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摘要：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正面的意外后果，即Unintended Consequence，并且国家能够在一个国家主义式或自由主义式的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利用手中的自主性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捆绑，出台新的对策。我把中国改革开放分成五个发展期。我要强调的是，在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动力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始终是和国家的合法性压力一致的。 　　乔依德：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了赵鼎新教授为我们做演讲，赵教授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84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的昆虫生态学硕士，90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来改学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常年致力于政治社会学，以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有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他研究的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欢迎。 　　赵鼎新：谢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共享一下我最近和一个学生写的一篇文章。首先想说明，我并不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专家，这不是我的专长。我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稳定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一直很关心。92年的时候我在读书，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经济肯定能发展起来，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上一门经济发展课，我发表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整个说法，经过这20年，基本都没有变化。所以我将20年来的材料补充一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那么快，那么成功。实际上我想说一点，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经验可循，没有模式可查。所以我这个题目叫《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和中国经济发展》。 　　一、基本概念和理论观点 　　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多如牛毛，我不用过多解释了。比如科斯的理论就很有名，他拿了诺贝尔奖的。他的理论讲到产权问题，认为通过明晰产权可以解决外在性问题，从而达到社会最优。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产权改革。其实改革就是违法，比如小产权问题，违法多了，没有办法了，国家逐渐被迫承认了，就是改革。实际上改革就是把违法的东西变成合法化。当然还有一些近于胡扯的理论也挺多的，比如财政包干制理论，94年之前为了促进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搞财政包干，94年以后财政被国家收拢了，地方照样积极，对不对？这些理论，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所有理论都是有价值观基础的，这方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根据价值观基础分类，无非是两种人，一种自由主义者，一种国家主义者。这两种人有一个共性，都把经济的成功归于国家的某一个成功的政策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且都认为成功的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我们的论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论点就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正面的意外后果，即Unintended Consequence，并且国家能够在一个国家主义式或自由主义式的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利用手中的自主性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捆绑，出台新的对策。 　　为什么国家能保持较强的自主性？为什么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能运用手中的自主性不断出台“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举措，一左一右地把经济推向前进，而没有像文革时代那样把中国带进灾难？对于这些问题，国家中心论者不能回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能回答。 　　现在有些人说，中国改革进入深水阶段，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那是扯淡。改革是永远摸过去的，没有深水区的说法。那些人无非是想对中国的根本体制作出批判，让中国作出体制上的改革。这种想法是良好的，但是行不通。 　　我这里讲三个概念，一个是“国家自主性”。一般来说，国家自主性越大，这个国家就会利用自主性做事，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干好事。像文革时候，毛泽东的时代，国家自主性最大了。第二个概念叫“绩效合法性”。我们知道，国家手上有权，就可以通过镇压，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让老百姓驯服，但是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国家要降低统治成本，就需要软实力，也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基础无非有几种，一种来源于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时代，我们相信共产党，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还有一种合法性的理念是绩效，我们现在愿意服你管，是因为你给我们提供的服务不错，比如这几年经济发展不错，老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等等。合法性的第三种来源是程序合法性，我们喜欢狗就选狗，我们喜欢猫就选猫，这就是通过程序获得合法性。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现在逐渐依赖于绩效。第三个概念叫“意外后果”。一般来说，我们搞改革不管出台什么措施，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在政策的推动下，它的结果和最初出台的动机，始终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个结果，我们一般把它称为Unintended Consequence，这是什么决定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人在这个政策推行过程中，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从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角度来说，过度强调中国的改革政策就有问题了。 　　科学解释都是争取自变量要少，因变量要多，用很简单的信息去解释更多的东西。现在好多传统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只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不能解释其他相关现象，比如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城市的沿海地区，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为什么中国重大的改革突破主要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发生在80年代，不发生在70年代末？为什么中国最近左倾思潮有所回升？为什么中国社会政策成了今年改革主轴了？中国这30多年，国家政策改革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在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完全没有缓解国家的执政压力？一直以来中国的执政压力始终是居高不下，但是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真是世界上目前发展最快的，老百姓时候水平提高的最快。这两点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执政压力这么大，总是感觉好象革命马上就要到来的这种感觉？ 　　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改革的成功，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呢？要改革一个国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一个是现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最大问题，实际上都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是中国有个什么好处？我们老祖宗建立的国家，虽然它的价值观是孔教价值观，但是它的国家形式，很象现代国家。比如中国具有自己的天命观。这个天命观很重要，古代的皇帝一旦干不好了，发洪水了，大家就认为要换天命了，这时候就给农民起义天生的合法性。古代的国家没有目标，国家就是维持政权，但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还要给社会提供很多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咱们在孔孟文化下有个好处，能够建立很强大的认同感。为什么会建立强大的认同感呢？这是题外话，不讲了。但是这个认同感的结果，导致中国目前有92%的人认为自己是汉族。实际上，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汉族是94%，现在跌了一些，主要是少数民族生小孩生的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好多汉人干部在新疆、甘肃一带，自己把儿子强行改成少数民族，为了拿好处。这种认同感有什么好处呢？国家的建立，要把人的认同感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其他国家地区建立认同感，基本上只有一个手段，就是“杀”。象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赶尽杀绝，以此使得国家的民族变成好象是单一民族了。但中国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古代老祖宗已经帮我们解决了。 　　中国长期有科层制，就是官僚体制。和发达国家比，中国目前贪污腐败肯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和第三世界国家比，中国贪污腐败真的不算太严重。为什么呢？咱们中国有科层制度，这是我们的历史红利。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历史红利，比如：我们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意外地给中国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毛泽东49年以后的政策，那是胡扯，但是倒也不是完全胡扯，为什么呢？这个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搞文革，说老实话，中国改革不可能那么成功的。当然你不可能说毛泽东搞文革是因为今天改革。为什么？因为文革时期中国搞自力更生，尽管经济效益非常低下，但是形成了门类非常全的工业体系，导致中国搞改革的时候，什么都有，这也是第一个好处，使得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全面铺开。第二，中国的教育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素质比较高的群体，经济要发展，就需要有人。劳动力普遍都读6年到9年书，这样他八个小时工作能干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国好多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接触到工业技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一个教授7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国来，他跑到延安去考察，那个村长买了台拖拉机回来，开不动，结果那帮农民来了，把地上铺下大油布，把拖拉机拆了几百个上千个零件，带回去重新装上，就开了。他说这在美国的工程师都没有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五小工业规模小，说老实话，很多情况下就是浪费，但是作为农民，通过五小工业开始学会怎么做工业了。此外，知青上山下乡，给中国带来新的思想、生活方式。还有一点，如果没有文革阻碍自然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就会很麻烦了，说老实话，至少50、60年它才能消逝，但这么长时间之后，中国做生意的人，象荣毅仁什么的，早就死光了。所以中国的文革，实际上大大加速了共产主义革命政权走向执政政权的道路。文革加速了极左思想的式微，促进了国家合法性从意识形态到绩效的转变，使得中国能在文革后迅速走向了改革。苏联改革为什么很难？戈尔巴乔夫做不好，就是因为二战导致的：没有二战的话，苏联到5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斯大林模式不行了，但是二战导致了斯大林模式的延续，一直到战争之后的恢复，都比计划经济模式有效，快。但是它效益特别低。到苏联最后想改革的时候，企业董事长已经不多了，这时改革是非常难的。这些叫意外后果。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下面我把中国改革开放分成五个发展期。我要强调的是，在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动力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始终是和国家的合法性压力一致的。在座的好多都内行，具体的改革措施我都不说了。 　　（一）绩效合法性的复兴：1978—1984 　　第一个阶段，是78年到84年，中国出现绩效合法性的复兴。绩效合法性在中国古代就有了，但是文革时候和文革以后，中国虽然也讲四个现代化，但是实际上在又红又专的标准里实际上主要都讲的红，不讲专。所以，实际上绩效合法性那个时候在中国是很不重要的。但是78年以后它复兴了。当时中国有了不少改革改变，比如企业承包责任制，财税的划分，分级包干制，在中国建立开放领域，建立经济特区，有小的私有制，比如买个西瓜，卖个瓜子，卖这种都可以，个体户合法化了。还有，80年代在农村推广联产承包制，这都是初期的改革。 　　但是大家都知道，初期的改革除了农村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使得好多搞不清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实际上中国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但是城市改革都没有成功，只有农村成功了。因为农村通过改革制度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种地就成功了，不需要其他制度。积极性上去了，一切就成功了。政府一看到农村成功了，就跟着农村走了，很多知识分子就唱农村改革成功，有的为中共唱赞歌。有人说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民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搞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只是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事后再写历史，为什么中国改革从城市开始，不是从农村开始呢？中国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合法性压力、执政压力，主要来自沿海城市，1700万知识青年要回城，城市就业当时一塌糊涂，城市里老干部要平反，知识分子要平反，老的财产要退赔，当时城市中闹事很普遍的。所以改革的方向始终是在国家的执政压力点上。 　　为什么说绩效合法性的复兴，而不是讲全面的绩效合法性？当时邓小平他们这代人都是老一代革命家，他们绝对不会象戈尔巴乔夫那样，邓小平他们实际上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无非就是觉得毛泽东这条路行不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