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

法广 | 上海视窗: 微博衰败 围观难以改变中国

几年来,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成为了中国民间舆论的主要引擎,除了娱乐八卦外,许多突发新闻、公共讨论和意识形态纷争都在微博网站上热烈展开。但根据CNNIC的报告,2013年,中国微博、社交网站及论坛等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均下降,微博用户规模较2012年底减少2783万,微博使用率比上年降低9.2%。 该报告分析,微博发展并不乐观:一方面,基于社交网络营销的商业化并不理想,盈利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冲击导致微博用户量下降。 评论家莫之许认为,微博为什么衰败?一言以蔽之,微博与维稳不相容。在他看来,此前饭否被关,推特脸书被墙,已然说明了这一点,何况新浪微博还刻意设计放大了媒体功能。早在微博初起,其命运就已经注定:不是被维稳体制搞死,就是被监管成本压死,可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什么微博(围观)改变中国的结论出来。 2013年开始,新浪微博的颓势尽显,一个征兆是用户每天平均在线时长大幅下降,虽然统计口径不一,一个相对可信的数据是,新浪微博平均在线时间从年中29分钟/天一度降到了19分钟/天。 微博的衰退并非仅从2013年开始,但给予最直接一击的,并非是之前广泛担忧的微博实名制,而是2013年持续至今的对微博大V的打压运动。 8月中旬,中国的网络审查沙皇、国信办主任鲁炜召集了一次“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警告一些微博“大V”,希望网络名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积极发挥正 能量。 8月末,新浪微博名人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拘,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薛蛮子在北京看守所的画面,戴着手铐的薛蛮子满脸胡茬,露出怪异的笑容。他承认自己不负责任不加核实地转发负面信息。他说,言论自由不能驾于法律之上。 此后,薛蛮子一直被拘押至今,上周一位律师前往北京一家看守所探望他的政治犯客户时候,无意中遇到了薛蛮子,他仍然被拘押,可见这场运动还远没结束。 高压下,微博用户加速离开微博来到更加私密的微信,从技术上说,在中国没有完全不被审查不被监控的网络工具,但相对微博而言,这里的信息流动更加私密,一些有危险的交流,在这里更加安全,不容易被传播开来,更加安全。 一般认为,微信的社交成分更为显著,并非如新浪那样的纯粹媒体平台。 对于普通用户,微信做到了两件事情:让用户把原本发到微博上的内容发到了朋友圈,让很多原本不用微博的人开始在朋友圈分享内容。结果就是,就是朋友圈抢夺了微博用户并吸纳了更多新用户。 针对微信的冲击,新浪CEO曹国伟曾在公开场合解释说:“微博是人们分享信息的公开网络,而微信更像是私人网络,这两种是根本上不同的社交平台。但是因为新浪微博和微信的用户有重叠,因此在一款产品上花费更多时间,就意味着在另一个平台上投入时间的减少。” 根据上述报告,2013年,即时通信用户,尤其是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讯产品的推动下,在2013年提升至5.32亿。有分析认为,微博的致命伤是新浪这一巨型媒体公司运营下,新浪微博的媒体属性太强,成为名人大V,艺人偶像和媒体人的乐园,普通用户的话语权太小,体验难以提升。 一位网友抱怨,一般情况下页面上出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转来转去的小段子,看多了也就烦了,自己的优质原创内容么,往往因为影响力不够,消失在茫茫信息流中。太强的媒体性质替代了原本的应该的社交性质。 曾有分析认为,微博用户大致分五种。 第一种,偶像或媒体用户。他们具有很高的社会人气,粉丝量非常大,为了维护人气必须不断定期更新微博,这也造成了目前微博热度一边倒的现象。第二种主观能动性较强人群。和大V偶像媒体相比他们话语权较少,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远离微博;第三种营销人群。跟风微博营销,不断制造话题,到处都是广告;第四种僵尸账号,主要作用是营销。帮助他人账号迅速提升人气,提升热度等,不主动发布信息。第五种粉丝人群,他们严重缺乏主观能动性,追随大V偶像,人 云亦云,对支持的偶像无条件转发、评论。 对政治类营销账号的纵容,是新浪的一大吊诡特色。 一方面,许多激进的转世党不断地被删除账号,有激进言论的人士被喝茶,另一方面,许多营销账号以各种似是而非的政治类段子和谣言作为招徕粉丝的不二法门,曾有极右的政治账号被曝出曾是习李粉丝之类的账号改名的奇葩。 这些账号背后,很难说没有新浪基层运营员工的利益掺杂其中。此次微博整治运动后,很多大v就此沉默或者降低了发言频次,而政治营销账号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最新的业界说法是,新浪正对50万以上粉的营销账号进行査处,已查封135个。目前“晓玲有话说、杂谈五味”等账号被封停,但不销号,下一步要陆续封停“名人有话说”等自称是王朔,白岩松的系列营销段子账号。 有趣的是,这类配合政治整肃的作为,某种意义上,也提升了用户的体验和信息交流的质量,但很难根本上改变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的颓势。 此前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曾预言,新浪微博可能渐渐变成一个更专注于商品交易围观名人动态发布旅游日志的论坛,而不再是一个公共交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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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 撒切尔夫人:白岩松的话都是骗人的

撒切尔夫人曾说过: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光TMD编造老娘和乔布斯根本没有说过的话,那中国永远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文/黄章晋 问者:为什么我努力了还是得不到?念经行善了但命运却不变? 答者:我给你寄五百块钱来好不好? 问者:师父,你的钱我不敢要呢! 答者:我是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问者:师父,你说办什么,我绝对帮你办好! 答者:帮我买一辆汽车。 问者:师父,五百块怎么能买到汽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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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习(近平)作秀”、“政治谣言”等近日热点

习近平包子秀相关:
不伦不类(见:加国3人网|习近平的亲民秀和两难困境)
习+作秀
习+炒作
习+演戏
习+大动作
习+新政

其他习近平相关:
习+前任
习+周
李东生+习
习负责
习明(泽)

政治谣言(见:中国数字时代周永康双规专题)
政治内幕

刀+新疆

军队+警察

毛+专制
毛+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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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宋彬彬为文革中校长被打致死道歉

在北京一所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遭拳打脚踢、被折磨得满身是血后抛弃不管、最终在孤独中死去近半个世纪之后,一名共产党高干的女儿,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 一场 最臭名昭著的杀戮 中的表现,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而这种忏悔立即引发了争论。 在步入老年的红卫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当年的暴力行为表示懊悔,在那场1966年开始的暴力运动中,毛泽东号召学生打倒学校和党的领导,毛泽东指责那些领导人阻碍了他建立一个具有纯洁意识形态的革命社会的前景。 来自宋彬彬的道歉,周一由《新京报》 报道 后,马上引起关注,在很多中国新闻网站被精选。这是一位老革命的女儿对被人们普遍描述为十年文革中的第一起打死老师的暴力表示的道歉。 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上将曾先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下担任要职。宋彬彬本人也因一张她代表首批红卫兵与毛泽东见面的照片而出名。但是多年来(其中许多是在美国度过的),她对卞仲耘之死缄口不言,卞仲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宋彬彬当时是该校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依然是个敏感的篇章,有关讨论受到严格的审查。习近平在上月庆祝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仅简短地提到文革一次。 出生于1949年的宋彬彬,周日在北京对聚集在师大女附中的以前的老师和学生表达了歉意。 据《新京报》的报道,她说,“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含着泪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发言,表示“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卞仲耘当时虽是副校长,但她是该校的负责人。)该报刊登了一张宋彬彬及其他以前的学生在卞仲耘半身塑像前鞠躬的照片。 道歉 全文刊登在《共识网》上,这是一个专门讨论思想和政治的网站,她在道歉书中说,“文革是一场大灾难。”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她说,“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宋彬彬的道歉立即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了对立的观点。一些人对她的话表示欢迎,另一些人则称这些话来得太迟,而且不充分。还有一些人则说共产党本身应该道歉。 北京大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印红标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宋彬彬在面对自己的过去上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歩,但谣言夸大了她在卞仲耘死亡一事中起的作用。 但是,住在北京的退休文学教授崔卫平说,宋彬彬缺乏坦诚,崔卫平写过有关中国在回忆或忘却自己痛苦的过去上挣扎的文章。 崔卫平在电话采访中说,“考虑到她的身份,这还不够。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宋彬彬表示懊悔的宣告,看来也不大可能让卞仲耘的鳏夫王晶垚满意,多年来,他一直指责宋彬彬及其他人掩饰他们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现。 现年93岁的王晶垚从那天起就一直保留着对妻子的记忆,也一直想从行凶者那里寻找真相。妻子死后不久,他给她遍体鳞伤的尸体拍了照,还在家里放着她的灵位。他周一在电话采访中说,听说了宋彬彬的道歉,但不是直接从她那里听到的。 他说,“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比如宋彬彬这样的个人,“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他补充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意识形态敌人的领导干部,但文革之初那些最坚定的支持者却都是有权势的党内官员的子女,这些子女把文革当做表现自己、打造自己革命资历的机会。宋彬彬就是首批红卫兵中的一员,但这批人很快失去了毛泽东的恩宠,后来往往也受到其他更激进团伙的攻击。 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首批组建红卫兵的学生之一,红卫兵是宣誓捍卫毛泽东革命意志的年轻人,组织了针对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批斗大会,指责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 宋彬彬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称,她和该校其他红卫兵领袖曾两次劝阻殴打卞仲耘以及其他校方人员的学生,当时校领导们被拉到学校的一个操场上。宋彬彬在《记忆》杂志上写道,后来她才听说卞仲耘快不行了。《记忆》杂志主要刊登回忆文革的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行。她写道,一名党内高官叫她不要把卞仲耘死的事情说出去。 但是,对此事的其他描述主要引用卞仲耘的鳏夫王晶垚的说法,称宋彬彬通过煽动或暗中支持学生动武,之后又有意不予施救,对卞仲耘之死起了较大的作用。 在文革接下来的混乱中,很多其他人被打死。根据共产党1980年发表的一项估计,1966年8月和9月间,北京有将近1800人在遭受了红卫兵和其他激进者的打击后死亡。 卞仲耘被打死两周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宋彬彬和其他红卫兵代表,城楼下的广场上聚集着众多崇拜毛的学生。 这次接见让宋彬彬在同龄人中出了名,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毛泽东建议她改名“要武”。但在1968年,宋彬彬的父亲失宠,导致其全家受到牵连。 文革后,宋彬彬去美国念书,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博士学位。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2012年曾介绍过宋任穷后代的近况,其中提到她在麻萨诸塞州的环境保护局工作。在周日的发言中,她说自己已于2003年回到中国。 《新京报》问宋彬彬如果人们对她的道歉表示怀疑,她会如何回应。她说,“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张明明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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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维护中国稳定与颠覆美国政权的互联网

“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   电脑、手机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终于降临。我们这些政治学者多年前在阅读比尔盖茨“通向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时,就一直(被引导)思考挡不住的信息时代对地球上所剩不多的非民主国家的影响,却很少有政治学者认真思考过互联网对西方民主造成的挑战。   互联网同民主关系的最好例子就是“阿拉伯之春”,据说那场革命确实是靠推特、脸书等微博、社交媒体发动起来的。不过,我认为那些社交媒体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现成的工具被拿起来使用而已,正如苏联、东欧巨变被当时的一些分析家说成是“传真机”引起的民主革命一样——那段时间有关变革、政变和革命的消息确实是靠传真机发送到各处的。如果互联网与传真机的作用有如几百年前的印刷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的作用一样,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有人可能还会说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让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选民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信息可以即时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一些熟练掌握社交网络或“自媒体”的个体对周围人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所有这些还是处于“工具”阶段,相比互联网在发达国家已经深入到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 更不用说从本质上改变民主了。   这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很奇怪的现象。要知道,互联网当初出现时,可是被更多的人作为一个即将改变人类政治进程的助推器,难道互联网只肩负了把不民主的国家变成民主国家的使命,而不能让民主国家变得更加民主?——把实行了三百多年的“间接民主”变成“直接民主”?我知道,生活在不民主国家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如太监研究房市对身体的危害一样可笑,但西方民主国家的学者,为什么研究的也不多?   源于希腊的“民主”本意是民众的治理,是指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少数有资格的“公民”集中在广场上投票对这个城邦国家的大小事务做出决定。虽然今天看来当时的“公民”只是非常少的一小撮,但那种民主形式还是具有“大民主”的气势。不过,历史上这种“直接民主”昙花一现。后来被西方捡起来并席卷全球的民主不再是“直接民主”,而都是“间接民主”,就是代议制民主——广大选民选出“代表”(总统等)作为最高行政长官,选出“代表”(立法议员)立法并监督、制约行政长官,形成三权分立。   后世为什么不实行希腊式的“直接民主”?主要有两个原因,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技术原因。人类历史上大多时间里,别说事无巨细需要把民众集中起来投票做出决定不可能,即便是几年一次的选举,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巨大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果国家靠每个公民的“直接民主”来做出决定,估计修个下水道,就得折腾半年才会有结果。   摆在第二位的是政治精英比普通民众更懂得治理国家这个经久不衰的信念。精英们制定的民主制度允许民众选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来帮他们管理国家,国家治理得令人满意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不满意,则在下次选举让他走人。这种代议制民主从理论和理想上说,当然比不上“直接民主”更民主,但却是几百年来唯一可行的民主形式。   历史上有很多试图用“直接民主”、“大民主”冲击、挑战“间接民主”的实例,但都败得很惨,有些还闹了笑话。毛泽东上台后宣布要发动人民搞“大民主”时,不但让中国人如痴如醉,也让不少西方青年们心驰神往。但实际上,毛时代享受“大民主”可以任意把人打翻在地、去抄家、抢劫的都是极少数的造反派,更不用说他们都是毛主席听话的好孩子,同两千年的希腊民主都相差不止两千年。   可见,“代议制民主”虽然并不是世界上最完美、最理想的民主形式,却无疑是所有试验过的民主形式中最可行的民主形式。然而,最可行的民主形式并不是没有弊端与漏洞,日前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民众不认同共和民主两党,标榜自己是独立选民的比例高达 42 %,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对美国民主的严重挑战。“代议制民主”不可避免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与政治精英阶层,这些利益集团一方面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让民众几乎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选择。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一方面阻止其他党派坐大,另一方面他们又互相扯皮、争斗,造成任何一方上台后都越来越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西方民主今年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不少批评,但有一个共识是: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往前走,而不是回到过去,更不是回到君权时代,回到封建专制,回到极权独裁,甚至奴隶制时代。 那么,西方民主该怎么往前走?   互联网,有可能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   虽然西方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有各种反思与批评,但我感觉他们始终没有更大胆地去设想新的民主革命,或者一种新的民主制度——不是过去几个世纪里所说的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一波又一波民主浪潮,而是西方民主的新一波民主变革: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从民主到更民主——全体公民对国家里任何事情都直接投票决定,不需要“代表”更不需要“主人”来为他们管理国家。   我知道上面这段话信息量过大,让人误解和无法接受。下面我尽量通俗化一些:希腊式的“直接民主”被抛弃一是因为人类的技术条件根本做不到,二是历代精英们心知肚明却又不便说出口的想法:民众的素质太低,也缺乏专业的治理国家的知识与经验,投票“选主”还可以,真正当主人——让庸众直接管理国家,要就是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要就是百分之百的“混乱”和无效率,最终被阴谋家利用。所以,希腊的“直接民主”演变成了如今的“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实践也证明这是最不坏的制度,几百年来制度框架与核心一直未变,运作一直比较良好。   但是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间接民主”存在的两个前提都产生了严重的挑战甚至“破坏”。电脑、手机、互联网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民众可以敲一下键盘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信息,按一下手机就可以做出各项决定与投票。当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轻易掌握大量数据与信息时,为什么他们就一定是“庸众”,判断力一定比政治精英与政客们差?国家要交给“代表”们治理才不会出乱子?   我们也许会问:奥巴马上台后的多项决议案都要被国会枪毙或拖延下来,美国人也议论纷纷,但如果美国人真是世界上素质最高的,为什么不让他们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直接投票做出决定?一定要那些选上去的“议员”拿主意?互联网界的技术精英们应该清楚,制定全国民众每人一个识别身份的网络 IP 或者 ID 并不是多难的事。前几年中国选“超女”时,曾经在部分拥有手机的中国孩子中实行了一次“直接民主”大实验,可做借鉴。   希腊只能是极少数人的“直接民主”,而美国建国后的民主,也只能一步一步从白人精英到白人、妇女投票,最后到有色人和黑人们都能享受的民主。林肯时代留给我们的民主“画面”是一位乡下绅士备好了马车,在仆人陪同下去城里投票站投票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来回要两到三天时间。这和后来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用毛驴驮运选票箱差不多。那个时代与这个地方,民主不是普通人可以玩的,谁要说“直接民主”,一定是傻子。   让我们继续留在林肯时代,感受一下当时的“间接民主”吧。历史资料显示,林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当时做出的某些决定并没有多少民意基础,而且他还阳奉阴违,像一位独裁者与权谋家一样做出了一些有违民主原则的事,如果放在信息开放、资讯发达的今天,他即便可以糊弄国会,又如何能够幸免于“大众媒体”与“民意”的口诛笔伐?但林肯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可怜的小布什,一定是错把林肯当成偶像了,在他任内消灭了一个独裁政权,解放了据说比林肯解放的奴隶还多,不过,小布什落得灰溜溜的下场。   还有实行新政的罗斯福与锐意改革的奥巴马——前者挤进了美国伟大总统的行列,后者却常常被漫画成带着毛主席头像帽子的“社会主义份子”。还有很多类似的对比可以说明问题。无论从任何角度说,当今的美国民主制度,绝对比百年前的要完善很多;当今的美国政客,也应该不会比百年前的美国政客更腐败、更无能,但当今的美国民主,不但总统越来越难当,而且民主制度还不停遭到质疑,原因何在?很简单:科技进步了,时代不同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自然也不同了。   就我观察,西方民主这些年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出了什么大毛病,这个制度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最不坏的制度”。问题出在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国实行的“间接民主”制度的前提已经被改变。只是政治上的“直接民主”是没有人敢尝试的,甚至没有多少美国政治学者“敢”往这个方面思考与探索。这是一场民主革命,伤筋动骨,变化之大不亚于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 改变“代议制民主”制度,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国家政权”吧?   我们看到,连站在习信息化前列的比尔盖茨都一直停留在信息公开与专制政府关系的层面,从不愿意深入到美国人手一票直接治理国家的层次。莫非比尔盖茨担心,当人手一票的“直接民主”降临时,美国“庸众”的第一个投票就是宣布废除保护私产的宪法(理论上讲,宪法是可以被全民集体否决的),瓜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财产?除了比尔盖茨这种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三百年的“间接民主”弄出了一批又一批强大的“代表”与利益集团,如今要想改变这种制度,他们都不会答应吧?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科技发明要想改变文化与制度,形成新的文明,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作为四大发明的科技进步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了,很快又传到欧洲。可借助这些发明推动人类文明上一个台阶却又等了几百:当指南针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印刷术与纸质书完成了文艺复兴与启蒙、火药帮助新兴资产阶级打败专制。诡异的是,这四大发明却在原来的发明地中国扮演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火药巩固了专制王朝、印刷与纸张成为愚民的工具,指南针,只是用来算命。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正如我们所说,既然这个制度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依然是“最不坏的”,为什么要动?有一些历史学家说,中国为什么比西方国家更晚进入近、现国家的行列,至今还踌躇不前?原因是中国在古代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近似完美的专制制度。等到民主制度到来时,别说统治者誓死不愿放弃“完美专制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就连老百姓都有点舍不得,担心进入到完全不了解的现代化民主时代,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做主了。如今的美国对“间接民主”的厮守,是不是也有这一情结?   这一情结是否会阻止美国抓住机遇实行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我不能确定,毕竟“直接民主”一直被认定为潘多拉的魔盒,在揭开前,肯定还需要更多的积累、变革与博弈。但我认为,中国却可以抓住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像当初一直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及时抓住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一样后来居上。   下面让我们继续一起思考与探索,不过,让我们从西方转到东方,从美国转到中国,看看过去十几年,互联网到底是麻烦制造者,还是实际上起了维稳的作用。   互联网,可能会让中国后来居上   可能是因为互联网有可能成为“煽动”、“颠覆”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不稳定因素吧,我们都看到,互联网虽然已经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且深入到每个民众的生活中,但在政治领域却无所作为。与此相反的倒是在中国,互联网在经济、社会领域远远没有起到像美国那样的作用,却在政治领域包括制度改革与社会转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几代领导人尤其是江泽民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在《他改变了中国》里,这位技术官僚敏锐的意识到,落后的中国要在经济发展与科技上赶超西方国家,依赖传统的路子,永远也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而刚刚出现的互联网则可能是一个机遇,是一条捷径。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是得到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的。如果说江泽民改变了中国,这才是他最大的成绩。江泽民的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可能连他也没有想到,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作用。   这些年,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一些官员抱怨要是没有互联网就更好时,却不知道中国取得这些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互联网让两千年都实行秦制的社会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互联网上相对自由的民意表达弥补了中国制度缺乏民主与监督的弊端,互联网让有为的决策者可以把握民众的脉搏、做出正确的决定,互联网也多多少少遏制了不受限制的各级领导手中的“绝对权力”,同时,互联网成为一个宣泄口,让执政者了解民意并找到对策的同时,也大大疏通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实际上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过去这些年,中央出台的利国利民的法律规章与政策决议,有几个不是最先出现在互联网上?我写了那么多外交与内政的博文,其中很多也是反映了一些匿名网友的意见。回头看看,我文中的一些提议与呼吁,几乎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了当局的一些政策,至少得到当局的默认。这当然不是说我个人的作用,或者有人看了我的博文,而是强调“我们”——我们这些无数的“网民” 汇集在一起的声音,可以影响、促成甚至“倒逼”执政当局做出利国利民的决策。   几代中国领导人从互联网上了解民意调整政策决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尤其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受到好评的“决议”,更是这些年网民们一直在呼吁的各项要求。在执政党局利用互联网改善政治治理、做出明智决策方面,美国等西方反而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当然,西方有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执政者根本不需要互联网来了解民意,他被选上本身就代表了民意。当选的总统与议员有自己的任期,只要任期内不出大错,不会被弹劾或罢免,尽管按照自己的治国理念与老一套走就行了。   不可否认这是美国民主的优势,可恰恰是这一优势,在互联网提供的更直接的民意表达面前,又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一次投票管好几年,弹劾与罢免的门槛过高;两党利益之争超越了对国家利益的共同认知;“代表”与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诸多方面,以及当选官员挟强大的“民主合法性”对民众的直接呼吁可以置之不理等等,这里所说的有些已经出现,有些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以前都存在,是“间接民主”无法克服的弊端,在过去资讯不那么发达时,这些问题不那么明显,或者很容易被掩盖而已。   说到这里,大家都看出来,互联网在中国政府治理与社会经济变革中起着它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没有的作用。所以当有人对我说当局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其实是要管死互联网时,我始终抱怀疑态度。从国家、人民,甚至从政府与执政党来说,互联网都是正能量,而不是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制造者”。 政府从互联网上取得了很多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之后却让一个过去多年对中国进步贡献如此大的互联网失去活力,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中国未来发展少不了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很可能就没有了未来。   当然,我坚决支持对互联网的管理,虚拟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以法治网,依法打击一切造谣生事、坑蒙拐骗等各种非法行为,但政府也要依法保护网络上的“好人”——发表自由言论的普通网民,以及建言献策的有识之士。作为言论自由、民意表达与上传下达的互联网,执政当局不但不应管死,而且应该更进一步扩大、完善网络在政治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西方由于有了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众几乎没有通过互联网喊冤、报案、揭发贪官污吏的,而中国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就根据中国的特色,设立了举报网站,给民众提供了一个渠道,目前据说非常火爆。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网络反腐,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   制度的建立始终是第一重要的,这个是我痴心不改的终身追求,而且我坚信中国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让民众能够真正当家作主,不被代表,更不被欺负与蹂躏。但在“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地方,一步一步的渐进改革也许是代价最小的,而从虚拟的互联网发力,也许不失为一条捷径?至于网民与执政党局是否有智慧利用互联网走出一条遏制腐败、保障人权、探索现代化治理模式与新的民主之路,那就要看中国的造化了。   杨恒均 2014.1.13   参考阅读: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口臭帅哥真实经历:一个月根治口臭,我有秘方!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大数据时代“专家”“公知”的困境 网民视角解读《决定》改革计划 打击“网络谣言”不应损“网络反腐” 西方国家不允许“人肉搜索”吗? 十年网络,风雨写作,托起底线 依法治网,不但打击坏人,更要保护好人 如何评判网上吵架?谁是裁判? 中国互联网:从“广场”到“战场”,再到“网络问政”   “妈妈评审团”要把互联网变成儿童乐园? 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 互联网上的对话是可能的吗? 对互联网上的谣言、暴力和混乱的一点看法 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 我的出版社——互联网   小说: 终极民主 杨恒均启蒙与教育智库正式启动 杨恒均新书广告:   各位,我的新书《伴你走过人间路》出版了,这本书适合春节假期回家时带一本送给父母,更适合父母们送给春节回家过年的孩子们。   京东: 《伴你走过人间路》 亚马逊: 《伴你走过人间路》 当当网: 《伴你走过人间路》 当当网: 《家国天下》 当当网: 《黑眼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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