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日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以正义之名：在中国推动法治》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贺卫方因大胆敢言而备受海内外学者的尊重，也由此开启了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司法独立和司法改革的再一次讨论。

“ 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所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做一个反省。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来。 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 主持人语：非常高兴今天在座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这么多生机勃勃的力量，你们是现在和未来的新闻生力军，很愿意与你们一起讨论相关问题。 今天的主题为“知识分子”。听上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看着有点朦胧，让我们尽量把它具体化，与当前现实联系起来。比如说，在今天知识分子如何完成自己的角色，他应该有怎样的承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正好是不同领域的，贺卫方老师是法学家，郭于华老师是社会学家，金雁老师是历史学家。他们正好可以结合自己不同的专业工作经验，来谈谈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又被提到桌面上讨论？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饱受争议的事件，在媒体上的曝光率比较高，比如抄袭。假学历也算是相关的吧。说实话，真的不希望同行们以这样负面的面貌进入公共视野，因为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如果还能用这样的“大词”的话），做一个反省。 我们也不希望像在许多讨论中出现的那样，针对某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当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朱学勤先生那句话很有道理，“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总是谈论原因，令我们原地不动。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而是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 知识分子的自身相关 崔卫平：作为知识分子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这就带来一个自身相关的问题。比如，存在这样的指责“知识分子不作为”、“知识分子不争气”，那么说这话的是谁？他本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肯定也会自我批判，也会自我反省或者自嘲，但是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人们说这话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好像说的是别人，而不包括自己在内。 这个自我相关的问题，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个从古希腊开始流传的段子是这样的：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说，克里特岛上的人们说话都是撒谎。那么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它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克里特岛上的人都在撒谎；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人，那么这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了。他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他这句话就可能也在撒谎。总之，这句话无法圆满了。后来应该是罗素吧，将这个命题又发挥了一下，他的句式是——一个理发师说，他替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是否要替自己理发呢？如果他不替自己理发，那么不替自己理发的人，正是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他如果替自己理发，这又违反了他最初的逻辑。 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听上去那么绕来绕去。也就是说，不要忘记了你自己的存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那个位置，你的确是占有那么一席位置的。因此，你不能脱离自己来谈论世界，谈论这个世界中的事情。也许，这个世界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客观”，因为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便处于你的感受、认知和把握之中。也许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力量，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哪怕是很小的变化。最低限度地——因为你的某些努力，你自己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变化难道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正是世界本身发生某些改变了吗？ 我们将这个自我相关的逻辑带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来。这意味着当知识分子本人在说“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能显得仅仅在说旁人，他不能显得那是在谈房价或者物价，不能那样漫不经心或者超然物外。他不要忘记了，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毛病也好，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担当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跟他没有关系。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逃脱不掉的。因此，他需要将自己所说的，与自己的行为对照起来。也就是说，他需要将自己带进去。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 而同时知识分子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知识分子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因此，在谈论这个社会时，在谈到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即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时，知识分子同样不能将自己排除在外。知识分子是运用“概念”而工作的，当他的思想乘上翅膀飞向遥远的天际，那么他首先要过一道门槛，那就是他自己的“肉身”。他需要将自己的“肉身”放到他的真理中去。他需要把自己放进去煮。 知识分子还需要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估计。如果说，掌管符号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这个社会（民族）价值的保存者，价值的守护者，那么在今天，我们社会中“价值”的声音已经微乎其微。如果说知识分子是通过“理念”（理想）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年代，“理念”的力量更加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在你身边正好站在十二个使徒，他们永远等候在你的一侧，单等着把你新发明的真理拿到这个世界中去，让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让它们在世界当中得到实现。对不起，没门儿！ 所以需要你自己来践行你的主张，让它们首先在自己身上得到体现。只有这个真理对你自己有意义，那么它才可能对别人有意义。只有这个真理给你本人带来益处，那么它才有可能给别人带来益处。我欣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一部电影中，通过人物之口所说的，“我拥有一个自己够用的上帝。”这就是说，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而只有让真理在自己身上得到见证，它才能够对别人具有启发性。 为什么如此强调自身实践，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奇特的知识分子传统，那就是策士的传统，以及宦官的传统。所谓策士，是给皇帝出主意的人。他指望自己的想法为皇帝所接受，最终通过皇帝的政令来施行，这是一个目光向上的眼光。它只能为皇帝带来真理，而不能为自己和其他普通人带来真理。而宦官的传统告诉我们，他这个人的“肉身”早已经被排除在外，他的身体不在这个世界上，当他说出某些言辞时，从未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在大地上行走。宦官忘记了自己还有身体上的尊严，忘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管谈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好，还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也好（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首先做起来的问题，而不要推卸给别人。这是靠一点一滴来积累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话题，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启动，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去。 最近，我看到我原来的文艺学同行王岳川教授写作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其中认为“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觉得不知道他本人身在何处。而我上回听说他，是因为他正在研究“超越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 “ 猫鼠博弈”的启示 金雁：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在俄罗斯东欧方面。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之前我并没有评论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会有这种状态。我以前曾经说过，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涉及到一个大话题，知识分子有一种“双头鹰情结”，就像俄国国旗上画的一样，互相较量拉车的两方面。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猫鼠游戏当中的博弈，实际历史案例中是有不同的答案的，这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观的不同。为什么有很多道德层面无可挑剔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权利是要放弃的，这点来自不同国家的观点也不同。比如俄国，俄国看到了暴民政治对文明的颠覆，所以他们主动退下来。他们说既然制度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当中肯定有善有恶，必须把人性的善培养到极致。他们就走到了宗教哲学里，他们觉得参与需要勇气，但退出更需要勇气。这些人干脆脱离政治，在道德上积累了很多东西，但他们放弃掉了现实。这给我非常大的启示，这就是所谓缺席者的权利，当然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缺席。但整个社会变革当中的空场，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这不是简单的对错。 有一种情形值得关注，东欧在高压之下，在坦克政治之下，在布拉格政治之下，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学生也曾经问我，既然俄国所有学者都是天然反对派，为什么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些人都不见了呢？我说沙皇的压迫和斯大林的相比是太小巫见大巫了。压迫到极致的时候，你还没有发出声来就已经被掐灭了。所以这种状态下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不能生存了。这种状态在东欧也很明显，在东欧很多人试过了，他们转向了宗教，宗教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哈维尔总说他感觉他的生命之上，有一个来自天籁的东西在指导着他。很多东欧国家也会转向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人对现政权仍然在关注。我们要看到，你利用的资源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 还有人民的道德。来自人民的道德基本上是一个民粹派的逆转，大家觉得精英是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承担代价，少数人获得了成果。这就是反改革的结果，民粹主义是对道德的颠覆——只要目标是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善至善行不通的话，我就以恶至善，这种状态下，无其不用，使得建立以后的政权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为了从老鼠变成猫。但这个体制会形成一种淘汰机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最早出局的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剩到最后的都是敢出手者。这种道德虚无感从政权反射到整个社会，然后从社会反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脱离不了这种土壤。像俄国所有黄金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进官僚系统的只有17%，所以他批评官僚不怕开除公职，你赶不走我。所以政权成立以后，这是底气不足的原因。 而民粹主义是具有易变性的，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大家都希望有一种强者来给自己提供保护和安全感。以高尔基为例，他作为民间的学者是同情革命的，但他又是人道主义者。他在1905年革命以后去了美国，回国后就变得激进化，和列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自始至终他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并没有被消灭。他骂列宁，但列宁知道高尔基是民主党的钱袋子，职业革命家是不挣钱的，是要花钱的，钱来自什么地方？就是民间反政府力量的关注，高尔基掌握着钱，所以列宁让别人来得罪他。 高尔基当时觉得不应该靠数人头的方式解决俄国的问题，他在1919年愤然出国，他感觉这个环境滋生了很强的民族主义。上世纪20年代末，大家都在抢高尔基的资源，高尔基说，如果远离了权利，个人作用就无法彻底发挥出来。可以看见高尔基又一次改变了，和列宁决裂的人跑到斯大林这里，而且成为了古拉格群岛的赞赏者。有两点决定了这些，一个是民族主义，他看到国家的确强大了，但他没有感觉到，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剥夺的基础上，俄国人也说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强大永远是不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跟希腊时代“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的状态相背离。现在所有人想的是逃离政府，但他无处逃离。 高尔基这时候完全变成了赞成专制主义的倡导者，变成诱捕野鸭的家鸭，这就是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发现，来自人民的道德有易变性和权利的结合性。那些缺席者个人都非常完美，但我只问一个问题，别尔嘉耶夫既然把一切预言到了，那么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呢？只是因为现在俄国找不到北了，才想到别尔嘉耶夫。 所以当代知识分子要理解现实，我们要争取“退下”的权利，退下后要看你做什么。高尔基裂变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只是生命最后的时候，他把档案看完之后没有答应写自传，但他担当了《俄国内战史》的主编。斯大林知道他最有说服力，以他的话出来，民众当然就会信服。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警示，干脆躲得更远，回到猫和老鼠的结局，对待权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资源不同。你可以和做官的朋友谈论问题，他们很明白，但官场中有两种语言，他们切换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的语言交流很难同步。比如你跟经济学家一起谈，会发现经济学家走得很远，但不涉足政治，国内的很多状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你跟官员私下很合得来，但在官方的场合你却觉得无法沟通，这是社会巨大裂变造成的不同利益之间沟通的困难。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所以波兰80年代争过怎么改革，争过到底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而我们的“不争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领导者没有看法，那大家也都别提看法。但议会政治下，争论就有点无聊，因为选举的需要，明知道对方说得有理也要反驳。我们现在已经驶到大海中央了，不能下去“摸石头”，那就要看灯塔，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使命 贺卫方：我觉得在座几位都有两个特色，一是我们都关注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学术话题，会写这样的文章、喜欢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参与公众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从内心的愿望来说，想成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直率地批评时弊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经济观察报》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动。记得2002年我就参与过报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作了相关的发言。 我个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介入到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在近乎被胁迫的状态下参与其中。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一些制度建设的呼吁，尤其是对于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中国的这些年是一个案例引人注目的时代，过去我们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立法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一些活生生的个案更能展现我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些缺陷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也能展现我们的生存状况，比如史上最牛钉子户等等，都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们也会关注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引发的不仅仅是法律界的关注，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可以对这样的案例作出自己的批评，这种多学科“会诊”的做法对于揭示问题症结有很大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理解学院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他们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大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的解读不同，我倾向于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是一个阶层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依托，在大学或者专门的研究机构里获得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历史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几乎都是为了追求实际用途，目的就是为了入仕，这是科举考试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中国的选官制度在全世界特立独行，也使得中国传统知识的格局和地位形成了糟糕的走向，所有人的心智都被引导到通过读书获得官位，获得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辈子在学院里做跟知识有关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做官。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怎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的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就像我们通过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定会看到综合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今天这个社会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死刑，他们相信死刑是一种正义的举措，并且能够震慑犯罪。近年来一些论者主张要尽可能减少死刑，如果要保留的话，应该限于最少数极其可怕的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不应该使用死刑。但这种想法只要在网上提出来，就会挨板子——许多人说只要贪污几百万就应该枪毙，使他们不敢贪污、受贿。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研究人心，如何减少死刑，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几年前，我看到何怀宏教授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感到十分欣慰的原因。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分子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革命家，变成喊口号的人。所以首先应该特别注重如何去奠定我们扎实的知识基础，我们不再是文以载道，把知识服从于某种外部的价值。 第二点，正由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以知识形态上跟中国古典的知识形态就发生了差异，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乃至整个话语模式都告别了旧有的形态。这可能会构成我们跟传统之间的某种断裂。但传统不是一种死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在从前的典章制度之中，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曾说过：“我们埋葬了诉讼表格，但它仍然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那种貌似死去了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输入域外学说并以之作为改造中国观念与制度的知识人，在这方面经常会产生某种困难的感觉，那就是他所拥有的知识、所倡导的某种东西是跟社会公众的看法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说一个法学家应倡导程序正义，司法要严格依照程序办案件，一个案件是有期限的，某些错误是不应该纠正的（当然，如果是刑事案件错误的判决任何时候都要纠正），民事判决过了期限是不能再提起的，证据的提交也是有期限的，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即使从箱子里找出证据证明法院已生效判决是错的，法院也不会纠正。因为启动司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过程，要从经济角度算账。一个案件不断折腾，整个社会付不起这个沉重的代价。有些时候可能是所谓的有罪的人判成无罪，当时没有找到证据，两年之后检察机关发现证明有罪，还能不能再进行起诉？按照现代法治准则，这是不允许的。之所以如此，是要对国家权力作出限制，一个人不得被国家置于受到两重或者多重指控的境地。这是保证国家权力和追诉犯罪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很难完美的平衡，我们人类不能获得完美无缺的制度。 这样的论证在中国的语境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不大能够接受西塞罗所说的那句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过错导致司法判决的缺陷，如果当事人事后上访，或者通过权力或社会舆论进行干预，我拿着证据说法院判决是错的，就会带来动摇司法确定性的结果。国家领导人对上访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特别不喜欢上访，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人们上访，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出对上访的某种偏好，因为通过上访可以了解某些被下层官僚刻意掩饰的问题，同时也通过某些个案的亲自处理敲山震虎，对地方官员进行震慑，也表现出自己的亲民。这种又害怕又喜欢的心态带来了制度建设上的指向混乱，也导致司法权威始终无法树立，司法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说到司法独立，我们近代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政府模式，建立了机构意义上的独立法院，但从决策意义上说却不是独立的，中国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级别都有核心，伴随这样根深蒂固的中央动员型的传统而形成的是反分权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论证司法独立的价值，建立独立制度，特别困难。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对司法控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不断的强化。前不久河南赵作海案件，大家最后说当年制造冤案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要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要追究党的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责任，政法委书记还在说我们一定要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实他领导下的机构是最大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都不断强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各自领域中的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跟中国的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这样一种知识传递到这个社会中，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制度。 第三点，我自己感受比较强烈的是，中国历史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只是追求知识，还经常赋予其某种道德的想象。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不是跟道德没有关联的角色，大家希望他作为道德标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跟我们没有独立和强有力的宗教系统有关系。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知识分子之外的宗教系统。于是官员经常被赋予道德的要求，官员不仅有权力，还要有道德。科举取士的确立也跟知识与道德之间难以区隔的考量有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但由于没有宗教系统的情形依然如故，因此某种道德的期望就只能赋予到知识人身上，要求知识人“为人师表”，要在道德上白璧无瑕，对知识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容忍，都是相当强势的社会观念。在具体评价一个知识人的贡献时，我们也特别容易把道德形象作为重要的选项。反之，对于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学人，他的知识贡献也常常被低估。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寻求一种知识分子自身的组织，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也非常重要，但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识的，即损害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大学或者专门研究机关独立性的行为是对每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别大的损害。我们如何去追求和维护这样的独立性，可能是今天无论左右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追求的目标。 超越“平凡的善” 郭于华：我想先谈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起点。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没有区别。普通公民具有的素质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更应做到。作为公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这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大家的基本共识。 我平时也经常跟学生谈到这些事，其实很简单，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玄奥的哲理，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够了。这使我想起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相对于“平庸的恶”，上述的常识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表达为“平凡的善”？即作为平常人、普通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意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如果你遇到利益被损害、尊严被侵犯的时候，你应该去做点什么，应该知道怎么做。最近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清华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所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毕业，这规定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操作时又没有任何合理的变通。为此我与学校有关部门发生了冲突，这当然也是抗争、维权的过程。几乎周围所有同事、朋友都说这么做是没用的，而且自己还会受伤害，想通过个案来改变规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向不合理的规则妥协。当然这可能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 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误区，例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得不好。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是个体原因。 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来自于外部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得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做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刚才各位所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比如金雁提到的宗教的力量，宗教也是社会范畴内的，还有NGO、行会的作用，也属于社会维度。这些在中国空间都特别小、生存比较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还缺少社会这个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行动的指向是应该把社会生产出来、建设出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足鼎立，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但目前我们缺了社会维度，而市场又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权力控制的，权力和资本是一种密切结合的状态，把社会挤压得特别狭小。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 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然，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于华：清华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330.html?page=1 ）    

《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导，2010年，当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的官方反应充满了愤怒和轻蔑，他们删除了网路上的相关报导，并指责该奖项是一种“亵渎”，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已被操弄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旨在侮辱与破坏中共的执政。　　中国政府对还对颁发诺贝尔奖的挪威进行报复，他们拒绝发给来访的挪威政要签证，还恶意拖延挪威叁文鱼的装船时间，最终导致鱼在到达目的地前便已腐烂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