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鄢烈山 | 草菅人命为哪般

冉建新案中,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吉德平,又在扯审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坏了”。果真“坏了”,那就视同放弃“自证清白”的机会,予以定罪,这类推脱之辞无效,它还会反复出现吗?     草菅人命为哪般                                     鄢烈山       读南都记者王銮锋的调查报道《利川已无“冉二哥”》,心里一片茫然,说不尽的惶惑,尤其是那个长期叫我百思不解的问题:自古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什么在当下,“同类”相残的事层出不穷,有愈演愈烈之势?         发生在湖北省恩施州的冉建新命案疑云,还有待该省高院等机关的联合调查组揭开谜底。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冉建新遗书指控的利川市纪委书记李伟,与他的死脱不了干系;而冉建新被恩施州指定异地办案的巴东县反贪局局长曾正平已被停职接受调查,巴东县检察长郑雪松已辞职,检察院两名办案人员已被刑拘,显然调查组已初步认定冉是非正常死亡。         这里面有些奇怪的是,即便真如冉建新遗书指控的是利川市纪委书记李伟要报复他,那么恩施州指定与利川同级的巴东县检察院办案,不正是为了规避利川的官员插手吗?巴东县检察院的人并不是利川李伟的下属,有何“必要性”执行李伟的旨意,又有什么“积极性”把冉建新往死里整?假如李伟要收买也不能把巴东检察院的办案人员都收买了吧?当然,地方官场人事关系复杂,我这只是就一般情理而言。       我们已看到不少案例,一些党政或公检法官员,先一天还是人上人,一旦失势被“双规”,理论上还有官复原职的可能,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遭到与普通百姓无二的毫无尊严的对待,甚至严刑逼供。这是为什么呢?在皇权时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概是因为,一方面古时有“官体”,另一方面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入仕不容易,衙役们内心深处多少对他们是心有敬意的吧?而当今之世,谁服谁?平时在台上你八面威风,不得不对你陪笑脸;一旦塌台,不摔个鼻青脸肿,也有人要揍你个鼻青脸肿。这些天,网上曝南宁市一区检察院长高升,老部下们挂“滚蛋”条幅欢送。试想,这位前检察长要是被“双规”,会有好果子吃吗?         弥漫的不公平感和怨毒心理,会产生盲目仇官和暴戾心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至于导致草菅人命吧?         虽然鲁迅说翻开二十四史,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吃人”,是“相斫史”,但中国人自古以来也讲“人命关天”,通常情况下朝廷杀人,不是“就地正法”,要押解京城“三法司”会审,以待“秋决”的。至于“得饶人时且饶人”,“积阴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等,更是民间的主流意识形态。         草菅人命古时情形且不论。而今草菅人命者,有的是丧失做人的基本底线,出于极端自私的利害计较,如药家鑫。有的则是观念问题。“文革”中打老师最凶的是初中的女生,她们“单纯”易受蛊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最革命的表现。如今在中东和非洲,据说也是“童子军”表现得最残忍。最近我在网易等三家微博上转发了贺卫方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越是司法不独立的地方,越应该先废除死刑。因为司法不独立就意味着司法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干预,整个过程没有办法做到非常审慎、认真和理性。这样一种情况下,可能错案的概率会远远高于已经实现独立的地方。”对这个观点评论不少,不赞成者除了思维不清、逻辑混乱的,大抵是没有接受“宁纵不枉”现代法律观的人,——为了“威慑”贪官,不惜更多的平民蒙冤丢命。         草菅人命的问题深究下去,我想主要有两条,一是丧失了同为人类的怜悯心和基本的同情心。我常想,街头城管一线的队员,其实也是底层人,比农民工不过多了一身等级最低的制服而已,他们当中有些人怎么会对游动小贩那么凶恶?撵走就行了,何必动辄打人夺物?还有,非法强拆中的那些打手,有点身分和身家的人也是不会干的,他们那么卖命地置人于死地,心里就不掂量一下吗?         更重要的是,草菅人命者,特别是背后的指使者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起不到对同类的警示作用。以本文开头讲的刑讯逼供而言,公安部及别的司法部门,这些年下过多少明确的禁令,它的有禁不止足以说明与执法观念更新毫不相干,而只能是对知法犯法者惩诫不严所致,刑讯逼供没有成为一条“高压线”。冉建新案中,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吉德平,又在扯审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坏了”。果真“坏了”,那就视同放弃“自证清白”的机会,予以定罪,这类推脱之辞无效,它还会反复出现吗?     2011/06/10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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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贺卫方:红歌之忆

[15]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中国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毛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毫不例外的承袭了主要的封建传统秩序,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前人达到极致,被神化了的领袖拥有无限权力也超过了历代君王,精神和思想上的专制最为典型。“反封建”的口号喊了上百年,曾喊过这一口号的当权者上台后无不掉转身位视封建为至宝并发扬光大。科学民主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也不能例外,但是封建残余的负隅顽抗依然无处不在,中国还要有个漫长的过程。 用户: YYXUN 发表于:2011-6-11 23:20:42 支持 (3) 反对 (0) [14]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是国际歌中最给人启迪的一句歌词,它彻底否定了“唱红歌”运动。 用户: ztsr 发表于:2011-6-11 23:08:35 支持 (3) 反对 (0) [13] 回复:云岫峰 统治者的一个愚民术,就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侵犯个人权利。他们往往要在国际上污名化一个国家,然后吓唬国内的老百姓。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云云,这些陈旧的谎言都曾经堂皇一时。 当一个奴隶被洗脑后,他自觉地站在主子的立场思考问题,尤其是喜欢思考主子与其他人之间的问题,而完全忘记了自己做奴隶的身份,真是可悲啊。 在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旗号下,国家被抽象为独立于并高于人之上的主体,而人反而成了工具。 如果你忘了国家是为了国民而存在的,你忘了自己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国家的工具,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谈论国家,因为那个国家不是你的,你只是国家的奴隶。你也更没有资格代表你的主子,要求别人也去做他的奴隶。 用户: 自由呼吸 发表于:2011-6-11 21:57:59 支持 (9) 反对 (1) [12] 回复:cardamom 我前面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想说明:在先后出现的2个事物之间,并非一定要有历史的逻辑;它们可以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偶然,两者是可以毫不相干的。更谈不上什么实践的逻辑。 至于你说的神话毛泽东所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效果,其实是你的误读。 首先,毛泽东在主观上并没有想成为“上帝”,他只想成为“皇帝”。如果说“皇帝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毛泽东绝对不能算第一个对中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 其次,即使毛泽东摧毁了宗族社会的基础,实行了妇女解放,从而把维系中国五千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改变为“以最高指示为纲”,他的目的并非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在人性上的平等, 相反他建立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兽性上平等——相互揭发、相互出卖良知的平等,相互摧残折磨的平等,任何人可以无法无天随意取他人性命的平等,一个人人丧失人权的平等,总之,是一切丛林法则下的作恶的平等。这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实在是霄壤之别。这怎么能是“精神解放、确立人权”的第一步??? 再次,即使客观上摧毁了“三纲五常”,中国也没有真的消灭特权阶层。城乡二元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平等,北京市民被全国供养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面的摧毁人性,实施精神控制,根本不在于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所谓人人平等云云,不过是骗人的谎言。 最后,一个被泯灭了人性、摧毁了社会的结果,与后面对人权基础上的平等追求之间,只是历史的反弹,两者不存在所谓“历史的逻辑”。假如没有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国会更快走入追求人权平等法治宪政民主的新天地。毛时代是历史的逆流,不是历史的动力,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 用户: 自由呼吸 发表于:2011-6-11 21:27:01 支持 (6) 反对 (1) [11]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请问这位云岫峰先生,凭什么说“中国拥毛的是多数人”?你看看你的这个回复有几个人赞同? 下面的我的一篇博文: 据统计,每十万人中只有一个脑残 大家都知道,最近毛-左集中营“乌有之乡”网站发动一场要“公诉”茅于轼、辛子陵两位先生的运动,并且广泛征集网友签名支持。可笑的是,据“乌有之乡”一篇文章披露:“我们都确信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热爱,但签名仅占了全国0.001%,还不及一场球赛的观众,如果近期还停留在这样的签名水平,那么这个签名非但没有积极的意义,反而是让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蒙羞;第二,让亲者痛、仇者快。目前已经在其他网站出现了诸如‘应者寥寥’之类的嘲弄之声。” 看来,当初我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毛-左的数量。因为,据说全国的精神病患者就将近两千万人(1993年国内抽样调查的数据是:全国约有1800万精神疾病患者。),鉴于某些地方唱红歌的巨大声势,我误以为,全国的毛左脑残数量,怎么也要比精神病患者多五倍啊! 而“乌有之乡”搞的毛左签名却仅仅21378人,与13多亿人相比,只占全国0.001%,即每十万人中只有一个脑残毛左;即使按全国4.7亿互联网用户来计算,签名者也仅占网民的0.004%。这说明,毛左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多。就算有些毛左没去签名,给他们打出十倍的余地来,也不过万分之一。 说毛-左是“脑残”,似乎有些促狭,但我觉得并无不妥。因为毛-左大都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缺乏良知,二是缺乏头脑。他们无视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长达数十年的巨大灾难,无视毛奠定的极-权-体-制给中国留下的种种恶果,攻击改革开放,拒绝普适价值,认识不到当前的腐败等各种弊政,无不是专制结出的恶果,鼠目寸光,倒行逆施,妄想回到全民赤贫、万马齐喑的毛时代,这不是脑残是什么? 曾经有人对我说,他崇拜毛,是因为毛文才武略举世无双。这实是一种奴才人格。这么说来,希特勒、斯大林等人类历史上百年不遇的恶魔,也应该是“伟人”了,因为他们也都有“文才武略”。希特勒的绘画水平很高,他的口才也是一流的;斯大林的文章洋洋洒洒,全集达十五卷之多(毛只有五卷)。我曾举过一个例子:某大巴司机把车开到了沟里,车中死伤一片。但幸存的人们不仅不救死扶伤,不仅不指责司机的过失,反而跪在地上歌颂那个肇事司机——因为那个司机的诗写得好、字写得好。这是什么逻辑啊!这种人不是脑残是什么? 好在,随着红-朝-秘-辛的不断披露,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伟人”原来是“伪人”。被欺骗、被奴役的人们,实在没有理由为骗子和奴隶主唱颂歌。 那些误以为崇毛唱红就可以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客们,还是醒醒吧!当然,脑残除外。 用户: 李钟琴 发表于:2011-6-11 20:39:34 支持 (25) 反对 (2) [10] 回复:[5]自由呼吸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办法不这样走过来,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刘泽东、李泽东、王泽东被神化、被崇拜。就是说,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刚刚消除了文盲,意识和思维方式不可能绕过那个时代而一步跨到今天这种水平上来。 其实,跟毛时代相比较,在思想解放方面,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走多远,比如过去人们崇拜领袖,今天人们依然敬畏领袖,三公消费近万亿了,从未见有人籍此批评、问责党的领袖。崇拜意识与敬畏意识近在咫尺,今人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前人? 大哲学家波普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无数试错试出来的,换句话说,假如今天大多数人能够具备对于民主宪政的认知水平,那完全是前人试错为代价换来的。这是历史的逻辑,没有人能够抗衡历史的逻辑。 用户: cardamom 发表于:2011-6-11 20:16:48 支持 (7) 反对 (5) [9] 回复:[5]自由呼吸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办法不这样走过来,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刘泽东、李泽东、王泽东被神化、被崇拜。就是说,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刚刚消除了文盲,意识和思维方式不可能绕过那个时代而一步跨到今天这种水平上来。 其实,跟毛时代相比较,在思想解放方面,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走多远,比如过去人们崇拜领袖,今天人们依然敬畏领袖,三公消费近万亿了,从未见有人籍此批评、问责党的领袖。崇拜意识与敬畏意识近在咫尺,今人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前人? 大哲学家波普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无数试错试出来的,换句话说,假如今天大多数人能够具备对于民主宪政的认知水平,那完全是前人试错为代价换来的。这是历史的逻辑,没有人能够抗衡历史的逻辑。 用户: cardamom 发表于:2011-6-11 19:41:10 支持 (5) 反对 (5) [8]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贺卫方及其粉丝之所以如此顽固地坚持右翼理念,其根本原因就是死死地站在个人恩怨或家庭遭遇的立场上,他们几乎不可能移动半步站到多数人(右派自己也承认中国拥毛的是多数人)的角度上来理解大众的利益和情感。在他们的心目中,个人永远大于民族大于国家…… 最近在网上读了一篇“我是怎样成为左派的”帖子,主人公的家庭遭遇使他成绩好却升不了学,文革后才得以读大学并进入国家高层工作,后来下海成为了“先富”一族,他的观点立场是天然的右派。而促使他观念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则是他在国际事务中意识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地位之时。通过一两年的重新探索,当他真正站到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回顾历史观察现实后,他终于彻底地转变了立场,并重新理解了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于是,他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在中国复辟社会主义”! 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没有完成这种应该被称为“脱胎换骨”的“转变”前,他们永远只能是长不“大”的小写的“人”。 用户: 云岫峰 发表于:2011-6-11 17:50:31 支持 (1) 反对 (51) [7]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七律八首·毛祸 李钟琴 一 而立一声声遏云,燕门旌旆舞纷纷。 气吞万里独夫业,血战三年百将勋。 物换星移长愦愦,天翻地覆暂欣欣。 人人齐颂升平世,谁察神州难正殷! 二 满目疮痍海未平,貔貅百万大东征。 投之死地多成鬼,赔了皇儿又折兵。 纠纠斗鸡犹好战,巍巍功狗已当烹。 高山丽水三千里,留待后人听怨声。 三 狂风暴雨一时急,百卉凋零辗作泥。 派别有人皆左右,阵营无国不东西。 引蛇出洞云鸣放,打狗关门号斗批。 知识居然成罪状,天荒破尽叹滑稽。 四 遍地高炉烟火飞,不耕不穑炼钢时。 战天斗地年年倡,赶美超英日日吹。 嫁祸于天天不语,虐民之事事堪悲。 伟人欢喜弥天谎,饿死苍生未足奇。 五 各路神仙驾到初,诡云迷雾罩匡庐。 日餐五顿言犹在,亩产万斤仓已虚。 直士无辜遭放逐,细民何计乐樵渔? 圣朝终演食人剧,元帅空留万字书。 六 桩桩件件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虎斗龙争民受难,鸡飞狗跳国遭殃。 莘莘学子成鹰犬,寂寂黉门走鬼伥。 可叹焚坑千古火,只燃茅厕一支香。 七 读书时节无书读,未及成家又别家。 汗洒豆畦和麦垄,泪流地角与天涯。 本为紫陌随风草,欲做丹心向日花。 知命之年多下岗,青春无悔尚相夸。 八 一自中华堕劫波,百年魔怪舞婆娑。 陈东无计逃囹圄,郭泰何曾脱网罗? 总见青蝇污白璧,又闻赤县唱红歌。 坐穿炼狱仍难悟,如此愚民奈若何! 用户: 李钟琴 发表于:2011-6-11 17:41:24 支持 (24) 反对 (1) [6]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那个时代 用三个字消灭了其它书 即封资修 家家都有红宝书 书店里也是红宝书 你想买数理化方面的书都很难买到 大小喇叭天天播送样板戏 还有语录歌 现在再听那些歌 当时的一幕幕人斗人的景象又浮现眼前 往事不堪回首 那些歌 不会再唱 也不想再听 但愿那个年代 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经历过的人 不会知道什么是文革 用户: 普通民工 发表于:2011-6-11 16:18:02 支持 (29) 反对 (0) [5]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神化毛泽东是中国老百姓摆脱“蚁民”、“草民”的社会身份地位,颠覆官僚等级意识、消除官与民的差别、实现官民平等地位的一条必经之路,可以说是实现“精神解放,确立人权”的第一步。这是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跟许多人一样贺卫方没有读懂这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用户:cardamom 发表于:2011-6-11 12:07:41支持(0) 反对(10) 请问一下:如果有人先放了P,接着红太阳升起了。那么:这是历史的逻辑呢?比如有人经常说的——“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选择”呢?还是实践的逻辑?比如有人经常说的——“人民的选择”? 用户: 自由呼吸 发表于:2011-6-11 14:36:43 支持 (17) 反对 (2) [4]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hh,可是某些生物老想我们再为他再死一次 用户: gcmt 发表于:2011-6-11 14:31:37 支持 (19) 反对 (0) [3]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对于80后是多么幸福,,没有经过那个年代,, 用户: 普通公民1301 发表于:2011-6-11 14:08:14 支持 (17) 反对 (0) [2]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贺卫方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而不是人文学方面的专家,我尊重他在法律方面的见解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但不认同他在人文学方面的看法。 西方世界人权的确立是跟宗教改革密切相关的,宗教改革适应了精神解放的需要,确立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确立人权的精神基础和法理基础。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两千多年,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意识是不可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在一夜之间彻底颠覆的,在“人人平等”原则确立之前必定存在一个过渡缓冲的阶段,这一阶段所奉行的原则是“伟人领袖之下人人平等”,近似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换言之,神化毛泽东是中国老百姓摆脱“蚁民”、“草民”的社会身份地位,颠覆官僚等级意识、消除官与民的差别、实现官民平等地位的一条必经之路,可以说是实现“精神解放,确立人权”的第一步。这是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跟许多人一样贺卫方没有读懂这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用户: cardamom 发表于:2011-6-11 12:07:41 支持 (3) 反对 (68) [1] 回复:贺卫方:红歌之忆 “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发人深省。 为什么“又活过来”?是因为唱红歌、唱样板戏已经把人们从精神上唱死了。 用户: lixiaoqun 发表于:2011-6-11 9:33:05 支持 (65) 反对 (1) 加载中…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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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红歌之忆

1970年我十岁,由于家庭落难,回到了当时属于烟台地区的牟平县农村老家。那时候,文革最急风暴雨的阶段已经过去,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教育战线当然属于这革命的最前线了。课本里都是革命内容,像语文,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其他大多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篇什。连数学、物理等也要结合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编写教材和教学,文艺方面的教育就更不在话下了。 唱歌是最普及和简单的艺术教育形式。像《东方红》这样几乎取代了国歌的歌曲,学前阶段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了。后来唱得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还有那首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歌曲: 最嘹亮的歌是东方红, 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毛泽东,毛泽东, 您是革命人民的导师, 您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全世界人民热爱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全世界人民心向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个时代,物质极其贫乏,但是唱着这样的歌,想着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在这样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过着幸福生活,还是不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只是经常吃不饱饭的滋味不好受。 在歌曲方面,也许文革最重要的创新是把毛主席的语录谱曲歌唱。小时候不觉得,大了之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长短不齐的一大段话,要谱曲,唱起来要上口,我实在是太佩服那位最擅长打这类攻坚战的李劫夫先生了。记得我们唱得较多的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时必须唱的那首(“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以及只有四句话的《下定决心》。某年,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洁到只是一句话:“要斗私批修”。很快语录歌就来了,内容贫乏,却简单易学,高亢有力到只是吼叫的程度。 在江青的主导下,现代京剧样板戏陆续推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是比较早的几出。彩色电影带来了那个时代殊为难得的视听感受,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剧团都大力推进,样板戏的唱段传唱全国城乡。我们那个学校甚至组成了宣传队,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我嗓子不好,只能饰演一个配角:翻译官。不过,那些戏里的唱段却是烂熟于胸,不少戏都可以从头背到尾。 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是懵懵懂懂的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还是在心中涌动。只是那个时代讳言爱情;无论是一般歌曲,样板戏,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沙家浜》里,敌人“派了岗哨又扣船”,让阿庆嫂无法与新四军联系,她的唱段中连声迭出三个“怎么办”。此时《东方红》旋律响起,阿庆嫂浑身上下突然之间就焕发了勃勃生机:“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看乱云飞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员:“我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随之响起的女声伴唱以及灯光变化都强化了这“天地明”的效果。顺便说一句,在京剧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许《杜鹃山》第一次,无论如何是一个创举。另外,管弦乐队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力,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对于语言的千锤百炼也是样板戏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整体而言,文革歌曲属于一种病态的花朵。它们鼓吹个人崇拜,把领袖视为人民的救星。它们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政党文化,尤其在党与人民之间关系上,片面烘托党的光辉与正确。依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文革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犯下严重错误的时代。它们矮化了人民,没有领袖的阳光雨露,人民就无法成长。没有领袖的引领,人民就会迷失方向。这些歌曲掩饰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制造了社会的仇恨,语言粗暴,非黑即白,成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要的讴歌,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对于私人利益与情感的维护。对于这些因素,今天重唱它们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1977年,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转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入学的大学生。当年学校给我们宿舍楼每一层配备了一台电视机。那时,许多文革期间遭禁的文艺作品正成批量地解禁。一天晚上,电视播放的是文革期间被宣布为“封资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海乐团演出,1959年首演时的小提琴手俞丽拿重新亮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音乐演绎到楼台会和哭灵时,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间缠绵倾诉和悲剧发生后凄婉痛楚的乐声中,俞丽拿的两行热泪眼滚落在琴板上。我们二十多个男生仿佛遭到电击,一片默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   来源: 贺卫方的博唠阁 链接: http://www.bullock.cn/blogs/heweifang/archives/153352.aspx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4765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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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重庆日报答贺卫方《公开信》社论

[ 陈有西按 ] 在很少的几个网站上看到了《重庆日报》的这个社论,网上查了一下,连重庆日报的《华龙网》都没有转载此文,因此尚无法证实真是社论。对于一个学者的公开信,重庆市委机关报以社论方式回应,这是破天荒的。我认真读了此文,虽然觉得语焉不详,还没有真正明白他们说了什么,但是这种平等商讨的姿态是值得称道的。可以看出重庆在修正自己的形象,开始在反思怎样的治理思路才是真正得民心的。“重庆需要全国的有担当、有远见的知识人出谋划策,也俱备从善如流的听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将原则与现实结合的审慎之智慧,自然为重庆之所需。”这是这篇社论的精髓,大家还是应当从正面去解读。只有兼容思维,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淡化功利和急功近利,大家是能够找到共识、明白真理的。 [ 曾经按 ] :对贺卫方老师的公开信,我一直以为重庆方面是置之不理,不屑一顾的,今看法律博客转载重庆日报社论,原来也是予以理性的答复,虽然两篇文章所持价值观不同,导致观点相左,立场相异,但起码能够平等、理性、宽容讨论问题,没有一言不合,不打出手,更没有恃权封杀异见者的言论自由,此可谓社会之一大进步,假以时日,权力与权利也许能够达至某种平衡状态。 法治是人民的法治 ——答贺卫方教授 重庆日报 社论 近日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其拳拳之心实在是让人感喟。然读后却生出几许莫名的惆怅,所谓“郢书燕说”,其中穿凿附会、一叶障目之论满纸泛溢。使人心中块垒不吐不快。无疑,贺教授之言辞乃为行使宪法赋予之权利,言论者,无正确与错误之界分,惟有符合事实与否的论证,更甚者,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秉持更为客观的视野和心胸,不能仅为“洛阳纸贵”的舆论效果,而否弃推动进步的知识人使命。 自重庆开展“唱红打黑”活动以来,舆论呈现出两边倒的态势。有人甚至穿凿附会为新“文革”——这实在是臆想。自文革结束 30 余年,逝者尤可忆,生者更感喟,中央早已定论文革为“十年浩劫”,即为“浩劫”,天下人当勉励阻却之。仅为“唱红打黑”就可再掀文革狂潮,其莫名之惧者,权力之滥用也。 重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面对着历史使命与既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这就是大城市、大农村的格局在短期内并未能有效予以缓解,可以说,重庆之背景即为当今中国之背景。这种城乡二元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政令经常顾此失彼,使臂使指之行政高效也常常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力困境。“唱红打黑”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和行动,一是针对官僚机构的虚以委蛇,甚至在有些单位的人民公仆堕落腐化为鱼肉人民的幕后黑手、主谋、帮凶 ; 二是要开展大范围的舆论宣传,为更进一步的亲民、爱民、护民创造更加广阔的群众基础,为落实中央 3.14 总体部署,统筹城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法治、宪政之路,漫漫其修远兮,自清末维新变法始,中经“国父”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国民党统治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至而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是其实现之路的探究。我泱泱中国之有担当、有抱负的知识人均在不断地追求。环顾四海,日本之明治维新,其起点并不早于我国,考诸其宪政路由亦充满曲折坎坷,尤其是当国家面临着外侮的时候,宪政的首要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然,而今日本无疑成为世界之大国、文明开化之国、宪政之国。其中法律人的推动自不待言,可是,日人之为国家、为家族之牺牲个人的精神与气度恐怕亦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之进步、民族之兴盛、个人之小康,不是一种既定的、生来既有的权利体系,更不是话语,而是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之实践使然。中国之落后挨打,与每临大事先争是非不顾名实、只惟知不惟实的知识人癖性不能分开 ; 与民族精英只顾理想不看现实不能分开 ; 与统治阶层腐化堕落、丧失统治意志和德行不能分开。 考诸世界各法治国家的法治历程,我们可以得出此结论:法治之进路并非一途。英国之君主立宪 ; 日本之一党独大,党中有党 ; 美国之两党轮流 ; 甚至,同名总统如美、法、德其职权亦不相同。真如托克维尔所云:真正的法治必与民情相合,只有符合民情的法治才是万世不易的真法治。而借以他国之法律制度的移植,不论该国之情势,实在是书生意气、眼比天高。 如贺卫方教授者为法治中国殚精竭虑,在新疆之两年间亦为中国之民族国家找寻法理基础和治理思路,其知识人的情怀让人不由心生敬佩。先生为重庆的现状鼓与呼意在提醒权力之特质。权力者,其运用存乎一心,可斩楼兰 ; 亦可斩忠诚的异议者。先生之虑并不虚发,然在既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下,权力之剑首指腐坏堕落之权力阶层与残害生民之黑恶势力,其法理逻辑既是遵循重庆之民情,循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程序,也是“务为治”的千年中国式法理难题之现实解答。 整齐划一、万马齐喑并不是重庆所追求的社会模式,有争论、有异议方显社会之生机与活力。重庆需要全国的有担当、有远见的知识人出谋划策,也俱备从善如流的听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将原则与现实结合的审慎之智慧,自然为重庆之所需。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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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对岸观察>他们台湾这些年(二):儒家思想与道统问题

我们辅仁大学迁台之后的系主任,是王静芝先生,他定下来系风、系训、系规,也就是“书不读两汉以下”。 编者按: 5月19日晚,北斗网在北京万圣书园举办主题为“他们台湾这些年”线下读友交流活动,会上邀请到四位台湾籍大学生,与我站读友畅谈宝岛台湾的方方面面。今天发表的是此次交流会的录音整理稿的第二篇。 他们台湾这些年(二):儒家思想与道统问题 演讲/ 蔡宗霖(中国政法大学) 整理/ 蒋藤意(北京交通大学) 主持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台生会学术部的负责人蔡宗霖同学。(掌声)其实,应该说是蔡宗霖老师,他比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们都要年长许多。(众笑,鼓掌) 蔡宗霖: 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一次参加北斗网的的聚会。按照主持人订下的规矩,我先做自我介绍。 我1976年出生在台湾台北市,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再进入台湾的辅仁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系,念书。2001年毕业,两年退伍然后进入台湾的知名企业,就是做统一方便面和统一冰红茶的那家(众笑)。做到了27、28岁,就不再做了。 因为我15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辈子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值得我用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来投入的。我到二十七八岁,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问过台湾的好多检察官和律师朋友,他们建议我到北京来求学。所以我才到北京来。 我从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本科一年级,从学士学位一年级开始从头念起,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想从事一辈子的工作。所以一定不要拿自己开玩笑。我必须要蹲马步,练基本功。所以我从本科一年级从头念起。 这位拿着相机红色衣服的朋友,是我非常敬爱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的共同好友(全场大笑)。那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叫滕彪,我和他私交非常要好,然后包括万圣书店的刘苏李先生,还有贺卫方先生。我的硕士指导教授是法学院院长龙卫球先生。然后我是07年开始跟随龙卫球先生攻读直博,专攻德国商法典。这些年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海外上市、企业并购、融资、风险基金、投资银行,但是那些只是谋生的技能。 我在中国大陆大概定居了八年,从2003年开始。我常常回忆我在辅仁大学求学的时候,我们的系训,出自史记,太史公的自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那么正好前两天薄然打电话给我,希望今天我来跟大家聚会。刚刚好人大的这位同学,说不想把气氛搞得太学术。但是我从小,大概三四岁开始,就喜欢念书,除了念书,我大概也不会什么其他的。 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讨论,刚刚我有个法大的师弟想从法学和大家讨论“法统“的问题,那么我来和大家聊聊所谓“道统”的问题。 要讨论中国,要讨论文化,要讨论传统,这些是我们本身要做的定义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有深思的必要。是因为我们都这么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从自己哪里来,那么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台湾的文化又是什么,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考察,我觉得那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当然,我们辅大的老师是非常骄傲的。我们传授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我们辅仁大学迁台之后的系主任,是王静芝先生,他定下来系风、系训、系规,也就是“书不读两汉以下”。中国的传统哲学,大概在先秦诸子的时候,已经大致定下。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的。之后不管是汉晋,或者是唐宋、元明,乃至于清朝、民国,甚至现在,大概都脱不了先秦诸子,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之上再发展。如果我们能够追溯,讲先秦诸子和汉朝,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诸子百家是个很大的命题,事实上我们要和国人说清楚。我可能还是想从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从孔子时然后如何慢慢演变到现在的角度来讲。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可能讲这个题目甚至要延长时间。 我每次看待这过去八年,事实上,我到北京有一种知根知底的感觉。我很少回台湾。我想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可能在座的诸位都没有我那样的成长经验。跟我差不多同年纪的朋友,台湾的百姓,大概都是这么长大的: 我们启蒙是书上看到的古代的书籍。那个时候开始教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上幼儿园小班,每天得背一首唐诗或者宋词。不管是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还是唐诗宋词,一天要背一首。父母亲回家的时候要求会抽背,如果不背就大棒子伺候。确实如此。甚至我们每天都要临帖写毛笔字。小学我们的国文课文,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得学习清朝时期的文言文。初中的时候,在台湾叫国中,大概就得学唐宋时期的文言文。这是国中, 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初中大概是95%。高中是99%。我记得我高中作文没有一篇白话文的东西。全都是大概魏晋时候的东西。那么我后来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我们读的基本上就是先秦诸子。那么当然有一个注释的问题。先秦是个很特别的时代。我甚至会这么认为中国五千年来,只有一次学术方面的。这是先秦诸子。在那之后,当然我觉得始作俑者是董仲舒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来谈董仲舒先生的问题。我们先从孔子开始。孔子,他创造了儒家这个学说和体系。当然在同时,有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诸子百家,九流十家。但是孔子从理论或政治方向上,他的学术体系是统治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达数千年之久。直到我认为的1850,西方国家的法治民主这些概念甲午战争后进入中国。 甲午战争之后,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这些争论。一直到1850年之前大概儒家文化是深植于中国人的骨髓里、心里。孔子之后有两位重要的儒家先贤:孟子和荀子。 事实上学术上有这样的说法,荀子事实上是有点像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西方的性恶论导致的法制或者法家的这种概念的升起。 在今天上午开始之前,我和在座几位朋友闲聊。事实上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在孟子里也不是没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一直到汉朝,秦朝。事实上,秦朝它不在乎儒家或者是儒术它用的是执行人。事实上的理论框架或者是政治哲学或者是政治概念基础都是用韩非子。到汉朝的时候是黄老之治。再接下来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我一直不认为,中国这数千年来,事实上,外儒内法。儒家只是外表,躯壳永远是法家。甚至杂以阴阳家。儒学或者儒家又陷入衰微,所以有了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主张用文学的方式或者深入世事人心的方式来重启儒风。 我很同意在宋朝的时候朱熹和陆象山,他们开启了这个理学,事实上,这都是儒家文化的变革。到明朝的时候,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我认为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在接下来,可能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清朝最大的表征是考据学。然后如果讲实用之学的话,就是王阳明先生的心学被曾国藩、左宗棠运用,他们把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的概念,用来重建汉族的中心地位。 我不太喜欢谈一百年以内的事情。因为我认为,都容易流于主观。那么清朝的考据学之后,有所谓的新儒家。那么我认为新儒家的代表,“可能”是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甚至是傅斯年先生。这些前辈先人我都是非常尊重。 那么当然我不否认,到现代、现当代,可能在座很多位朋友,有所谓的经济问题,或者是人们总是难以摆脱的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的问题。但我觉得真知识、真学问可能还是值得考虑,还是值得阅读的。 台湾从1949年,蒋介石带着三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包括当时的所谓的学问家、大儒,带到台湾去。事实上,蒋介石他本人,根据他自身的说法。把这个道带到台湾,进行薪火传承。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说的那种,从小到大的一种成长的经验。那是好是坏,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我过去这八年,尤其是从07年开始,其他城市我只是出差,可能没有长居。但是北京这地方,除了万圣书园,我常常在这里看书,会有一种没有人在读书的感觉。我觉得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是,北京这城市,起码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或者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气氛我个人觉得略显浮躁。略显浮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就像我刚刚私底下和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过的,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什么事情可能在追求了一定的物质欲望之后更值得我们考虑? 我一直非常喜欢陈寅恪先生在替王国维先生做墓志铭写的那番话:先生之学问,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篇章,或有时而不章。然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原文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编者注) 这个可能是我与在座诸位共勉的事情。如果待会儿有什么问题,望大家有空交流。谢谢! (掌声) 主持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蔡宗霖: 法学,或者中国古典文学都可以。 提问1 : 有一种说法被很多人都认为是。所谓台湾是中华文学的正统,关于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待? 蔡宗霖: 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场合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争执。毕竟,中国的概念或者是国家的概念,光理清这两个概念,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文化,怎么去鉴定它的范围跟它的框架,本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那么不能否认,中国大陆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而现在在很多好的大学好的老师,我觉得他们也在时时刻刻在讨论。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文明,所谓的正统是什么,非正统是什么。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此之前都有很多前提需要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是以儒家为代表,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只能说从表面上的现象讲,就是说我虽然不愿意在公开这么说,但我认为,从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和资料,这确实是事实。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和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文风确实中断。 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敬重的社科院的老师谢怀栻先生,他是跟梅贻琦先生在大陆取得法官的资格。他代表中国政府在二战后去台湾签下协议,把台湾收归中国的领土。49年,他留在中国大陆。我的一位老师来大陆参加博士生的口试答辩,谢怀栻老先生跟他这么说:你在德国跟随拉伦茨先生学《法学方法论》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青海。我在青海干什么?我在青海堆了三十年的石瓦房。我要读书啊,我连26个字母的书都找不到。三十年——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他在青海只有一本书陪着她,就是《毛语录》。他在青海读一本《毛语录》读了三十年。他在25岁以前就会七门语言,而且是精通,能达到翻译的程度。他很希望他的德文、日文能够再精进,写一些教材,立一些法律,但是事实上,从1950年到1980年,他一直在青海堆石头。后来当然改革开放,他又回到了社科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三十年对中国传统和道统的一种,摧毁。我个人在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心情是比较激动的,如果诸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陈寅恪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生平,大凡皆如此。世事难料。或许2000年以后,中国道统的重新发扬和复兴有赖于在座诸位。 提问2 : 不好意思,我会觉得说,你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道德断层。因此台湾就是更正统,你的意思是这样么?因为台湾保留了。 蔡宗霖: 我不同意你的结论,有曲解我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台湾因为从未中断,事实上从学术成果来看,学者的成果传于后世永远是他的著作和他的言行。那么事实上,从牟宗三先生,中国的新儒家和传统国学,我的观察是1990年之后也没有发展。那么在1990年之前,他们做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背景也都是在中国大陆所受的学术积累。事实上在1990年之后台湾很严重的文化现象,可能是在座诸位不太明白的。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文化的可能性。例如说我念的是辅仁大学,我们的专长是诸子百家,大概和台湾师范大学是一个体系。但是台大法学院,SORRY是台大文学院,台大中文系。台大文学院就不讲这些小学中学诸子百家先秦两汉历代说文解字的这些东西。台大文学院,当时专长独步华人文学界和台湾文坛,就是白先勇。就是所谓的台湾文学,白话文学。当然他有学术上的专长,他做出成批的,我们必须遵照。但是你说闽南文学,或者福建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那你说台湾文学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那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提问3 : 那你说在中国大陆,大中华。在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蔡:一个是反右,一个是文革)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只有中华才发生的历史。 蔡宗霖: 我不喜欢用必然性来诠释历史。我认为历史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性。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企图用科学来归类或者是演绎史学这种东西,我认为没那么简单。 提问3 : 因为从长远的历史上,中国在迫害知识分子这方面,以及文化上的浩劫,这事实上是一种必然性的。而走到今天来看,中国大陆,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因为它把这些都发挥的不能再极致了。 蔡宗霖: 如果你要说对文化的摧残,或者说是对文人的一种宫刑,是一种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我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们认为,OK文革已经过去了。假若你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去推动未来,那我觉得从你的结论可以得出,中国必须经过无数次这样的浩劫。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下这个结论。焚书坑儒,文革或者是清朝的文字狱,我觉得这和历史的必然性无关。可能不好意思,我觉得如果从法学的角度上看,我觉得这是法治,也就是专制的政府与自由开放主权的思想的冲同。事实上这一阵子,我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在这边这么说,我可能要做一些立法工作。我过去这两三年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有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网路自由,一个法律框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困难。我觉得在没有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之前,讨论这类的问题,都容易流于空泛。我推荐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部对这方面论述比较详尽,也比较有逻辑,我比较同意的是小约翰米尔的论自由。事实上大部分讨论的都是言论自由。再来大概是美国的大法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事实上不管焚书坑儒,文字狱,还是浩劫,和我刚刚说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喊口号是容易的,讲一些简单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是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参与尽力的工作,去参与规范的工作。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刚说的法官举得例子,大家口口声声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观众在电影院忽然站起来大声谎称这个电影院着火了,然后导致观众大量逃出,相互践踏,并且造成多人死伤,那么这个站起来大声谎称电影院着火的言论自由我们是不是应当予以保障呢? 任何自由,我认为都不能没有界限,否则就容易流于民粹主义。而我认为,暴民政治和专制政治是同等邪恶的。从苏格拉底之死,我就深有体会。(鼓掌) 蔡宗霖: 这位穿红色条纹衣服的朋友,你想和我讨论。 提问4 :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精神,比较乐于思考,尤其是对于国家社会,你有一种担当的责任。我觉得你选择了法律,作为你一生的事业,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所以我这一方面比较有些好奇,我很想知道你如何选择了法律这个道路? 蔡宗霖: 我刚刚有说过,我15岁的时候就一直思考过这个事情。我不见得比在座各位,我个人比较幸运的是,我从15岁开始挣钱,从17,8岁开始觉得赚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赚钱就是为了花。够用以后,为了赚钱花那么多,应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更有趣的事是什么,我想了足足十二年,从15岁想到27岁。我就想到法律相关的工作,不仅仅是个赚钱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公平,正义,宪政,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定义。我觉得如果我能了解这些词的定义,并能通过我的日常行动去实行它,去付出实行,这或许是件快乐的事。但是,不瞒您说。过去这八年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痛苦的。 提问5 : 你一直在强调道统这个问题,那么道统与你刚刚所说的墨家、法家、道家这些,有什么联系性吗? 蔡宗霖: 我觉得还是有的。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的道统,传统文化的继承,如果我们从孔子一直看到,现在来看的话,从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孔子的学说,论语或者春秋,从各种不同解读的角度,它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它事实上很难说是一种定论。 我认为在不仅是墨家,法家,道家。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我认为诸子百家,先秦诸子,都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血液里的道统的一部分。只能说每个人身上某种倾向更多一点。但是完全提出其中一种做代表,我就不能完全统一。刚刚我说的都是两个字,或多或少先秦诸子都有些。 提问4 : 你今天提到民主法治那些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你也提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这些词,那么我就老生常谈,问一下你认为中国现代应当对中西方文化的精神持怎样的态度? 蔡宗霖: 上一次我参加这样的沙龙大概是在……当然我的师门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读书会,我就不跟诸位讨论这么专业的法律问题。上一次,清华的一个法律生,请我评他的要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讲的是韩非的法家思想。那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就和参加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就讨论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从两千年开始中国大陆,台湾已经开始这个问题了。中国大陆,又开始了大辩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西方传统文化给中国的印象是什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探求争议,探求争议之后才有那样的能力。包括各式各样的论坛。不好意思诸位,我不上网。我上网我只收发电子邮件看日常工作安排。我日常读书的比较多。原因是03、04年,我稍微上网看了一下,网上比较不理性,没有深思的文字太多。我阅读的话甚至可能浪费时间。我可能不怎么上网。不能否认,不管再怎么封锁,网路的言论自由是个很特别的现象。如果不是只考虑生计的朋友,在思考的朋友,不管是网络还是沙龙还是各式各样的聚会。那你说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态度是这么认为的,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古典哲学,近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是一样的,答案是类似的,结论也是相同的。你硬去区分到底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东方的那些事西方的,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解决的问题是差不多,结论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鉴别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先有我们个人这样的能力,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答案,在东方的古典哲学,在西方的近代哲学都能找到一样的答案。这是我的观点。(鼓掌) 主持人: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私下讨论好不好?把时间交给下两位嘉宾。 蔡宗霖: 我们去洗手间继续讨论。(笑,掌声) (编者注:本篇为第二部分,未完待续) (采编:薄然 责编: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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