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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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悼念沈宗灵教授 进入专题 ： 沈宗灵    ● 季卫东 （ 进入专栏 ）       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法理学科教师的预定计划，2012年2月25日要举办沈宗灵教授九十寿辰庆祝活动。我一直在期盼这个盛典的到来。希望到时候向恩师献上感谢和鲜花。希望借此机会与分散在各地的学友们欢聚畅谈。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还差九天的时候，却传来了沈老师已经仙逝的噩耗。实际上，2月16日那个上午，我正在北京出差。午餐时还与老同学赵利国回想在燕园读书的往事。但万万没想到就在几乎同一个时刻，沈老师悄然离开了现实世界，从此以后完全走进了历史记忆。虽然我们可以把“高寿善终”作为理由来安慰亲属和朋辈。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分别作为自然规律无法避免。然而当冷酷的事实一旦呈现出来，我还是感到太突然、太遗憾。离庆寿活动近在咫尺，转瞬间情景全非，更增添了无常的慨叹、后悔的念想。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对哲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进北大后，选课和阅读范围也比较偏重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等研究领域。沈老师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给高年级讲授的“西方法律思想”是当时中国最能反映世界法哲学前沿动态的课程，自然令我景仰。在1980年代前期，北大的法理学研究生由张宏生教授和沈宗灵教授共同指导，两人隔年交替担任主要指导职责。我们那一年级是轮到张老师为主，沈老师为辅。但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立即被教育部派到海外留学，两位导师中张老师又去世较早，加上研究领域和志趣上的关系，所以我实际上跟沈老师的接触更多些。我在留学和在国外大学任教期间，回国时总会登门拜访沈老师及其他有关老师。每次到中关园的沈府，书桌上永远摊着撰写中的稿纸或者正在阅读中的专业书籍，老师永远端坐在书桌前。师母泡上茶、端出糖果就离开，只留下我们俩海阔天空地聊。他有时会询问日本的法理学和比较法研究的近况，有时会让我寻找一点参考资料，有时会约我参加国内的研究活动。沈老师话不多，但句句深刻到位，给我启迪很大。     我第一次与沈老师交谈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春天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发表了批判旧苏联权威法学家维辛斯基关于法的本质的论文，引起一定范围内的轰动和争议。讨论会刚一结束，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前来跟我交谈，其中有78级的齐海滨，他对我的主张给予热烈的支持。我和海滨交谈很久，并从此成为好友。但也有一位研究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严厉的批判，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系主任赵震江教授很欣赏我的这篇处女作，建议我好好修改一下，争取能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最终结果是被退稿了）。赵教授后来还在各种场合奖掖我，这样的知遇之恩令人感铭肺腑。为了改好原稿，我把文章抄写本递交给沈老师，请他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沈老师在阅读之后约我到他住处面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内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了一些弱点，并在最后建议我不要一开头就做大题目，可以抓住较具体的、较小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个建议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至今我指导研究生时，也往往建议他们聚集焦点、以小见大。后来我的专业兴趣转向法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沈老师翻译的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影响。     1987年夏天，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的世界大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地点选在日本神户。筹委会邀请沈老师、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孙国华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从日本就地出席，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有幸被安排与沈老师在同一个分科会场宣读英语论文。由于中国学者首次参加IVR大会，所以各国学者很关注，好几位世界法哲学界泰斗和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都到场听报告。沈老师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中国法理学界与IVR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在1990年IVR中国分会成立，沈老师名至实归当选为首届主席，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正是在这次神户大会上引起了日本乃至欧美法学者的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导致后来在研究生博士课程一毕业就立刻被神户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更重要的是，神户大会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法理学的两位巨匠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从容的交流。我陪着沈老师和孙老师参加了在大阪城举行的篝火能乐晚会、游览了留学所在地京都的名胜古迹，介绍了一些民间友好人士和学者与之餐叙。事后我写了一篇关于IVR’87世界大会所反映的海外法学理论前沿动向的详细综述，请沈老师修改补充后不妨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沈老师不作任何修改就直接推荐到《法制日报》了，坚持要编辑部以我个人的名义连载发表。由此亦可见他的清高品格，令我肃然起敬。     对于赵震江老师、我、海滨以及其他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推动法社会学运动的努力，沈老师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实际上发挥了学术精神领袖的作用。或许是在国内的海滨大力促成的结果，他不仅为1986年和1988年的全国主题研讨会提供了精彩的发言稿和论文，还直接参与某些组织性活动。1988年下半年，我通过热衷国际文化事业的日本资产家冈松庆久先生募集到一笔不菲的捐款，用于筹办北大比较法和法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沈先生不仅慨然允诺担任首届所长，而且还在1990年代前期策划了若干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动。他对这笔经费的使用也非常节俭和谨慎，花费不多，但每次活动都列出具体支出项目，通过我转交捐款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沈老师以实际行动树立的信赖关系促使冈松先生后来给北京大学进一步提供更大规模的捐助，并对访问日本的中国各类学者给予了更加热情的接待。     1993年1月，我的代表作“法律程序的意义”简版由张志铭编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几乎同时，这篇长达7万余字论稿的全文由贺卫方主编破例在《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上刊登。沈老师以及龚祥瑞老师等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非常关注，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支持。龚老师还在他的新著中多处引用和推荐。     有关的基本主张酝酿颇久，其实大概在神户大会之后不久就基本成形了。1988年初，法学界的元老余叔通先生访问日本京都，我就跟他提到过把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处理的思路，他很有兴趣。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到日本考察，在东京的晤谈中我也强调了法律程序的特别意义，似乎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深交的朋友们都劝我把这些看法整理成文发表。但因为忙于博士论文写作、社会活动以及就职后的讲义，一直没有动手。把博士论文提交出去了、经过两年授课讲义案也成形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的这一年使得我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上老朋友齐海滨的怂恿和大力支持，我决定把自己的大思路整理成文。我正式开始动笔写作程序论是在1992年5月20号，从此一发难收，整整个把月，真可谓废寝忘食，写得非常兴奋。当时我只随身带了一台日文语言处理机，只能用笔书写草稿。海滨就把我的中文手稿拿去，由他自己和一个北大留学生分别用计算机中文软件打字印刷。还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资助我们召开了专门针对这篇论文的小型研讨会，周其仁、甘阳、崔之元、胡平、吴国光等风云人物都参加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发表了精辟意见。不出意料，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较大波纹。     93年晚春，我和绍光、海滨一同回母校。到阔别的法律学系转了一圈后，我和海滨又联袂到中关园拜访沈老师。一见面沈老师就提到我刚发表的程序论，称赞这篇论文写得有见地，论述也很精密，使得1990年代初比较沉寂的学界有了活气，可以理解为从社会大动荡转向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是，沈老师也提醒我，程序的意义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还要重视实质性内容，重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他还说，尤其是在中国，价值问题往往比形式和程序问题更重要。我很感谢他的提醒，同时也解释说正因为在中国与道德等相关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太受重视，才需要特别强调程序的作用，这也许有一点矫枉过正，我会留意的。沈老师还很注意我在论文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学者，例如尼克拉斯·卢曼。我告诉他，1987年在IVR神户大会上，他来做过讲演，我们应该在会场见到过的。在分手之际，沈老师约我为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提供一章篇幅的稿件，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2007年的初夏我到北京时，得知沈老师已经从中关园搬到远离北大的上地小区里居住了。我请在清华法学院任教的师弟赵晓力副教授告诉我地址和具体的行走路线，准备在处理完预定的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罗豪才老师在接见我时也特意提醒：沈老师搬出中关园后有点与世隔绝了，你这次在北京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去探望他。我说已经了解到沈老师的新住址，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打的到他住的小区，按照门牌号码找到他的府邸。师母开门，他就站在入口处迎接我，非常高兴。师母说，这里较僻静，生活设施也还可以，遗憾的是跟老同事、老朋友见面畅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虽然沈老师是耐得住寂寞的，但缺乏沟通还是不太好。我完全赞同，希望沈老师能住在与亲人交流更方便的地方。沈老师说，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工作，太忙，不想打扰他们。他把子女的近照拿给我看，充满了慈爱和思念。由于师母有其他预定的事情不能一同餐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沈老师一个人到离小区最近的一家海鲜酒楼接着谈，然后又把他送回家，切实体会到了现在老师如果外出的话是如何不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一年左右之后，我听说沈老师已经搬进城里了，但住处的周围环境非常复杂，即便有地址也未必找得到。莫非沈老师是想隐居，想进一步淡出这个红尘万丈的时代？     2012年2月20日上午，我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校友以及来宾一同在八宝山兰厅与沈老师告别。在花圈丛里，我看到了自己在三天前撰写的挽联：“寿届九十，三分有二在燕园，育桃李无数；学贯东西，南人居北掌法坛，阐真理永恒”。在贵宾室里，我看到了罗豪才老师、陈光中老师、石泰峰师兄、吴志攀师兄，还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在大家面前，师母和其他遗属很自律持重，主宾互相致意、安慰，出席者都还能保持冷静。但在三鞠躬之后瞻仰恩师安详的遗容时，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一时无法抑制。沈老师这一生不算太坎坷，但磕磕碰碰走来，也并非很顺利。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也依然坚持研究??不能发表论文，就翻译；翻译的著作不能出版，就珍藏着；不能阅读西方专业书籍，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能用本名发表论述和译作，就用笔名。总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沈老师都没有放弃学术，也绝不随波逐流。在中国，在近几十年，这样纯粹的、严谨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沈老师走了，远避喧嚣，回归灵隐，似乎走得非常潇洒，没有带走一束花、一片云。但沈老师的离去其实却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在中国法学界，在北大法学院的大楼，在我的心里。思念及此，岂能不悲从中来。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沈宗灵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北大专题 > 湖畔人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70.html    

李钟琴：勘破韩寒“代笔”门 进入专题 ： 方韩之争    ● 李钟琴       作者按：今天是正月最后一天，如不出意外，这将是我关于韩寒代笔门的最后一个总结性的帖子。不管将来发生什么，至少在我的心目中，这出春节大戏该落幕了。本文并非新作，实乃以《“公知”们为何纷纷跳进韩寒挖的大坑？》一文为主，以我的另外两三个帖子为辅，加以补充修改而成。不当之处，尚请网友批评指正。     利用春节长假，我看了韩寒早年的文章，看了媒体以前采访韩寒的五六个视频，翻看了大量质疑和反质疑帖子，我不得不相信，《三重门》、《求医》、《书店》、《杯中窥人》等韩寒出道时的作品不可能是少年韩寒写的。良知也告诉我，不管什么借口，都不是阻止网友们追求真相的理由。     随着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的深入，我认为，只要认真看过那些质疑文章，只要不是抱有成见、预设立场，只要有起码的判断能力，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令我不解的是，在韩寒已经被扒得体无完肤之时，竟然还有些“公知”飞蛾投火般地出来挺韩，比如易中天先生、张鸣先生、信力健先生，以及还算不上“公知”的鲍鹏山先生等等。     我怀疑，“公知”们可能忙于思考着怎么解决国际、国内大事，对所谓“方韩之争”这类“没有意思”（张鸣先生语）的小事并没有作深入了解，懒得看网友们的质疑文章，仅是凭着印象，凭着成见，凭着立场，就对质疑者作了否定。如果是这样，那么，请“公知”和读者耐心看看下面关于《三重门》的几个疑点，判断一下大家的质疑是否有道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方舟子和网友们围绕《求医》、《书店》、《杯中窥人》等作品找出的疑点太多了，不胜枚举，以下例证都是方舟子及网友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只是略作整理，不敢掠美！          韩寒高一时到底“彻夜”干了什么？          韩寒父亲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一书中说：“韩寒从进入松江二中读高一不久，也就是1998年的下半年起，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的写作。”     而韩寒在2009回忆高一生活时却说，他在高一“干的坏事非常多”，忙着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甚至花一星期时间研究如何在半夜里爬管子进入女生宿舍。（注1）     那么，他还有时间写《三重门》吗？韩寒赶紧在2012年1月25日的博文《光明和磊落》中解释道：“17岁的我为了这本书，花费了整整一年多，也荒废了学业，白天到深夜，课内到课外，周一到周日，甚至连体育课都逃了，和一帮来例假的女生一起窝在教室里不停的写。”     韩寒曾多次说自己不读中外文学名著，甚至连中国“四大名著”也没看过。而有网友通过阅读《三重门》，发现书中引用中外名著五十余种，涉及中外名人近百人（注2），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知识面。才华可以“天赋”，但知识必须通过学习得来，一个不读书、包括语文在内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如何具备如此丰富的知识？     面对质疑，韩寒一改此前宣称“不读书”的浪子形象，忽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小书虫。他在《正常文章一篇》中说：“到了初中高中，我拼命的读各种书，这点我的同桌和老师都可以证明，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     韩寒高一这一年既要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半夜爬管子进女生宿舍，又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还要彻夜创作长篇小说《三重门》，还荣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可真够忙的！     可惜，韩寒想通过扬言自己酷爱读书，来解释为什么《三重门》等作品能够吸古纳典、旁征博引，一不小心把牛皮吹破了——如果他知道“二十四史”是套什么样的书，肯定不敢这样吹牛。一个曾承认“读不懂”《围城》的人，居然能彻夜阅读《管锥编》！一下子又露出了不读书的底色。          作者会对自己作品不熟悉吗？          试问，古今中外哪个作家对自己的成名作一问三不知？     韩寒对《三重门》书名的含义说不上来，这个就不用提了。在2000年CCTV“对话韩寒”节目中，主持人问韩寒，台上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像《三重门》中的女主角Susan？韩寒的反应，明显不知道Susan为何许人也。当主持人追问时，韩寒只用了一句“这个我们私下交流”敷衍过去。     方舟子在《谁是“答春绿”——假话连篇的韩寒》中还举了一个韩寒没读过《三重门》证据。因为张放没有理解《三重门》里的一首蹩脚的谐音诗“卧梅又闻花，卧知绘中天，鱼吻卧石水，卧石答春绿”，遭到了韩寒的冷嘲热讽。韩寒在1月28日的博文《答春绿》中得意地说：“我当年写《三重门》的时候挖了这个坑，不料十三年后，这个团伙的某位成员居然扑通掉了下去。没有想到2012年刚刚开始，年度笑话已经诞生了。”方舟子在看了《三重门》后发现，《三重门》在引用了这首诗后，紧接着就指出了这首诗的真实含义：“我没有文化，我只会种田，欲问我是谁，我是大蠢驴。”读过《三重门》人，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坑”，因为这个“坑”在小说中就已经被填上了。张放不理解，说明张放没有完整读过《三重门》；韩寒吹嘘这是自己挖的一个“坑”，恰恰说明他对《三重门》的内容很不熟悉。     网友道前子发现，2005年11月，韩寒新书《就这么漂来漂去》出版不久，在韩寒接受网易采访的视频中，网易主持人念了《就这么漂来漂去》封底的一段话，韩寒否认说：“啊，这不是我写的。”主持人吃惊地问：“不是你写的？”韩寒说：“这……我不知道出版社哪加的，放在后面，我自己都觉得很别扭，我看了，很肉麻啊。”主持人：“我也觉得很肉麻。”韩寒：“因为这完全不是我写的。”     韩寒认为这段话是出版社的编辑写在封底的，岂不知这段话正是其书里写的，是从该书正文第一章最后一段（第5页）摘录下来的。     韩寒承认这段话不是自己写的，那么这就说明，这段话肯定是有人代笔。韩寒在悬赏时曾说谁若是找出“哪怕代笔一行字”的证据，他将奖励2000万，范冰冰随即附和说她也愿出2000万“共襄盛举”。他们的信誓旦旦还算数吗？     对此，韩寒通过《成都商报》解释说：“韩寒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段话是他所写，只是他并不赞成这段话的观点，当时采访时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才矢口否认。”     对于其悬赏之事，韩寒在接受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栏目采访时说：“但我又没有办法证明我没有团队，所以才开玩笑的，拿出了这个悬赏。”     高调悬赏，到头来被他解释成一个“玩笑”！     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方韩之争》中赞扬韩寒“是汉子”。韩寒对自己说过的话百般抵赖，言而无信，这也居然能成为易先生心目中的“汉子”？看来易先生对“汉子”的要求也太低了。          《三重门》写的是中学生活还是大学生活？          有网友通读《三重门》，发现这本小说写的并非初中、高一生活，而更像是大学生活。高一就退学、并没有大学生活体验的韩寒，能写得出来吗？这可不是发挥文学想象能够办得到的。再说，如果韩寒是凭天才般的想象来写大学生活，可又为什么在小说中明确说明写的是中学生活？     《三重门》的原稿可能本来写的就是大学生活，后来因为要冒中学生之名，硬改成初中、高一生活。因为改得不细致，所以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初中、高一学生整天忙着参加“文学社”等社团活动、忙着谈恋爱吗？更奇特的是，中学老师讲的课居然出现了文学理论、文艺美学、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史等大学中文系才有的课程，而且初中生、高一学生还要考“学分”。     且看《三重门》里师生的对话：     胡教导果然教西方文学出身，张口说：“你很喜欢读书吗？”     雨翔忙称是。胡教导问下去：“批判现实主义的书读得很多吗？”只等雨翔点头。雨翔忙说不是。     胡教导沉思一会儿说：“那么自然主义的——比如左拉的书呢？莫泊桑老师的书喜欢吗？”     试问，这是中学师生交流的问题，还是大学师生交流的问题？          到底谁有可能写出《三重门》？          2007年6月18日，韩寒在接受凤凰网《凤凰非常道》栏目主持人何东的访谈中，坦言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儒学”、“我是真没看过《红楼梦》。”但《三重门》中却有对《红楼梦》情节的描述。     韩寒曾对湖南卫视记者表示他“看不懂”钱钟书的《围城》，说钱钟书“文笔太难”、“太学贯中西，有太多的英语”。方舟子和网友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三重门》、《书店》等作品深受钱钟书的影响，甚至有些句子也是在刻意模仿钱钟书，并列举了《书店》中一些和《围城》里的句子相似的例句。     韩仁均忙在《说说我自己》中替韩寒解释道：“家里的一本《围城》不知被他翻过多少遍，第一本翻烂后我又买了一本。因为喜欢，所以他后来在第一本书《三重门》里刻意的模仿他的偶像钱钟书《围城》的风格一点也不奇怪。”     儿子明明说只是翻了翻，看不懂，老子偏偏说儿子在小说中刻意模仿《围城》的风格，该让读者相信谁呢？到底谁喜欢《围城》？     幸好又有网友又扒出了韩仁均1991年获上海《故事会》第一届“最佳故事”奖的作品《难成眷属》，韩仁均在此文中写道：“俗话说：好过的时候两个月像两天，难过的时候两个月胜两年。钱钟书在《围城》里说老头子恋爱起来如同老房子着火，一烧着就没救了。想不到方根龙这‘小老头子’恋爱也如老房子着火一般没救。”对《围城》里的细节描写信手拈来，说明韩仁均对《围城》相当熟悉。     那么，深受《围城》影响的《三重门》的作者是谁，还不清楚吗？          手稿是写作者最有力的证据吗？          如果说，《三重门》、《求医》、《书店》、《杯中窥人》是已届中年的曾考入华中师大中文系的韩仁均所写，所有疑点都荡然无存，一切将变得顺理成章，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质疑。     而若说这些是十七岁的少年韩寒所写，疑点会越扒越多，以致于韩家父子根本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韩寒干脆不解释了，表示“不再回应”。为了压制质疑之声，还虚张声势地到法院上告，恐吓无效，先是悄悄地从普陀区法院撤诉，继而悄悄地从金山区法院取回上诉材料。韩家父子的所谓证据，估计就是韩寒在博客上晒的那些抄写得整整齐齐、连页码都没标的“手稿”吧？这些东西能经得起法庭的检验吗？     信力健先生在《方韩论战的冷思考》一文中却说：“在麦田、方舟子开始质疑的时候，韩寒出示了手稿就足以应对质疑。因为手稿是一个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特别是在电脑化时代，作者手稿更显珍稀。”     仅仅有手稿，就是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吗？我看未必！如果我把《红楼梦》抄一遍，难道就可以证明我是《红楼梦》的作者吗？基于文本的分析、论证、推理，加上对写作时间、出版时间、当事人的回忆等等的分析、佐证，这些要比仅有手稿等所谓“实证”更靠谱。     再说，在电脑化时代，难道写作者们因为没有手稿，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作品不是自己写的吗？我看这是杞人忧天。易中天先生在貌似公允的《我看方韩之争》一文中有个表态，我就非常赞赏。易中天先生说：“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有真水平的人，根本就不用担心被人质疑代笔。因为你的作品你最熟悉，你的创作能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证明。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不敢参加一切文学活动（如在博客上声明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讲座，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等），才在面对质疑时赌誓悬赏，辱骂恐吓，惊恐万状，进退失据。          鲍鹏山先生的诡辩          鲍鹏山先生为了替韩寒说话，先是步网文《人造鲁迅》的后尘抛出“苏轼代笔代考”论，又在《新民周刊》发表《方舟子“倒韩”的事实和价值》一文，再次拿苏轼为例，意在驳斥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韩寒的荒谬。他写道：     甚至，我们还能质疑苏轼的进士考试是有人代考。理由如下：苏轼《凤鸣驿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是年（1056年），苏轼21岁。但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嘉?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又《范文正公文集叙》：“嘉?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又《东坡先生本传(《宋史》)》：“ 嘉?二年，试礼部，……殿试中乙科。”显然，苏轼举进士当为1057（丁酉）年，年22岁。结论是：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如果说，鲍先生在文章中宣扬的“天才论”说明他脑筋的不清晰，那么，瞎扯“苏轼代笔”论，则说明其学问功底的不扎实。     鲍先生认为苏轼“代笔代考”的理由，主要是苏轼对自己考中进士的时间与苏辙等人的说法不一致，苏轼说自己“丙申岁（1056年）举进士”，而据苏辙等人的记载，苏轼考中进士是在丁酉年（1057年）。于是鲍先生就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宣布：“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鲍先生错就错在，他没有正确理解“举进士”这个词的含义。举进士，意思是参加进士考试，并不是考中进士的意思。考中进士，那叫“进士及第”、“登第”。     唐宋时期，京城会试（进士考试）均在春季（正月或二月）举行，故称春闱。苏轼参加会试的时间是在丁酉年正月，远在四川的苏轼必须在上一年（丙申岁）的秋冬季节出发，才能不耽误考试。苏轼于丙申年离开家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举进士），第二年（丁酉年）春天进士及第。苏轼的说法与苏辙等人的记载并不矛盾。     “举进士”这个词，对研究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史籍中常有某某“举进士不第”的记载。若按鲍先生的理解，岂不成了“中了进士没考上”了？鲍鹏山不理解“举进士”的含义，与余秋雨把“致仕”理解成“求官”有一拼！     李贺因为其父名讳的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韩愈特意写了篇著名的《讳辩》为李贺辩解，文章开头就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如果把文中的“举进士”解释为“考中进士”，请问鲍先生，这篇文章该如何理解？     鲍鹏山先生质疑苏轼的前提并不成立，却想用来说明质疑韩寒之荒谬，此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乎？          关于发挥“文学想象”的狡辩          网上流传贺卫方先生的一段“微博”，挺韩者以此来为韩寒的“穿越”作品作解释。贺卫方先生说：“有人把艺术文学的创造当做一种经验活，必须有经历，才能出作品。其实，没经历，未必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知识。况且文艺创作离不开想象力，甚至虚构出那种比真实世界还典型的文学天地。贝多芬晚年感叹他的境界只当得八岁的莫扎特；吴承恩无需与妖魔鬼怪同吃同住才写《西游记》。”     单看贺卫方先生的这些话，一点都不错！但是，如果拿这些话来与署名“韩寒”的作品作类比，则大谬矣！     比如韩寒的《求医》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的情景，《书店》中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情景（如闭架售书），《三重门》里面出现对大学生活的描写，有人遂替韩寒解释说，这是韩寒发挥文学想象的结果。难道吴承恩必须与妖魔鬼怪同吃同住才写《西游记》吗？难道二月河必须在清朝雍正年间生活过才能写《雍正皇帝》吗？     我惊讶于这些人的奇特的思维和逻辑！     吴承恩明确告诉读者，他写的就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二月河明确告诉读者，他写的就是清朝的故事。他们所想象的，都是他们想告诉读者的情境。     而韩寒明确告诉读者，《求医》、《书店》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就医、买书经历，那他就没有理由在作品中靠想象描写成七十年代的场景；《三重门》写的是中学生活，那他就没有理由发挥想象把中学生活写成大学生活。     举个例子说吧，某人写了篇小说，讲的是中国21世纪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却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城市马路上跑的是马车，家家户户点着油灯，官员坐着八人大轿，女人都缠着小脚……请问，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的描写吗？这可以用一句发挥文学想象来解释吗？          所有疑点集中到一起，就能形成证据链          尽管韩寒亲口承认《就这么漂来漂去》中有一段话不是他写的，但仍有些挺韩的人咬紧牙关说：质疑韩寒没有确凿证据！     他们所说的确凿证据，可能是指“人证”，即有人站出来承认他是韩寒的代笔。     而我认为，如果狡辩的话，所谓人证物证，仍不是确凿证据。因为人证、物证也有可能伪造、栽赃。如日本电影《追捕》里杜丘被诬陷为小偷，就有“人证”和“物证”。     在事实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自白，所做的分析、论证、推理。比单纯的所谓“人证”和“物证”更靠谱，更有说服力。     仅有一个或几个疑点，或许可以解释过去；每一个疑点，或许都可以一一狡辩；但数十、上百的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即使能够一一解释，也足以形成法律意义上的证据链！     下面是我在“猫眼看人”论坛一个网友的回帖中看到的案例：     1979年夏天，美国康乃狄克州伯灵敦镇的一个12岁的小女孩失踪，后经警局和全镇居民两昼夜寻找，在树木里发现她被烧焦的尸体。时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昌钰博士受邀参与案件侦破。     李昌钰连夜赶到现场，凭借丰富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在现场已经被部分破坏的情况下，判断女孩是被奸杀后用汽油焚尸。生前有被捆绑的痕迹，被强暴时被人用她的衣服蒙住脸。他提取了已经被烧焦的用来捆绑小女孩的鞋带，并在警察的帮助下在现场不远处找到了一枚用过的火柴和凶手的毛发，后来又找到凶手作案用的小刀。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化验推理和排查。住在小女孩家附近的同学罗纳被锁定了：罗纳有这种稀有的火柴；有这样一把单刃小刀，恰恰小刀又不见了；他家里有长捆鞋带，恰恰他前几天又给人帮忙刷过红油漆；恰恰他又是B型血（那时还不能查DNA）；经搜查他汽车后备箱，有遗落红黄蓝三色油漆，而这恰恰又与小女孩脚踏车的颜色相同；更巧的是，他家里也有一个汽油桶。     李昌钰以鉴定专家的身份接受了陪审团的询问，尽管罗纳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也找不到现场目击者，但最终大陪审团认可罗纳犯案的证据，宣布正式以强奸谋杀罪起诉罗纳。不久，辩方也认为证据无懈可击而认罪。罗纳因为强奸并杀害乔安娜而被判30年的徒刑。     以罗纳案来说，如果逐条辩解的话，每一条都可以解释。     依靠一盒火柴能定罪吗？有火柴的人多的是！     就因罗纳认识小女孩能定罪吗？认识小女孩的人也不少！     仅因罗纳有相同的小刀能认定人就是他杀的吗？有这种小刀的人多的是！     因为是B型血就能确认凶手吗？B型血的人多的是！     仅有长捆鞋带就能确认凶手吗？有长捆鞋带的家庭也不少！     刷过红油漆就是凶手吗？油漆匠经常帮人刷红油漆！     家里有一个汽油桶就是证据吗？家里有个汽油桶并不犯法！     汽车后备箱遗落红黄蓝三色油漆是证据吗？也许这只是巧合！     ……     单凭某一两条，不仅不能成为证据，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的指控。但所有的疑点加起来，就能够形成一条证据链，其可信度并不亚于一个“人证”。     参用数学上的“概率论”来解释，孤城异客网友指出：这么多的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对世人来说，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在侦破刑事案件中广泛采用的指纹、DNA验证法，其准确率也并非百分之百，但其误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韩寒”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及他一个多月来的博文、他亲口说出的话，就是无法抵赖的证据。方舟子和网友们通过文本分析和推理、论证，发现了大量的破绽和疑点，如此多的疑点集中到韩家父子身上，展现了质疑者不可辨驳的逻辑。所有疑点都集中起来，还不足以形成一条证据链吗？          为挺韩“公知”们说句话          我在猫眼看人论坛看到了好几个帖子，列举了挺韩的“公知”名单及其言论，跟帖则是一片骂声。韩寒说他在《三重门》中挖了一个坑，以看人掉下去为乐。我看，那些不明就里便纷纷出来挺韩的公知们，又何尝不是在主动跳入韩寒挖下的大坑？     人们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有学术背景、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而在韩寒代笔门中，“公知”仿佛成了贬义词，经常看到网友们在相关帖子的回复中说：看还有哪个“公知母知”来为骗子背书！     在此我想为“公知”们说句话：“公知”们经常就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不可能所有意见都正确，不可能每句话都无可挑剔。偶尔看走了眼，说错了话，并不代表他们所有的文章都错误，更不代表他们的人品有问题。有的“公知”一开始出来挺寒，是想替韩寒打抱不平，但在逐步了解详情之后，便会改变态度。勇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看法，我想这是真正的学者和“公知”应该具备的素质。     记得2009年3月，我曾在一个帖子里批评贺卫方先生的一首小诗不讲格律，贺卫方先生不久就通过我的新浪博客给我发来了纸条，承认自己对格律不太精通，语言诚恳地感谢我的批评，这使我对贺卫方先生肃然起敬。按说贺先生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我也没指望贺先生能够回应，但贺先生的回应，体现的是一种能够接受批评的气度和胸怀，这才是大家风度。     如果韩寒父子当初没有对麦田、方舟子进行污辱和谩骂，而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如实解释事情原委，我想也不至于激起网民的“倒韩运动”。          质疑韩寒事关社会诚信          代笔之事古已有之，赵翼《廿二史札记》里就有篇谈及东汉时人代笔的《倩代文字》。只要当事人不说谎，读者也不计较。在当代，多人共用一个笔名也很常见，如余秋雨极力否认曾经加盟的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就是十一个人共用的笔名。“林达”据说是一对旅美夫妻的共同笔名，署名“林达”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夫妇二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如果“韩寒”是父子共用的一个笔名，我看也无可厚非，起码可填补中国文坛的一项空白嘛！     为什么网友们不质疑“林达”等等而偏偏质疑“韩寒”呢？我想，这是事关诚信的问题。梁效也好，石一歌也好，皇甫平也好，林达也好……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事人也没有说谎欺骗读者，只要合作者没有署名权纠纷，勿庸别人说三道四。而“韩寒”就不同了，之所以闹到今天，就在于韩家父子的说辞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给人一种不诚信的强烈信号，进而激发网友们继续质疑的热情。     记得当年打周老虎，网友们的打假热情也是经久不衰。按照鲍鹏山先生在《方舟子“倒韩”：事实和价值》一文中的逻辑，周正龙等人编造发现华南虎，是个善意的谎言，有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让大家有个美好的希望多好啊，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话打破呢？打破这个神话的价值何在啊？如今大家当然都明白了，揭穿周老虎，就是为了得到真相；就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已经极为稀缺的诚信；就是要告诉骗子：他们眼中的人民“素质”再低，也不会低得所有人会永远被骗子欺骗！如果周老虎这类骗子胜利了，那岂不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     如果仔细阅读署名韩寒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前、中、后期的风格迥然不同。其前期《杯中窥人》、《求医》、《书店》、《三重门》等，喜欢掉书袋，文字较古雅简练，显系出自一人手笔；而2005、2006年韩寒博客上的博文，则文理不通，病句连篇，显系一毫无文字功底的“差生”所作，这些博文现已全部删除，但镜像仍在，网友均有复制；后来针砭时弊的博文，则时有机警风趣之言，文字也通顺可读，从不旁征博引掉书袋，与其前期文笔又有不同……看来这里面水很深，写作者靠写作常识已经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了。     大家质疑韩寒，窃以为并没有什么“阴谋论”，不必想得太复杂，大家也只是弄清真相而已。     真善美，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任何造假行为，哪怕是虚假的“正面典型”，也是对社会诚信的损害。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绝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     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方韩之争》一文中正告方舟子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我看用来忠告韩寒及其背后的那些人更合适！用来提醒挺韩的“公知”们，亦无不妥！     （2012年2月21日）          =======================================          注1：     见韩寒2009年10月《纪念母校——致青春预备役》一文：“当年进松江二中非常不容易，好在现在不怕老师了也不怕被开除了，我就可以全部交代，当年是因为我初中的女朋友直接免试被这里录取，我才锁定了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干的坏事非常多，不好好上课（但是我一直在好好学习），假装抽烟喝酒（出了学校以后反而十年没有沾过），半夜爬水管子去三楼的女生寝室——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去，我也是研究了一个星期，这个工程就像《越狱》一样，需要图纸，我这里还有一份当年设计的路线图，可以顺利安全的进入女生寝室，当然，这个计划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要有人给你开房间门的，要不你爬上去干吗干谁？和女朋友分手后，还泡过学姐，追过学妹，中意过老师，后来留级了以后，又认识了同班的女朋友，相处多年。如今可以全部说出，好痛快啊。”          注2：     据网友的检索，《三重门》引用的名著名篇如下：     《三字经》、《走出魔镜的钱钟书》、《李敖快意恩仇录》、《舌华录》、《尚书》、《论语》、《左传》、《红楼梦》、《水浒传》、《四世同堂》、《史记》、《战国策》、《江南的水》、《贺拉斯》、《流浪的人生》、《铁轨边的风》、《教学园地》、《镜花缘》、《佳人》、《美女赋》、《西厢记》、《中国文学史》、《万历野获编》、《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变形记》、《中国作家传》、《广阳杂记》、《康河里的诗灵》、《数字化生存》、《闲情偶寄》、《孟子》、《会通派如是说》、《本·琼森与德拉蒙德的谈话录》、《心理结构及其心灵状态》、《论大卫·休谟的死》、《包法利夫人》、《西游记》、《聊斋志异》、《西学与晚清思想的裂变》、《管锥编》、《出师表》、《从混浊到有序》、《形式逻辑学》、《搜神记》、《长恨歌》、《肉蒲团》、《淮南子》、《羊脂球》……          《三重门》涉及到的名人如下：     鲁迅、列子、曹植、杜甫、老子、钱钟书、吴宓、叶公超、李敖、胡适、韩非子、荀子、庄子、朱光潜、狄德罗、徐志摩、竺道生、柳永、毛泽东、宋玉、韩愈、柳宗元、刘墉、海德格尔、叔本华、孔德、墨子、林徽因、雅典娜、唐寅、曹聚仁、陈寅格、魏尔伦、李煜、尼采、郭沫若、卡夫卡、格里高尔、萨姆沙、墨索里尼、马里内蒂、拿破仑、希特勒、居里夫人、瓦特、爱迪生、张海迪、奥特加、范德萨、苏格拉底、孔子、彭祖、伯玉、柏原崇、江口洋介、董桥、梁实秋、戴望舒、柳亚子、孟德斯鸠、曾国藩、李百川、孔祥熙、慈禧、肖复兴、赫鲁晓夫、栗良平、左拉、莫泊桑、福楼拜、李渔、杜牧、张俊欧、亨利、托尔勒、普里戈金、莎士比亚、江青、罗曼·罗兰、王尔德、苏东坡、杨万里、邵稼轩……    进入专题： 方韩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482.html    

这还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政变，而且是永久性的“ 政治改革 ”：只要开了这个例——“开动舆论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左右决策”便可以决定人事安排和大政方针”，那就放出了一个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舆论左右政局，政权被舆论牵着鼻子走。 …. 在“舆论潮流”面前，反对意见基本被 压制 ，发不出声音。 …. 言论 自由那种孤立、分散、危害不大、互相抵消的零散软暴力不需要 控制 ；选择性舆论狂潮那种密集、聚焦、同步、强化、破坏力极强、危害性极大的大规模破坏性软暴力必须严加 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