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

萧瀚: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观点 萧瀚 2012年10月17日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以表彰他“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成就)。”平心而论,我虽没读过他所有作品,但就读过的而言,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莫言遭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批评的某些公共言行,并不能成为其丧失获奖资格的理由——是否够格应该按照文学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论定。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常常置身于艺术与政治模糊的边界,引发有关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 1940年,纳粹铁蹄踏入挪威,一个同样令人震惊错愕的消息传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叛国投敌,效忠希特勒德国,他甚至将诺贝尔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汉姆生是挪威的伟大作家,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获奖在前叛国在后,他没让诺委会为难,但诺委会还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回答一个折磨人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可否颁给暴政的支持者? 1965年,苏联作家、苏共党员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而获奖。这部史诗性巨著的第一卷在1928年甫一出版即震动世界文坛,从首版到获奖,整整经过了37年!与肖洛霍夫历经漫长岁月方才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苏共政权的厌恶者帕斯捷尔纳克通过秘密渠道将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送到境外出版,第二年的诺奖就落到他头上。两人的艺术成就各领风骚,难分春秋,但从诺委会那里得到的待遇却差了36年! 人们也许会问,像《静静的顿河》这种艺术成就一目了然的巨著,为什么会经历诺委会如此漫长的犹豫期?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河水不犯井水还是沆瀣一气?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是否会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爱看二战影片的原因之一是喜欢看纳粹德国的军装——这是我见过的设计得最帅的制服,这种审美诱惑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据说70年前不少德国少年就是魅惑于这套军装而主动上前线当炮灰。德国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虽是纳粹宣传片,但其精湛的电影艺术成就难以抹煞;被视为美国电影史上商业片开山之作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因歌颂3K党而政治不正确——据说里根总统被记者问及如何评价它时索性矢口否认自己看过这部电影,但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 艺术与政治常常就这么水火不容,尤其当艺术被当作政治工具,成就再高,也不管是否协从作恶,都会被愤怒的人群将它们从宠儿的宝座上掀翻在地,踏无数只脚,受尽凌辱;就像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拍摄的电影《玛莲娜》(Malena)里,玛莲娜因与德国人的瓜葛,她的美貌成了罪状,从而遭到同胞们的暴力羞辱。关键是,人们常常很难有效地划出艺术与政治的楚河汉界,无论是为了保护它,还是为了侮蔑它。 艺术,就如高尔泰先生那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始于自由终于骄傲,艺术的承载者艺术家们也因此常常是桀骜不驯的。而政治,作为某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无论是来自官方组织性、有着巨大强制力的权力,还是来自民间道义威势的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奴役、整齐划一,它最讨厌的就是独立、自由与参差多态。所以,柏拉图《共和国》里忧心忡忡地声称要把诗赶出城邦,提醒从政者要提防诗人、不得赞美,其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令人同样困惑甚至啼笑皆非的是,我们到底该感谢孔子帮后人留下305篇诗歌,还是该遗憾他埋没了2700多首诗? 艺术的自由也隐含着自律,面临社会基本共识的伦理底线,艺术所应得到的宽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与艺术家总是拥有道德豁免权。然而,到底如何界定艺术的疆域,美的缰绳到底应该系在哪个栅栏哪根桩上,执掌缰绳的人应该对不端艺术发起怎样的冲锋?这些一直都在争论而少有定论。 中国“行为艺术家”朱昱将四个月大的胎儿从子宫中取出食用,引发众怒,如果仔细阅读对他的采访,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艺术”并非除了邪恶别无其余。他的“作品”《食人》那种不慌不忙、毫无表情地取食烹调胎儿的过程,正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隐喻,如同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里因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强行对他人堕胎2800例的“姑姑”,这种人难道不比食人者残忍?与这些有名有姓却又隐身于广袤索多玛城里的“姑姑”们相比,朱昱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吗? 当然,行为艺术家即便是严守底线伦理,又能耸动视听地达到极致的艺术震撼效果,在艺术史上也有无数例子。最近纽约MoMA展出两位艺术家雷诺德·雷诺兹(Reynold Reynolds)和帕特里克·朱利(Patrick Jolley)的视频作品《燃烧》(Burn)可谓典例,一所房子燃起熊熊大火,而居于屋中的人们却了无知觉,直到被灼伤、烧死(不知道参与的行为艺术家是否有伤亡),整个过程令观者极其震撼,也许这部作品是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与生死极为妥帖的隐喻。 要准确界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伦理的界限几近徒劳,这条界线就像中印边境上引发外交争端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无法让人一劳永逸。艺术构筑的世界,原比人们抽象于生活的逻辑更为真实和生动,混沌才是艺术的清晰,模糊才是艺术的准确,人性的自相矛盾才是艺术的逻辑。 生前给沙皇写过不少肉麻诗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世界文坛奉为文神;如果哪个文学发烧友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只盯着他接受过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礼物,会让人觉得好笑(多么不合生活逻辑的人,博尔赫斯反对阿根廷军政府,却支持智利的军政权);同样也不会有哪个文学愛好者会将聂鲁达的诗烧掉,仅仅因为他支持阿连德政权;汪曾祺也绝不会因为参与过京剧样板戏的改编而失去其文学地位…… 作为人类形而上世界的精灵,冒犯俗世几乎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他们除了可以是私域的为人不齿者——西谚所谓“诗人在历史上是伟人,但住在你隔壁那就是个笑话”,甚至被公共领域抛弃时他们的杰作依然备享朝拜的香火。 2009年是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人重新纪念了他的文学成就,这似乎印证了1987年12月8日美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斯德哥尔摩诺奖晚会上演讲时说的话:“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永远是‘昨天’,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而且时常——尤其在这一或那一政治体系地位正统的场合下——甚至是‘明天’。” 昨天的惊喜也好,愤怒也罢,都是过去时态的伦理或政治,将随具体事件远去而被淡忘——正如汉姆生对挪威人民的伤害,最终依然苍翠挺拔于历史尘埃之上的,只能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这种残忍的“势利”,是因为在时间的河床里,美是永恒的大江大海,而伤痛却只是超不过三代的浪花。 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说过一句名言:“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长在百花园里的玫瑰是玫瑰,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阅读更多

BBC | 龍應台:莫言獲獎不應考慮政治因素

台灣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於周一(10月15日)接受BBC中文網獨家專訪,回答了有關中國作家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等提問。 龍應台回答BBC中文總監李文的提問時說,看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一事,不應該有太多的政治考量。 雖然表示,自己並非生活在中國,許多細節並不清楚,但是龍應台認為是否是個好作家,「不是過問政治立場」。 尊重作家 龍應台說,而且單從文字文學上來看,莫言並不是個所謂的「紅色作家」。 龍應台強調,對權力的抗議有很多種,有的是「細水長流」、有的則是「風風火火」。 龍應台呼籲「最寬大的空間」和「最寬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是同個模式、同種選擇。 在回答此一問題時,龍應台以沒有點出姓名的方式說,中國有三個諾貝爾獎得主,「一個關在門裏」、「一個關在門外」。 她形容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是「站在高梁土地上的作家」,稱中國可以趁此機會讓莫言擔任中國的文化大使,也把門打開,讓「門裏的可以出去」、「門外的可以進來」,讓這三個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都可以「自由行走在中國的泥土上」。 龍應台說,莫言未來也許有更多的責任扛負在肩頭上,但是外界也應該尊重莫言個人的選擇。 再度出馬 這次也是著有《野火集》、《大江大海1949》等批判性質作品的龍應台,一生第二次出任官職。 上次是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說,她之所以同意出任文化部長,是因為自己已經60歲,雖然當官辛苦,但是「晚一點就什麼都不可能了」,「是人生最後一次」,所以作出了如此的選擇。 龍應台也以強調的語氣回答有關第二次出任官職的提問,表示她是為了「盡一份心力」,她形容權力和寫作相比是「太小了」。 龍應台還說,她對權力沒有興趣,她形容在台灣當官是「官不聊生」,「權力沒什麼值得迷戀的」。 文化空間 在闡釋什麼是「文化」這個問題上,龍應台說「鋪紅地毯、吊水晶燈這樣地看表演」是「太窄義」的文化。 她認為收音機或者是電視能播放什麼樣的節目、書店裏面能夠販賣什麼樣的書籍,都是文化,而一個環境培養出來的特質,就是文化。 龍應台說,政府在文化上是扮演著「搭台」的角色,而不是「表演者」,政府部門不能也不應該主導文化,政府部門要作的是為文化創作者解決困難。 在被問到,台灣是否有意以文化空間來爭取外交空間的時候,龍應台解釋說,台灣推廣文化的原意本來就不是利用文化來達到政治目的。 龍應台說,推廣文化讓更多人知道台灣的文化才是重點,至於對外交空間會產生設麼影響則是附帶可能產生的結果。 她表示,台灣展現「軟實力」,要著重的是「軟」的方面,台灣的文化特點就是「軟」、例如到地方政府機關大樓,沒有人擋駕,就是一種柔軟、溫柔。 網路時代 雖然是新上任不到半年的文化部長,但是龍應台對微博之類的社群網站並不陌生,她向李文表示,雖然先前曾經出現以她為名的微博,但是都是假冒的。 龍應台說,她有意未來開設「潛水微博」,了解一下對岸網民和年輕人的想法。 在兩岸文化交流方面,龍應台認為,十分需要彼此的互信、不要簽署虛假的協議。 龍應台還表示,擔任文化部長的任期內,訪問中國的機會非常小,只有在「受到尊重」、「適當的身份」才會到中國訪問。 在回答一名有意為中國民主作出努力的網友提問時,龍應台呼籲網友以「開闊的心、深度的觀察,來看台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因為台灣往民主發展的道路、一路上跌跌撞撞,但是卻具有中國發展、最能夠參考的價值。 本次專訪視頻即將於本周內在BBC中文網上播出,屆時敬請收看。 網友如有評論,請用下表發表看法: 聯絡薦言 * 須填寫項目

阅读更多

纽约时报 | 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了一个隐秘的文学王国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为持续近半月的“莫言得诺奖”喧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 此前的争议将莫言推到风口浪尖上,各种讨论在文学作品和道德伦理中攻讦不休,而很少涉及到对他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很多人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但仍然可以信口开河,肆意攻击。甚至有人以为莫言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作家,靠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炒作才爆得大名。其实,近年来莫言一直出现在诺贝尔传闻名单之上,各种传闻或风言风语一年一度地满天飞。只是今年传闻依托着新媒体的新力量,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广泛而已。 John Macdougal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莫言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莫言和他的作品一直处在争议漩涡中心,他的每一部作品出版都带来了几乎绝然相反的争议态度,而与他及他作品相关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惊人,在专业数据库里你可以搜索到大量与莫言相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他在中国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保持了二十多年,他的创作成就已经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的肯定,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从1988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就很推崇,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莫言同时也是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少有的畅销书作家,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他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把老家变成“高密东北乡”,在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秋水》里,他再度提到这片土地,描绘了“高密东北乡”史前史。通过经营“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类似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相似的文学地理世界。他的几乎所有优秀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有意识地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无边地延伸。在福克纳称之为“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一个充满无数生灵的文学世界,是几乎每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的远大理想。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公开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创作了三十一年,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迄今为止发表了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出版过五部散文集、一套三卷本散文全集,创作过九部影视文学剧本及两部话剧作品。 莫言的小说一直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展开:一个是残酷现实,细腻生动地展现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貌,其核心主题是“饥饿”和“不公”;另一个是浪漫世界,以强大的想象力推进到被官方历史严厉遮蔽的微暗世界,关键词是“生命力”和“人性”。这两条藤蔓分别蔓延,各自结出了丰硕果实,并在彼此吸引中渐渐靠近。以莫言自己的说法,在他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缠绕在一起,胜利会师。 莫言成名作、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即属于“残酷现实”藤蔓上的发轫作品。小说发表于1985年,与短篇小说《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深刻地体现了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时感亲身受到的痛苦经验,但语言和写法都不同,属于探索和逐渐形成语言风格的作品。他的此前十几篇短篇作品,如《乡村音乐》、《售棉大道》等都可以看做是摸索和积累。《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令人难忘地颠覆了此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观念下“诗意乡村”的浪漫想象,展现出一个苦难和饥饿的乡村景象,以及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土地中卑微生存者的悲惨命运。莫言说过,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说中找一个原型,那一定是“黑孩”——从“黑孩”派生出上百个人物,在他的文学地理世界里济济一堂。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7年,也属于“残酷现实”系列中的作品。当时山东《大众日报》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之后,却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从而引起农民到县政府示威游行并发展为大规模的骚乱。这件事情引起莫言的深切关注,他想起1984年赶车送甜菜的路上被给乡党委书记送建筑材料的卡车碾压无辜死去的四叔。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三十五天,就创作出这部二十万字的作品。 1988年莫言发表另一部极富探索性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后来也曾改名为《笼中叙事》,是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此后的中篇小说《欢乐》在“残酷现实”中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顶峰,并发展出了莫言特色的“残酷叙事”。小说用探索性的第二人称叙事,讲述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他强烈地想通过高考这种唯一的方式逃离他严重丑恶、令人窒息的乡村土地,他憎恨这些制造苦难和仇恨的生活。他和他母亲在乡村的艰难生活。小说里也用令人震惊的笔法,描写了计划生育工作队强行抓捕刚生孩子一个月的齐文栋嫂子去做结扎的恐怖细节。其中的母亲形象因其“丑陋不堪”而招致广泛的批判,作家余华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为莫言的独特创作美学作辩护。 在浪漫世界里最有名的作品,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这部小说1986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了震动,现在已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小说发表后很快就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并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 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曾经发生过“孙家口伏击战”。1938年3月15日,国民党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率领四百人伏击日本巡逻队,击毙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等三十多名日兵,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后来日本驻胶县部队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杀害136名村民。这件民间抗日故事,一直被排斥在官方正统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之外,同样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在当时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对文化反思、历史思考,都产生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这个故事激活了莫言身体深处一直当时正统叙事格式所压抑的灵感,他如一口枯竭的水井,突然被打通了土地深处的泉眼,酣畅淋漓的语言和故事喷涌而出,彻底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洋洋五十万言,语言极具爆发力,想象力汪洋恣意,可以说是莫言最好作品之一,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这部作品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广阔地展现了中国大陆拜年沧桑变化史,彻底颠覆官定历史叙事模式,与余华《活着》等作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新历史”叙事核心原则。小说中对土改、文革、经济热等都有极深的揭露和反思。小说中含辛茹苦、精神坚毅的母亲形象非常生动,有人把母亲形象跟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相提并论。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双胞胎,也是一个“杂种”。他有一个至老不断奶的恶癖,后来和“独乳”老金结婚,却变成了胸罩设计师和成功商人——这个人物形象具有浓重的现实和历史隐喻效果。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通过胶东半岛农民义军奋起抗击德国殖民军队的故事,把自己独特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并在其中极富象征意义地植入了他自己故乡的地方戏种“猫腔”,并通过大量令人读之惊悚的例如“剐刑”等场景的具体描述,引发了读者的精神和生理的剧烈反响。这部小说虽然语言叙事技艺高超结构饶有新意,但进入了纯粹“历史语境”,并未跟日常生活、日常情感发生密切关系。 本文开头说过,莫言小说中的两条藤蔓,最后汇聚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时作家梦寐以求的结构。这种“简单”的结构,可以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行空地对轮回成驴、牛、猪的主人公西门闹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动,想象力丰富。我特别欣赏莫言在小说中轻松地把握叙事、人物角色转换的能力。原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工作队在河滩上崩掉脑袋后,他家的长工蓝脸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妇,住了他的家。含冤死去的西门闹深感冤屈,在阎王爷面前绝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决者为惩罚他,判决他带着前世的记忆(不给他喝忘忧汤)轮回到阳间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蓝脸的家里,亲眼目睹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他线变成驴子,驴子死后还不服,又被罚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继续不服,再被判投胎为猪。其中“西门猪”一章写得汪洋恣意,想象磅礴,过了好多年,我都记忆犹新:高智商的西门猪带领牲畜栏里的猪们反击人类的统治,英勇战斗,跳出猪圈,一路冲杀,突破人类猎手的重重包围,胜利地渡河来到河中小岛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终于自由自在地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这个故事很容易令人想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他的自由王国“花果山”——小说中,现实和浪漫以荒诞的诗意,在一头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猪王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其中的隐喻效果极其鲜明。 2008年的长篇小说《蛙》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深入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残酷戕害。“姑姑”自称是组织的走狗、信徒,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同样自愿充当“走狗”,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这部小说生动有力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毁灭人性的巨大伤害。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对于一名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都不妨碍他/她的自由阅读和理解。而作家的核心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成就上,而不是他的个人道德上。现在,莫言已经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这可以促进、加深世界其他国家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辐射,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作家身上,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阅读更多

高行健 |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华人作家高行健,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是他在领奖时候发布的演说:《文学的理由》。其中高行健提到: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