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北京对外界的不信任和该国糟糕的国际形象是中国的”超级大国梦”的主要障碍。泄漏的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想让西方的批评闭嘴，同时加紧进行宣传活动，提升其国际声誉 原文： ‘The West Restrains, Defames And Infiltrates Us’ 作者：MARTIN GØTTSKE 发表：2011年6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宣布，中国将努力成为”和谐世界”。近3000名人大代表们——和任何人观看了此次演讲的电视转播的观众——都听到了他对中国不断增长的与外国的友谊、对话和合作的长篇大论。 这是中国总理对公众表达的最积极的世界观。 但就在同一天，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一份机密文件则显示，关起门来，中共当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却与公开的说辞迥然不同，而且相当负面。这份文件还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远远谈不上是”和谐”的——而是直接敌对的。 这份文件的内容显得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被一种日益严重的被围困的心态所纠缠。北京认为它处于西方的进攻下，并被迫要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开展一场”宣传战”。要说有多严重，这已经危及到了中共对权力的掌控的地步。 在这份文件中，党提出了它的版本的国际对话：中国要对外国势力完全封疆闭域，并加大在国外的宣传力度，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西方的压力 “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在要求我们改变。他们正试图通过一切手段来遏制我们的发展、诋毁我们的形象、并渗透到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中。他们正力图迫使我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文件这么说。 另一份来自党的领导层的机密文件估计，中国要抵抗的反对势力”正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残酷，组织得越来越好，技术上也越来越复杂。”战胜这些势力”是保持党的权力基础的稳定的先决条件。” 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安琳（Anne-Marie Brady）的专业是中国的宣传和国际关系，她说：”他们的确认为西方是一项真正的威胁，而且要严阵以待。””正如这些文件所做的，该政权特地在其系统内发出指示，在任何时候都要防止’敌对势力’的进攻，这种势力会逼迫中国政权垮台。” 无论北京对西方的不信任是否有道理，这对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安琳说：”这让他们小心翼翼。由于中国缺乏对外界的信心，中国几乎已经没有国际友人，只有陷入麻烦的外交关系。”她说。 真的害怕？ 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不一定是这样，党的精英未必把来自西方的威胁非常当一回事。渲染这种威胁论不过是一种恐吓战术，旨在形成党内更强的团结。他说，”党可以用假想的共同敌人来合理地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并在与敌对势力斗争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说到这一点，昨天，本报已经披露了，按照从中国权力机构的最高层泄露出来的秘密文件的说法，共产党政权想要采取更强硬的手腕，加强审查，控制互联网和媒体，并对人民进行更多监控。 不过，虽然北京对西方的看法带有很深的怀疑，该政权还是在加大努力，想淡化外界对中国抱有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感。 来自香港大学的媒体研究人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中国认为创造积极的国际形象是通往超级大国之路上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从中国领导人处泄露的文件显示，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通过综合性的宣传来对抗北京认为的西方要抹黑中国的宣传，以此树立其中国的正面形象同时，必须阻止国外媒体专栏上的批评声音和批评性的新闻报道。 正如中央委员会所称，”要加强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控制。” 巴黎的国际研究中心的白厦（Jean-Philippe Beja）说，”控制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外国记者有机会报道任何让外国读者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事件。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北京也对那些国外的中国报道可能通过互联网回流到中国，并让中国人产生对党的不良影响的情况也很紧张。” 对抗批评 自从中国领导层发出要加强控制的指示以来，当局已经很大程度上限制外国记者的工作许可，外国记者们被监视、不允许进行采访、被威胁，某些情况下人身甚至也被骚扰。 从领导层透露的文件还显示，应采取积极行动防止当局的敌人对外国媒体讲心里话。文件说，”我们必须减少藏独和疆独势力的支持者在国际公共舆论方面的权力。” 批评的声音和新闻报道应被替换为北京自己的宣传机器的报道。文件特别指出，中国必须”更好地宣传其外交政策”，海外对中国的观点”应当被影响、被引导，以便创建更好的国际舆论。” 中国希望展示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形象可被总结为”和平发展、民主进程和对外开放。”同时，要在实践中更有力地”捍卫中国人权状况”。 班志远说，”今年中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国际舆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进行的国际扩张——这一举措，还有其他的举措都是因为北京看到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了主导位置而心中不快。”这位媒体研究者说，”但到目前为止，这项运动已经受阻于中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和媒体文化，这种文化的焦点是只提供符合政治利益的狭隘的现实和事实的报道版本。” 闫学通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的校长，对中国的政治圈子有着良好的洞察力，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教授，他认为如果中国的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在未来要有效增加的话，大幅改善中国的形象是当务之急。 “中国要在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友谊方面和美国竞争。如果我们的朋友数量比美国的少，我们永远也不能提供比它们更好的国际领导力。”他说。”很多人都表示不喜欢美式霸权的领导风格，但他们也倾向于认为中国更糟糕。中国必须表明，我们可以做的更好。而这不能仅通过宣传力度来实现，我们还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证明我们可以领导全球。” 本报记者提供给了文中所述人员这些文件的概要和内容引述。消息人士没有真正读到这些文件。 相关阅读： 《丹麦每日消息》 重大泄密暴露出中国的口是心非 （系列之一） 《丹麦每日消息》党对世界微笑，却在国内加紧控制（系列之二）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纽约客》： 廖亦武挣脱束缚 ——“我的目标是人身自由和写作自由。”可惜这个目标不能在他的祖国实现。 迷途老外： 关于“危害社会管理” ——从瑞典留学生应斯文因给胡锦涛写信而被中国警方调查一事说开去（另，这里有 应斯文的中文博客 ） 中国见红： 项目越大，贪污越多 ——中国的基建项目和对创纪录的热爱【二】 《经济学人》： 所有权在谁的手里？ ——在中国，所有权问题永远都不是直截了当的事情。涉及到外资企业，情况更是如此 彭博新闻： 世界关注江泽民死去活来 ——对围绕江泽民情况的谣言产生前后情况的全面描述 《外交政策》： 人民谣言共和国 ——无论江泽民是死是活，有一个事实都是毋庸置疑的：新浪微博是史上最佳谣言机器 亚洲学会： 马克吐温、莎士比亚和江泽民 ——莎翁名剧《无事生非》、吐温名言“关于我的死讯，报道得太夸张了”。听起来耳熟？ ChinaHush ： “未来的领导人”：真相、谣言和关注中国 ——从当年西方对张春桥的关注，看所谓“中国观察家”的不靠谱 CNN ： 为什么 21 世纪不会属于中国？ ——从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三方面来看，中国都不可能成为 21 世界的领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市场 ——中国需要从这三个方面探讨大量的新中产阶级所带来的巨大的环境与社会压力。 《环球邮报》： 中国的“债山”是怎么回事？ ——专访经济学家史宗瀚 《福布斯》： 美国终止了航天飞机工程，中国的太空计划却拔地而起 ——没有航天飞机，美国将只能依靠合作伙伴送人上天，而中国九月就会有自己的太空站 外交学者： 基辛格四十年前的出访 ——明天就是基辛格首次密秘访华 40 周年纪念日了。作为当年代表团成员之一，作者回顾了这次访问的意义 亚洲哨兵： 南中国海只属于中国？ ——中国拒绝接受联合国海洋公约，声称对南海拥有全部主权。东盟国家必须使中国接受这个公约，否则永远受制与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印双方互感威胁的异同与对称 （ 20 页 PDF 文件）——通过对中印学术界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印军备扩张的核心并不是边境问题。 《华盛顿邮报》： 与中国合作会使情报被盗 ——在与中国合作太空进行问题上，美国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但它们都承认中国在努力获得所需情报。 花岗斋杂记： 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对现代美国的意义 ——美国应该对过度的国家干预保持警惕，不要重蹈两年多年前的覆辙 《外交政策》： 见钱眼开 ——从威士忌到核秘密，北朝鲜虽然身为共产政权，但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起了买卖人   【经贸动向】 MSNBC ： 思科在华销售额增长，却引来中国的不安？ ——思科为“平安重庆“提供了大量的监控设备，但官方媒体却称要提防美国设备 The NextWeb ： Google+ 在中国会被“山寨”吗？ ——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先山寨，再创新”的策略，但这次可能例外，有人认为 Google+ 在山寨“微博” 条条大路通中国： 在扶持中小企业成长方面，美国需要学习中国 ——至少在四个方面，中国做的比美国好 亚洲哨兵： 中国汽车销量下滑 ——预示着中国的经济前景可能会受到影响 《商业周刊》： 【图说】中国的经济减速会影响到谁？ ——对于向中国出口的国家来说，中国经济放慢不是好消息 《福布斯》： 所谓“善终”并不存在，因为好事不会终结 ——中国高科技股票的泡沫迟早要破，但在那之前先好好享受吧 《纽约时报》： 中国的债务魔鬼：火车向哪里开？ ——中国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会导致难以维持的债务积累。 《商业周刊》： 中国的国债拍卖今年第三次未能全部卖出 ——银行由于自身债务造成资金紧张，因此购买国债的积极性不高。 《商业周刊》： 中国连续八个月购买日本长期国债 ——中国此举显然是力图分散高额外汇储备风险 CNN ： 为什么雀巢能够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心？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失败了，但雀巢对中国徐福记的收购很可能会不同   【社会百态】 《名利场》： 苦难的象牙 ——从非洲到广州，偷猎象牙现象因为中国的暴富而屡禁不止。 《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猪肉价格在中国是如此重要？ ——食品价格的上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路透社： 中国猪肉涨价有人欢喜有人愁 ——肉价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中的权重占 3% ，但 40 ～ 50% 的肉价涨幅意味着物价指数上涨 1.2 ～ 1.5% 《经济学人》： 难以捉摸的中国消费者 ——在经过多年的短缺和随大流之后，中国消费者将奢侈品视为成功的标志 《洛杉矶时报》： 黄西：从生化专家到美式相声 ——“讲笑话就像吃中餐，你一辈子总是应该至少尝试一回。没准你会喜欢上它。” 《每日电讯报》： 广州歌剧院要散架了 ——这座被称为世界最具魅力的歌剧院刚刚使用一年，就出现外墙开裂、窗户脱离，雨水渗透等问题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随着信基督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政府发现自己陷于民众有教可信的益处与担心如何对其进行控制的两难之间 原文： Christianity: China’s best bet? 作者：Donata Hardenberg 发表：2011年7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中国现存５万多个教堂，还有更多正在建设中，以满足愈来愈多人到教堂崇拜的需要。图片来源：EPA】 杨每晚都带她７岁女儿一道祈祷。她明知这多少有点违法。跟其他数百万的基督徒一样，杨不愿意加入政府主办的爱国教会。而是远远避开政府耳目，每个礼拜两次跟二十来个新教徒一道去一个私人场所祈祷并唱诵经文。 她说自己并不反政府，只是想拥有中国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她想让女儿从小就是一名基督徒。而政府核准的爱国教会里任何人都不准向不足十八岁者传教。 “自从丈夫离开后，生活变得很艰难，整个人都崩溃了。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加入聚会，才让我感受到还有人在爱我。所以我希望女儿也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让她知道世界上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希望她也会关爱世人。”杨说 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中国正在见证民众中信教人数的增多。新近调查发现高达三分一的民众声称自己信教。 位于密西根的加尔文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任丹尼尔・贝斯（Daniel Bays）认为，“各类教众数目都在增长。尤其那些民间教派。” “基督新教似乎是其中增长最快的。因为他们是公理会制（译注：在教会组织体制上主张各个堂会独立，会众实行自治，尊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即公理会制。），可以提供一种社会归属感，可以自行宣布领导人，无需正式资格认定。“ 中国的宗教政策历来左右摇摆，有时候勉强容忍有时候血腥镇压。 １９４９年建国后新政权似乎有点自信因为容忍了宗教，那时它相信宗教只是落后残余并会很快消失。到了文革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样饱受迫害摧残。毛认定基督教是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的跳板。 ＂精神渴求＂ 直至八十年代开放改革开始，由于民众对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危机，社会统治力出现某种松动，这才为基督教的重新振作开通了门户。 根据以美国为基地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提供的资料，中共建国后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１００倍之多。其中活跃者包括所谓家庭教会成员，最新数字估计达到８千万到１亿３千万。在一个１３亿的人口大国中，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惊人。可是对比《中国日报》报道的截止至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共人数只有７千８００万，其意义就不可忽视了。 该组织发言人马克（Mark Shan）指出，“文革令中国人感到幻灭，无神论洗脑教育更令人民产生迫切的精神需求。” 再说过去30年间基督教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现实生存环境，逐渐摆脱了西方舶来宗教的形象。在西方，基督教令人联想到传统。可在中国，基督教反而令人联想到现代、商业和科学。 丹尼尔・贝斯认为，“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不同，现在更应该将基督教看作是中国本土教派而非西方宗教。” 很多专家相信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令人吃惊地向新教教徒敞开怀抱——拨款兴建教堂、资助培训神职人员——至少到最近还是如此。 不过位于马里兰的Loyola大学中国基督教专家卡斯腾・瓦拉（Carsten Vala ）助教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动毋宁是统战策略实用之举，而非真正迈向宗教自由的步伐。 “兴建教堂是有利可图的公关伎俩。对外可以博取名声，如同时隔５０多年兴建第一所教堂来迎接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一样。教堂很快就被蜂拥而来的新教徒填满。可是１９４９年前北平有６０多所教堂。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年代只剩下不到１０所。”瓦拉说。 中国“失去了灵魂” 有些人认为基督教可以填补现实社会的道德空虚并提供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反观现实社会则是愈来愈自我中心、唯利是图、腐败堕落。 加州州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教授及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非住校学者威廉・詹恩斯（William Jeynes ）表示，“中国现状是贪婪腐败弊端丛生。尤其是性道德败坏不可言状。中国政府承认这些。一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甚至说‘中国已经失去了灵魂。’中国的道德败坏已经失控，许多政府内的人相信基督教可能是中国重建道德的最大希望。” 他建议中国政府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鼓吹的新教理论，在民众中推行工作道德、关爱邻人、自我约束、讲求诚信等等教义，这些对于庞大经济机器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必须保证经济高速增长，才能让13亿人有饭吃，避免出现社会及政治动荡。故此很可能视基督教为保持社会稳定及经济增长的助力。 “他们相信基督教对欧美的成功与有力焉。”詹恩斯说。 “同样有很多中国人相信目前欧美的经济下滑直接反映了欧美民众对基督教信仰热情的下滑。这些中国人相信因为不再信仰基督，华尔街才贪婪无度、政府腐败，以及无力购房者受到利益驱使而购房不止。中国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来避免重蹈覆辙，它希望能够在世俗主义产生的道德败坏中尽享繁荣而不是堕落。” 可是他又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不断增长的基督徒人数的态度可以形容为”非常矛盾“。 控制手段 在欢迎基督教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中共又想对基督徒施加控制——规定他们在哪里敬拜，以及敬拜什么等等。 ”诸如兴建教堂并要求信众到登记的教堂参加敬拜之类的举措，联同培训指定神职人员、甚至规定每周只能举行多少次集会以及规定具体的传道内容。“瓦拉说。 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７９年间中共政府重建了１９５０年代存在过的监察宗教活动的机构及政策实施。所有试图恢复活动的新教组织都必须重新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然而很多民众属于未登记的教会成员，有些小型团体只在寓所内私下举行。有人则说登记的教会不包括所有的基督组织，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登记的教会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信众。 丹尼尔・贝斯指出，”这些未登记的教会当中，有些是有意识地避免与”三自爱国教会“（译注：这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发生联系，以防５０年代的极端的政治化迫害的悲剧重演。有些则是明确拒绝不符合神学原则的注册要求。有些教会的强势组织者不愿意自己成为政府政党组织的附庸。“ 这样的的新教家庭教会多半能够得到政府的容忍，只要他们不公开对抗政府，同时保证成员人数不超过２５人。天主教情况有别于此。原因自是中共与梵蒂冈的紧张关�。其根源则是基于台湾问题的外交承认障碍以及中国主教的任命权究竟谁属。 中共希望通过限制家庭教会规模的举措来确保政权不受威胁。可是很讽刺的结果是这举措反而助长了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团聚人数一多，组织者就必须将教会分开，这样就产生了更多的分支。 丹尼尔・贝斯认为：”中共政权害怕宗教，组织得愈好就愈害怕。中国历史上有几次成功民变都由宗教主导。你可以说党国有点象惊弓之鸟。既然连毛时代的极端主义都无法彻底消灭宗教，当前的领导人只好承认作为社会现象的宗教还会长期存在，只是试图以官僚措施来加以控制而已。       当局担心大规模镇压会激起有组织抵抗；而过度自由又会影响自己的管制权威。他们很明白基督教会在柏林墙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东欧民主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詹恩斯说，“他们想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推翻共产主义统治毕竟相当程度上是基督教一以贯之的工作。他们很清楚８９年６４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当中基督徒据估计也有３成之多。这些事实让中国领导人忧心忡忡，也迫害了一些基督徒。”。 他还说，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加上去年一位中国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更令中共政权对基督教戒心大增。 詹恩斯说：“随着这些事件的出现，政府对基督徒和其他教众的镇压大大加剧了。中国人特别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很可能出现在中国。” 压力增大 其结果就是这些未登记的家庭教会所受到的压迫与日俱增。 其中著名的守望教会首当其冲。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家庭教会其成员超过了１０００人。“守望”的意思在中文里就是“坚持观察”。他们都不情愿自己被官方教会吸收。 过去12周以来，守望教会令当局感到头痛。因为他们不断提出要求在户外敬拜。 据对华援助协会资料供称，该教会安排在６月２６周日出席户外敬拜活动的信徒中有１５人被捕。还有部份人据说被拘押在旅店内。免得他们有机会出席敬拜活动。有些教牧人员也被软禁在家中。 尽管遭受重重压力，家庭教会依旧在民众当中广受欢迎。瓦剌相信主要原因是官方认可的教会数量太少，而某些官方色彩太过浓厚的注册教会对部份人来说显得官腔十足。     “未登记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提供相关服务，包括祈祷查经以及团体敬拜等等。同时比起那些动辄几百人的大型官方活动来说，他们由于经常会面而增进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因而关系更为密切。”瓦剌还说，“也有不少人周日到官方教会参加崇拜，平时则在家庭教会内查经团契。” 援助协会的马克则强调，许多人宁可选择家庭教会更是为了他们所提供的言论自由。    马克说，“对那些公职人员、学生、教师以及18岁以下的人来说，由于他们被禁止信教，所以参加家庭教会就比较安全。在三自爱国教会里有许多政府耳目负责监视信众。因此在教会内也不能自由交谈。例如不能提及社会不公政治腐败以及已经推行了30年的大规模的强迫堕胎行动等等。即使从宗教角度谈也不行。” 北京人民大学的人类学者黄剑波（音）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对民工有更大吸引力。 “尽管民工是建设城市的主力，却仍然饱受歧视，甚至被当作二等人。他们感到在城市居民为主的官方教会不受欢迎，因此自然更倾向于家庭教会。” 马克认为，“中国信众很少参与社会变革或革命，因为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精神方面……只不过精神方面的要求依旧会不知不觉地推动文化及社会的变革。”      “如果政府方面一味压制，不让家庭教会有生存空间的话，就跟这几个月来守望教会的强狂那样，这会促使他们被迫以非暴力的不服从运动来促进社会变革。  ” 相关阅读： 卫报：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中国出台了一项走在世界前列的关于绿色建筑的五年计划――但它行得通吗？ 原文： The Green Leap Forward 作者：CHRISTINA LARSON 发表：2011年7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北京――上海交通大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排名第二的工程大学。在它所有最重要的高科技尝试中，有一间宽大的，很像一所未来主义式的住房的展示室。 交大坐落在上海一片树荫茂密的郊区。两年前，它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使用”绿色居住建筑”技术为中国建造一个实用模型――实际上，这是一座专门展示吸热窗玻璃和屋顶太阳能电池的博物馆。中国的建筑师和开发商可以在设计未来的高效节能型的大型社区和别墅时使用这些技术。 在最近一个阳光的午后，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发电及制冷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如竹教授带领我参观了这所模型。这次参观是对中国人即将居住的超高效率的高科技房屋的一瞥。或者至少是对未来绿色生活之梦的一次短暂的体验――跟中国的其它事情一样，这个房子的前景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它能在展示室之外获得多大的成功还不可预知。 中国每年的新建建筑量占了世界总量的一半，因而也容易理解政府对压缩能源需求的兴趣。这不只是一种为了全球生态的无私行为。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飞速进行，在未来20年，预计将会有3.5亿人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每年新增的房屋空间相当于两个纽约市，而它的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让人担忧：仅在去年就增长率12%。满足这一需求并不容易，中国的很多城市继续在实行轮流限电（在今年夏季的干旱中，当减少的河水流量降低了水电的发电量时，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政府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灵丹妙药。这也是它为什么在造成污染的燃煤和清洁能源上投入重金，并不断对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投资的原因。中国建筑的管理――包括取暖，制冷和用电――占到了国家每年能源消耗的25-27%。中国的住房和城乡发展建设部估计，除非更加绿色的建筑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到2020年，与建筑相关的能源消耗将增加70%。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最新的五年计划里学起了吉米・卡特对低恒温的热情和他那声名狼藉的”穿件毛衣！”运动（原注：艹，这里的政府领导不需要担心改选的问题）。（译注：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呼吁美国人要节能，请调低冷气，穿件毛衣。虽然这一建议近乎常识而被美国人嘲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不过后来环保主义者倒是认为这一建议很正确。） 更加特别的是，中国的五年计划表现了它对建筑的能源使用和诞生于1970年代石油禁运期间的”绿色建筑”概念的特别兴趣。6月15日，住房和城乡发展建设部建筑节能中心行业发展处处长郝斌宣布，中国政府正在完成一个应在新的建筑工程上的全国能源标签系统。当他在上海举行的全球绿色建筑会议上告诉与会者这个消息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在评估对某些种类的能效建筑材料实行补贴的计划。它已经给一些研究项目和示范工程提供了资金。 交大的王如竹教授也是政府新兴趣的众多受益者之一。王教授今年50多岁，从1980年以学生的身份进入交大之后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站在交大标志性的红色的校门前，他回忆在读本科时搬进市区的宿舍的情景，六个人或八个人共住一间房，根本谈不上舒适。现在，他住在坐落于上海徐汇区（一个有乡村风味的区）规模庞大，拥有绿色的草地和池塘的新校园，每天有司机接送。他也对自己的好运气和把握时机能力略感惊叹。带着十分愉快的心情，他想象着未来中国家庭居住的环境。但是他提醒我说，那些”最重要的细节”――比如更好的保温――不一定是最让人兴奋的发展。 绿色技术模型建筑定于夏末对公众开放，但是王教授同意让我先睹为快。从外面看，这是一幢三层带玻璃窗的建筑，一个看起来像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的对角线屋顶高出屋面。房子的内部仍然在施工：地面堆积了厚厚的灰尘，楼顶上布满了电线，四周散落着一些真空包装的预制件。站在一个巨大的落地窗旁边，王教授指了指外面一个巨大的土堆。他告诉我，土堆下面是一个地热加热泵。这个泵可以在冬天从土壤中吸取热量，并在夏天把热量释放出来，减少了锅炉和空调的使用。 他把我带到了楼上两套设计得很像普通中国家庭公寓的房子：一套50平米，一套70平米。在70平米的房子里，有一间带电视的起居室，宜家式的架子被建在了墙里，一间小卧室里摆着一张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的豪华大床，还有一个长而狭窄的厨房，以及一个卫生间。在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指着门旁边的一块电脑面板说，如果家里没人的话，这个东西可以通过编程来自动关闭不需要的电器。 最后，我们走上了屋顶。在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研究园，微软和其它外国公司最近都在那里开设了实验室。王教授的团队中这里安装了三排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电池板。 我问王教授，像他这样的绿色模型实际在中国大量建筑的可能性有多大。毕竟，近些年来，外国建筑设计师们在中国建造过一些吸引眼球的，昂贵的绿色建筑――从Steven Holl和Li Hu在北京北部的Linked Hybrid，到清华大学里的中意生态能效大楼――但是他们都没有理解政府规划师或者当地建筑师的意图。 他说，”这是个相当好的问题。但是很难回答。当然，奇特的外国设计并不实用。” 之后，我也问了在上海工作的绿色技术投资顾问，美国人汤姆 麦考利（Tom McCawley）同样的问题。汤姆的客户包括乌鲁木齐市政府和上海迪斯尼乐园。对于外国设计师在中国设计非一次性项目时常常遇到麻烦的说法，他表示赞同。”很多人想把自己的绿色想法带到中国来，但是他们不明白这里实际的决策是如何进行的。”他说，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降低价格（绿色材料的成本要高出10%以上），同时控制好质量。 建造能效建筑在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都需要很高的精确度。而要在大规模施工阶段的进行有效管理相当困难――尤其在正在工作的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对这个行业并不熟悉，而且技术水平都相当低的情况下。汤姆说，”绿色建筑的建造要求不同工种间有大量的配合和交流。这点很难做到，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而美国的这些工作都还是由有经验的队伍完成的。”中国每年的建筑面积有20亿平米房。在这样的建设速度下建立起进行质量监管的基础设施，你能想象得到它的难度。 汤姆跟我分享了一位成都的开发商试图采用一种能减少25%能耗的新空调技术的警示性故事。技术的原理是把通风口安装在地板，而不是在天花板上（通常，大量的能源被浪费在给靠近天花板，不占人的地方的空气制冷的过程中）。但是他的技术却没有成功，原因建筑的密闭性没有做好。”你没有精巧建设的建筑。在中国的建筑中连笔直的线条都难以找到――没有一个屋顶是用真材实料建造；没有任何东西的水平的。有时甚至在你的房间里，你都找不到一个90度的角。”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绿色建筑项目部的主管金瑞东同中国政府有紧密的合作，向政府提供建议。作为西部大城市重庆的本地人――重庆现在是中国城市区域增长最快的城市，它每年要吸纳100万新居民，高楼大厦差几乎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他对快速发展造成的问题十分了解。他说，”现实的情况是，绿色建筑的施工需要更多的细心，而大量的开发商对正确的保温等方面并不熟悉。他们犯了很多错误。而改正这些错位又会花费金钱和时间。通常来说，绿色建筑不一定会比其它建筑贵得多。但是在建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让人们有了那样的印象。” 而这其中也有摩擦。理论上，在从一片空地建筑新城市的过程中，中国有机会跳过西方遇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但是，对速度的要求意味着在建设中的大部分建筑都不会耐用，过5年时间就逐渐没用了。甚至在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新的主候机大厅，沿着楼面摆上了一排准确间隔的水桶，目的是接住从天花板上滴下的雨水。 绿色建筑可以给中国带来大量的节约能源的机会――但是这只有在对施工规范进行的大改造后才能实现。布置高科技的展示室，哦，这部分倒是容易。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组图： 红色中国的绿色建筑 （原文）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真的有了6月4日那样的自由，还会有这样的活力和创造力吗？” 原文： The Spirit of May 35th   作者：余华 时间：2011年6月23日 译者：爻义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你可能认为5月35日是个虚拟的日子，但在中国，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指的实际上是6月4日，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日子，这个词在互联网上被禁掉了，人们于是使用“5月35日”来逃避审查和纪念那天发生的事。 今年早些时候我访问台湾的时候，我的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那儿刚刚出版。我被问到，“为什么这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而你的小说《兄弟》却可以？” 这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别：尽管两本书都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兄弟》触及的是隐晦的事因而可以成为漏网之鱼，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过于直白，逃不过审查。  “《兄弟》是5月35日”，我解释道，“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更像6月4日。” 想要表达观点的话，5月35日式的词汇成了今天的例行规则。根据最新的数字，中国有四亿五千七百万网民，三亿三百万中国人可以用手机上网。在网上控制这些用户不越距是巨大的工作，政府最有效的控制机制是把某些词汇设定为不可接受，直接禁止它们在网上使用。 于是那些热衷于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人发现他们发不出声音。互联网服务器——你可以叫它们为自动过滤器——会孜孜不倦的屏蔽所有包含这些划了红线词语的评论。 我有次想要在网上贴我的一个随笔。虽然它无关政治，但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不断弹出来。起初，我以为是我写错一两个词，于是修改了几处错误的拼写，但是那个恼人的错误的信息不断出现。最终，我意识到那个文章触犯了几个敏感词。虽然分布在不同的段落，那些敏感词使得自动的审查者认定我就是一个政治异见人士。 我们不知道多少词被列入了黑名单，或者哪些被禁止的词现在可以使用。有时候你可以成功避免所有的禁忌，发表你的观点，不过一旦你加入一个敏感词，它立刻会被删掉。 于是我们随机应变。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宣传“和谐社会”，互联网用户狡猾地把这个词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裁剪了。假如一个人写道：“小心你不要被和谐了，”实际他的意思是：“小心你不要被噤声了”或“小心你不要被捕了。”“和谐”这词最有5月35日的精神。官员们当然十分明白这个词在网上的含义，但他们不能禁掉这个词，因为这样做，会触犯他们制定的“和谐社会”的含义。因此“和谐”被公众劫持了。 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实际上，每人都掌握了“5月35日”的表达艺术，我本人也很精通。 我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曾贴过一篇文章引用我在慕尼黑的讲话。那文章说：“我被问到：‘在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当然有，’我回答。‘在任何国家，’我继续道，‘言论自由都是相对的。在德国你可以骂你的首相，但你不敢骂你的邻居。在中国，我们不能骂我们的总理，但我们可以自由地骂隔壁的家伙。’” 关于中国的权力集中，我写道：“在台湾我告诉一个记者，‘这里你跟政客握手需要戴手套，因为他们总是要出门拉票、和人们握手。在大陆你不需要手套，因为我们的政客从来不必亲手做任何事。你不会在他们的手指上找到任何的细菌。” 既然第一段评论强调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而另一段似乎只是聚焦于卫生的问题，两篇文章都毫无问题的发表在互联网上了。我的读者知道我要表达的。 我一直乐意以“5月35日”模式来写作，我很感谢这种虚构的形式，因为虚构政治化不明显，但实质上也可以借用作5月35日式的词汇。以六月四日的模式写作，正如我在《十个词汇的中国》里所作的，是与我通常写作方式的一次告别。 在台湾经常会被问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你用第11个词汇来描述中国，那会是什么？“ “自由！”我回答。 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当然不是那种熟悉的6月4日那种自由，而是这种更高深的5月35日式的。 5月35日式的自由是一种艺术。为了能够在互联网上表达观点的时候躲过审查，中国人利用了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修辞功能，达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程度，融合讽刺和比喻，滑稽和夸张，冷嘲热讽地表达不满。 我确信我们的语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和有活力。有时候我不禁想，假如某天6月4日式的自由真的到来了，我们是否还会如此有活力，如此有想象力？ 或许我们可以描述中国互联网政治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但你不应该想象中国互联网的老鼠像迪斯尼卡通里的老鼠那么灵巧，政府这个大猫也不像卡通的猫那么笨。当我们的互联网老鼠要嘲讽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确保旁边有个老鼠洞可以随时溜走。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听到真相，但没有很多人敢讲出来。但即使我们的互联网老鼠只能与政府大猫玩智力游戏，而不能直接参与体育行动，它仍然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因为我们没有6月4日式的自由，只有5月35日的。 作者简介：余华1960年生于杭州。在文革后他被分配做一名牙医。在替人拔牙拔了五年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写作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的短篇开始为人所知。从那之后他写了四本小说，包括《活着》和《兄弟》；几部散文；并对绕过审查的艺术颇有心得。他的新书《10个字汇里的中国》11月将出版。 本文原作为中文，由Allan Barr翻译为英文。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草泥马，河蟹——洪天健的脑残游记在曼哈顿展出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