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民间组织“对话基金会”日前发表文章，关注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双规”措施与法律制度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应该以宪政为基础，应该由司法程序取代法外施刑的“双规”制度。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文章说，在中国近期由胡锦涛向习近平实现权力过渡中，如何遏制腐败及恢复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是中国官、民双方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上任之初的种种说辞似乎表达了新一届领导层的反腐决心，他曾警告中共各级干部：“没有人可以享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并且高调宣布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随后，中国政府针对要求宪政改革、呼吁增加法治透明度的公民及网络舆论进行打压，释放了一种断然不同的信号。 广州出版的《南风窗》杂志近日刊载的一篇“揭秘双规”的文章指出，今年4月份，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于其一在“双规”期间猝死，一说是“洗澡期间摔倒”身亡，一说是“溺水死亡”。家属却发现，于其一身上存在“大面积损伤”。类似的事件引发了“双规”机制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反响：一方面在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一系列大案中，“双规”成了所谓的“反腐利器”；但另一方面，双规这个“非常规”的法外措施也使其变成了“致命的黑洞”。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此表示：“我一直对‘双规’这样的问题觉得是完全反法治的状态。双规可能会引发民众的一种喜悦，觉得这样的一种制度对法治或反腐有好处，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的一种体制它超越了法治，没办法真正获得法治的效果。” 所谓“双规”的定义最早源于中国国务院1990年颁布的《行政监察条例》。该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就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 “双规”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正式文件中也被称作“两规”。但在负责监管中共党员风纪的中纪委和监察部于1993年联合办公之后，实施“双规”的具体行动是否基于司法监督或相关法律原则，则变得更为模糊不清。 《南风窗》的文章从强化反腐及遵守行政条例的角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出台，是“双规”走向制度化的前奏。 文章作者指出，当有关部门宣布某位官员“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后，往往就意味着这位官员政治命运的结束以及囚狱生涯的开始。这种情况也常常会引发公众的一片“欢欣鼓舞”。但每当被“双规”中的官员因各种原因丧命，官员家属提出百般质疑时，民众的心态却往往只能在“活该”与“无视”之间摇摆不定。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双规”的对象虽是针对中共党内官员，但以惩治涉嫌违纪为名义的法外监禁及刑讯问题，却明显有悖于中国法律本应对公民正当权利实施的保护。 “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的公民权利是同样应该受到宪法保护的。我认为，党组织对一个党员的处分除了开除党籍以外，更多的处分那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如果违反法律应该依法惩办。（党组织）没有权力对党员的公民自由、人身权利进行处分，现在所实行的‘双规’应该讲是违反法律的。” 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则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要以遵守宪法原则作为基础，否则“双规”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反腐败的作用。 “我认为其实所谓‘双规’这样一种制度是与明朝的‘东厂’、‘西厂’一样的制度。真正反腐败的体制取决于是否有新闻自由、是否有司法独立、是否有议会对政府切实有效的监督，包括财产公开。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如何把这样一种现在其他的国家反复验证过的、特别有效的体制落到实处，而不是运用特务式的这样一种制度，让人民感觉到有一种‘灭火’的效应。” “对话基金会”的文章还指出，究竟法律在有关中国社会公正的概念上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所谓上级指示或允许法外措施的“双规”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预示中国今后法治化发展的关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强世功出身于自由派大本营的北京大学，曾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曾是自由派法哲学的健将。 近年来，尤其是2004年后，强世功借调香港中联办任研究员四年，接触到中西方制度文明、意识形态直接交锋对垒的第一线，从体制内观照现实，提出对策，似乎直接触发他学术思想骤变，转向国家主义。 6月24日，强世功在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演讲稿经整理，在网上公开发布，一时间引起自由派的许多批评，甚至他的北大法学院同事贺卫方就难以克制地将其指责为，“这就是纳粹！” 事物的逻辑似乎并不如此简单，让我们首先回顾下强世功的演讲。强世功显然是个演讲高手，虽然仅是读到他的演讲整理稿，但仍然能深深感受到其文气纵横，用典精到，而论证则层层推进，极有感染力。 演讲中，强世功首先回顾了北大法学院校友这些年来的职业发展，他发现，北大法学院的校友们，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多年来，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 强世功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此处应该指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李克强）。而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 强世功将这些在海外的北大法律人定义为，“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强世功展开了汪洋恣肆的国家主义论述。他说，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强世功话锋一转，他说，这些精英法律人，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 在他看来，在中国走向强国梦的过程中，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 他指责中国的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 在他看来，中国自由派法律人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中共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 对法律人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的呼声，强世功质疑说，“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中共的宪政梦，是在中共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 他呼吁中国法律人，尤其是中共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强世功这些国家主义话语的语境非常复杂，很难在短短文章中分析透彻，只能先做为这个时代精神病灶的一份记录。 最近引起公共领域普遍讨论的，还有中央党校学者王长江教授的两篇文章。 6月10日，王在中央党校的周报《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此文经过《联合早报》等海外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 这篇文章，本是应《学习时报》邀约，对最近纷纷曝光的官员二代进入官场后迅速获得擢升，引起社会反感所做的时评。 王长江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如同中共的官方说法一般，将中共目前的合法性，建立于六十年前的那场革命。他说，“中共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中共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 但现在，他坦承，遗憾的是，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 文章中，王长江提出，政治家族的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通常基于两个基本方面，简单概括，一是合法性，二是科学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所谓科学性，就是要考虑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按照规则来防止权力交接可能进行不下去的情况。 王长江断言，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 作为解决之道，他呼吁，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更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 这篇文章本来讨论的都是一些比较浅显的政治学原理，但因为鼓吹以民主作为解决之道，在最近官方反宪政的逆流中，尤其醒目。 昨天（6月27日），王长江在博客中重发了前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党内逐步开展“竞争性选举”的时机已成熟》，作为上述文章讨论问题的延续和深化。 文章断言，在中共的体制中，竞争是存在的，只是中共不承认、因而也不去规范而已，他呼吁，以党内竞争性选举，作为把官员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连接起来的路径。 王长江建议，首先，在中共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中广泛推行竞争性选举，党内竞争性选举在村、乡镇和县三级举行。应当争取用5—10年的时间，把竞争性选举逐步扩大到县一级。 其次，王长江认为，应该允许党内候选人开展各种竞选活动。 因此，首先应该划清竞选活动和派别活动的界限。其次，不应再使用“非组织活动”这种带有强烈党内斗争色彩的不规范概念。 目前，何谓中共党内的“非组织活动”，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但实际上囊括了所有那些不是通过自上而下、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系统，而是越过组织在个人之间联系、交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