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周筱赟按： 本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讲演记录稿，昨天（7月28日）公布于“榕树下”网站，标题是我所加。原文没有标注时间，我查了一下，原来是6月9日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听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活动，我却直到7月28日才看到。   章诒和女士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先生的女儿，以《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名动天下，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和章老师在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上略有分歧，但章老师却不以为忤，还签名送书给我，还称呼我为孩子，担心我的安危。 贺卫方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倡导和传播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为良知的媒体人所敬仰。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打压，远赴新疆石河子支教。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大概在2001年前后，曾有幸聆听过贺卫方教授的讲演。据说他在北大，非常受女生青睐，因为他长的高大帅气，口才又好。那次一见，果然不虚。上个月我听说贺卫方教授来广州，专门跑去参加饭局。饭局中见到贺卫方教授，感觉比多年前在复旦见到的多了很多白发。 贺卫方教授在这次讲演开头，专门提到了我的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这篇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5期，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我早说过，上海只有宣传，没有媒体。当然，广州的媒体氛围更为开放，并不是上面恩赐的，而是所有广州媒体人不断受到打压仍不断努力而共同争取来的。在广州，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根本无法完全封锁消息，所以就法不责众了。   贺卫方：上海需要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 广州媒体骂政府，上海世博歌舞升平 你给我提的问题真是难回答，让我一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这位朋友提到的那篇文章我读过，那个作者叫周筱赟，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是一个媒体人。上海和广东都面临两个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都在筹办。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不断的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的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这是从非常好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大工程就是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东西，我们需要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这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领导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19年到20年。我就不明白了，这19年和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你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的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你”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说，在中国这个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个事。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那没有监督，这是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说实话，比如说最后追查个别，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贪官有可能被判死刑。贪官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大家觉得谁被揭露出来，既觉得你干吗放纵我这么长时间，同时又觉得不公平，他怎么怎么回事，他怎么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制度真正是有问题。 我常常讲我们这个国家，比如政治体制的推动，走向更加合理的政治体制从哪开始。政党制度，肯定风险太大，不宜马上就开始改变。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代表直选。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点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是媒体稍微放开一点，慢慢放，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的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的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贪官，你怎么可能呢。西方国家从来没听全国最高*_2_*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竿子查出20多名吧？显示出我们反腐的决心。他们不可能出现这个东西。而这种方式也不大可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有时候老百姓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或者是你看《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老百姓说你看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老百姓都说媒体也太过分了，政府其实也还是有个别好人的。这样的话社会就越来越平和，一个国家，像英国的报纸，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可能最可怕的时刻正在慢慢的酝酿，在慢慢的出现。一个国家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天天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得一番苦心，但是我还是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把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说法当然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一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其实现在看起来，比如广州，我们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很有追求。比如《南方周末》记者，《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一个记者到上海来采访，他说是《南方周末》的，中午说你请他吃饭，他说好，你请我，我吃。这肯定不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人不可能叫被采访的人请吃饭，这是他们的惯例。但是我们别的报纸，包括北京的许多报纸，*_2_*。南方报业集团的这几家报纸，甚至官方报纸《广州日报》，老头、老太太吃早茶，一人一份《广州日报》，大家都在看《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广告收入是最高的。相对来说，我记得非典的时候，2003年《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干的更好一点，请你做专栏作家。我也愉快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在上海露脸。只写了一篇，后来就说不能发了。（笑声）相对来说，《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但是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在全世界能够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谢谢。（掌声）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被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   周筱赟：我的博客就是用来揭黑的       周筱赟按：这是《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发表的和我的访谈。《博客天下》不是那个痛骂“凡是哀悼日本地震的女生都是和日本人上床”的“媒体奇葩”王甘霖自称主编的《微博天下》。我此前一度把这两个杂志搞混了。事实上，所谓《微博天下》根本没有出刊，完全是虚拟的。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以鲁广余被撤职（降级使用）暂告一段落。事实上，即使以目前中石化总部承认的事实（当然是被大为缩小的，只承认被媒体曝光的部分），鲁广余也完全属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侵占公共财物罪。按照刑法，10万元以上就属于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程度，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而现在就是如此轻描淡写来个内部处分。中石化真的不是一般的黑啊！ 文/《博客天下》记者 蔡亚林 原载《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 　　他是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爆料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爆料。其实，他揭黑幕已经多年：他多次揭露蒙牛特伦苏含有致癌物质；百度收黑钱；还曾独家揭露有妇之夫余秋雨当众下跪追求女孩…… 【博主自述】 　　周筱赟：疾恶如仇，陈述事实。不做流氓文学家，只为天下弱者代言。不满者敬请跨省追捕，被抓后欢迎网友送饭。 我的博客地址： http://showing0808.blog.163.com/ 　　博客天下：此次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深喉”是怎么找到你的，他的这次主动爆料，是外界所猜测的内部矛盾的升级吗？ 　　周筱赟：我一直在强调我不是第一个爆料人，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深喉”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和他在这个事情之前就互相认识。他主动找我爆料说出更多内幕，可以算是他这样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管理层的员工，在“天价酒”事件曝光后，对鲁广余不满的一种反映。 　　博客天下：你了解中石化天价酒最新进展吗？ 　　周筱赟：我目前能够获得关于此事的信息，全部都来自公开报道，因为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对我采访播出的第二天，我就再也联系不上“深喉”了。 　　博客天下：看了网上一段采访你的视频，你花了很长时间去说鲁广余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吗？“深喉”爆料是为了把这个人搞下台，还是有其他的初衷？你想过吗，也许他下去了，会有张广余、王广余…… 　　周筱赟：据“深喉”的说法，鲁广余在提高销售业绩上还是有一手的。我爆料的初衷，只是陈述事实。 　　我从来没有想到鲁广余会因此下台，所以在我4月15日上午11点在博客公布后，不到4个小时，鲁广余就被宣布停职接受调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确实，即使鲁广余下去了，还会有张广余、王广余……只要像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垄断的国企体制不变，新来一个老总，他难道不喝茅台酒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个案反腐对于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改革不就是在一个个的个案中推进的吗？ 　　博客天下：你觉得公众如此关注此事，是触动了他们哪根神经？ 　　周筱赟：我想公众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就是触动了他们对油价的敏感神经。众所周知，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每年的利润近千亿，公众却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是油价不断上涨。油价上涨不仅和有车一族有关，和普通大众也息息相关，现在物价上涨很大一部分就来自物流成本的上升。我看到网友说，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加的油里面流淌着茅台的血液啊，所以怪不得这么贵呢。花近300万购买的天价酒，当然是计入成本了。 　　博客天下：有意思的是，你在博客上贴了一张蒙面的照片，却放言“有种就来砍我”。你还是挺怕的吧。 　　周筱赟：我几乎每篇博文，都是批评公权力、批评垄断企业、批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 　　要说我一点不害怕，那肯定不是真的。但我想我有广大网友的支持、声援，如果真有人来砍我他们完全没法收场。我的腾讯博客，总浏览量已经超过4600万，所以我根本一点不担心，只要适当注意一点就行了。我总没必要公布我全部个人信息，故意创造条件让人来砍我吧？谨慎的预防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博客天下：从2009年开博至今，你在博客上揭了不少黑幕，好像每年你都会被人威胁。既然知道有生命安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揭黑呢？ 　　周筱赟：这可能和我疾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丑恶的人和事。我在博客上揭黑，也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力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虽然频繁受到人身威胁，但还没有遇到过人身伤害。有时候想，既然很多揭黑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又何必继续呢？但是，有时形成了习惯，很难改变。 　　博客天下：你会一直做这个揭黑的事情吗？你做这个有没有利益驱使，换句话说，是拿钱替别人办事吗？ 　　周筱赟：我想我应该继续把揭黑的事情做下去，我想这个社会就是太缺少较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事实上，我已经多次受过金钱的诱惑，钱财当然是好东西，但我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获得，我完全没必要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得。而且，一旦在网络上有了一定正面的知名度，一旦收钱替人办事了，名声马上就彻底臭了，所以我一向爱惜羽毛。 　　博客天下：每次你出现在媒体总是一副性格刚烈的样子，但据说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是大家的开心果。 　　周筱赟：在博客上，我一直都在说，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之所以看似刚烈，这可能和我直接接触到的一些师长对我的教育和引导有关吧。陈丹青、高耀洁、葛剑雄、贺卫方等人的为人和文章，都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学理科出身，这对我的影响就是凡事要讲证据和逻辑，这使我可能显得较真。 　　博客天下：你博客上每一篇博文前都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骂愤青，他们为什么这么让你讨厌？ 　　周筱赟：我出过一本《中国谁在不高兴》，批评国内的愤青。愤青的特点就是没有理性，不讲证据和逻辑。比如明明是瞎编的一则谎言—只要一组抗日的图片传播超过400万次，日本驻华大使就会向中国人民道歉，竟然有无数愤青相信，到处转发邮件。他们真的以为外交是小孩子过家家啊？ 　　虚伪和无知也是愤青的特点。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愤青要求抵制日货，但在抵制日货现场，却有几个愤青拿着日系相机在拍照。愤青要砸烂别人的日货，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日货砸烂呢？愤青从来不去批评公权力的征地拆迁、不去批评公权力剥夺公民的正当言论权利，却喜欢处处表现，维护抽象的国家利益。 　　博客天下：“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单看这些言论，如不细致看你的解释，就会觉得你很偏激。以至于有人说你也是个愤青。 　　周筱赟：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这是央视在2008年的端午节当天做的节目，和我观点完全一致。要知道，端午祭不是端午节，两者没有继承关系，韩国的端午祭是祭祀山神的，也不在五月初五。“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我发表在知名刊物《炎黄春秋》的长文，只是在公开发表时，我没有用“一百年”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也是愤青，那是概念问题，在我看来，讲理性、有证据、重逻辑的批评者就不是愤青。只有那些盲目排外者才是愤青。 采访手记： 　　这是这个栏目开办以来，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类似漫画的图片来呈现嘉宾的面貌。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疑问是：既然你处处口出“狂言”：“有种就来砍我”，为何不敢露出真容？网友说，难道他怕露出真容被女粉丝狂追？周筱赟说这是一种谨慎的预防——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一个学历很高的江南书生，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刚烈？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周筱赟笑了笑：如果这都算刚烈的话，那只能说面对假、丑、恶，世人都太不刚烈了。事实上，总是以“刚烈、犀利”示人的他，为人谦和，是众人的开心果，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小云”、“周博士”。“筱赟洒脱而知小节，喜辩而不失礼。语言激昂，表情丰富，喜皱眉，喜侧耳，喜形诸于色。”他的朋友如此评价他。

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是什么力量驱使温州那些普通百姓，在第一时间就赶到动车追尾的灾难现场救人，是什么力量驱使那些睡梦中的人们，在没有人号召的情况下，就自动前往医院献血？是良知的力量！而良知的力量，来自人们的良心。良心，这个久违的属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名词，在温州动车灾难过程中，复活了，我们通过灾难现场涌现出来的良心与良知，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看到了民间社会自我照亮的希望。 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二岁多的小伊伊，她的父母在这次灾难中付出了生命，我们还要说，是良知的力量给予她以生命。媒体的短新闻报道是这样：【温州特警队长坚持原地清理救 ” 奇迹女孩 ” 性命】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我是下午接到指令说要用吊机把车厢吊起来的，放到桥下来清理。我不同意，坚持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你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生命，万一有呢？你怎么向人家交待？ 有人会说，军人警察在战争或救灾现场，服从指挥是其天职，但在复杂的救灾现场，当自己的良知判断还存有疑虑，按照自己良知的指引，去做一次努力，并不会给救灾工作带来多大负面影响，但却可能救活存活的生命，给那些在黑暗中无助的生命，一丝希望。这位温州特警，让无数网民感动，而人们在感动同时，也在追问，是谁如此草率地决定，宣布车厢里没有生命迹象，结束搜救，并要求将动车车厢推到地面上切割？   通过各种媒体与网络，我们看到现场百姓的互相救助，还有市民利益飞行伞，航拍救难现场，使更多的人看到不同角度的灾难救援现场。基于自己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呼吁，要为死难者建立纪念碑，我则建议，将现场的车厢残骸安放在一起，用玻璃钢罩住，作为纪念标志，供人们永远怀念与省思。而通过凤凰卫视视频，我们还看到，当有关部门强行掩埋列车残骸之时，温州的百姓都表达了不满，他们担心车厢里还有人，并说，不断有人从车厢里被发现出来，可见其搜救不力，也担心旅客的一些物品就这样被简单地掩埋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良心与良知的力量，发自内心，但需要制度保障，社会在制定制度时，也有基于良知的考量，譬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为避免一些政府部门擅自用权，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自肥自利，又自我监督与处理重大事故，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基于法律人的良知，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他在微博里说： 2003 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 71 条特别委员会，但泥牛入海。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 以服众，动车与高铁之发展速度及技术可靠程度令人忧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良知的力量，在媒体人身上，表现为追求事件真相，央视主播赵普在微博里表达了媒体人的强烈不满：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 ﹣“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铁道部真的是破罐子破摔 了，他们要干嘛？” 而律师浦志强则在微博中批评了政府在处理灾难事件中的失当：当初三聚氰胺是咋弄的，动车追尾事故还会咋弄，维稳方案想必完善了。政府就像个小矿主，不讲理更没担当，出了事就瞎对付：全力抢修但毁掉证据，不公 布死伤者名单，不让家属认领遗体，不开放赔偿谈判，不惩处责任者但会找替罪羊；不让受害者起诉，不让律师介入，不让法院受理，删帖并封杀报道。 良知的力量，通过良心的情感作为，变成知识理性，在不同层面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使我们整个社会向善，透明而阳光，正义而无私。这次动车在温州追尾所酿制的灾难，有关部门要反思自己追求速度时，管理能力与质量不过关给百姓带来的凶险，而通过民间救助与一系列社会善举良心，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所在。 国家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良知之上，必须按照适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吴祚来学者

教授的公共关怀与学术研究 2011年08月15日 07:25:30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3版 【字号 大 小 】【 留言 】【 打印 】【 关闭 】 ■公民发言 　　近日,网络热议一位知名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批评者说,这位教授热衷于公共发言,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贡献甚少,支持者却认为,大学教授不是公共关怀多了,而是有公共关怀的人,太少了,纯粹的书斋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不少教授一心想通过书斋研究,来获得学术身份与地位。 　　现在的博客与微博里,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与思考文化历史类的帖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大量的成人特别是文化人、媒体人、法律 人、大学教授、学者的话语主导了网络话语权,他们一方面提供了海量资讯,另一方面参与讨论与对热点问题的解读,三是将自己学科的知识,通俗化地搬运到网络 上,使网络获得了严肃的知识含量。更有意义的是,大学教授或专业社会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干预,使一些社会问题获得媒体与有关方面重视,促成事情的解决,从而 推动了社会进步。譬如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被乞讨儿童”活动,一些专家教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改革和法治进程,均引起网 络热议并得到高层重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社会急剧转型,难免有“酱油瓶子”不时倒下,需要有公共情怀的专家学者去扶起这些“瓶子”,否则仅仅只靠非学界的社会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显然难以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 　　当专家学者更多的通过博客与微博介入社会现实之时,既需要勇气与胆识,也需要专业知识以及时间精力与影响力。我本人曾经尝试着,改变社区饭店停 车占人行道这样的小问题,写文章、发电邮、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与交管部门直接交涉,甚至向市政府投诉,所花的时间精力,不亚于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而这 种交涉还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只是让有关部门行使他们的职责,都如此之难。而更多的专业学者介入社会调研与干预,则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甚至会遭到利益当事 方的打击报复。 　　专家教授为什么要写论文,就是使自己有理论高度,通过研究前人成果,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提出新观点,以服务于公共社会。其实当你介入社会 现实问题追踪研究甚至干预之时,你会发现,这与写论文一样地需要搜集资料,寻找线索,提出问题,甚至要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能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使社会获得 改良与进步。干预社会与有价值的书斋学术一样,都是追求价值,只是一个在小书斋,从书房到图书馆就可以完成,而另一个则在大社会,要走出书斋,要自带干 粮,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不仅要考察研究,还要有所担当,使调研与介入出现积极的结果。 　　研究机构与大学教授要不要学术研究,当然需要,但不能像农民交粮、工人生产产品数量一样,写出量化的论文成果。现在的学术生态并不很健康,一些 学术论文并不是在追求质量,而是追求发表的刊物是否核心期刊,论文是不是可以带来职称与增加单位的学术数量,功利性极为明显。如果专业机构与高校不追求论 文数量,而提倡论文代表作制度,通过少量的论文,要看到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又可减少学术腐败与泡沫化的追求,而这需要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去行政 化,要让真正懂学术又有学术品德的人,来决定论文评价。所以,与其批评个别教授学术论文数量少,不如关注一下现在的学术研究机制与体制之弊,提出建设性改 善之策。　 　吴祚来(学者)

公民社会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已经进入公民社会，还只是处在公民社会的前夜？标准不同，则答案不一。 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精神的普及，形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社会平稳发展、顺利转型的基石和先决条件。这一看法基本上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的愿景。然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对公民社会进程和路径的选择，以及对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状况的判断，却存在着不同看法。 2009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开篇即宣称“中国已经跨进公民社会的门槛里。”其基本理据立足于中国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将其视为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这虽然不是相关各方一开始就自觉追求的目标，却是中国社会的各种行动主体在互动中得来不易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已经具备公民社会的形态这一事实的认知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的总体表现非常充分地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品质。” 5.12汶川大地震瞬间爆发式的呈现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壮观图景，是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当时即被人誉为中国“公民元年”。但是现在再回首，却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溢美之词，未免热情和感性有余，而失之冷静与理性，用心良苦而未能完全切合现实。 中国公民社会萌芽和发育的真实状况，要依托大灾大难才汇展式地得以呈现，这本身就让人叹惋。而灾后参与救援和重建的数百家社会组织，在灾区难以为继，一年后只剩下寥寥数十家。继而发生的艾未未等人的一系列公民行动，横遭阻扰等诸多事件，都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一井喷般奔涌而出的富有公民社会要素的清流，伴随了多少泥沙和泡沫？而“公民元年”的高调宣示，是不是过于乐观或者带有广告诉求的意味？ 这一说法在学理上也有人献疑。有论者认为，按照公认的定义，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它有社会结构、公民意识、经济基础等指标。距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按上述指标衡量，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以个人自由所定义的文明公民、以基本生活保障定义的社会公民、以参与权力行使定义的政治公民——这一与公民关联的三大要素，尚待进一步赋权和改善。 同时，公民社会呈示的是国家、市场、公众等各种不同力量维系的一种平衡状态。如工业化、现代化一样，社会是否公民化，很难找到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更不能以一些过于简单的数据指标来定性。 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曾开发和实施过过一个“公民社会指数”（CSI）项目，通过结构、环境、价值和影响等四个维度衡量，总分10分，中国大陆的得分不足6分，尚不及台港澳。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宣称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无非是一个跛足的公民社会。而要说中国公民社会已经成形，则只是良好意愿的诗意表达。 当然，从具体情境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论断也不无道理，它基于学者俞可平有关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论述：首先，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其次，中国公民具有特殊的制度环境。第三，中国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而且管理不规范，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差距巨大。 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后， 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迅速崛起， 并正在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强力管控下的成长 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其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各种社团、协会、中介、志愿者组织等。 1978年，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众卫生救护团体，在北京、上海、天津等10个城市恢复活动，被视为新中国社会组织复苏的标志。随后10年，各种官办的协会社团组织纷纷涌现。 1988年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年份，虽然仍处于政府严格管控之下，但无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自此开始萌芽，中国社会并向国际非政府组织开放。当年1月，30家民营企业组成的企业家商会在福州成立，被认为是第一家由民营企业家组成的商会。5月，福特基金会设立北京办事处，成为第一批中国政府允许进入大陆境内开展项目活动国际非政府组织。 1990年代至今，中国各类社会组织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其间，政府在开放和管控并重的思路之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现在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发展瓶颈、正在寻求突破的双重注册管理体制。 虽然在1990年和2000年，政府曾两次清理整顿社会团体，限制和打击未进行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但社会组织成长的潮流并未被遏止，民政部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7 年6 月底， 全国各类社会组织已达35.7 万个。而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估计，这个数字当更高，在200 万至300之间，最乐观的估计则高达800万。 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体现了制度的滞后和管理的失策，另一方面也凸显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公认为2009年标志性公民社会事件的“公盟税案”就是这一困境的现实写照。 公盟是一家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因社团注册登记双重管理体制，遭遇合法性困境，不得不通过工商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而对外均用“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这一更具公益色彩的名称行事。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国税局和地税局经过两个月的查账，向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存在偷税行为，责令补税和罚款142万元。 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并予以执行；7月29日，法人代表许志永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7月31日，公盟网站被关闭。直到11月24日，许志永才获得取保候审。 “公盟税案”是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遭遇的典型的社会尴尬，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江平、茅于轼、贺卫方等法律界、经济界的知名学者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而众多网友也加入到声援队伍中。 自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改革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管理制度的呼声一直未断，有关部门也一直声称在探索试点之中。2008年10月23日，深圳市开始“试水”——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施“无主管登记”。 2010年1月17日，深圳这一改革获得“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并得到民政部的肯定和鼓励。改革突破了双重管理桎梏，三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登记，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效果令人期待，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意义重大。 2009：公民力量井喷 与判断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存在争议不同，将2009年视为中国公民意识广泛觉醒、公民精神争奇斗艳，公民参与风起云涌的一年，则得到普遍的认可。 2009年，社会组织在彰显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方面亮点颇多，其中最为夺目的是对“5.12”汶川地震善款去向的质疑。质疑在一个由三家公益组织发起的一个展示会上提出后成社会关注焦点，并得到了政府部门回应，事件凸显中国慈善体制的现状，引发了对政府在慈善领域的地位和角色的深度思考。 另外，无论是7家NGO针对哥本哈根会议全球变暖议题发表的《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还是24家公益基金会建议国务院对财税部门免税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全国首例社团组织环境公益诉讼，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咨询公司“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李德涛等，督促政府信息公开等事件，均体现了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护佑社会福祉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公民个体参与方面，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引发网络问政热潮，各地纷纷效尤。而青年作家韩寒在2009年积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智慧的言说和理性的态度，为时代树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公民样板，以至“公民韩寒”，在年末不胫而走，成为一个蕴含着青春和寄托了希望的流行称谓。艺术家艾未未等志愿者，不畏险阻执着地关心地震灾区死难儿童的权益，所呈示出来的勇气、正义感和公益情怀，也让人肃然起敬并感到人性的关怀和人间的温暖。 公民权利的积极表达和自觉维护，是公民社会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因素之一。2009年9月，广州市选址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消息传出后，周边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等社区的众多居民，通过集体签名、派发传单、口罩秀等多种形式发起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活动，12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有关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全民讨论。 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维权行动被视为公民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新兴中产阶级的成熟与理性，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与智慧，周边选址居民、网民、媒体等各类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表达，共同促成集体行动，引发公众舆论，最终引起政府对公意表达的尊重与支持。获得得了多赢的局面：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和环保意识，媒体坚守了新闻操守，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空间和潜力。 互联网时代，公民力量的体现，在网络上更为显著、敏锐、快捷、宽广和浩大。2009年5月发生的“绿坝事件”就是一个典范。网民抗议活动遍及整个中文互联网，并波及世界，网民们以多样的表达和默契的合作，成功地阻止了“被护航”，体现出公民对自身言论自由权利的警醒与觉悟，以及公民意见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权重。 而“身体维权”，则是2009年公民在尊严遭践踏、利益被侵害情况，公民以一己之力绝地反击的一曲悲歌。无论是张海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最终推动了职业病相关法规改良，还是孙中界为尊严一怒断指表清白，揭开上海钓鱼案黑幕，还是唐福珍抗议野蛮拆迁自焚，激发北大法学院五教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建言废止或修改《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无一不显示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冷硬僵化的制度，在法律援助不彰、社会救济渠道缺乏的现实之下下，维护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要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以及目前我们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站在2010的年头，回望2009年度中国社会公民行动，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乐观的同时，也应该警醒：相对于公权力和商业的力量，社会组织还十分弱小，甚至尚未完全突破合法性的困境。而现实中公民表达的途径匮乏、公民权利行使和维护的艰难，是导致自发而毫无组织的网络公民运动火爆的原因。即便是被高度评价的番禺垃圾焚烧维权，即便公民意识高度自觉，能理性而智慧地在喊出不愿意“被代表”心声，其维权活动也处于粗放的“有纪律，无组织”状态，不得不小心翼翼互不通联以规避风险。而惨烈而极端的“身体维权”，则根本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当发生的事。这些事例，也许预示着中国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之路，依然曲折艰难。 （未删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