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受全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会议精神的鼓舞，今晚向大家说说 　　“认罪”背后的真相 　　——一篇不应删除且删不掉的博文 　　“李庄事件”,大家最关注的，甚至也是很多法学家想急于搞清楚的，可能就是二审“认罪”背后的玄机了，即“藏头诗”的由来。其中的秘密也到了该说、非说不可的时候了。出狱后，没有马上讲，主要是一些特别重要的证据还没有到手，若提早暴露，怕打草惊蛇，功亏一篑。现在好了，能搞到的证据都搞到了，没有搞到的，也希望不大了，起码，短时间内无法搞到。 　　来日，国家机器一旦启动，“李庄事件”中那些应有的、客观存在又无法抹灭的、能够还原事实真相的一切证据，均可轻而易举归案。那时，“李庄事件”、以及引发该事件产生的真正“诉辩交易”的全部内幕，也就彻底大白于天下了。 　　一、完全中国特色式的“诉辩交易” 　　外界所称的“诉辩交易”，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刑讼制度，它是指开庭前，控方掌握被告证据来定罪的铁证较少甚至没有，如继续搜集，又很困难，为了指控不被法庭驳回，控方向律师保证，与法院协商，被告人认罪可得到从轻处罚，其主要方式是控方与律师在庭外达成妥协。 　　但“李庄事件”中的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目的等，与上面描述迥然不同。其实，真正值得回味，令人瞩目的应当是抓捕本人之前，那个完全中国特色的“诉辩交易”。 　　早在我被抓当天，交易就已开始，且这种交易贯穿于“李庄事件”的不同诉讼阶段。 　　从被抓现场，与警方争辩，警方就告诫：端正态度，可从轻处理。押往重庆之后，专案组连夜审讯：大三长（市公检法领导）已经开会拍了板，必须定你罪！……就凭你这态度！不把你送进监狱，我警察就不干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可以将任何人碾的粉身碎骨……你记住，在中国，没有警察做不了的笔录……但只要态度老实，也可以从轻处理……”。 　　一审开庭前，高子程、陈有西律师第一次会见我，高就转达了法庭的交易条件：只要态度好点，认个错，配合庭审，可以建议北京司法机关内部处理，免于刑罚。我当即让高律师转告法庭：我不但无错，而且有功，往大了说，为法制进步，往小了说，提醒他们，以后刑讯逼供悠着点，不要把人家打出外伤。这些话，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对记者说过，“奇文”发表后，对专案组说过；在法庭上也说过。由于拒不认错，“诉辩交易”失败，才有了一审时的“咆哮公堂”。 　　二、认罪真相 　　2010年1月8日宣判后，回到看守所，我一气呵成了近万字的《上诉书》,对一审判决逐字逐句地进行了驳斥，当时愤怒之情皆化作文字烙印在纸上。 　　2010年1月17日是个星期日，一审审判长来到看守所，催促递交上诉状，我说，最后一天的期限不是18号吗？你们明天再来吧。但看守所领导在一旁帮腔：人家大老远来了，今天就给他吧。审判长也恳请，既然都写好了，现在就交了吧。审判长还给了我两盒重庆最贵的“天子”香烟，犹豫之后，我交了《上诉书》。 　　由于与世隔绝，高度封闭，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一切只能凭我一个人去分析、判断、决定。回到监室，我考虑了很多： 　　1、按目前重庆速度，肯定一周之内书面审理，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迟超不过10天； 　　2、要紧的是，被抓当天，我将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和两部手机（诺基亚、酷派），藏在了龚刚模妻子程琪就医的北京振国肿瘤医院，三楼330病房卫生间水盆下面，它们可是我无罪的铁证啊； 　　当时的程琪，乳腺癌晚期，术后已扩散到肝，我清楚记得，抓我之后，进入电梯前，听到她一声惨叫：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难道录像被发现、发生争抢？程琪生死未卜，录像设备是否被发现？影音资料是否已复制？是否已经送交有关领导和有关机关？ 　　3、高子程会见时告诉我，他曾携公证处人员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寻找程琪和录像，但人去楼空，程琪生死不明，去向不清，录像及设备无从查找。 　　4、假如继续像一审那样强烈对抗，最终结果无非是“大三长”早已书面审理好了的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绝不会开庭，绝不会再给我一个揭露真相的舞台。也绝不会再上演证人不出、证据不出示的闹剧了。一定要打破他们既定的“八字方针”； 　　5、整个一审的司法程序完全乱了，所有机关和人员都不按套路出牌，都是为了急于完成一个既定任务。自己必须改变一审战术，这是唯一选择，一切应围绕着“尽快出去找到录像”而行，唯此，冤案不攻自破； 　　6、已递交的上诉书，坚决不撤回，另用“藏头诗”的形式再写一份认错的“检讨”，立此存照，出去可以凭此说明真相，也给自己、给案件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战争年代、反右、庐山会议、文革，不是有很多这样以退为进、低头认罪的例子吗； 　　7、“低头诈降”，能够极大地挽回法院一审中失去的面子，也能诱发二审开庭，法院定会公告天下：“李庄认罪了”，这样，既彰显抓捕律师无错，还可使我名誉扫地；又赢得舆论支持； 　　8、如二审开庭，肯定会弥补一审漏洞，马晓军及其他证人甚至都有可能出来，通过询问证人，还原事实真相，或许还能打动有关高层动了恻隐之心，起码宣判缓刑，（甚至无罪）尽快出去找到录像，是当务之急; 　　9、“低头诈降”，名誉肯定受损，但从长远看，尽快出去拿到录像是第一要务，否则，程琪死亡，录像将石沉大海；（半年后得知，程琪在我被抓后不久，即已离开人世，陪床女也下落不明） 　　10、最终，促使我痛下决心的动力是刑诉法46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否认错与是否有错，是两个概念，先出去拿到录像再说。 　　以上，是我那几天围绕着录像，寝食难安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我最终做出“诈降”决定的心理变化轨迹。 　　事不宜迟，一定要在二审书面维持原判之前行动，2010年1月22日，即着手写《检讨》——“藏头诗”，同时，向警方传递信号：愿意继续商谈一审开庭前法院提出的条件，“承认错误免于刑罚”。在交谈时尽量流露出二审不愿开庭，怕声誉受损的心态。 　　马上，这一消息引来警方高层浓厚兴趣，公安局一位主要负责人立即来到看守所，对不起，要为这位领导名字保密，因为，二季后，押送我去南川监狱当天，他来看我并为我送行，还带来一箱子熏肉让我吃，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他留下了眼泪，哽咽着说：李庄，是条汉子！陪同前来的监管总队领导为他递上了纸巾，甭管这位领导当时是出于同情还是惭愧，我答应过他，为他的名字保密。我觉得，我们应当对事不对人，他也是为了工作。 　　言归正传，他看了我写的大而空的“检讨”后说：你只写会见时受到监视怎么呵斥警察、如何大吵大闹、如何增强了被告人的对抗心理、如何造成不良影响……没有认罪啊，如果想尽快出去，认识要再深刻一些，把起诉指控的事实写上，另外，你上次写的《上诉书》太尖锐，要修改一下，语言再平和一些，如果我们相互配合，缓刑应当不是问题。 　　一不做二不休，改！时至2009年1月23日深夜，看守所、监管总队、公安局三级领导都在办公室等待，我回到监室重新修改，共计修改三次，来往于管教办公室和监室之间。 　　经反复修改，将《检讨》变为《悔过书》，再变为《悔罪书》，将“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变为“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审判决……”，最后，又将起诉书指控的四起所谓犯罪事实，照葫芦画瓢抄在“藏头诗”第三条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首尾第一个字不变。 　　最终定稿如下： 　　一、被刑事拘留、逮捕、至一审宣判，经过了几个刑事诉讼程序，对我思想触动很大……缺失了一名职业律师基本的职业道德基础。 　　二、比较其他的民事代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当识大体、顾大局……从思想上彻底诀别过去。 　　三、认真的反思……给打黑工作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浪费了极为宝贵的司法时间。 　　四、“罪行法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不是靠伪证可以推翻的……非常明显的在大是大非上执迷不决。 　　五、缓慢的思想转变，对我来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精神。 　　六、《刑法》的宗旨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最后，恳请二审客观公正的审慎对待本人的上诉。 　　上述六条，首尾相连“被比认罪缓刑，础去间决神诉”。 　　三、二审开庭前 　　警方（还是那位领导）反复看过修改后的“悔罪书”，没有发现任何破绽，终于同意了，在管教办公室，双方再次开始谈判： 　　警方：你写了《悔罪书》，说明了你的态度转变，但判你无罪，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判缓应该没什么问题。 　　李庄：我们还是按一审法官原来说的办吧“免于刑事处罚，司法机关内部处理”。 　　警方：一审时本来是想给你这么办，可你在一审的表现太嚣张了，你哪里是在受审啊，简直是在审我们，全国人民对你意见可大了，法学家们都批判你，原来不是给你看了吗（下载了17份指责我的匿名网民评论）。 　　李庄：你们能不能再找出17份以外的评论让我看看。你想啊，任何一个没罪的人被抓起来，态度能好得了吗？ 　　警方：一定要认清大形势啊，你一审的表现太恶劣了，还有那个陈有西。 　　李庄：我和我的辩护人所说的一切，都经得住法律检验，可你们的一审漏洞太大。 　　警方：李庄啊，你知道为什么人没有老，牙齿先坏了，可舌头到死也是完好的吗? 　　李庄：你说的对，咱们可是有言在先，不管什么方式，得出去， 　　警方：没问题，实在不行，我们给你办“保外就医”。 　　李庄：那你们现在就给我办吧，不用二审了，只要尽快出去。 　　（看守所领导插话：现在办理保外就医很严啊。我说得了吧，我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保外就医，很多公安局知道错了，逼着当事人办，而且还协助当事人伪造病历呢，不就是抓错了人，自己找个台阶下嘛。） 　　警方;外界都知道有二审了，程序还是要走的。 　　李庄：好吧，尽快结案，宣布缓刑，立即释放，你们转告法院，可以用最重的缓刑，判三缓五也无所谓。 　　警方：好吧。实在不行，再“保外就医”，这个我们说了算。 　　李庄：如果判缓，二审就不要开庭了，耽误时间。 　　警方：好，我回去协调一下。 　　李庄：看来，在重庆，还是公安说了算啊。 　　警方带走了“藏头诗”，天亮后，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相关单位，检察院、法院等。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看守所，争相向我核实“认罪”事宜，他们同时扛来了摄像器材，有的要求给我同步录音录像，有的要亲眼目睹我当面再写一遍《悔罪书》，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三天后，二审法院果然送来了开庭传票。此时，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们要通过公开审理，炫耀“胜利”的意图，后来听说，他们确实在欢庆“胜利”的宴会上喝的酩酊大醉。 　　当天在提讯室，检察官（隐去姓名）与我正式谈“诉辩交易”的具体步骤。 　　重庆检察一分院公诉处，一正、两副三名处长（既二审出庭的一男二女）：主谈手是二审出庭的第一公诉人（女）。 　　公诉人：你是不是也让你的律师为你做有罪辩护？ 　　李  庄：我没有权利指挥他们，再说，被告人、辩护人是两个不同的参讼主体，可以观点不同啊。 　　公诉人：如果他们不同意做有罪辩护，你能不能换其他的律师。 　　李  庄：他们都是组织上指派的，我怎么可以更换啊，那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嘛。 　　公诉人：你既然想达到出去的目的，咱们就应当相互配合啊。 　　李  庄：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怎么配合啊。 　　公诉人：要不你自己给自己辩护吧，二审不用律师了。 　　李  庄：那样，对我们各方的影响都不好，应该有律师，要不，你们为我指定律师吧（我料他们也不会）。 　　公诉人：这个绝对不可以！要不，你干脆撤回上诉得了。 　　李  庄：那肯定不行！那样，一审不就生效了吗，上诉还有意义吗！ 　　上述四项劝解无效，公诉人征求我意见，是否可以录像，我对录像大加赞赏：好啊，即使你们不说，我还想提出录像呢。 　　录像开始，我对首尾第一字刻意抬高音调，乘公诉人不备时，对着摄像机镜头反复录口型“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有时激动的发出了声音，引起公诉人警觉，他们一看我，我就马上闭嘴。录像终于完成。目前，存放于重庆公检法档案库的“认罪”录像资料，就是这么形成的。 　　四、“藏头诗”被秘密带出 　　后来，法院提讯，尚未结束时，高子程律师也匆匆赶来会见，为照顾远道而来的高律师，法院提讯提前结束，让我和高律师先行会见。 　　我前脚一进律师会见室，趁跟随监视干警不注意，将早已捏成纸团的“藏头诗”扔给高律师，他压在档案袋下面，监控发现之后，跑进来假装问高：你刚才是否将一个什么手续在前台误拿了，借故翻看高律师的会见桌，高机智的将档案袋从桌上拿起至半空，“藏头诗”掩藏在档案袋下面，那个干警翻看了一下桌面上摆放的东西，没有发现异样就走了，我让高律师快将“藏头诗”藏起来，高迅速将其藏于贴身的衬衣口袋，不一会儿，刚才那个干警又回来了，让高律师把档案袋打开，将里面的文件全部倒出，再次翻查，仍无所得，就这样，“藏头诗”被秘密带出，分手前：我告知高律师：二审采取认罪的战术，他们已经答应最低是缓刑，弄好了还可以免于刑罚，甭管怎么着，先出去再说，只要拿到三次会见的录像，就不怕翻不了案。我同时提醒高律师，回去详看悔罪书的首、尾第一字，高回答：明白。 　　回到监区，我将检察院的四条建议转告了看守所领导，他当即向上做了汇报，不一会看守所领导传回上级的表态：检察院是胡闹，不要搭理他们。其实，警方的意思我非常明白，他们是愿意将“胜利”的喜剧演下去。 　　五、二审开庭后 　　2010年2月2日上午9九点开庭，庭审一开始，我就抛出：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撤回“以前的”全部上诉理。之后，我等待法庭反应，是宣布取消二审，押我回看守所交付执行；还是讯问新的上诉理由，之后继续开庭。结果，二审既未宣布取消二审，亦未讯问新的上诉理由。而是闷头继续开庭，急于完成既定任务。 　　2月3日，庭审最后陈述，我重复了事先反复演练的藏头诗第一稿，刻意加上了原先划掉的“政治挂帅、思想上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语句，虽然我有意放慢速度，但记者们在忙乱中没有一个将“藏头诗”完整的记录下来（详见影印件）。 　　2月4日，也就是庭审结束第二天，早晨上班后，警方拿着藏头诗质问我：李庄，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这不是把我们（公检法）全耍了吗，边说边用手做扇耳光的动作，我当时假装不知道：什么藏头诗啊，你们这不是搞文字狱啊，我书写无意，是你们看者有心了，不信，你把《人民日报》拿来，我用上面的文字，可以给你组合成任何意思。后来得知，庭审结束的当天夜里，《潇湘晨报》的一名记者破解了陈述六条的“藏头诗”玄机，舆论哗然。致使双方“各怀鬼胎”的交易再次流产，二审骑虎难下，匆忙做出了“认罪、减刑一年”滑稽而又矛盾的判决。 　　现在总结上述战术，在判断上存在的失误有，第一，我的助理马晓军在看守所办理了监视居住，出来之后就人间蒸发了（仍被警方控制），依然没有在二审出庭作证；第二，龚刚华等所有出庭证人，都经过了控方的严格训练。第三，我们的证人朱明勇律师，马晓军岳父，被拒绝出庭。 　　但是，控方训练后的证人们出庭时，眼睛直勾勾盯着公诉人，不敢与我对视。甚至，我们以前交流的非常流利的普通话，也统统不会说了，只说当地土话，故意不让辩方听懂。因而上演了在中国的法庭上，在北方语系的汉人之间，配备了普通话翻译的闹剧。面对我以及我的辩护人所有要害提问，关键证人全部都回答：不晓得、不清楚、不知道、记不清、脑壳痛……为此，我当庭拍案而起震翻水杯。怒斥他们背信弃义。法庭为稳定我的情绪，当即休庭。这一切，凡是参加庭审的都有目共睹。(详见庭审录像)。 　　然而，以上这些，都被对外发布的“李庄认罪了”的通稿所掩盖。 　　需要说明的是，二审前“诉辩交易”的发起人是我，二审公检法欣然附和，被逼认罪的“逼”，是当时为了急于出去拿到录像，实为程琪病危的情势所“逼”。并非外界传闻“给李庄动了酷刑，被屈打成招”，这一点，应为重庆公检法正名。 　　六、出狱之后 　　出狱第四天，我见到了我国律界泰斗，他希望我就“认罪”一事尽快发一个《告全国律师书》，将以上情况说明，但在当时，没有取得任何证据，没有找到录像，我岂敢对外宣告。 　　现在，申诉程序启动，到了不得不对最高院说出真相的地步。虽然，“藏头诗”不是一次非常成功、完美的策划，虽然，此举给各界造成了很大误会。但，我对当时无奈又急迫的情况下，做出的上述决断，至今无怨无悔。其在战术上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未来战略上的深远历史意义，我相信大家迟早会明白的。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藏头诗”方式的口头认罪，难道不是对法院在执行刑罚中“口供适用原则”的考量吗？难道不是对刑诉法四十六条在司法实践中的一次实际检验吗？惟愿，不要向民众渲染：“只要认罪就等于有罪”的荒谬刑罚理念。 　　回首往事，认罪“藏头诗”的现实意义在昨日没有完全显现，但它为今天的申诉，提前做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性铺垫；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撤销二审“认罪、减刑”判决的法定理由；它更将二审（程序）以及二审判决推向了多个两难境地，即：二审的庭审是继续还是终止，李庄的悔罪是受还是不受，时值今日的终审判决是撤销还是不撤，对龚刚模的立功是认还是不认。如此这些，都被当时的认罪以及“藏头诗”所打乱。正如法学家江平、贺卫方后来撰文所指：一纸“藏头诗”，无疑对二审以及二审认罪减刑的判决来了个釜底抽薪。当然，“藏头诗”也为我实实在在地减去了一年牢狱之灾。使我提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坦诚讲，一审之后，亲眼目睹了没有证据的“空壳定罪”的黑暗，除了尽快出去找到证据，推翻有罪判决，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揭开无视程序正义肆无忌惮的黑幕呢？ 　　我承认，“藏头诗”是伴随着内心的愤怒和焦虑，而孕育出的一只“以乱制乱”玩世不恭的怪兽。它的出生，引起了许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评论。当时确实给一些正义、真挚而激动的情感带来了伤害，我愿意向付出这些情感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请大家原谅，原谅一个身陷牢笼与外界高度隔绝的人，在没有任何他人可以相助、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做出的“草率”决定。 　　说出这些，可能再次将某些人的权力逼到无路可走之境地，也极有可能再次引火烧身(新的漏罪)，但，忠于事实是法律人心中永恒的情结。 　　谢谢大家！ 　　李庄   201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