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还更重要。美国的总统选举,除非是非常时期,一般时投票率不高,国 家公共事务对于许多人来说隔阂得很,不一定与切身利益相关,因而,往往会产生放弃投票、放弃权利的“公民冷漠症”。支撑美国民主的核心,反而是地方选举。 公民们参与热情最高的是乡镇一级的地方选举。乡镇一级的公共事务,比如地方财政是否要增税、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学校和图书馆的建设、道路和绿化的改善等 等,都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相关。   不久前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及其成功的化解经验,也证明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要自下而上,从基层民主、地方自治开始,逐步让公民们形成自我管理的习惯,形成地方自治的能力,这才能为国家的整体制度转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充沛的底层动力。   民主具有内在价值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美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杜威说过,民主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日 常生活领域。在现代多元社会里面,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信仰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高度分化的人群,如何“和而不同”,彼此相处,共同和谐地 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之中?这就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领域学会倾听,学会交流和对话,学会与自己利益冲突的人群交易妥协,学会与不同价值、不同信仰的他人和平共 处。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制度层面的设计只是为日常生活的民主提供必要的制度平台和法律框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让民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生长出来,形成 一套来自于生活世界的政治文化。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有在公民之中养成了普遍的民主习惯,倾听、容忍、妥协和尊重他人成为公认的美德,民主才不仅有法律的制 度性平台,也有更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黑社会为何屡禁不绝?   一个自主性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各种合法的、活跃的自愿性社团。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在市场经济和社会高度流 动的冲击下,处于持续性的解体之中,个人离开了传统社群的庇护,被抛到社会上,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然而,人毕竟是群体性的动物,激烈的生存竞争 一方面使人们相互分离,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寻找同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各种自愿性的社团,以寻求共同的利益。   当今中国有些地方黑社会猖獗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温和的、合法的民间组织缺席的时候,社会形成了一个秩序的真空,处于原子化的个人需要有安全感, 需要去寻找庇护者,于是被迫依附于黑社会寻求保护。那么,回到原来的全能主义手段,用行政权力全面管控社会、打击黑社会行不行?从短期来说,这是一个有效 的手段,但从长期而言,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会抑制社会自身的活力,负面效果明显。而且,不少地区的黑社会与政府中的腐败官员互相勾结,形成有保护的黑社 会势力,反而更加猖獗。   社会如同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合法的民间社团是健康的细胞,相互之间会形成自我保护的免疫功能系统,假如正常的细胞受到压抑,黑社会这类癌细胞就 会迅速繁殖、扩散。因此,只有积极鼓励和发展合法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的管理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从根子上打击黑社会,铲除黑社会的群众基础。即使在某些非常 时期出现了短暂的“行政失灵”,政府权力瘫痪,社会依靠自身的社会组织网络,也会维持自发的秩序,暂时的政治动荡不会诱发全面的社会秩序危机。如今中国的 最大危险在于,社会稳定通通押宝在政府强有力的有效管理上,一旦出现权力失控,社会就会随之大乱。   如今有一些官员总是很惧怕社会民间组织,担心他们会形成有组织的对立面,借维权名义挑战政府权威。这需要转变执政的思维。即使是民主社会,也会 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冲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指出,美国的社会冲突一点也不比中国少,但它并没有演化成制度性问题。因为美国有一套政府与社 会、社会不同群体博弈的制度规则,但中国目前还没有。   事实上,当群体事件爆发的时候,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有组织的社团,而是一帮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因为在采取必要的镇压措施之前,政府总是希望通 过沟通和谈判来解决问题。但面对乌合之众找不到谈判的对手,即使推出临时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也很容易被激进的群众所否决。   一批没有组织化的群众,谁最激进,调子越高,总是会成为新的群众领袖。因为,乌合之众总是希望一次性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很难与之对话和谈判。 因为缺乏理性,自身没有组织,群体事件往往会演变为暴力的打砸抢。但有组织的群体,具有自我约束机制,很少会诉诸于暴力,而且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的利 益,派出的谈判代表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政府比较容易与他们达到相互利益的妥协和平衡。    一个法治国家,不仅需要理性的政府,也需要理性的社会。这个理性的社会,要有发达的民间社团和成熟的草根领袖。在传统中国,儒家精英就是民间的草根领袖, 他们在民间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而且与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一方面代替政府管理民间社会,另一方面又代表民间与国家进行理性的政治博弈。   在中国走向民主化、宪政化的政治改革过程之中,基层设计与顶层设计同样重要。民主不该是一座沙雕之塔,而应是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政治的通天塔所需要的,不是原子化的流沙,而是有机的坚实大地。 ■    许纪霖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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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从80年代寻找青春精神

许纪霖 刊载于《信睿》杂志2012年4月号   从 1982 年毕业留校至今,我在大学任教已经 30 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60 后、 70 后、 80 后的学生一波接一波,从校园趟过,如今教室里坐满的,是 90 后一代。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归来的春,已不是过去那个春,重开的花,亦非原来那只花。 30 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若问校园生活究竟有何变化?我的脑海中跳出两个色彩分明的意象:以 1990 年代中期为界,如果说之前的校园如一汪激荡的大海,那么其后的大学则变成了一口沉重的焖锅。     前几年,中国刮过一阵“ 80 年代”怀旧风。我得承认,我也是一位 80 年代之子,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精神产儿,时光到了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我的思想跟随着时代前行,但内心的灵魂依然为 80 年代塑造,似乎是一个很不适时宜的 80 年代遗民。作为“文革”之后首届 77 级大学生,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的回忆。一位 70 后的学生读了之后,无限羡慕地对我说:“老师, 80 年代的校园生活,真令人向往啊!”另一位 80 后的学生则满腹狐疑地问:“ 80 年代真的那么好吗?会不会是一个被你们虚构出来的传说?”      80 年代,究竟是令人神往的过去,还是后人虚构的神话——这恐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今天来说, 80 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历史想象。作为一个 80 年代的亲身经历者,我只是想说, 80 年代拥有与当下完全相反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对未来憧憬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残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万岁。革命精神的超时代内核,乃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是对乌托邦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追求。纵然昔日的革命理想已经幻灭,但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红卫兵一代学生,依然坚信缺乏理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于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代之以对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明天的憧憬。那个年代的人们,格外看重精神生活,不那么物质、不那么功利,常常为内心的激情荡漾,胸怀远大的志向。不久前,我看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十年前央视东方时空自编自导自演的内部晚会,在结构上套用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我惊叹从 80 年代氛围中走过来的那代人,在精神结构上与老一代革命者何其相似!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沸腾的、激动人心的。 80 年代大学生的私人生活,比较起今天是枯燥的、乏善可陈,但校园的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羡慕不已。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从学校到院系再到每个班级,无数的学生社团等着你去加入——不,让你自由去组建,尽情地燃烧你的青春热火、发挥你的个性创造力。 1980 年的区人民代表选举,多少学生慷慨激昂地站出来参与竞选,以自己激情四溅的演说去实践想象中的民主。大学是最好的公民学校,有什么样的校园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子:或者是铁肩担道义的公民,抑或是鼠目寸光的侏儒市侩。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里流行的一个词,叫做“解放”。这个解放,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体制的解放,更是个人的解放。旧的极权体制正在冰融,新的民主体制尚未形成,在开放的环境之中,一切皆有可能,未来有无限的多元发展空间。于是,人变得格外的自由,虽然传统的左倾思潮和体制依然强大,时常有寒潮袭来,但师生的内心是自由的,研究也是自由的,时间更是自由的。虽然住得寒酸,穿着土气,囊中羞涩,生活清贫,但老师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去做内心想做的。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难以抗拒的体制诱惑,没有无穷无尽的职称等级等着你去爬行,反而多了一分潇洒、一分自如,一分读书人的精神从容。   诚然, 80 年代并非全然亮色,黎明的晨光背后依然乌云笼罩。理想主义的豪情万丈,可能意味着虚骄和狂妄;过度的政治参与,蕴含着悲剧性的政治危机;而漫无节制的奇思异想,也会导致理性的贫血。过了 30 年之后,当我们以“后见之明”的智慧,意识到 80 年代的种种不是的时候,我依然要说,让 80 年代死去,让她的灵魂存活下来! 这个灵魂,便是精神的活力。    精神的活力,是一种青春的象征。 80 年代,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而言,乃是五四的第二春。何谓五四之精神?民主?科学?还是道德?在我看来,在德先生、赛先生、莫姑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五四灵魂:青春。 1916 年,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从日本眺望神州,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名篇《青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沐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五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李大钊所言的青春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的青春激情,不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些师长辈拥有,在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罗隆基一代学生辈那里尤为突出,因此才有了两个充满了激情的五四 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 80 年代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何曾几时,青春精神在中国大地消失了,在校园里面流散了,在青年的灵魂当中死去了。在 80 年代,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大学作为思想的领导者、社会的开路先锋,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而在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社会流行什么风尚、操持什么语言,传播什么价值观念,大学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学生一进入校园,就等于提前跨入社会,各种竞争、算计、功利,弥漫整个校园。大学成为职场的预备役,跨入了大学,就等于进入了成年人社会。一切都是成年人的规则,到处是老气横秋的早熟与世故。学生如此,老师亦是如此。愈加细密的学术晋身规则让青年教师几乎喘不过气,著书全为稻粱谋,房子、职称、课题……当有趣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最终蜕变为无聊生计的时候,青春与活力便成为过于奢侈、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有学生喜好读书,求知欲未泯,或者以天下为怀,为苍生而鸣,常常被同学视为异类,所谓的“政治不成熟”。有年长的好心者会如此劝说: “ 不要太理想主义,这年头不要生活得太迂,要现实一点,莫谈国事,少读闲书,还是多想一想文凭、职位、收入、早点为结婚、买房、买车作准备罢!” 不说大学生,今日之中国,高考的指挥棒带动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托儿所……一条龙式的应试教育,中学生早早告别了青春,小学生也失去了童真。所有的考题,包括作文,都有莫名其妙的标准答案,余秋雨式的标准套话代替了个性化的稚稚童语。中国的青少年们,当他们还没有迈入青春期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衰老,不仅是应试教育围逼下的肉身疲劳,更是过度竞争氛围中的精神疲惫。 当一个个校园沦陷,成为一口口窒息心灵的焖锅的时候,何处去寻觅中国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呢?于是,就有了对 80 年代的怀旧,那些对过去时光的记忆与想象。青春精神是一段神话般的传奇,当置身于 80 年代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了它,便会感受到缺氧般的窒息。今日之校园,不再令人着迷,不复是青春活力的伊甸园!      莫非回到 80 年代,回到激情洋溢后革命年代?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川, 80 年代也是一去不复返的神往而已,何况被神话的 80 年代本身还有需要解魅的毒素。但是, 80 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气质,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链接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总是让我们感动的青春活力。 体制的焖锅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打破,它需要外来的动力破局。体制的真正摧毁者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一种能够创造新体制的精神。精神的力量无所不摧,青春精神所到之处,将改变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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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纪霖:从80年代寻找青春精神

许纪霖:从80年代寻找青春精神 进入专题 : 青春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从1982年毕业留校至今,我在大学任教已经30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60后、70后、80后的学生一波接一波,从校园趟过,如今教室里坐满的,是90后一代。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归来的春,已不是过去那个春,重开的花,亦非原来那只花。     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若问校园生活究竟有何变化?我的脑海中跳出两个色彩分明的意象: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如果说之前的校园如一汪激荡的大海,那么其后的大学则变成了一口沉重的焖锅。     前几年,中国刮过一阵“80年代”怀旧风。我得承认,我也是一位80年代之子,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精神产儿,时光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的思想跟随着时代前行,但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塑造,似乎是一个很不适时宜的80年代遗民。作为“文革”之后首届77级大学生,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的回忆。一位70后的学生读了之后,无限羡慕地对我说:“老师,80年代的校园生活,真令人向往啊!”另一位80后的学生则满腹狐疑地问:“80年代真的那么好吗?会不会是一个被你们虚构出来的传说?”     80年代,究竟是令人神往的过去,还是后人虚构的神话——这恐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今天来说,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历史想象。作为一个80年代的亲身经历者,我只是想说,80年代拥有与当下完全相反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对未来憧憬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残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万岁。革命精神的超时代内核,乃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是对乌托邦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追求。纵然昔日的革命理想已经幻灭,但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红卫兵一代学生,依然坚信缺乏理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于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代之以对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明天的憧憬。那个年代的人们,格外看重精神生活,不那么物质、不那么功利,常常为内心的激情荡漾,胸怀远大的志向。不久前,我看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十年前央视东方时空自编自导自演的内部晚会,在结构上套用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我惊叹从80年代氛围中走过来的那代人,在精神结构上与老一代革命者何其相似!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沸腾的、激动人心的。80年代大学生的私人生活,比较起今天是枯燥的、乏善可陈,但校园的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羡慕不已。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从学校到院系再到每个班级,无数的学生社团等着你去加入——不,让你自由去组建,尽情地燃烧你的青春热火、发挥你的个性创造力。1980年的区人民代表选举,多少学生慷慨激昂地站出来参与竞选,以自己激情四溅的演说去实践想象中的民主。大学是最好的公民学校,有什么样的校园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子:或者是铁肩担道义的公民,抑或是鼠目寸光的侏儒市侩。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里流行的一个词,叫做“解放”。这个解放,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体制的解放,更是个人的解放。旧的极权体制正在冰融,新的民主体制尚未形成,在开放的环境之中,一切皆有可能,未来有无限的多元发展空间。于是,人变得格外的自由,虽然传统的左倾思潮和体制依然强大,时常有寒潮袭来,但师生的内心是自由的,研究也是自由的,时间更是自由的。虽然住得寒酸,穿着土气,囊中羞涩,生活清贫,但老师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去做内心想做的。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难以抗拒的体制诱惑,没有无穷无尽的职称等级等着你去爬行,反而多了一分潇洒、一分自如,一分读书人的精神从容。     诚然,80年代并非全然亮色,黎明的晨光背后依然乌云笼罩。理想主义的豪情万丈,可能意味着虚骄和狂妄;过度的政治参与,蕴含着悲剧性的政治危机;而漫无节制的奇思异想,也会导致理性的贫血。过了30年之后,当我们以“后见之明”的智慧,意识到80年代的种种不是的时候,我依然要说,让80年代死去,让她的灵魂存活下来!     这个灵魂,便是精神的活力。     精神的活力,是一种青春的象征。80年代,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而言,乃是五四的第二春。何谓五四之精神?民主?科学?还是道德?在我看来,在德先生、赛先生、莫姑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五四灵魂:青春。     1916年,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从日本眺望神州,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名篇《青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沐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五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李大钊所言的青春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的青春激情,不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些师长辈拥有,在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罗隆基一代学生辈那里尤为突出,因此才有了两个充满了激情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     80年代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何曾几时,青春精神在中国大地消失了,在校园里面流散了,在青年的灵魂当中死去了。在80年代,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大学作为思想的领导者、社会的开路先锋,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而在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社会流行什么风尚、操持什么语言,传播什么价值观念,大学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学生一进入校园,就等于提前跨入社会,各种竞争、算计、功利,弥漫整个校园。大学成为职场的预备役,跨入了大学,就等于进入了成年人社会。一切都是成年人的规则,到处是老气横秋的早熟与世故。学生如此,老师亦是如此。愈加细密的学术晋身规则让青年教师几乎喘不过气,著书全为稻粱谋,房子、职称、课题……当有趣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最终蜕变为无聊生计的时候,青春与活力便成为过于奢侈、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有学生喜好读书,求知欲未泯,或者以天下为怀,为苍生而鸣,常常被同学视为异类,所谓的“政治不成熟”。有年长的好心者会如此劝说:“不要太理想主义,这年头不要生活得太迂,要现实一点,莫谈国事,少读闲书,还是多想一想文凭、职位、收入、早点为结婚、买房、买车作准备罢!”     不说大学生,今日之中国,高考的指挥棒带动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托儿所……一条龙式的应试教育,中学生早早告别了青春,小学生也失去了童真。所有的考题,包括作文,都有莫名其妙的标准答案,余秋雨式的标准套话代替了个性化的稚稚童语。中国的青少年们,当他们还没有迈入青春期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衰老,不仅是应试教育围逼下的肉身疲劳,更是过度竞争氛围中的精神疲惫。     当一个个校园沦陷,成为一口口窒息心灵的焖锅的时候,何处去寻觅中国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呢?于是,就有了对80年代的怀旧,那些对过去时光的记忆与想象。青春精神是一段神话般的传奇,当置身于80年代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了它,便会感受到缺氧般的窒息。今日之校园,不再令人着迷,不复是青春活力的伊甸园!     莫非回到80年代,回到激情洋溢后革命年代?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川,80年代也是一去不复返的神往而已,何况被神话的80年代本身还有需要解魅的毒素。但是,80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气质,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链接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总是让我们感动的青春活力。     体制的焖锅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打破,它需要外来的动力破局。体制的真正摧毁者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一种能够创造新体制的精神。精神的力量无所不摧,青春精神所到之处,将改变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青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26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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