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云之 | 为什么道德不应他律?

为什么道德不应他律?   近来的许多公共事件都关乎道德,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以活熊胆汁牟利的归真堂企业上市遭抗议、当局又开始倡导雷锋精神 … 方舟子对韩寒的所有质疑都基于作品分析,并无任何证据,却得到相当数量的读书人支持。有人说,作为读者有权知道作品到底是否作者所写,要求韩寒逐一澄清疑点。如果是诉讼律师,立即可以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只需要逻辑而不需要证据几乎可以将任何人定罪,而被定罪者所出示的证据只会招来更多的质疑。从中不难看出许多看客的道德洁癖,因为韩寒是人气旺盛的偶像,因此即使质疑者不能提供证据,韩寒也必须自证无暇。 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冒险录制的《月亮熊》和其他对黑熊插管引流的报道,令人心寒而战栗。但是看到那些从业者和交易者的谈吐,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凶恶之人。而且,道德攻击对他们不会有什么作用,只会令他们行动更隐秘。看《月亮熊》时,我脑中却常浮现出被人类用于实验的小白鼠甚至我难以相容的家鼠。或许对于万物之灵的理性人,上帝造人的同时也造了其他为人所用的动物,这不过是物尽其用的生存法则。 有网民指出雷锋事迹乃为宣传而造假,也有网民表示愿意学雷锋,但要求官员一起学。当局说过学雷锋的主体是特定的吗?好像没有吧。   道德,真是无处不在却无处灵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比较中英文“道德”之区别,英文之 Morality ,来自拉丁文 Moses ,指习俗惯例,既然是习俗惯例,那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变;中文之道德,道乃规律、天理,德乃德行、善,其中隐含着必然性和神圣性。 在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国度,道德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 从道德严苛逐渐走向道德宽容,这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道德水准真的因此而降低了吗?从整体趋势上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中的被动捆绑特性逐渐被真实自愿特性所取代? 人性大概可分三部分,动物性(本能)、理性和神性。理性是人的主要部分,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基督教认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神性就是人与神最相似的部分,也可以看成人的神性。 如果道德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所努力的只能是爱护、维持并发展她,而不是通过灌输、强迫和捆绑来建立道德。后者等于认为,人本身是没有道德的,而且也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最早的律法应当来自宗教,乃人与神定约,正因为人不是神,达不到神所期待的,因此神与人约定行为规范。而神造之人是丰富多彩的,有共性,也有丰富的形成差异的特性,而这样的人要一起生活,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各自具有的那点神性,而必须制定律法,约束彼此的行为。   英文之 Morality 与中文之道德,虽然指向共同的东西,但前者强调自愿和演变,后者强调必然和神圣。 网上有人感慨,为何宣传学雷锋的“我国”雷锋品质在消失而不宣传学雷锋的“敌国”(网民用语)雷锋品质很平常?个人以为,这就是道德真实自愿与道德强迫捆绑的区别,也是道德与法律各司其职及道德与法律混淆之区别。我们回到前面三个事例。 要求韩寒自证清白的网友似乎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他是公众人物,因此有这样的义务,二是读者有权知道作品到底是否作者亲为。第一点我之前已经说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公众人物不是超人;至于第二点,读者的愤怒来自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道德律他不律己。先不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就将韩寒定罪,而且,你部分因为作者是韩寒才购买并阅读他的作品,这是韩寒必须负责的吗?   再说归真堂所受的抗议,很显然抗议者与被抗议者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前者认为动物应当被人道对待,后者认为动物就是应为人所用,归真堂否认残酷对待动物,认为其利用方式是合理的。这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和道德演变的不同阶段。 从后者到前者本来应是文明进程,但看到两方在昨晚凤凰“一虎一席谈”中的表现,我却不敢如此定论,因为前者的道德自负在我看来也很野蛮。前者谩骂甚至诅咒后者,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使人仇恨人甚至不惜伤害人,这就很可怕,因为改善了畜道却可能没了人道。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人对人连基本的理解和包容都谈不上,也就谈不上爱。人喜欢将 人 与 人的行为 划等号,这是极不宽容与道德自负和缺乏敬畏的表现。“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道德缺陷,人实在不配充当他人的道德审判者。美国南北方曾经分别蓄奴和反对蓄奴,南北战争结束后虽然解放了所有奴隶(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并非解放所有奴隶而是反对分裂),但种族隔离的最终打破,除了立法和执法,也有彼此的妥协和包容。 文明是一个进程,没有一蹴而就的文明。   当局倡导雷锋精神有人反感,有人欢迎。欢迎的理由似乎是基于腐败泛滥社会溃败的现象,反感的理由主要有:一、雷锋本身有伪造嫌疑,有网民提出了物证和人证;二、当局同时贩卖的是忠党爱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意在奴役;三、我认为公权不适当地干预私域、混淆道德和法律,危害甚大。 倡导雷锋精神并不能解决官场腐败、假货毒食品充斥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因为雷锋精神只对百姓倡导而不对官场倡导,而是人必然是有道德局限的。这世上不仅没有几个圣贤,而且人也不可能被改造成圣贤。真实自愿的道德必是律己的,律他就成了绳索和棍棒,那应当是法律、制度而不是道德。倡导雷锋精神的问题在于,假定人可以为圣或者可以改造成圣贤,因此不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其结果是粗疏的制度纵容人性中的贪婪和无耻,客观上淘汰了人的道德秉性。   有人说过,中国是横向发展的民族,西方是纵向发展的民族。不记得言说者的具体意思,我脑中浮现出的前者就是拥挤在一起的喧嚣场景,而后者让我想到高耸壮美的教堂里零星散座的沉默的人们。 人以人为尺度,只能横向发展,彼此拥挤、彼此倾扎;人以神为尺度,更有利于精神成长,彼此宽容,确定界限。 人不能为人设立标准,人也不是人的范式,每个人都是“优美的容器”,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道德只在与人交集时彼此约束,除此之外,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道德的底线是诚信,即对人诚实信任、不无故怀疑他人,除此之外,是先人后己还是先己后人,都是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道德律他的结果是,道德有不同的标准:对自己一套,对他人一套。在中国大陆,百姓要遵守既定道德标准,但公权力就超越法律,不仅擅定法律而且肆意解释法律,由此导致肆意侵犯并践踏民权。这不是道德,这是愚昧,是非人道。民众的前途,不是用道德彼此捆绑彼此践踏,而是挣脱绳索,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并维护彼此的权利和自由。 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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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 | 道德猎人与实验动物

韩寒的罪名简直直逼达赖了:分裂祖国呐。再这么吵下去,大家得白白浪费多少泡妞的时间啊,甚至一不留神站错了队,还把妞儿给弄丢了,不知全国有多少痴男怨女是被这场大战给拆散的。韩寒俨然成了楚河汉界。   问题最主要还不在于知识精英的左右之争,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上下脱节,对有些意见领袖来说,左和右其实无所谓,最要紧的是上和下——在该哗众取宠的时候就充充底层代表,在该展示伟岸身段的时候又不惜脚踩大众,左右逢源,上蹿下跳。   请原谅我又想起薛涌先生,看到最近他关于韩寒的各种叽叽歪歪,我忍不住想跟他老人家先把迈克杰克逊那笔棺材的银子好好算一算。薛老师藏之名山的著作恕我没拜读过,没准很牛逼,但怪我倒霉,不知怎么老撞见他的奇谈怪论。比如他由批驳韩寒演变为跟韩粉厮杀纠斗,然后又演变为批判八零后没教养素质差,最后再倒打一耙,讽刺韩寒玩赛车是烧钱的贵族运动并不民主,而自己练跑步才是平民运动。照这么扯淡下去,假如你是穿着阿迪达斯跑步的,没准薛老师会狠狠地穿着“no logo”的小背心跑出来反全球化,而最后的结论显然是:裸奔才是最彻底的平民运动。那么,您老人家赶紧脱,如果不想裸奔,跳跳道德脱衣舞也很酷。   而在迈克尔杰克逊死的时候,薛涌耍的却又是贵族的经典姿态。在中国这样的泛道德化社会,大家围着迈克尔杰克逊的尸体,难免道德昏热症发作。   丫太分裂了!”——这么说别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有某种安全感优越感,好像自己一丁点缝都没有。迈克·杰克逊之死似乎无非是实现了明星之死应有的最大娱乐价值:用催泪弹干掉全世界。擦干眼泪之后大家又完好如初,像一个没缝的蛋小心轻放。MJ活着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走进他的黑暗王国,现在他死了,他从那个黑暗王国走出来,撕下世人光天化日的假面。   那个黑暗王国原本似乎只是一个丑闻集中营,一个潘多拉之盒,当它变成一个棺材,立马慈光笼罩。当时南都主办的华语音乐传媒奖颁奖礼适时地播出了长达近10分钟的向迈克·杰克逊致敬的短片。MJ对华语乐坛真正的影响,可能是《We are the world》影响了《让世界充满爱》,而在这个颁奖礼上,周云蓬给《Heal the World》重新填词,变成《吹不散的烟》:“今年的汶川满山的樱桃熟了,却已经没有人来采摘,勤劳的土地请你不要五谷丰登,因为已经没有了他们……”这可能是关于汶川地震最有人味儿的一首挽歌。   MJ的公众悼念仪式上,歌星们也是高唱《We are the world》和《Heal the world》。而华语传媒大奖颁奖礼对MJ的颂辞比美国的还要煽情,煽情到连mj热爱小动物也提到了。然而这个人实在出离他们的道德认知范畴。有些颁扬MJ大爱无疆的人从前恰恰更喜欢谴责MJ的堕落,而更多的人只是用廉价的泪水模糊掉MJ之死更深的意涵,他们甚至会用MJ之死来印证自己廉价的保命哲学(比如一篇点击数十万的博客标题是《杰克逊之死昭示我们要珍惜生命》)。   这跟赈灾晚会相似:那就是用死亡来唤起一种集体道德感。于是,死亡似乎将真相一笔勾销,人们无法再正视这个人的分裂:有恋童癖之嫌却捐助众多儿童慈善基金;吸毒成瘾却成立了防治青少年吸毒的基金会;挥金如土却又是捐资达3亿美元的头号慈善艺人,分裂吗?太分裂了。虚伪吗?——虚伪的恐怕是阁下,否则,为什么要剥夺满文军的慈善资格?美国怎么就不禁止MJ以个人名义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国际各慈善机构怎么不拒绝收他的臭钱呢?   人们把MJ当成无辜的调料,熬成一锅心灵鸡汤,道德滋补,精神排毒。   而精英领袖熬的是心灵鳖汤,奢侈而高端,MJ都没有资格入瓮。   薛涌指出MJ是一个病人:“崇拜这样的病人的民族,恐怕自己已经病得不轻。美国的杰克逊热何时结束尚不可知。但中国的杰克逊热还是到此为止为好。”   一个美国精神无所不知专家,居然开口闭口还是一副“中华民族”腔,可惜似乎没听说过有“美利坚民族”吧。薛涌痛心疾首地指出奥巴马的经济问题比如划时代的医改案比如失业问题“被一个杰克逊之死给淹没了”。并悲天悯人地质问:“中国又如何呢?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媒体原本不该有那么多过剩的精力跟着杰克逊的死而起哄。”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啊,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唧唧歪歪!   薛涌念念不忘在中美精神之间拉皮条,抱着MJ的尸体忧遍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似乎MJ之死有碍中美经济。但是连非洲饥民都如此痴迷mj,而不去好好种粮食,这不是找死么?大概全世界对mj之死最无感的是朝鲜和伊朗,他们一定和薛涌一样有担当有理想。   对于MJ,不管是夸还是贬,不管是心灵鸡汤还是心灵鳖汤,吾国人都习惯进行道德净化和精神排毒,MJ要么被尊为圣人,要么被贬为病人。人性的复杂和文化的多元,在那台轰隆隆的道德绞肉机面前,最好的命运也只能是沦为一根根防腐剂过量的香肠。   中国的社会文化当然是政治挂帅国家统管,而知识精英与媒体一直在努力拓展社会空间,在主旋律之外解放另一种文化,但你会发现他们有时和官方文化唱的是”同一首歌“,传媒颁奖礼颂扬mj的语言介乎英模报告会和主旋律赈灾晚会之间,而薛涌对mj的态度多少带有一种士大夫对于戏子夫渊远流长的歧视,同时又和文化官员之“限娱令”逻辑颇有灵犀相通之处。   薛涌后来在一篇《迈克尔杰克逊与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的奇文中再度将mj当作当代文化的重症标本。用贝多芬莫扎特去贬低mj,这种高雅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陈词滥调,总是需要薛涌这样的人去重复继承下去的,倒也不值一驳。有趣的是薛涌不只是出于美学趣味去批判mj热,而是将其上升为精神病症,似乎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本身已经构成了以mj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道德原罪。他居然认定古典音乐时代的文化是分散而多元的,而当代流行文化就是集中而单一,是扼杀多元的。   且不说乔布斯时代网络文化对文化传播方式的爆炸性重塑,美国精神无所不知大师对于古典贵族和现代民主的革命性见解已经是颠倒历史,从他对于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的居高临下姿态,似乎能嗅到一丝法兰克福学派气息,不过,阿多尔诺对于爵士乐的蔑视虽然荒谬,但他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和修养是毋庸置疑的,而薛涌是把古典音乐当作棒打迈克尔杰克逊的一根棍子,假如骨子里真有古典音乐修养,何必露怯地拉上自己十岁的女儿来做帮手?用自己女儿热爱贝多芬莫扎特而不喜欢MJ为例,只能说明自己那一代的精神贫困:古典和当代两边不挨。   “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这样耸人听闻的大题目是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永远成立的,放在文革也行,放在现在也行,放在美国也行,放在中国也行,堪称大撒渔网,捞起了整个太平洋。   究竟是精神贫困还是肉身复活?迈克·杰克逊像天使一样在大众的泪水中漂浮,在精英的口水中沉没,但那个泡在福尔马林中的魔鬼也不会善罢甘休,他被说成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奇人,一个来自梦幻岛的彼得潘,但他更像是一个来自原始丛林的巫师,一个来自惊悚都市的法外之徒,堂而皇之地通过电视走进每个现代人的卧室,在他们的眼皮上起舞,也在自己的刀锋上起舞。在精英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娱乐明星,在左派人士眼里他无非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祭品,然而尼采有言:人应当成为自身的实验动物。MJ与其说是超人,还不如说是黑暗王国的实验动物——在《Black or white》MV中,他不正是一头黑豹变成的吗?波德里亚在MJ刚刚在全球走红时就曾指出:“杰克逊是一个孤独的突变体,完美的混血先驱,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人种后的一个新人种……他非常细致地重塑了自己,这就是将他变成一个天真而纯洁的儿童的东西——寓言中人造的两性畸形人,他能够比基督更好地统治世界,并使世界和解,因为他比上帝的孩子更好:一个假肢儿童,一个梦想的所有突变形式的胚胎,他能将我们从种族和性别中解救出来。”   最初当中国人在电视上看到迈克杰克逊的mv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全球化,还没预料到中国大城市的街景后来也会越来越向美国看齐,成为一块块无所不在的大屏幕;当我们对MJ由黑变白的肤色又粗变细的鼻子目瞪口呆的时候,并不知道换肤换血整容乃至变性,后来可以如此轻易。MJ在中国的意义,就是在精神贫困饥饿的年代,像一大块带血的牛排突然扔了过来,砸中了你的脑袋。和邓丽君一样,迈克尔杰克逊在中国鬼使神差地一度俨然变成“精神污染”的启蒙圣像。那时候,大街上到处都有那盒叫《真棒》的磁带,迈克尔杰克逊向中国人普及了一个简单的英语:bad,原来bad不单是坏哦,居然还真棒!   这实在令道德纯洁的中国人感到费解,恐怕不管英语多好在美国混得多久,中国道学家骨子里也难以真正参透这个字眼,虽然薛涌一再规劝韩寒多读书,规劝他去国外看看。    迈克尔杰克逊热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韩寒热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你们丫没文化,我们全家都有文化! (一个多月前旧文) 附: 《杰克逊热可以休矣》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articleId=15476 《迈克尔杰克逊与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 http://www.infzm.com/content/3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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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

  一、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关于“方韩之争”,我的观点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确,从未改变:   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当权利的不当使用”。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决反对质疑方舟子的动机。首先,没有意义。代笔与否,是事实判断,代就代了没就没,与质疑者的动机何干?其次,无法证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为当你质疑别人动机时,你也成了质疑者。你问人家,人家当然也可以反问你:你“问动机”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就不好回答。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答案,则是预设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领神会的,比如:整怕了,风声鹤唳吧?心虚了,反咬一口吧?没招了,虚晃一枪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虚弱;应对失措,是无能;倒打一耙,是无耻。故,问动机,不能给自己加分,只能减。   然而众多的脑残,却乐此不疲。因为有传统。事实上,问动机,是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官场斗争的“常规武器”,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只不过,古代的问法叫“是诚何心”,现代的叫“想干什么”。预设的答案则有:你图谋不轨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钓誉吧?别有用心吧?等等。统统都是“诛心之论”。   诛心,是地地道道的恶俗。这种做法,心理阴暗,手段恶劣,而且戕害了我们民族两三千年。如不连根拔起,彻底批倒,子孙万代,将会受害无穷。   这个话题,显然已经与本案无关,但还得借此作为“药引”。我想问,方舟子打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质疑韩寒,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赞成?就因为现在的造假,实在是太严重了。某些名家,因为字画值钱,书稿好卖,就请人代笔,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鱼目混珠。这就岂止可以“质疑”,简直可以“报警”。   也许,这便是“方韩之争”的时代背景:公众对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很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也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两个“造假典型”,让他把骗得的东西都吐出来,还要搭上身败名裂,看谁还敢欺世盗名!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   二、杀一儆百,是“求善”吗   杀一儆百,怎么会有问题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吗?求善当然没问题。但怎么求,有讲究。   我的主张,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则“不得善终”。何况“杀一儆百”,还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这四个字。   首先要“杀”。杀,可以是肉体的消灭,也可以是心灵的摧残。无论哪种,都是不把生命当生命,不把灵魂当灵魂,请问“善”吗?   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这是“儆”的对象。为什么要“儆”?因为他们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闹事、出问题,所以要杀一只鸡,吓唬吓唬。   可见,杀一儆百,就是把民众看作“假想敌”或“嫌疑犯”,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常常警示。这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背景。当然,这个逻辑和背景,发明人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要以为你洁身自好就没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所有人的。何况,你没有“罪行”,还可以说你有“贼心”。   剩下的只有“一”。这是最后一张门帘,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也许你会认为,杀一两三个,警示千万家,不是很值吗?错!一百个人是人,一两个人就不是?反过来,能杀一两个,就不能杀一两百?杀戒一开,无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杀一儆百”,那么,实在找不到“坏典型”,你这个“好人”也能拉来凑数。   或许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杀个好人,能起作用吗?嘿嘿,你别忘了,杀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恶”。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顾不上“善恶”,甚至顾不上“敌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样杀人质。还有,鬼子进村后,第一个拉出来杀掉的,难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实上,杀一儆百的欺骗性,恰恰在“杀”的是少数人。这就让多数人放松了警惕,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甚至参加围观,或者拿着馒头等人血。但其实,“杀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这种混账制度和文化,正是冲着人民大众去的。   何况,就算侵犯的是个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吗?否!正如萧瀚先生所言,私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   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既保护张三私权,又保护李四私权,亦即保护任何人私权,从而求得的“私权共和”。张三的私权能侵犯,李四就难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没有了个人利益,大家伙也没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谁来执行?公权力。所以,这种文化和制度,无不存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喜欢它,是因为独裁统治和君主专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吓来维持。杀一儆百,相比滥杀无辜,成本较低,也可持续。但归根结底,是牺牲少数人,威慑大多数,维护他自己。请问“善”吗?   三、活人献祭与自己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各国,都有监狱,也都有刑场。难道全世界都是专制国家?   呵呵,抱歉,阁下恐怕弄错了,我反对的不是这个。判刑,恐怕还是必须的。但不能是为了警示,为了杀一儆百。那又为了什么?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为了负责。   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这样一说,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判处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权,反倒是对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换言之,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介于二者之间的传统观念,则是为了“还债”(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见,问题不在“有无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这“一念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国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绑,插上标签,游街示众,然后当众砍头。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为了加大力度,还不吝发明种种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斩,凌迟,无所不用其极。隐私权和辩护权,则根本不予考虑。相反,还要“公审公判”,同时让你“哑口无言”。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献祭”了。献祭,原本是一种原始巫术仪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我称之为“请神吃饭”。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鱼,后来的马牛羊猪狗鸡。但每次,都是人奉献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心诚”,便开始使用“人牲”,活人献祭由是始。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四、节妇和淫妇,都有一本血泪账   道德的祭坛上,摆放着“坏人”,也摆放着“好人”。这就像远古的祭品,有奴隶,也有贵族。但无一例外,坛上都是生命,坛下都是血腥,杏黄旗上都写着“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要有活人献祭?为什么要有道德祭坛?就是为了统治者和卫道士心目中的那个“道”,即他们要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不但要“杀一儆百”,同时要“举一反三”;也不但要将“淫妇”沉潭,还要表彰“节妇”,立贞节牌坊,美其名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贞节牌坊,是另一个祭坛。节妇,则是这祭坛上的祭品。不过,她们的任务是表演,表演贞洁。如果说,那边杀掉的,是吓唬猴子的鸡,那么,节妇就是听话的猴子,是统治者和卫道士“价值观的代言人”。做这样的猴子,容不得半点闪失。寡妇守节之难,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节妇一旦失贞,责罚将超过淫妇。因为统治者和卫道士都是圣明的,岂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他不想做,别人也学不来。   这种“节妇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两码事。榜样也许都是英雄,英雄却未必都是榜样。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着学。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当真拿起武器,走进丛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个人的选择;节妇表彰,是权力的奸淫。只不过,有的是诱奸,有的是强奸。   因此,榜样的力量,注定是没用的。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应该由他自己选。你硬要把他塞进这个模那个范,他就只能“装模作样”。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个模型,那个范儿。实际上,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只可怜那些节妇和淫妇,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狱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谓:都有一本血泪账。实际上,她们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质”。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杀一儆百和表彰节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的,都是要不顾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强制推行统治者和卫道士的价值观。但,把“淫妇”送上祭坛,或让“节妇”自己去,需要一个认证,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叫“动机”。   五、动机,是道德祭坛的门票   道德祭坛(也包括政治祭坛),为什么要用动机做门票?因为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既然“无法”,也就“无须”。无须证明,岂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节妇”(道德楷模),你的动机就高尚纯正;需要你做“淫妇”(反面教员),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坏,全由“坛主”或“祭司”说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问动机,便首先被“工具化”,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进行官场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一个谏官批评皇帝,马上就有人问:是不是想通过诽谤君父,来博取“直言”的名声?好,“大不敬”和“慕虚名”两顶帽子,就结结实实给你扣上了。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在这样的“诛心之论”面前,没有人能自证清白,自杀都没用。自杀,在历史上叫“陷君父于不义”,在“文革”中叫“自绝于人民”,统统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辩白,就更没用。清者自清。没罪,你辩白什么?花言巧语吧?文过饰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认定动机有问题,无论你说啥做啥,统统证明有罪。   这就不但剥夺了我们的人身权,也剥夺了思想权和言论权。目的,则是“集权”。集权难免走向专制,专制则必定主张“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问动机”。因为无论追问还是反问,都不需要提供证据,最便于搞“莫须有”。何况这事还“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动机说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上纲上线”,就是在动机上做文章。文字狱,也是。文字狱的背面,则是“光荣榜”。因为能够攻击别人“居心叵测”,就可以标榜自己“赤胆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态,站队,晒功劳,秀忠诚,讲信仰,唱赞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他对动机爱得深沉。   爱动机的,也最爱自己。质疑动机,则可以“一箭双雕”。结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总之,“文革”是为了反修,贫穷是为了守志,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结果,是动机变资历,资历变资质,资质变资格,资格变资源,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显然,动机不但可以“工具化”,还能“资源化”。因为只要是拿动机说事,则无论功罪,都可以“莫须有”。于是乎,官场上,市井中,但见“苟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辈话无聊之题”。事实没人讲,逻辑没人讲,规则更没人讲,只有围猎和狂欢。而且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伪君子,人人都是阴谋家。   想想,这是什么道德氛围,又是什么舆论环境?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问动机,不会摆事实;只知论阴谋,不会讲道理;只知设祭坛,不会求解放,请问还能实现伟大复兴吗?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同时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坛”,难道不该彻底拆除?依我看,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也都该砸了。   然而恶俗阴魂不散,沉渣也会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贞”。对此,我真是很无语。没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也要有一点坚守,哪怕守贞也行。但,你自己守着就行了,为什么要扬铃打鼓,昭告天下,还劝人入伙?无非以处女膜为杏黄旗,表演动机。   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还要拉上姐妹们殉葬。我并不赞成淫乱,也不反对守贞。但我以为,要守,也是为自己,关别人什么事?要守,也是为爱情,又关婚姻什么事?更何况,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情,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还用得着守贞洁吗?   但,这已经是题外话,真的是题外话。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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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挽救中国道德危机雷锋恐怕帮不上忙

3月5号学雷锋日又到了。中国官方再次高调要求各地把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强调社会要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在道德乱象丛生的中国社会,“雷锋精神”还有多少召唤力?要挽救中国的道德危机,“雷锋精神”能帮多少忙? 今年是中国政府树立的道德榜样雷锋去世50周年的日子。在中宣部星期一举行的“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副部长雒树刚表示,要通过学雷锋活动鼓励人民树立鲜明的道德取向,贬斥失德现象。 官方强调,学雷锋不能“三月来四月走”,要常态化。今天的中国社会助人为乐确实需要提倡,但问题是,还有多少人相信雷锋精神呢? 曾任教于江西一家党校的李思华老师说:“雷锋是一个假造的形象,雷锋的假是由很多很多方面构成的,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严格意义上来讲,雷锋就是一个造出来的道具。现在又提倡,实际上还是一种所谓的以德治国的掩人耳目的事情。”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舆论中出现有关社会道德大滑坡现象的讨论,特别是去年以来,摔倒老人无人扶、广东两岁女童小悦悦车祸后18名路人没有相救等现象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中国特别强调学雷锋,被认为是官方应对这种道德滑坡问题的一个策略。 曾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李思华老师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任意拘押、非法监禁等违反人权现象时常发生,是非不清,黑白颠倒,要重新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必须要从依法治国开始。 “正因为没有法律标准。道德上他们就更没有底线。” 雷锋1960年到1962年当兵期间,被部队树立为做好事不留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战士。他1962年在工作时因车祸事故去世,当时只有22岁。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把学雷锋活动向全国推广。之后,助人为乐、艰苦朴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甘做一颗螺丝钉等被官方宣扬为“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先生有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 姚立法先生分析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根源时说:“最根本的就是说中国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甚至是骗人的。比如说中国的各级官吏不廉洁、不敬业、贪污腐蚀和嫖赌、坑蒙拐骗。再加上中国对学生的教育是为分数而分数,再加上老师表率的作用本身也不做得不好。种种原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中国网络上也出现很多类似的观点。 新浪网上一个叫“新疆我的环境”的网友表示,毛泽东说向全国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可是现在穷人都在学,中国官员、富人干么去了?都在为自己捞钱。另一个叫“碎片化”的网友在微博中说:重提雷锋,是因为对已业丢失的道德风尚和普世价值的怀念?还是为了校准这个时代巳经错乱的道德坐标?但有一点应该淸醒:雷锋不会在一个信仰缺失、价值混乱、世风不正的生态中回到我们身边。雷锋不是有钱便可呼来的模特。 姚立法先生表示:“这是一个道德危机,整个政府官员和执政党的官员他们的言行在败坏社会风气。国家制定的很多法律是不管用的,不能兑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人民结社的这些权利都没有,使这个社会的成员的状态,各自为政。都是它的问题。” 很多网友表示,学雷锋不应该只是人民的专利,领导干部应该首先带头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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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联合早报:不让雷锋叔叔没户口 重建道德 中共高调学雷锋

今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2月下旬以来,雷锋的名字再度在官方主流媒体中频繁出现。中央电视台近日每天都播放曾经在中国广为传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人民日报》也发表系列文章和评论呼吁弘扬雷锋精神。中宣部昨天举行“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强调学雷锋活动要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任务。 于泽远 北京报道 2012-02-28 今年是当代中国最著名人物之一——雷锋逝世50周年,中共宣传部门近日突然再度拔高学习雷锋的调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昨天说,人们首先应该学习雷锋“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邓小平曾感慨 : 雷锋叔叔不在了   雷锋1940年12月出生在湖南长沙附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成为孤儿,16岁在当地乡政府担任通讯员,18岁从湖南远赴辽宁鞍山钢铁厂参加工业建设,19岁参军,在沈阳军区某部担任汽车班长。1962年8月15日,雷锋指挥战友倒车,卡车碰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木柱,不幸打中雷锋的右太阳穴。雷锋于当天去世。   虽然雷锋生前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部队也多次立功受奖,但他名扬天下还是在他去世之后。雷锋去世半年后,中共高层决定大事宣传雷锋的事迹,把他打造成一个热爱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楷模。1963年3月5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被歌颂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模范人物。   但经过文革的冲击,雷锋的形象开始褪色。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用社会上流传的军人不让座给抱小孩的妇女的故事,感慨“雷锋叔叔不在了”,借此批评军队的风气和纪律大不如前。         改革开放后,官方也多次高调号召全社会继续学雷锋,如1982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1984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90年代“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等等。1990年3月,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为雷锋精神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江泽民还专程到雷锋墓前三鞠躬,为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题写馆名。 雷锋叔叔没户口   3月来了4月走   但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让官方“学雷锋”的号召显得苍白无力,每年3月学校和单位组织的学雷锋活动也往往流于形式,被戏称为“雷锋叔叔没户口,3月来了4月走”。一些人甚至指雷锋是被官方打造出来的“政治驯服工具”,雷锋甘做“螺丝钉”的精神在市场化条件下已经过时。   今年2月下旬以来,雷锋的名字再度在官方主流媒体中频繁出现。中央电视台近日每天都播放曾经在中国广为传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人民日报》也发表系列文章和评论呼吁弘扬雷锋精神。 仰望“无私榜样” 疏于监控人性之恶   雷锋的故乡湖南长沙等地近日也誓言要把学雷锋活动推向高潮。长沙官方决定,对学雷锋的先进个人,除表彰奖励外,还在评选评优、招考招聘、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照顾,当地还正式启动千所学校、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争当雷锋传人”的活动。   雒树刚昨天在中宣部举行的“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次学雷锋活动要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任务: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的认同;铸就人们的精神支柱;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鲜明的道德标尺,礼敬高尚道德,贬斥失德现象;培育文明新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雷锋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官方发起的学雷锋号召都收效甚微,这次重举学雷锋旗帜,恐怕也达不到“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分配不公、特权横行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官员首先就不可能去学雷锋,要求民众学雷锋自然也不大现实。       《羊城晚报》近日发表文章说,在人性假定上,中国一直怀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结,完全迷信“人之初性本善”的格言,高树“无私榜样”让人学习供人仰望,却疏于监控人性之恶,不愿以有效的机制把恶关进笼子。这诠释了半个多世纪之后雷锋仍然是一个不二的道德品牌,而雷锋的敌人却层出不穷的原因。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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