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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作者：本报评论部 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2-2-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3 8:19:16 阅读量：150次     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推动改革开放巨轮劈波斩浪，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把风险化解在当下，让发展乘势而上，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王沪宁 来源：思想潮 来源日期：2011-6-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3 4:18:05 阅读量：14次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 　　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 　　一、伦敦的交通：行人无人遵守交通规则，狠狠整治司机 　　我有一个习惯：到每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城市大小，一放下背包，就要出去走，漫无目的，只是大街小巷乱走。按我友房宁的话说，这叫用自己的脚量一量这个城市。这个量法也许不如看统计年鉴更“科学”，却也经常能够知道一些从统计年鉴上无从知道的东西。于是，我放下背包就催着来接我的朋友一起出去走走，大街小巷满处乱窜了。 　　大街小巷满处乱窜，首先看到的就是伦敦的交通状况，而伦敦交通状况最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这真和我在国内听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几乎所有国内的电视报纸、专家学者都在说发达国家的文明的公民们如何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它们有那么多汽车，全是因为公民素质高，遵守交通规则，才不像中国的大城市那样堵车的。我也去过一些国家，知道事情并不尽然：很多国家的大城市都堵车，行人闯红灯的事也往往举目可见。但是，像伦敦这样行人完全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地方，我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始还试图遵守交通规则，每次过街都去按那个交通信号灯，按完了就等着。这倒不是我想显示一下我堂堂中华的公民比大英帝国的公民更文明，而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要知道，伦敦几乎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十字路口，几乎所有的路口都像阿米巴变形虫似的，不定从哪个方向就窜出一辆车来，而我人生地不熟，预见能力和反应能力比本地人差得远，闯红灯对于我来说是太危险了。然而，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在伦敦遵守交通规则真的很不现实：首先因为没什么人遵守交通规则，你一个人在那里遵守就好像是一个傻瓜了；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伦敦的街道极狭极短，几步就得过一个红绿灯，这时间也实在耽搁不起。 　　可是伦敦堵车吗？嘿嘿，还真不堵车，这在世界的大城市中是少见的。为什么呢？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伦敦似乎大部分道路都是单行线，这在中国的专家总结国外整治交通堵塞的经验时提到过。但这可苦了司机了：我敢说，如果没个三年五载熟悉道路的经历，你想把一辆车开到对面的大楼也许都很难。但这也不是主要原因：据接待我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休斯博士说，就在两年以前，伦敦堵车还堵得厉害，新上任的伦敦市长决心用铁腕治理，不顾强烈的反对声浪，实行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制度，一下子就把堵车治住了，现在大家尝到了甜头，正在要求把收费区域扩大呢！ 　　这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加于司机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呢？我没细问。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条消息，就是英国的“乱停车罚款”搞过了头。近些年，英国的警察当局把整治乱停车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竟然把这项罚款搞成了生财之道，稍有停车不当，便狠罚，有时都到了荒唐的地步。“乱停车罚款”搞成了“停车乱罚款”，有时司机忍无可忍，发生了不少武力抗罚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伦敦的交通堵塞算是被治住了。伦敦的经验就是：治理交通堵塞决不像中国那些专家说的那样，主要在于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其实行人遵不遵守交通规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治理交通堵塞的不二法门就在于狠狠修理司机——伦敦的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可司机却非常遵守，非常礼让行人。 　　二、“我们先前曾经阔过” 　　承蒙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照，我所住的宾馆处于泰晤士河旁的一个黄金位置：大英帝国的那点精髓，你就说吧！国会大厦、白金汉宫、唐宁街、伦敦桥、伦敦塔、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圣保罗大教堂、英格兰银行、皇家法院、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眼、伦敦经济学院本身……还有什么你就说吧，全在我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内。所以，我在那里的时间虽不长，但这眼还算是开了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我还想住在这个地方（然而，这么高级的宾馆，它的早餐我却不敢恭维：食物的种类那么少，量也那么少，你都不敢吃，怕吃多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这和我去过的其他那些国家没法比，和我们中国就更没法比）。 　　从哪说起呢？泰晤士河算是治理的好的，但河水还是很黄，有一点淡淡的臭味，不算重，看来城市里的河，再怎么治理，完全干净是不可能的。在河边的散步道上散步，感觉很好。散步道上乱扔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各色垃圾，还有夜晚醉鬼们的呕吐物，比上海黄浦江边强不太多，与东京的街道相比就差远了……细说就不必了，那旅游书上全写着呢。我只说一下大致的观感，就是旧的东西极精致、极优雅，质高量大，新的东西则显得粗陋寒酸，质次量小——伦敦眼除外，这个大转轮的创意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游客不多，不知能不能赚回钱。 　　我认为伦敦的宝中之宝就是大英博物馆，那里面好东西真是太多了（这么好的博物馆却是免费的，里面人山人海）。细数也是没法数，就这么说吧：中国的一流博物馆我都去过，二三流的也去过一些，里面宝贝也不少，但加到一起，也比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五分之一！我真是被人类四五千年以前就达到的文明程度所震撼。大英博物馆聚集的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中国的博物馆聚集的只是我们中国文明自己的。我过去也说过：西方那个地区是很多文明来回征战、融合的地方，而我们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理上与西方隔绝的地区是一枝独秀，他们的舞台大，我们的舞台小，所以他们聚集的人类智慧可能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要向他们学习，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当我亲眼看到这么多人类文明的结晶时，我更有了一层实感。 　　休斯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好东西全是他们那时候‘抓’来的”，并且作了一个“抓”的动作。就凭这一个“抓”字，已足见出他的中文功力：他还是不肯说“抢”，但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英国人自己造的，也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弄”来的，但用这么中性的词就有点欺人了，所以他说“抓”，恰到好处，中文字眼深啊！ 　　不要说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宝贝，就是大街上你都能碰上稀世珍宝。我住的宾馆出门往右走不了几步，在泰晤士河边上，有一座方尖碑，我走过来走过去好几回。这是个古董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个一、两百年历史的一般古董，直到一天早上我吃完早点出来散步，闲来无事走到它近前一读碑文，我吓了一跳：它是纪元前1500年埃及法老的财产，曾在希腊王朝统治埃及时期被弄到了克莉奥佩屈拉的王城亚历山大，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重新树立起来，后被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逊“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碑文原话）”包在铁箱子里“抓”（原文为“brought”，和“bought”差一个字母）到了英国，这期间还因遇风暴沉到了比斯开湾，1878年捞出来的。请列位记住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包括这个从国外“抓”东西的。休斯博士也谈到，虽然现时的英国人对于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多数是反对的，但对于当时撒切尔夫人发动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则举国一致地支持。他说：“那时你才看到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多么的强烈！”所以，中国的那些“精英”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思想”、“西方人”，全都是胡说八道。 　　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终于落了山。休斯博士说，这些年已经是好得太多了，你还没见撒切尔夫人以前的伦敦呢！伦敦整天是警察和工人开仗，两边都排着队列，就跟真正的战争一样；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没有人收；伦敦经济学院如此名校，三天两头停电。休斯博士是个左翼（英国的学者多半是左翼，我这次去演讲的伦敦经济学院曾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本不喜欢撒切尔夫人，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经过撒切尔夫人的右翼革命，今天的境况是好多了——这一点中国的左派朋友们应该记取。好多了的伦敦，也是个太阳落了山的伦敦。比起我去过的另外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我们自己的中国，伦敦是精致和优雅的，它的文化底蕴，这些国家哪一个也比不上；它的那些极狭极短的街道，比我们北京大开膛修到市中心，充满穷人乍富的蛮横气的宽马路要有逛头得多。但是有一条，它就是没有上述这些国家的那种活力，特别是没有我们中国的那种活力。休斯博士说：他的父母那一代还接受不了今天的这个现实，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当年大英帝国的辉煌，他们总是在谈当年的大英帝国给世界上多少地方带去了文明的光照；但更年轻的英国人已经接受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一流国家这个现实，这个转变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 　　英语里也有“我们先前曾经阔过”这句中文的非常简洁、传神的对译，就是“has-beens”。据报纸上说，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昔日大英帝国无数的确实了不起的“has-beens”已经是不屑一顾了。英国人自己如是，中国留学生们也如是。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位留学生说：说我们中国人爱看热闹，可前些天附近的街道上一辆摩托车撞死了人，英国人竟然是万头攒动来看热闹；说我们中国人随地吐痰，可英国人是不光随地吐痰，而且随地小便（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在对人礼让方面，英国人还是相当文明的：我去书店买书，里面狭小的过道站着两个中国女孩，你要过去，她们却对你视若无睹，一般英国人早早就把道让开了）。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我笑了，我说：何止是牛顿，还有达尔文呢，还有瓦特呢，那时的英国就是不得了；可太阳总会落山，我们中国的太阳早就落了山，但也许，今后中国的太阳将重新冉冉升起。 　　三、中国是众矢之的 　　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G7简直就是个笑话，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而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哪一个也没超过3%，特别是加拿大，还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当然我们是死活不能认这个帐，认了这个帐，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就全都没有了，这也许是他们夸我们的狼子野心啊，决不能让他们夸晕了），却在G7里待着，而中国不在；这样的G7谈汇率问题，金融市场根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让人民币升值。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被简约成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双人舞。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认为G7应该把中国和印度包括进去。有几位经济学家则说：最好改成G6——美国、日本、欧洲、英国（自私啊！他们就不说英国的区区3%也不够在Gx里待着的资格了）、中国、印度，而不久的将来，也许巴西也会来敲门了。 　　不管那个什么“购买力平价”算得到底有没有理，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巨人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块头太大。当它被打倒在地，昏睡不起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看不起它，所有的国家都想来撕一块他的肉吃，但当它一旦晃晃悠悠站立起来，自己还没觉得怎么着呢，所有的国家就已经在颤抖了。 　　中国是众矢之的。无论中国和哪一个国家发生矛盾，国际社会的同情都是站在另一边的。我参加了一个谈中日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至少教授们的同情完全是站在日本人一边的。那个主讲教授竟然认为，中日关系今天的问题，全在于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不能和中国面对面据理力争，以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够坦率。我当时就反驳，这太荒唐了。我举了那个日本人用钢筋水泥把海中一块时沉时浮的小石头加固，以占据大片专属经济区的行为。我说：这样的行为使得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一个非常贪婪的民族，正是这类行为才使得中国民间讨厌日本人，而根本不可能是因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有道是“不打上门送礼的”，什么时候我们都喜欢客气的人。我想，他们之所以同情日本人，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是他们一个阵营的，而中国不是——所以我常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承认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使得中国在外交上非常吃亏；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对于这一点有充分的估计：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欧洲，都不可能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猜忌或者说敌意只是程度也许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不要梦想什么联这个制那个。其次则跟中国的块头大也还是有关系的。日本的块头虽然也不小，但比起中国来还差得远，中国的经济、科技一旦能够赶上去一点，其综合国力就会超过日本，别人怎会不怕呢？岂止仅仅是西方人，岂止仅仅是帮帮日本人，我在演讲后回答问题时，一个亚洲人模样的蹦了出来，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早就应该考虑让它的各部分独立了。我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已经整合得非常好的国家（呸！我们还从来没有尝过日不落帝国的好处呢，就想让我们像大英帝国那样落了山？门也没有）。我的感觉是，第三世界国家未必对中国有什么同情，最多只是在实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买一把中国的账而已。虽然人们一般都不怎么同情中国，但最仇视中国的，还得数我们的台湾同胞。 　　中国威胁论是消除不掉的。这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无论如何，让别人感到威胁比让别人可怜你更好。什么时候国际社会可怜过中国人？也有过的：那就是日本人暴揍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吗？所以，我承认中国威胁论是有它存在的合理基础的。我告诉这个国际社会的是，尽管中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无数的严重问题，但从大局说，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接纳中国，把中国的前进所带来的冲击化为机会；而只要国际社会善待我们，我们也并不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相反，我们还会维护它。英国的《独立报》便以“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为主题，刊发了我的演讲摘要。 　　四、英国的移民政策及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 　　对了，我还没有说我刚到希思罗机场时的观感呢，现在让我来倒叙。下飞机的是无边无际的英国前殖民地来的人群！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可怕啊，英国可怎么办啊！果不其然，英国正在辩论收紧移民政策，根据报纸介绍，虽然知识分子还在装模作样的以“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批评政客们不该收紧移民政策，但民意调查却显示，百分之八十几的英国人主张收紧移民政策。 　　可要是不让移民来，英国也有难处啊。第一点是英国毕竟还不甘从二流再沦落到三流，所以非常想继续在前殖民地发挥影响，这就需要让前殖民地的人民感到英国还是他们的“老妈”，跟他们有“特殊关系”，你“老妈”连来都不让“儿子们”来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二点更重要：英国的人口老了，牛顿的后代也没了牛顿的那份聪明劲了，不让那些又年轻又聪明的移民进来干活，那老绅士们的小日子能过得这么悠闲自在吗？ 　　英国的劳动力老化了，钝化了，高工资、高福利却下不来，这在资本家眼里就成了最劣质的劳动力。你要是不让人进来，那资本家就会走出去。这个问题在欧洲是普遍存在的。我在宾馆看CNN的报道，讲的是德国，说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有六分之一的德国企业迁了出去，一位德国主管说：他们在海外发现了“大批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迁出去是理所当然之事。原来人们还在谈论什么把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让给海外的劳动力去做，德国人做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而今天的残酷事实是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也移了出去。我想这个“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多半还是在我们中国吧！英国的报纸又说，整个欧共体的劳动市场，缺几千万劳动力。既然如此，还搞什么“收紧移民政策”呢？改改移民政策吧！不要老想着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了，搞公平竞争吧！多弄点中国人进去吧！保证是优质劳动力，“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 　　这先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的样本。他们现在在英国干什么呢？我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看了看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一句话，太苦了。什么都怕对比，这一对比，我才知道我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太幸福了，虽然我当时觉得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并不舒服。说到这里我正好谈谈英国的物价。伦敦的地铁（伦敦的地铁网很密是它的一个优势，但地铁站有些破烂，站台很窄，和东京同样很密的地铁网没法比，甚至不如上海的地铁站；另一方面，它的一些精微之处的人性化，却仍旧反映出这个老牌帝国的高度文明）起价是两英镑，合三十多元人民币，要是路途远还得加钱；学生宿舍条件相当差，一间小破房一星期收费是84英镑，一个月合五千人民币左右，这还算是优惠的，争得打破头，而且到放假学校就要把宿舍出租给旅游者，再开学重新申请，住得上住不上还不一定；到唐人街喝了两次小碗汤，我看在中国一块钱都算贵，你猜猜花多少钱？合人民币小五十一碗。吃了一顿全素斋，我看在中国花个五十块就不算便宜，在伦敦得五百。当然了，自己做饭差价没这么大，牛奶什么的还是挺便宜的。一个英镑的汇价是十五、六元人民币，而实际购买力呢？我看再怎么保守地算，也当不了五元人民币用——所以前面英国人算中国的GDP相当于英国的四倍多还是有道理的。学费呢，外国研究生一年合人民币十七、八万（英国本国学生大概是这个价钱的八分之一），再加上我上面说的那种物价，你自己算算吧，一年二十几万人民币（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典型开销）过的是什么鬼日子！极有钱的当然也是有的：我这次坐的是公务舱，票价相当于普通舱的四倍，居然就有几个非常年轻的女自费留学生也坐在里面。但一般留学生，即使家里算是相当有钱的，那个生活也是相当苦的。所以，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的孩子，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死活不肯再去，白花了二十几万块钱。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一定要明白，英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国家，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甚至和日本、德国都不一样，它们是把留学生教育作为一项赚大钱的买卖来做的。所以，除非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否则，到英国这样的国家留学非常的苦，一定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是进入英国的中国移民的先头部队，我希望他们能够咬牙把这个苦吃下来，在那里站住脚。中国人还是要走出去的。 　　距离我留学的时候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现在有了那么多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所谓的“自费留学生”，是指外国人或多或少出一部份钱，剩下的自己拼命打工而已，中国的高官显爵的子女都大抵如此。现在，中国的一部分留学生已经可以拿着自己家的钱支付大部或全部费用了，但中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使我们的留学生不吃那么多的苦。艰苦的留学生活造出两种人：一种是磨砺出坚韧品格的人，另一种却是见了外国人就自惭形秽、就生出一份仆人对于主人的孝心的人。前一种人在老一代留学生中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他们当中最先觉醒的。这后一种人也不算少。尽管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金钱、有了地位，但已经融入到骨髓里的包藏不住的仆人的猥琐，却总是渗透出来，所以，他们那些包装得再好的“学术”也掩盖不住那一股子“仆人”气。新的一代留学生会怎样？我乐观地以为，这后一种人会少一些了，因为中国强大了，也因为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击——无论那些“仆人”怎么谩骂，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 　　五、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而我们的国家呢？就算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飞跃，就算我们的那些贪官还是这样贪下去，如果这个国际形势这样继续下去，也不用什么改进，只要是和平的市场竞争，他们就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真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我摸摸兜里那本刚刚买的《西方为什么赢了》（这是一本讲西方2500年一以贯之的巨大军事优势如何与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密切相联的战争史书，我一直想买却一直买不到，这次偶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书店里买到了），默默走着，看着那些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基础的战争英雄们的塑像。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前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 　　改革之议日益热络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和融入世界，总量处在全球第二位置，经济发展的成果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之间构成了日益强烈的矛盾。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官民冲突、利益集团和底层民众的利益纠葛越来越多发。社会的高度紧张亟待寻找突破口，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这一情景正合当年邓小平曾经提到的“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疑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从广义上来说，改革也进行了三十余年，然而从历史的局部来看，近几年来改革几乎迟滞不前，乏善可陈。执政的精英集团着重解决了前发展时期的改革问题，而对“发展起来以后”的改革，显然尚无良策，甚至未曾列入正式议程。未免让那位九泉之下的老人感到时过境迁，徒唤奈何。 　　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继续推进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就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从中东，到美洲、欧洲，以至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些顽固地坚持旧的制度、体制的国家，或者对民众虚与委蛇、不诚心实施改革的国家，我们都看到了其结果是导致了民众大规模的抗议，乃至革命，执政当局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不得不面对暴力革命的现实。它们之中，有的失去了执政权力，被民众赶下台;有的苦撑危局，品尝社会动荡的苦果;有的勉强度过危机，但却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启动全面改革。 　　这些情况，是人所共知，也无法回避的，对中国社会不仅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而且促使人们反观中国的现实状况，从对比中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存在着和这些国家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和弊端，也存在着不改革就需要做好面对革命的可能结局。 　　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明显感觉到，近些年来，中国虽然依靠过去改革开放所累积的能量，依靠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权力杆杠作用，依靠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强力的乃至带有破坏性的支配，继续保持了经济较快发展，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基本实现了国家稳定发展的局面。 　　但这种发展，一是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惯性，还是在吃存粮，而未拓展新的改革路径和措施，当前开始显现枯竭的某些症候;二是政府的经济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推动“国进民退”，让国有经济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或者为特殊群体的经济活动提供权力支持，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盛行;三是导致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也会带来生态恶化、物价上涨、腐败严重、民生困顿的不良后果，比如地方政府滥用土地资源，引起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推高房价，又比如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不惜大量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或者引进污染企业等。 　　在上述因素合力作用下，产生了几个结果：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且是市场的参与者，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通过其掌控的企业来呈现;政府的政绩对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为此不择手段，不惜出卖国家资源，谋取短期好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私，贪渎舞弊加剧，腐败现象渗透政治;民营经济较快发展，造就了一批经济精英;民众就业机会增加，但随着物价上涨，其可支配收入未必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引起民生问题凸现。 　　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对于政府来说，它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垄断对经济的治理权限，而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各种市场主体的利益，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在绝大多数企业都与权力关系紧密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它们、不使权钱交易暴露，成为一项现实选择;对于民营经济精英来说，它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成果，同时它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既有权力的延续性，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影响;对于腐败官员来说，他要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也要继续与他保护的对象结盟，以共享利益。 　　统而言之，政府及其直接参与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为了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或者破坏，他们就得共同维护现存秩序和体制“长治久安”的目标。但他们关注的侧重点绝非一样，对于政府来说，首要的是保证“长治”，为了“长治”，就必须维持“久安”的局面，只有“长治”了，其既得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对于经济精英来说，他们更关注“久安”，为了达到“久安”的目的，他们即使觉得政府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会继续支持它，以保证其“长治”，这样也才能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受损害。 　　当今中国社会，如果用金字塔模型来做比如的话，享有权力的政府在金字塔的最上层，经济精英其次之，由此向下是所谓的中产阶层，最底层的是经济收入中等以下的普通民众。 　　处于最上层的政府，为了确保“长治”，确保“久安”，它就既要考虑经济精英的利益，又得照顾处在较下层的中产阶层和最底层的中低收入者，后者对于整个国家基本面的稳定十分重要。因此，它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基础上，会建立法律、公义秩序，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当然它们都是最基本的，而他们要维持比较好的生活，就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 　　为了生活得更好、更体面、更有尊严，仅仅依靠政府和经济精英的主动“赐予”，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本性都是自私的，为了自身利益的。那么，民众就希望，不仅是权力者，靠近权力者，才能拥有获取利益的途径和资源，而希望大家都处在平等的起跑线上，拥有公平的机会。对民众来说，这是最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有机会平等了，社会公平了，他们才有可能通过诚实的劳动发家致富，活得好、体面。 　　但是实现上述目标正如前文所说，并非是依靠恩赐就可以得来的，民众必须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权力者的权利。由于民众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力气和智慧可用而已，因此对他们来说最好就是每人都能掌握一张选票，以此决定符合自己愿望者执行国家权力。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最根本的制约，同时对政府施行权力的监督也有赖于此。 　　民众通过选票实现自身意愿，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民主，对普通民众来说，要保证自身权益最大化，当然是最彻底的民主更有益些。民众能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就必须拥有言论自由权利，能够自由参与政治，参与公众舆论。 　　最终保障民众民主和自由权利，保障民众生活得好、生活得有尊严的有效手段是摒弃一切人为因素，而将上述原则和要素形诸于国家法律和制度。 　　简而言之，民众只有拥有了民主自由权利，并得到了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障，才能对权力进行监督，产生影响，保证社会公平和平等，使自己的权益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不能依赖于权力者的赐予，而且不能依赖它全部赐予，所有的都必须经由民众的积极的持续不断的争取。 　　但这样一来，权力者就再也无法为所欲为了，也将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重新受到检视，合理的也许尚有机会存续，不合理乃至违法的，就必将受到民众的拒斥。 　　这就是我国所面对的当务之急，正如众多政界人士所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除非进行大破大立式的改革，否则就难以适应中国发展的现状，也无法指导中国今后的发展，更无法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回到前面，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变得锈钝，缺乏活力，迟滞不前。 　　原因不在于客观环境和条件不成熟，而在于中国人分成了三拨子，分别拥有自己的改革主张，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目前尚在掌握国家权力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那里，而掌握国家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大部分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 　　我们前文已说过，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改革。上层和下层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贵、经济精英构成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紧张局面。 　　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改革。区别就在于，有的是虚情假意的，有的是诚心实意的;有的是要彻底变革，有的是要做表面文章;有的主张循序渐进，有的要求必须大刀阔斧。实际上，他们分别代表了对中国改革三种趋势的展望。 　　上面说的三拨子，第一是“积极稳妥派”，这一派在权力者中占主流，毋庸赘言。这一派的实质是，面对千难万险，乃至改革对“长治”可能产生的动摇效果，他们感到恐惧，因此犹疑不决，宁愿借由“积极稳妥”的稳妥表述，继续四平八稳地维持权力，也不愿从民众强烈意愿和国家长远发展出发，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来推动彻底改革。 　　第二是“稳健改革派”，这一派在经济精英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最近联想集团前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团长访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从他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个印象，认为他是反对改革的，实际上他是主张改革的，他在接受凤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我们希望要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改革，希望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都能够继续改革，这样中国就会真正地使得改革开放基础在经济维先的基础之上全方面改革，使得中国能够真正地站稳脚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柳传志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他的观点的实质，就是正视目前的现实，以利益集团为主导，以保护既得利益者既有权益为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措施，循序渐进，确保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最大化、长久化。 　　第三是“彻底改革派”，这一派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民众(虽然相当多数的民众对自己的诉求无法言说)、部分权力者、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 　　这一派又分两个支派，其一是“激进民主改革派”，希望以西方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复制到中国，权力由民众产生并接受其监督。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民众言论自由，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有限政府制，让利于民，完善民众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建设上，倡导公民自治，强化社会组织的“自组织”作用，放权于民;文化多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二是“积极民主改革派”，主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成果，以西方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为内核，同时考虑中国自身特点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积极实行彻底改革，最终实现改革目标，但强调改革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对在中国实行这种改革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 　　我认为，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从全世界哪些体制搞得比较好，搞得比较多，而另外一些体制搞的国家越来越少，即使是正在搞的国家都逐步在变的情况来看，可以对历史发展的大势做个基本的判断。 　　中国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改革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也阻止不了的，虽然利益集团很可能会延宕乃至阻挠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大气候将越来越宽容，道路也必将越来越宽广，则无疑义。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22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2 4:29:48 阅读量：1462次 柳传志：现在一人一票会让中国万劫不复 gzxcg 时间：2012-2-22 0:35:59 柳传志一个曾给的改革者，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与官位晋升，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是阻碍与反对中国发展和进步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这也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我很后悔今年一月份购买了联想的电脑产品，如果在此之前看到他的这番言论的话，我肯定不会购联想的电脑及其它的商品。不改革的话，中国必亡，柳传志你就就看看现在铁道部搞成什么样子？连王立军都出事了，这个社会病入膏肓了。 fsgts 时间：2012-2-22 0:05:18 柳传志说的意思是，独裁专制更好？ ztsr 时间：2012-2-21 23:04:02 不要假惺惺地体中国担忧，柳传志在这种体制下发了横财，自然是不喜欢一人一票，万一实现了一人一票，恐怕他自己首先万劫不复。 YYXUN 时间：2012-2-21 22:02:43 既得利益阶层的表白，民生绝不是他们考虑的内容。 我反对 时间：2012-2-21 21:43:39 什么时候中国人真正能一人一票了，柳先生的财产才能有千秋万代的保障。 走马观花 时间：2012-2-21 19:05:33 中国万劫不复，还是某些人万劫不复？ 雪松 时间：2012-2-21 18:48:37 观察》柳传志不要过度低估民众素质 02012年02月21日05:23 来源：重庆时报 　　 著名企业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近日“跨界”对高福利和“一人一票”的政治学问题表达了看法，认为：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2月20日人民网） 　　其实，作为财富精英，柳传志的观点一点也不新鲜，他这个阶层中普遍流行着这种“民主恐惧症”：其一，是觉得当下民众的民主素质还有问题，这种现实下，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时机还未成熟；其二，是认为如果此时实施“一人一票”，必然会出现“多数穷人分少数富人”这种“多数人暴力”的结果。 　　柳传志说“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未免过于低估了民众的理性，把大众看成了对富人财产虎视眈眈的掠夺者，充满着精英的傲慢与偏见。或许在柳传志这类既得利益者心中，民众都是懒惰的人，整天无所事事而想着高福利，幻想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被高福利养着；一直都臆想着民众整天盯着富人的财产，随时找机会瓜分有钱人的私产。 　　先说高福利的问题。柳传志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个判断可能没错，但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柳传志的意思，是中国不能走欧洲国家的道路，不能因为过度福利化而弱化自身的竞争力，这纯粹是杞人忧天。中国当下不仅没有面临“过度福利化”的问题，很多方面甚至连最基本、最底线的保障都没有实现。 　　有个诡诞的命题，中国的福利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可很多专家无比超前在担心中国可能出现“高福利养懒汉”的“福利病”问题，称“福利制度会养懒汉伤害社会效率，所以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可正如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所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内均是一个伪靶子。 　　当下民众争取的是一种底线的福利保障，这是纳税人基本的权利，所以柳传志之类的商界精英无须担心“福利病”问题。一个最低保障尚存疑问的地方，一个贫困地区孩子基本营养难以满足的区域，民众是很难产生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期待的。 　　另一个就是担心穷人会分富人的财产，这同样是杞人忧天。有些民众是有仇富心理，但大多数人绝不会仇合法来源之财富，不会仇那些通过自己的双手合法获得财富的人。他们仇的，是那些不靠自己能力得来，而是靠垄断、靠腐败、靠掠夺得到财富的人。这些行为，不仅应该被仇视，还应该依法处理。 　　这样的判断，是有调查作为基础的。中青报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在被问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时，73.5%的人认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我们希望的是公平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腐败和不公正。 　　多么健康的财富分配认知，这样的理性，是对某些精英低估大众理性、妖魔化大众情绪、渲染仇富论的有力回击。 　　曹林（北京 媒体从业者） 小红妹 时间：2012-2-21 18:03:30 小红妹赞成柳传志先生的意见啊。 小红妹觉得，中国的民主，缓不得、急不得啊。“一人一票”是必然的啊，可是绝不应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啊。不然的话，一定是坏民主啊。 她还是说，先自由、后民主啊。先社会自由、再政治民主啊。例如，先逐步（注意：是“逐步”啊）实行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啊。至于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普选等等，她觉得，倒是可以（而且应该）往后放放啊 “红歌”这个概念应该停用 应学俊 时间：2012-2-22 1:31:02 笔者所说的“概念”不可模糊，并非故意咬文嚼字“上纲上线”。概念模糊，判断就会有误，行为就会出错，这是规律。普通百姓的直觉已经说明了问题。 请看—— 笔者刚在其它网站看到一帖：“现在的红歌会越来越像初级的青歌赛或者是星光大道，什么乱七八糟的歌都可以当作红歌，什么印度尼西亚民歌也在台上唱，而且居然还胜出了，江西台再这样搞下去，就有悖于唱红歌的宗旨了，老百姓肯定会不喜欢……” http://bbs.cjxtv.com/thread-63155-1-1.html 人民网强国论坛一位网友说“与其大唱红歌不如大唱爱国歌曲，红歌的概念是模模糊糊的，红歌宣传中有造反有理的东西，有老子打江山儿子坐天下的封建思潮，有文革复辟的阴魂……杂七杂八什么东西都有，只有爱国歌曲才有良好的社会作用。”引文见：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8494367 人民网另一位网友（应当还是比较革命派的吧）说“有人居然把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作为红色宣传内容，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人民普选官员等同于红色内容，真是让人对此啼笑皆非了。”（此说当指重庆在香港的演出——笔者注）引文见：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 view=2&pageNo=1&treeView=0&id=108511222&boardId=2 应学俊 时间：2012-2-21 20:27:59 针对有些人误读本文，笔者重申——真正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正确的革命价值观的歌，肯定是好歌，应当传唱，有的可以说是不朽之作，如《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工人有力量》《义勇军进行曲》等等。但“红歌”这一概念模糊，有些人乘机把不应继续弘扬的东西也裹挟进去，造成了思维的混乱。而重庆则又任意解读在人们头脑中已经约定俗成的“红色”的象征意义，甚至把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也统统装到“红色”这个筐里，比如《滕王阁序》《念奴娇·赤壁怀古》《出师表》等等，这就更加混乱了。所以笔者才说“红歌”这个概念不科学，应当停用。文章一开始就说了该叫啥叫啥，如“革命传统歌曲”“爱国歌曲”“文化经典”等等——虽然它们不如“唱红”易上口，但概念明晰，指向明确，不会造成混乱和误导。 熊大雄 时间：2012-2-21 20:14:04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居然会有这样一种色盲，姹紫嫣红在他眼里竟然都是红的！实在不好理解，看来只能归之于基因突变。 不能像打黑一样处置王立军 拉西姆哈桑 时间：2012-2-21 23:54:15 这个文章，呼唤三姓小奴宋振鲁，阁下谈一谈王立军出走的分析！ 从中谈谈米蒂等西方国家的优越性！ 许良 时间：2012-2-21 20:54:47 黑帮社会就是用“黑”的手法来运作权力，这种运作在中国进行了几千年，如今效果太不如古代，不是由于政权的不努力作为，而是因为现代信息科学的传播，“黑道”手法实在力不从心，无法得心应手，达不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在专制权力内部，这种“黑道”手法仍然通行，因为这是这种性质政权的潜规则，没有这种规则，这种政权一天都无法生存。 专制就是在黑暗中运行权力，阳光是专制社会是克星。所以，一切专制的权力不可能让透明阳光照进社会，正如魔鬼害怕白昼一样，专制害怕光明。 傅一河3 时间：2012-2-21 19:50:11 先在这里说一句:谁对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就记得他.这是任何势力集团乃至权威领袖都不能否定的. 从空中看中国的污染(图) ztsr 时间：2012-2-21 23:16:37 满篇的英文字母，一看就知道，又是反华势力在污蔑解放区的晴朗的天。 孙卫 时间：2012-2-21 20:41:58 中国领导人到国外是个人，坦诚地回答记者的各种问题，采访全文若干年后才能告诉国内读者；回国后是神，记者秉其意旨提问发稿，电视报纸重复、重复再重复，公务事业人员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杭外全国模联闭幕式上的演讲 湄公河两岸 时间：2012-2-22 0:24:01 说的非常好 现代公民需要议题自由 和 意见独立 qq220 时间：2012-2-21 18:26:10 very happy to see such positive changes among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中国究竟怎么了？ 行知 时间：2012-2-21 23:56:00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放弃狭隘的所谓的特色论，而汲取全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自己的优秀精华，才是国家发展的正道。否则，反腐、民生、强大等等都是空话。 wanglily 时间：2012-2-21 23:04:38 且不说毛泽东是不是真的理想主义者——虽然我认为他是彻头彻尾的执着于将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弄权者，只说你这个“或许当中国，明确的标出了自己的秩序，中国就完成了中国意义上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也许和西方不一样，但是必然是能够超越西方的”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呢？反正从你的文中是看不出“必然超越”的逻辑，路线和趋势，倒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癔症吧。唉，中国有些人究竟怎么了？ 中国外交要有自己的道义旗帜 ztsr 时间：2012-2-21 23:05:36 这对中国有点苛求了，什么是道义他们都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旗帜？ 周恩来最后的政治遗言 gzxcg 时间：2012-2-21 21:27:14 文中提到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结局是被人民枪毙处死了。 甄鹏：韩寒被代笔是件大事吗？ 行知 时间：2012-2-21 23:29:55 真正代表韩寒的是他近几年的博文，方舟子最大的功劳无非就是转移了对韩三论的热论，达到了他维稳的真实目的。 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案的利弊 王彦舒 时间：2012-2-21 21:26:39 本来很长时间不评论，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我忍不住了。作者心底阴暗，完全以一个小人的思维方式来对待人民关天的事情。 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于认识的局限 熊大雄 时间：2012-2-21 20:09:12 南方谈话二十年，中国更上一重天。民间学者纷纪念，几大喉舌不发言。“饥荒”“文革”成禁忌，莫非“改革”又犯嫌？ 李世默：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更加优越 gzxcg 时间：2012-2-22 0:57:45 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不但要有知识、文化、学识、见识，更要有良知、有公德心、有道德、要分得清大是大非，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否则，猪狗不如的畜生。 保外就医：贪官“越狱秘道”？ gzxcg 时间：2012-2-22 1:16:11 中国官场的特产：裸官、贪官、昏官、庸官、玩官和看官、糊涂官，还有清官。 我看基层人大选举和全国两会 wbwgwyg 时间：2012-2-21 23:15:12 独立候选人，姑且不论是否能被选，只要出现，就会成为燎原之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