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谢国忠:恶性通胀早已发生 不知道统计局数据从哪来

大蒜两年上涨了200倍,房价日涨千元,并非个别城市个别现象,但是,“权威”数据不是这样的。

5月11日,统计局公布的4月数据显示,CPI同比增长2.8%,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1.9%,之前公布的房价在2009年只上涨了1.5%。数据很和谐,全无通胀之忧,保持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奇迹。

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知道他们的数据是从哪来的,实际上恶性通货膨胀早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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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爱谈房事

作者:李普曼 | 评论(1) | 标签:财经看点

1、谢国忠老师讲过一个故事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发现,连鞋童都开始谈论股市了。他觉得形势很严峻,于是回头把股票都给卖掉了。那是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前夕。

现在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楼市的崩盘前夕了,但似乎已经到了人人都爱说楼市的时候了。无论是谁,都能对房事说上两三句,或者看涨,或者看跌。当然,无论涨跌,人们都能说上一套理由来。想想既然如此,多我一个也不多。

2、应全国人民要求,在房价高企不下的时候,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十条。民众期望甚高,全然不顾房地产市场计划经济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对许多人而言,计划经济这个定义也许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四十岁左右的普通人想想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想想自己每天所吃、所用的情况,有几个愿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3、我并不是经济学专业。但是房地产市场的计划色彩浓厚这个事实已经被许多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所认同。而我所判断是否是政府计划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到底是服务性的还是管制性的。从禁止或者限制二套房贷,到限制外地户口贷款买房,无不显示出浓厚的管制色彩。

而且这种管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严重一刀切的做法。看到有外地人炒房,于是就限制外地人贷款;看到有人炒房,于是就禁止所有人购买三套房。如果是市场经济的话,政府凭什么管制个人的投资和买卖行为?

4、计划经济行不通这个问题已经为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所论证。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形势也为市场经济远比计划经济更有前途这个判断提供了很好的论证。

市场上瞬息万变,且变因很多。政府的计划显然赶不上市场的变化,而参与市场上不同人的不同选择、不同判断更是政府难以控制的。

比如政府为了打击炒房,要求一家只能买一套房。那如果许多人因此假离婚,去买第二套房。那政府是不是又要管制离婚,要求全国人民不能离婚呢?余以为老师曾经在一篇批评“国十条”的评论里说,中央的这个房地产政策很可能带来人们道德上的倒退,这并非杞人忧天。

5、另一个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不平等。虽然表面上看,计划经济是为了让人们更平等,是为了让人人都有房住。但最终的结果只能造成只有一部分人更平等,另一部分人住房的权力会被剥夺。

比如北京,现在要求外地户口买房的话,必须提供一年以上的完税证明。虽然是为了限外地人炒房。但是实际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来京半年,凭什么不能买房?又凭什么本地户口的人就可以轻松贷款买房?

另一个更赤裸裸的例子来源于那闻名全国的四万亿投资。当时这些投资计划,大都进入了国企的腰包,许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而国企则能拿多到不知道怎么花的贷款。于是才有了后来不断出现的国企地王。

6、房地产的泡沫与这四万亿投资和国企的钱多不知道怎么花有很大关系。中央政府当然不会承认那四万亿投资都跑到房地产领域里去了,但是那些能够大量得到贷款并且频频现身拍卖现场的国企轻易地就打了中央政府一个耳光。

7、因为计划的四万亿投资催出了很大的一个房地产的泡沫,于是又不得不推出一系列的计划手段来为以前的计划后遗症擦屁股。

我不相信这次的计划就能比以前的计划更好。我相信的是,政府以后不得不为今天的计划推出更多的手段来继续擦屁股。到后来,擦屁股队伍会越来越庞大,计划的手段越来越多。

或者我们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我们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来消化以前的诸多弊政。

8、我也是一个买不起房的屁民,我当然希望房价能够下降到我能买得起的程度。但是我却不希望政府依靠这种手段来打压房价、管制人们的行为。

我并非专业人士,这个判断并非来源于严谨的经济学知识。而是出于一个经验: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想必许多人都能体会一二。现在许多人竟然真心希望政府打压房价、管制房地产商、用计划的手段来折腾房地产市场。

9、为政府管制市场的权力欢呼,为政府管制人们经济行为的行为叫好 ——我们终究会为今天的欢呼、叫好和鼓掌付出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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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深的分析师与愤怒的评论家

    作者:陈季冰 | 评论(3) | 标签:时事观点

    最近5 年来跌宕起伏的证券市场和波澜壮阔的地产市场在导演了无数惊心动魄的财富悲喜剧的同时,也成就了一批意气风发的分析师和评论家。在我们这个时代,金钱,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因此,被认为(或自封)能够对金钱问题发表正确见解的人士,自然也就成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被认真倾听的人。

    一般而言,分析师的职业定位是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政策变化、公司业绩等因素,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市场前景作出分析判断,向投资者提供他(她)认为最优的投资建议。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分析师的使命是让他(她)的听众赚到比别人更的钱。不过,过去5年里,大多数分析师曾经作出的这种许诺似乎并未得到确凿的检验。

    评论家(这里仅指那些被冠以“著名楼市或股市专家”的财经评论家)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公正的市场制度”的知识。据此,他们有资格诊断和批评当下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的缺陷,并开出他们的药方。说穿了,评论家真正想要影响的其实是政府。只不过他们先要通过影响民众、形成民意压力,才能达到这个最终目标。过去这些年里,评论家就经济现实提出了无数猛烈批评,也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出了无数主意(它们当中自然少不了截然对立的主意,并互相指责对方是馊主意),其中被政府采纳的也不是没有。只是依我看,这些评论中的绝大多数除了唤醒民众对“市场不公”的更大不满以外,并没有对改善它起到多少正面推动作用。

    评论家的看家法宝是他们的道德优势,他们确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是在代表沉默而弱势民众的诉求发言。于是,在眼下这种社会状况之下,评论家总是肝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大多出身于媒体的他们占据了都市报的版面,使得后者也经常显得怒气冲冲。

    分析师的独门绝活则是专业知识,其中尤以专业性很强的金融学知识和投资实务方面的经验为最。目前在社会上比较出名的分析师大多有海外学历背景,一般就职于各类外国投行、本地券商及其他金融机构。因为这种缘故,分析师说的话或写的文章总是显得高深难懂。各类财经类或专业性的媒体是分析师当仁不让的领地,估计这也是后者竭力想要混迹于所谓“精英”之列的需要。

    本来,分析师与评论家是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的。但因为他们当中总有一些人想要“捞过界”,在对方的地盘里表演一番,并赢得些什么,因此,近年来这两种人时不时地恶语相向。不用说,评论家的最有力武器当然是道德责伐,其中最主要的辩论技巧是质疑对方观点的背后动机。例如,一向持“死空头”观点的著名分析师谢国忠一度被炮轰为“西方垄断金融资本的代理人”。而分析师则以智识上的嘲讽予以回击,他们经常让评论家在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上显得非常无知或者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进而使之出丑。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又加深了评论家的猜疑和愤怒。

    我本人读分析师和评论家的文章,基本不太重视他们的建议和主张。换言之,我几乎一点也不认为,听了分析师的话,投资者就能赚钱;听了评论家的话,社会就能进步。就目前中国分析师和评论家所达到的水准而言,我主要期待从分析师那里看到的,是他分析事务、展望趋势的一套逻辑框架,假如他确实有的话;至于评论家的贡献,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够让读者从他们那里感知一部分社会意见的最新动向。

    结论之所以不重要,除了因为社会事务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科学实验、存在太多偶然性的缘故以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结论的获得往往与分析者或评论人自身的性格高度相关。就拿谢国忠举例,照我看,他天生就是一个悲观气质很浓厚的人。因此,面对同样的一堆市场信号,他非常容易接收到并容易给予重视的,往往是其中的利空部分,而其中的利多因素则被无意间忽略或缩小了。然而,这并不妨碍谢国忠成为一个出色的分析师,因为他通过自己娴熟的专业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推演,给读者提供了一套有益的分析方法。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作为地产界的一个业余评论家,任志强的许多评论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但他总喜欢用一种狷狭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只能说任志强是一个聪明而又有些刻薄的人。这使得他一方面吸引力倍增,另一方面也招徕了数不清的误解。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任志强成为比当今大多数评论家更加值得受到认真倾听的人之一,尽管写评论压根就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我比较反感的是那些只有建议和主张,而不能提供如何得出这些建议和主张的逻辑、或逻辑混乱的文本。最常见的一种错误,就是将自己对未来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上市场的可能走势混为一谈。遗憾的是,它们大量充斥现在的媒体,真是典型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归根结底,大凡受过基本教育的现代人,都不缺乏自己的主张。我一向认为,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并不需要鼓动群众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的高音喇叭和尖利投枪;它真正急需的,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清纷繁事务之走向的文化地图。

    写于2010年4月25日晚,发表于2010年4月27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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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忠:二次探底之忧

      二次探底之忧
      谢国忠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9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10日   谢国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目前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过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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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忠:中国的资产泡沫依赖症

      中国的资产泡沫依赖症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www.caing.com 2010年05月11日

      谢国忠搜狐博客: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财新网】(专栏作家
    谢国忠)
    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让中国的宏观政策动弹不得,长远而言,弊端很多:地方政府把高土地价格看做命根子;国有企业希望利率不要升;出口商强烈反对货币升值。中国的宏观政策已被弱化成了心理治疗,仅靠一些口头上的表态和技术上的微调去吓唬投机者。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在不断升温。除非中央政府狠下决心,做出决择,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遭受一次破坏性的调整。

      首先,随着制造业利润下降和支出需求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依赖。曾经在20年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沿海省份通过培育出口导向产业而变得富足。但在过去五年,这样的经济逻辑已经变了。成本上升大肆侵蚀了制造业的利润,为了招商,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房地产已经成为政府真正的收入来源。

      其次,国有企业在贷款方面享有优势,这使国企快速扩张。中国的大部分银行债务是国企欠下的。居民家庭和地产商从银行借的贷款,通过地产商从政府手里买地的方式,实际最终流到了政府手里。维持极低的利率,因而已经成为保护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国家政策。其他诸如通货膨胀等因素,则被忽略了。

      第三,中国的出口商正在遭受成本上升和全球需求疲软的两面夹击。他们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之前,新劳动法、税率提高以及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已经令出口商满腹怨言。这些出口商仍然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可以影响政府政策。

      中国目前的政策是对生产部门的变相补贴。以前的补贴是低工资和低资源价格。而现在,资源价格高了,工资也在不断上涨。高地价和低利率已经成为国有部门的支柱,这同时也减轻了出口部门的负担。高地价和低利率实际是对居民家庭的变相征税。从本质上说,中国人的工资是涨了点,但购房能力和利息收益却大大受损。这种情况表明,国有部门太庞大了,其效率不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根本无力生存。宏观上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结构性问题。

      中国目前的政策路径是货币扩张和资产通胀,短期内,这种做法阻力最小,也最舒服。资产通胀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政府可以征税。它为人们的快速致富梦想提供了温床,只要市场在上涨,这个政策就会收到欢迎。它还可以让有影响力的“内部人”玩剥削小老百姓的把戏。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对资产通胀有利,这决非偶然。

      中国的资产泡沫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住宅存量、在建工程和土地储备的价值可能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或约100万亿元。七年前,它们的价值微不足道。北京、上海的住宅价值与GDP的比例,已经与1997年的香港差不多。租金收益也与当时的香港类似。此外,大陆还有一个独特现象,就是房屋空置,我怀疑数量在1000万至2000万间左右。

      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但中国却有许多人希望有这样一个泡沫,当然最好不要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中国的政府官员真的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他们居然维持住了这样的局面,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放在纯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想都不敢想的。这其间也培养出了人们的广泛信心,即政府可以得到任何它想要的东西。但是,市场被扭曲的时间越长,最后的报复就会越大。

      本轮地产紧缩政策有赖于信贷限制和压力。前者的目的是保护首次置业者、遏制重复买房人。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价格对于首次置业的人来说还是太高。地方政府还没有把去年卖地的钱花完,可以继续花。但是,当这些钱在几个月内花光后,他们会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政策还会再次放宽吗?在上几轮地产政策紧缩中,这种事情发生过。

      中国政府的资产巨大,应足以应付泡沫破裂后的烂摊子。但是,如果泡沫再持续两年,那就难对付多了。为了遏制泡沫,北京必须尽快提高利率。有人担心加息会增加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种担心有可能是多余的。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政府通过资产通胀获得收入,转而补贴制造业,如把这些补贴去掉,就相当于汇率升了20%。

      当资产价格回归到正常水平后,中国应理顺自己的财政收支,以防泡沫重现。

      首先,政府必须限制开支。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基于其经济表现,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提高收入。这与城市化战略缺乏有关。对于大城市,或许可以要求政府对经济负责。但在其他地方,政府应该只承担社会职能,而非经济任务。

      其次,应当统一、简化税收制度。地方政府不应该有权提供税收优惠,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破坏了国家税收的基础,也造成了产能过剩。

      最后,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政府可以把这些钱收上来,政府就不需要依靠高房价了。政府从资产通胀把戏和低利率得到的利益也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政府希望得到这块蛋糕并享用它,就必须打击腐败。■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本文英文版首先发表于《南华早报》,财新记者陈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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